大家看到后，一身冷汗——大佬都把预期降到了“活下去”，我们这些普通家长，岂不是更得勒紧裤腰带，再加把劲儿“鸡娃”，最好一路“鸡”进名校，才能跑赢经济周期，拥有安稳小康的人生……
但，先别想得太简单，容我再泼一盆“冷水”。
最近读完一本叫做《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的书，越读心越凉，越读越害怕，因为作者用了大量的数据、研究，和数十个美国中产家庭的真实案例，揭开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残酷真相——
昔日大众眼中富足、体面，住得起大房子、养得起好几个孩子的“中产阶级”，如今正在一步步走向贫困、窘迫和焦虑。
他们中有律师、大学教授、中学教师、药剂师、新闻工作者、自由撰稿人，拥有名校学历，有的甚至藤校博士毕业，但从上大学那一刻起，他们就被无数座“大山”逼进夹缝，比如大学的高昂学费、长达十几年的助学贷款，一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婴儿的高价日托班，“鸡娃”的培训班、夏令营…
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拥有父辈的生活质量，更无法保证下一代还继续留在中产阶级。
生活中只要有一个变故，就会迅速滑入底层。因此除了经济、地位的压力，他们还因为“必须保持体面”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连孩子都不得不从小面对“为什么我家没有别人家有钱”这种敏感话题。
整本书，虽然是美国的作者讲美国的事，但背后的996工作、文凭贬值、中年失业、性别歧视、怀孕被离职、高昂养娃费用，每一项都是我们见过、听过甚至正在亲历的。
如果你也曾怀疑过，自己辛苦读书十几年，到大城市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似乎挣多少钱都不够花，永远也比不上身边收入更高、资源更好的家庭，也不敢保证努力鸡娃后一定会有好回报，那么这一本书，真的强烈推荐你也看看。
本文配图自｜电视剧《小小姐们》
为什么还是养不起两个孩子？
这是最令我震惊的故事。
卡拉·贝拉米，住在纽约曼哈顿，是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妥妥的藤校“天之骄子”。
但…养不起孩子？？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卡拉有7.4万美元的年薪，丈夫是一位兼职作曲家，还是一家音乐机构的执行总监，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有11万美元，属于“中产阶级”。
（注：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5月的数据，中产阶级指的是家庭年收入在4.2万-12.5万美元的工薪阶层，占美国家庭的51%）
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大女儿才5岁，卡拉的生活境况急转直下。为了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她休了带薪育儿假，收入减少，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很快被高昂的幼儿园、日托费用“榨干”。
加上丈夫的工作也不稳定，他们的负债逐渐增加，仿佛一只脚已经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门槛之外。
另外，“生活在纽约”这件事，让日子变得更加艰难——
房价太高，卡拉感觉自己永远买不起房子。
作为中产阶级，卡拉身边有很多生活富足的朋友，她羞于和其他妈妈聊自己的真实现状，觉得谈论银行卡余额或者自己的生活预算，是“不得体”的，而且会失去朋友。
为了维持中产的体面形象，她还要保持精致的外表，带孩子去游乐场，参加生日派对，听别的家长谈论给三四岁孩子请“导师”，只为了通过天才班测试（这个测试是纽约教育局组织的，幼儿园之前考，通过后可以进入天才班项目），“卷”到她每天都在焦虑。
纽约的幼儿日托很贵，夫妻俩捉襟见肘，为了不用经常花钱请人看孩子，卡拉有时不得不装病请病假，哪怕拥有自己的事业，也难以兼顾，没法喘口气。
时间、金钱的稀缺，还影响了卡拉的升职。
作为教授，她应该利用暑期专门用来写作和研究，借此去竞争终身教职，但这样的话，她的家庭又会陷入更大的经济危机，所以她甚至想过，暑假和学生一样，去餐厅打工端盘子（在《夹缝生存》这本书中，真的有这样做的女教授，她在端盘子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学生，非常自卑和尴尬）。
加薪也似乎无望。由于预算问题，卡拉工作的纽约公立大学系统冻结了薪酬的增长，一家人连出去吃顿饭都舍不得，上一次外食还是6年前。
与此同时，她和丈夫还在为“读名校、拿学位”这件事付出代价——6年的学生贷款。
难道，作为大学教授，卡拉一家四口的生活，就一直这么拮据下去吗？
后来，总算有了转机。她丈夫找到了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一年能挣5万美元；卡拉终于也当上了系主任，获得了难得的加薪，家庭年收入达到了16万美元。
然而这时，命运又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本来，他们收入低的时候，有资格申请购买“平价房屋”，如今收入增加，反而失去了资格。
还能怎么办？只好继续“卷”，继续拼命，继续面对更加支付不起的房价，陷入新一轮对于钱的担忧之中。
像卡拉这样的“高学历穷人”（或者说“中等危险阶级”），在美国有很多。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
2007-2010年间，拥有研究生学历，却要接受食品援助的人数翻了将近3倍，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受援助者，从9776人上升到了33655人，暴增237%。
2013年，在所有使用过食品券的家庭中，至少有28%的一家之主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在这个故事里，还暗藏着一个值得中国家长关注的趋势——在美国，人文学科正在不断衰落，对这个领域的脑力工作者产生残酷的影响。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共识是：工业界和商业界急需相关专业的人员，比如谷歌这样的公司，会要求许多新员工必须拥有工科学位。而且，一家叫做Bankrate的公司曾经对159所大学做过调研，发现STEM专业毕业生的起薪是最好的，平均有9.3万美元，失业率也相当低。
△毕业起薪Top10专业，失业率非常低
△毕业起薪垫底的10个专业，清一色人文学科哪怕想进入政界，也是如此，因为各国都希望依靠技术实力来支撑国际竞争力。还有在大学里，管理层也可能不想再支持人文学科，因为他们争取不到经济资源，也有的大学没有足够生源。
即便在人文学科拿到博士学位，走上学术道路，也可能很难成为终身教授。2011年，美国每六位教授中，只有一位真正享受终身教职，占16.7%，更多的人都是工作996，年薪可能不足2万美元的兼职教授。
不得不感慨，教育曾经是通往中产阶级生活的阶梯，但现在来看，良好的教育、硕博水平的学历，似乎无法保证一个人远离贫困。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悖论”：
接受的教育越多，背负的巨额债务反而越多，一个小意外，就可能掉到温饱线以下。
他们还能将自己的文化、社会资本传给自己的孩子吗？等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他能负担得起和父母相同水平的教育吗？能付得起高昂的研究生学费吗？甚至说，他们究竟会有职业生涯吗？
这件事情，真的细思极恐。
《夹缝生存》还有一个颠覆认知的故事——收入六位数，身处顶层的“底层人。
Shaun，38岁，居住在旧金山周围，有3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10岁，正是“吞金兽”的你爱案例。
为了支付医疗保险、孩子的培训班和日托，他做了三份工作：在天气网站做气象分析师；在圣何塞州立大学做讲师，做独立的合同雇工。
年收入刚刚过了六位数，每个月3000美元房贷，不到月薪的一半，按理来说，他的生活并没有像上面故事中的卡拉那么“贫困”。
但是，Shaun依然感到焦虑，背后的根源，有的人可能不理解——
生活在科技公司扎堆、富豪云集的湾区，Shaun虽然在科技行业工作，但和那些年薪千万的同行相比，经济条件悬殊非常大。别人买大house，开跑车，他却是“每周到了周五，都还是手头拮据，什么也没剩下”；别人住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地带，他每天的单程通勤就需要一小时。
“我比邻居们穷”这件事，时时刻刻刺痛着Shaun的心，让他越来越纠结：
“别人看到我在科技行业工作，还以为我是个千万富翁。旧金山周围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我是不是该放弃？生活在湾区，你会时不时问自己：‘我是不是过得和邻居一样好？’”
在有些人看来，Shaun的焦虑似乎有点“无病呻吟”，但可能还真不是。
心理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即使你有相对较高的工资，跟财富阶级生活在一起，也有损心理健康、身体健康。
2010年，华威大学和卡迪夫大学的研究：
“金钱只有在能够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时，才能给人带来幸福”。
2014年另一项研究：
“你的收入与周围人群的对比情况，比你的收入本身更能影响你的满意度（包括心理和生理）”。
斯特林大学行为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达利的研究：
“金钱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地位，而非物质条件。一个人的收入和财富等级，而不是其绝对值，更能够预测这个人的总体健康状况，包括肥胖和慢性疾病。同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能给健康带来实际的益处。”
还有一个研究说：
“身处上层阶级底端的人，要比他们的老板死亡率更高。随着官阶下降，到了承受最大压力的底层员工，死亡率只会越来越高。”（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大厂里那些“搬砖民工”的过劳猝死）
换句话说，仅仅有高薪是不够的，人们更希望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受到阶级的上升，并且能够对身边的人和自己展示这种上升。否则，从生理到心理上，都会真实地感受痛苦万分。
放在国内的语境中，就很好理解Shaun的痛苦来源于何处了——
A和B两人，收入都是差不多一年30万左右。不同之处在于：
A生活在上海，工作在某 “大厂”，日常996，通勤一小时，房贷一万多。
身边有钱人超级多，别人的孩子都在一年二十多万的国际学校，每年暑假花10万带孩子开眼界，冬天去滑雪更是全套奢华级配置；而自己，思索再三选择了送孩子去“菜小”，连“鸡娃”报班都要货比三家，超过300元一小时的课，都要纠结好久。
每个月刨去贷款、生活费、教育费，所剩无几。不敢请假，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生活仿佛紧紧扣住的锁链，一环出问题就会全盘坍塌。
B生活在东部某三线小城，自己做点小生意，每年也是差不多三四十万。
但生活成本低，节奏慢，周围都是经济水平差不多的人。不仅不用996，车房也是父母早早买好的，没有房贷车贷，周围人都把孩子送去公立学校，培训班也不贵，每月手里的可支配收入不少。
吃喝玩乐不用说，寒暑假度假都是飞来飞去，五星级酒店随便住，似乎永远不用担心预算。
那么你说，同样是中产，A和B相比，谁的焦虑更多？谁的幸福感更高？谁会认为自己更“成功”一点？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都会在物价高昂的大都市出现轻微降级——
因为收入和财产有限，总有一些地方我们不敢踏入；
想出门喝杯咖啡或散会儿步，总觉得自己是在交“租金”，比如在40度的高温天，想凉快一会儿都只能去咖啡馆点一杯高价饮料，所到之处皆有消费；
周末带孩子去趟商场，游乐场、吃饭、逛逛买买下来，没有个千把块几乎出不了门……
钱是永远不够花的。
更令中产家长担忧的是，自己无论怎么拼命工作，怎么“卷”，都“卷”不过富人家庭。
为了让孩子在学业、运动上更具竞争力，富人阶级花钱毫不手软，可以花每小时500美元聘请数学老师，就连去佛罗里达度假，都会报一个当地的SAT班，以免导致数学和英语成绩变差（这个信源来自《出身》这本书，有很多“富人如何鸡娃”的细节）。
《夹缝生存》里还讲了一个扎心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阶层观念”已经深入孩子们内心——在马里兰州郊区，一支中产阶级高中的校棒球队（A队），正在与一支更富裕地区的队伍对阵（B队）。
A队孩子的妈妈正在开心地给孩子喊“加油”，这时听到了B队家长和孩子的喊声：“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以及刺耳的嘲讽：“你们的父母养得起你们吗？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机构？哈哈哈！”
开这种“玩笑”的，正是收入前1%家庭的孩子。
“我告诉我的女儿，有些人很有钱却没有爱，有些人没有钱却充满了爱。在富裕而不平等的地区，我被迫提早进行这样的谈话，这必须提早进行，你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保持坚强和自信。”
这是一位纽约中产妈妈说的话，她的孩子在昂贵的私校读书，有近乎全额奖学金，她却无法购买其他孩子拥有的基本物品，比如很贵的校服毛衣。因为她需要工作，无法做全职妈妈，所以有些家长会也不能参加，至于额外的保姆费用，她也承担不起。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出身良好、收入在前1%的精英家庭，似乎很容易实现“精英的再复制”，让下一代安稳留在自身的阶级；
而“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的中产父母，一生也在试图为孩子复制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巩固自己的阶级遗产，然而，社会阶级是很容易下跌的，尤其是经济下行的今天。
在“寒气”蔓延的当下，读这本书，有点“以毒攻毒”的感觉——里面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他们苦苦挣扎时说出的每一句话，还有每一个研究数据，都像是一把冰冷的刀扎进心里。
但同时，因为直面了别人惨淡的人生，已经看到了未来“最糟”的情况可能是怎样，我反而有种放松、释然了的感觉。“最糟也就那样了，我能做到的就是不躺平，别做错误决定，偶尔放过自己”。
《夹缝生存》的作者，无数次在书中直白地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不要自责，我们要看到背后更大、隐藏更深、更系统性的问题，我也会列出可能会帮到你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