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看到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和他女儿20年不相往来的报道，由衷感慨霍普金斯与第一任妻子的离异对女儿的情感伤害（女儿是霍普金斯第一段婚姻所生）。虽然这只是个案，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追求自我成长”和“养育子女照顾家庭”这两者之间，有时候的确是对抗式的关系，有人选择压抑自我来成全婚姻生活，有人选择舍弃家庭完成自我成长——不论哪种选择，代价都始终存在。
更值得一提的是，婚姻中的人，在面对自己最终的选择时，都会对这种选择找到足够自洽的理由（“我为了孩子这么做，有什么错吗？”“只有我过得幸福了，我的孩子才可能幸福”），从而使得自我行为更加合理化。但问题在于，感情生活中的直觉感受，并非都能被事后的理性所解释和替代，由此，每个人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只不过，有人对此十分消极，有人直面绝望后更加积极罢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Joshua Coleman，由译者霖舫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发布，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原文标题：《无休止地追求幸福有错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经常在工作中听到人们怀疑他们是否嫁错了人。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痛苦的现实，也是我在双胞胎儿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对自己现在婚姻的思考和体会。
当时的我和妻子，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不断争吵和中伤对方，这令人很沮丧，甚至我们去朋友家吃饭也会争吵。对于那些为自己的关系忧心的人来说，我和我妻子的关系足以让他们幸灾乐祸，这就好比有张床可以让疲惫的他们倒头休息。
30年后的今天，我钦佩、需要和珍视我妻子长期以来的优点，但在那几年里我几乎看不到。并不是说这些优点不存在——而是当时的我被欲望掩盖了，我想把她更内向平稳的性格变得更加外向另类——变成一个我想象中自己想成为的人（刨去我的易怒和刻薄）。
心里想什么，就想要什么。但可能想要的是一些相当混乱的东西。我们今天的部分困惑与一种信念有关，即应该用幸福和个人成长，来组建并决定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这在西方社会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倾向。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社会学家观察到，随着我们的生活从宗教、传统和婚姻这一经济体系的旧框架中“脱嵌”（disembedded），我们的亲密关系对我们的幸福感变得更加重要。针对1900年至1979年间提供婚姻建议的杂志文章开展过研究，在该项研究中，弗朗西斯卡·坎西安（Francesca Cancian）和史蒂文·戈登（ Steven Gordon）追踪到了一个相似的趋势：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建议从强调如何最好地扮演配偶角色，转变为关于如何实现幸福和表达个人情感。
在从角色到自我的转变过程中，作为身份、价值观和自尊的决定因素，我们是否与合适的人在一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我们会被提问：在我们的关系中，什么是可以容忍的（相对于不能容忍的）冲突？和别人在一起我能快乐多少？应该快乐吗？如果结束关系，我还会快乐吗？如果不结束，我作为一个人会怎么样？
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在《婚姻周而复始：今日美国的婚姻和家庭状况》（The Marriage-Go-Round: The State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Today，2009）中所写：
根据个人主义的文化，一段不再符合你需求的关系是不真实和空洞的。它限制了你和你的伴侣可以获得的个人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分手是不幸的，但你会，而且必须，继续向前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法继续向前看是一种生存怯懦的表现，是无法应对生活挑战的表现，也是用后悔来劝诱未来自我的表现。然而，后悔的情绪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普遍得多。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苏珊·希曼诺夫（Susan Shimanoff ）发现，后悔是最常见的消极情绪，也是仅次于爱情的第二种最常见的情绪。不过，后悔过去会对未来做出更好的决定有所启发，想象与别人在一起会更快乐，这会给本来合理的生活或浪漫关系带来负担。
“除了你，没有其他人抱怨我这些”——这可能是真的。这往往是因为我们对待自己的伴侣很随意，但却不会那样对待朋友或同事。
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在《一夫一妻制》（Monogamy，1996）中写道：“总有人会更爱我，更好地理解我，让我感觉更性感有活力。”这是他在《错过：赞美未曾好好活过》（Missing Out: In Praise of the Unlived Life，2012）一书中提出的一个主题：“的确，对于我们未曾好好活过的生活，我们经历的生活可能是一种长期哀悼，或是无休止的愤怒。”
我发现，我的许多治疗对象对他们的伴侣要求太多：他们期望的幸福、理解和满足程度往往与另一个人能够合理提供的不一致，尤其是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在婚姻治疗中，我有时会听到他们说：“除了你，没有其他人抱怨我这些”——这可能是真的。这往往是因为我们对待自己的伴侣很随意，但却不会那样对待朋友或同事。
如今，寻找“更好”的人可能特别有诱惑力：随着广告渗透到我们意识的每个角落，会让我们去憎恨我们所爱的，去寻求我们没有的，去嫉妒那些不值得追求的。互联网及其熟练的收割能力以及市场需求，激发了一种比较心态，即我们对自己所拥有东西的估值能力，始终取决于可以拥有的东西。这就要我们不断地审视自己和伴侣，只要有可能，就要看看我们是否能过上可能拥有的生活。
前几代人的情况可能更糟。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是《一次莫名的激动：女性的奥秘和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妇女》（A Strange Stirring: The Feminine Mystique and American Women at the Dawn of the 1960s）一书的作者，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说：“我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不会倾向于想象与另一个伴侣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至少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可以与其他人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认为其他人都感到生活幸福，而自己不幸福，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我不幸福，我的孩子就不会幸福。”
“我采访过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没有那种在电视里，或者在邻居们（把自家的问题都关在了门后，在外以公众面孔示人）身上看到的幸福婚姻和美满家庭，所以觉得自己很失败。”有时候，我们想通过简单地改变伴侣来解决问题，在过去，人们认为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与伴侣一起改变。
因为那个时代的情景剧和杂志文章将成功的家庭描绘成遵循一个公式的家庭，所以看上去很容易复制：只要你按照当时的性别、年龄和社会阶级规则（这些规则非常明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么人人都会在每一场演出结束时感到高兴，不管他们在中途遇到了什么小问题或有趣的误解。”
当时，为了孩子在一起被认为是光荣甚至高尚的决定，但我们今天的信条是：幸福是指引生活的指南针，这就让我们相信——不管是对是错——带给我们幸福的东西也是对孩子最好的东西。我经常听到那些考虑离婚的人说：“如果我不幸福，我的孩子就不会幸福”，或者“我想为我的孩子树立健康浪漫爱情的榜样，所以我应该离开。”
然而，追求幸福的想法，无论多么令人信服，对父母来说都有其自身的代价，即使他们找到了更合适的伴侣。我通过威斯康星大学调查中心对1632名与成年子女疏远的父母进行过调查，发现71%的受访者是与孩子的亲生父亲或母亲离异的。此外，在我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两位心理学名誉教授菲利普·考恩（Philip Cowan）和卡罗琳·佩普·考恩（Carolyn Pape Cowan）进行的一项后续研究中，我们发现，与离婚的父母相比，没有离婚的父母更可能最终与子女和解。
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离婚会以多种方式增加父母和成人子女关系的冲突或疏远的风险。例如，如果父母一方指责另一方破坏了原本幸福的家庭，或者以其他方式诋毁另一方，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更有可能疏远。尽管父母双方离婚后都努力合作，但当孩子与父母中的一方结盟而放弃另一方时，也会发生这种疏远的情况。
离婚会带来新的男女朋友、配偶、继兄弟或姐妹，都会与孩子争夺情感和物质资源，导致任何年龄的孩子退出或避开与父母中的一方的接触。最后，离婚会使孩子更多地将父母视为具有自身优势和责任的个体，而不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一些父母为了孩子的成长一直呆在一起，理由是他们让孩子和自己避免分居或离婚带来的重大挑战。虽然这可以按计划进行，但我有时也听到父母表达出惊讶和悲伤，因为夫妻二人等到孩子长大才分开，并没有让孩子远离离婚或分居造成的各种父母地位的降低。往往是这些父母，为了孩子的幸福投入很大，他们在离婚前关系密切，也就合理地认为自己的奉献和付出会保护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使其免受分居后经常发生的破坏和风波。
“混乱本来是我们最害怕的，但它可能是我们最想要的。”
不过，孩子有自己的需求和追寻幸福的要求，有时这种追求与我们自己的并不一致。今天，成年子女的道德框架已经从“尊敬父母”转变为“我必须保护我的幸福和心理健康”，这一点尤为如此。依照新的范式，子女与分居父母的持续关系更有可能取决于该父母是否能够满足孩子对符合其自身幸福和成长理想的生活愿望——这些愿望有时与父母的愿望一致，但并不总是一致。
当然，有很多子女希望他们的父母离婚，或者早点离婚——不仅仅是为了父母——而是因为他们得面对父母持续的冲突和绝望。有些父母在分居或离婚后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孩子更亲近，而不是更疏远。此外，就像我在其他作品中所写的那样，除了离婚之外，与子女疏离的原因还是很多的。
然而，这些对未来的精打细算或冒险赌博突显出，尽管我们可能确确实汇报了目前让我们不快乐的原因，但有时自己作为实现未来幸福的导航者也并不那么可靠。研究表明，我们通常表现出三种形式的误解：对控制的夸张感知；过度积极的自我评价；以及对未来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在适应性方面，这种倾向允许我们将焦虑和不确定性区分开来。此外，它还允许我们自由追求冒可能有回报目标的险——如果我们更加谨慎或“现实”，我们可能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对控制的幻觉也可能使我们对不一定适用的决定充满信心。这是因为我们未来的幸福需要那些对自己的生活有想法和设计的人参与合作——这一愿望有时与我们的完全不相容。这不仅适用于我们的孩子，也适用于我们以前或未来的伴侣。
有时候，我们是现任伴侣的受害者或带给他们间接伤害，他们幻想有一个更好的伴侣，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另一个人：当初遇见时我们的样子，或者假装成某个样子。有时候，我们的伴侣比以往都想要与他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一些不那么明确、结构化或可预测的东西。
正如黛博拉·利维（Deborah Levy）在她的回忆录《生活成本》（The Cost of Living，2018）中所写：“混乱本来是我们最害怕的，但我逐渐相信，这也可能是我们最想要的。”
我并不特别想要更多的混乱。但我理解它如何创造变革的潜力，带来新的可能性；这种混乱不受生活方式的束缚，或是广为人知，或是照本宣科，以至于它排除了其他所有的选择。然而，这种自由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它把没有限制理想化，把约束或义务可能带来的积极感觉和结果最小化。
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后来各自再婚都选择了更适合我们性格的人，但我们有一个孩子，如果我们解决了分歧，从不离婚，孩子的生活会更轻松。我还有一些朋友和客户，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疏远或不满意的伴侣关系中，但自从成为祖父母后，他们发现了一种作为伴侣所无法获得的意义和团结。虽然他们在浪漫方面可能总是不匹配，但他们发现共同的祖父母生活非常令人满意和值得。他们和其他人在一起会更快乐吗？如果他们离婚了，他们的孩子会更幸福吗？他们的孙子呢？
可悲的是，奢侈地开始或结束一段长期的浪漫关系，越来越局限于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细节研究说明，经济上无保障和窘迫会影响婚姻质量和家庭生活。社会学家艾利森·普格（Allison Pugh）在其著作《风滚草社会》（The Tumbleweed Society，2015）中指出，工作不安全感会挑战和破坏亲密关系。她发现，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部分程度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的初婚在头五年内破裂的可能性是拥有大学学历女性的两倍。
大学学位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稳定生活的保障，但它仍然是抵御长期经济不安全和不可预测性带来的无力、焦虑和压力的屏障。社会学家玛丽安·库珀（Marianne Cooper）在《独立谋生：不安全时代的家庭》（Cut Adrift: Families in Insecure Times，2014）中写道：“当我们在艰难时期对配偶感到恼火时，我们会感到不是被体制辜负，而是被爱人辜负。”
虽然那些在经济上挣扎的人，在获得情感幸福方面有更大的提升，但我们都不断被鼓励去寻找自我提升的新途径。总有新的饮食需要遵循，旧的恶习需要戒掉，治疗需要去尝试，缺陷需要去修复。我们被要求扩大自我认识，展现更大的真实性，并蓬勃发展。我们作为这项正在进行的自我项目的一部分，会被询问是否充满自信、容易沟通和足够敏感。如果我们从伴侣那里得到的足够多，就更不用说我们自己了。
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名治疗师，要确保我的治疗对象朝着我让他们走的方向去做，无论是结束他们的关系还是继续坚持。今天，我更加慎重。治疗建议基于概率模型：如果你离开，你可能会更快乐，你的孩子可能会很好，你与他们的关系可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概率模型基于不确定性原则。
统计学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预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可能会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尽管他也表示她有33.1%的可能会输，但人们对他的预测感到恼火。因此，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离开，你的孩子也会很不开心。你们的关系会被削弱。面对人生的重大决定，我们都必须做出最好的猜测，并希望最终一切都会圆满。
我们的主观无望状态，并不总是指向我们的关系是无望的。
你怎么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伴侣的问题？线索如下：与伴侣的问题反映了你与朋友、同事、前配偶或其他家庭的问题。也许你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你的行为比你认为的更有问题。或者在你正处于沮丧中时，从治疗师或其他你信任的人那里得到反馈，认为你的情绪扭曲了你对关系的看法。或者，你试图更有效地与你的伴侣沟通，这些尝试也得到了很好的回应，他们已经能够按照你想要的方向改变他们的行为。
我们都有盲点，它掩盖了我们是如何让伴侣的行为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对另一个人的依恋，无论多么令人欣慰，都会让它自己过去的鬼魂在家里出没。我们童年未被满足的需求到了现在咆哮而出，自立门户，要求马上就得到满足。每天的爱、关注和感恩会让关系变得优雅和平衡，但是承诺的安全港湾会让我们变得懒惰，不再继续这些行为。我们先前的创伤可能会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究竟是怎么变得不可爱了，似乎是为了证明拒绝照顾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这些指导方针并不保证都与你有关，就像你想象的那样，这是一个可能的线索。虽然并非所有的关系都能得到改善，但我们的主观绝望状态并不总是指向我们的关系是无望的。有时候，小的修正可以带来大的回报，就像我在治疗对象身上经常看到的那样。
另一方面，有些人对伴侣的要求不够。他们走进这段关系时太害怕被拒绝，太困惑自己有权得到什么，太过顾及。像研究人员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发现的那样，大多数长期关系的结束不是因为突然的背叛，而是因为“凌迟而死”（death by a thousand cuts）。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常生活中那些未能表达或未曾解决的被伤害或被误解的感觉，会削弱对伴侣未来的承诺和乐观情绪。
戈特曼发现，那些拥有长期良好关系的人会避免他所谓的“天启四骑士”：批评、蔑视、阻挠和防御。当欲望和承诺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呈持续状态时，它们都会枯萎。有些关系必须被带到分手的边缘，才能引起没有看到对方不快乐的人的注意。在你还很关心对方回应的时候，说你正考虑离开，这是个好主意。E·梅维斯·赫瑟林顿（E Mavis Hetherington）关于“离婚是好是坏”的长期研究（2002）发现，整整25%的男性在收到妻子给的离婚文件时感到完全惊讶。
我和我结婚30年的妻子很幸运，在时机还不太晚的时候，负担得起婚姻治疗费。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不会继续生活下去，否则那将对我们彼此、我们的孩子和大家庭来说都是一场悲剧。虽然有时分手是必要的，但这不仅会使伴侣彼此分离，而且还会破坏大家庭和友谊，因为结盟是出于对彼此的忠诚而形成的。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1790-1794）中写道：“除非你知道什么是过度，否则你决不会知道什么是足够。”虽然这是真的，但当你不断被告知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时，你很难知道什么是过度。
这是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编者注）在19世纪晚期的核心见解之一：在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引导欲望的仪式、传统、角色和期望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知晓自己已经达成并可以停止尝试的能力。他写道：
“只要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我们就无法阻止自己。除了我们所经历的快乐之外，我们还有对他人的想象和渴望，如果一个人碰巧或多或少地耗尽了可能的东西，他就会梦想不可能的东西——会渴望不可能。”
不管社会角色多么约束和过时，它们至少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是应该停下来闻闻玫瑰的香味，还是应该在追求山那边更甜美的玫瑰时耗尽自己的精力。
也许值得攀登，也许你追求的根本不是玫瑰。但是，对幸福的无休止的追求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们最终只会得到一件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引导我们走向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生活。
原文/aeon.co/essays/how-do-you-decide-if-you-should-move-on-from-a-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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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Joshua Coleman，由译者霖舫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发布，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