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与NGO都在试图找到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处模式，但几经磨合后，关系却愈发剑拔弩张。
印度是世界上拥有NGO组织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
巅峰时期，印度国内有25000家受国外资助的NGO，堪称NGO的沃土。
就在今年，印度政府开始严厉管制NGO组织。
NGO是如何在印度搞事情的？
印度的NGO，可谓多如牛毛。
在最鼎盛的十多年前，据印度内务部2009年的统计，印度全国有超过330万个NGO，平均不到400个印度人就有一个NGO。
其中，接受国外资助的NGO超过25000个。
印度怎么就有这么多NGO？
一句话，注册太容易。
根据印度法律，注册一个NGO非常简单，只需有两名法人代表和几个会员即可到政府部门进行注册。
不过，注册简单，也不代表人人都会来注册。
印度NGO的数量发展为世界最多，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早可追溯到1947年印巴分治之前，那时的NGO发展是与印度的独立运动和社会转型紧密相关。
印度本土的精英阶层，受到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影响，纷纷创建各种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
这个阶段的NGO组织主要属于救济型。
第二阶段是冷战时期，1947年到1975年。
此时印度NGO的蓬勃发展，有别于前一段的纯救济型，逐渐向救济发展型过渡。
这个时期里，创建NGO的主体也从精英阶层变成了普通百姓，NGO的体量突飞猛进。
印度NGO关注特能儿童的教育
第三阶段就是1975年往后的最近几十年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推动下，印度的NGO进入了最为迅猛的发展时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采取比较激进的高额财政赤字政策，花钱大手大脚，并且直接资助NGO组织，将其纳入专门的规划项目中。
有政府给钱，NGO的数量极大增加，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建设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关注印度女童教育的NGO组织官网
在第三个阶段中，实际上也分有不同的小阶段，比如NGO的财源有一定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印度因负债率过高出现经济危机，为了不影响各项目的发展，政府便鼓励私人投资甚至国外资金援助本土NGO。
从那以后，国外资金就持续不断地流向印度的NGO，更多依托于国外资金的NGO纷纷出现。
到新旧世纪之交，以国外基金为背景的NGO组织在印度的办事机构迅速增加。
在印度，政府支持，还允许国外资助，加上人口众多，NGO便蓬勃发展起来了。
印度一直跟西方走得很近，很多理念也学习西方，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论下，NGO有很广阔的业务空间。
印度本身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在政府涉及不到的地方，NGO还是发挥过不少正面作用的。
比如，环保组织万纳莱。
万纳莱是印度NGO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个，在印度全国有2700多个分支机构。
从上世纪90年代，万纳莱就积极推行“为了农村发展和绿化的人民运动”项目，包括保护水源和动植物、植树造林、利用土地、科技培训、计划生育、技术致富等诸多方面。
印度的大象保育
通过向农民免费发放资料，举办培训班及其他形式，万纳莱在农村中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在一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和因污染而废弃的小河做治理示范工程，引导当地农民保护环境，使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
大家都知道印度妇女的地位很低很低很低……与之对应的，出现了很多专门关注女性的NGO。
全孟加拉邦女性联盟（简称“女联”）就是其中的代表。
女联创始于1932年，最早在加尔各答诞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加尔各答贩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十分猖獗。
女联就组织社会力量，打击贩卖妇女儿童，解救被贩卖的女孩，帮助那些无助的、受迫害的女性。
女联还开办职业培训项目，对女性进行技能培训，促使那些因缺乏技能而无法就业的女性，尽快自食其力。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印度NGO不仅在政府手伸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很多时候还顺便把本该政府做的事情给做了。
比如在反腐倡廉领域，NGO也挑起大梁。
杜白基金（S.K. Dubey Foundation for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成立于2003年，为纪念因举报贪污腐败案而遭谋杀的反腐斗士萨特延德拉·杜白（Satyendra Dubey，1973-2003）而设立。
目前，杜白基金已经成为印度反腐阵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持续推动反腐立法的出台。
纪念萨特延德拉·杜白的游行
印度知名的《举报人保护法案》就是在杜白基金的不断努力下，于2014年5月正式生效。
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套规范举报程序和保护举报人权利的长效机制，解决举报人容易遭受打击报复的问题。
此外，《信息权利法案》《公民监察法》等反腐法律的通过，背后也有杜白基金的持续推动。
应该说，NGO组织在印度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
印度很多NGO，成立的初衷是致力于消除印度根深蒂固的歧视、腐败、文盲、贫困等问题。
也有少数NGO，会因见解和立场的不同，时不时地给政府“挑点毛病”。
印度政府与NGO都在试图找到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处模式，但几经磨合后，关系却愈发剑拔弩张。
追溯起来，印度政府跟NGO的梁子，其实很早就结下了。
前面说过，印度NGO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冷战时期，1966年的比哈尔饥荒、1971年孟加拉难民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使不少印度人民对政府心生不满，再加上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底层百姓不得不抱团自助，这是NGO大发展的历史原因。
2020年，NGO鼓动印度农民封堵道路，抗议农业改革法案
这个原因本身，就暗示着与政府对立的开始。
到1975年，印度进入一段社会动荡期。
对外吞并邻国锡金引起了外交反弹，尤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相应的，国外很多NGO也对印度政府不满，这自然影响到印度本国NGO对政府的态度。
从此，印度政府与NGO的分歧加大，双方对峙逐渐公开化。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政府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忽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
相关的NGO不断发起抗议，尤其是针对一些核电、道路基建和矿产等项目的抗议行为，严重阻碍了政府推进改革和建设的计划，一度成为政府与NGO对抗的焦点。
2021年7月，NGO在印度的主要城市组织抗议活动，反对印度政府抗击新冠疫情的举措
还有不少NGO仗着有西方撑腰，在印度做的事情就更刚了，甚至直接资助政府的反对派。
比如，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政府就曾投诉臭名昭著的福特基金会“干涉（印度）内政”和“教唆社会不和谐”。
古吉拉特邦有个叫Sabrang的非政府组织，关注印度少数族裔人权。
该组织领导人赛塔尔瓦德（Teesta Setalvad）此前曾收到福特基金会的多笔资金。
印度总理莫迪做总理前，主政古吉拉特邦十多年。
作为印度教教徒和民族主义者，莫迪主政时期对少数族裔打压很严重。
赛塔尔瓦德指责莫迪在2002年屠杀过穆斯林，应受到审判，还多次组织集会和游行，跟政府唱反调。
经此一役，福特基金会被印度政府“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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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种姓制度、党派斗争以及宗教对立的复杂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NGO沦为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带来无穷无尽的负面影响。
虽然也明白NGO的正面作用，但在印度政府眼中，这些组织更多的是阻碍经济发展，影响政治稳定的组织。
为了扫清障碍，最近十来年里，印度政府下定决心，治理NGO。
方法也很简单：断粮。
2010年，印度政府修订了《外国捐助监管法》，开始对NGO的资金来源和用途进行监管，针对接受外国资金或款待的特定个人、团体、组织和公司做出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定，以确保此类捐款或款待没有被用作危害国家利益的活动。
2015年，莫迪任总理的第二年，就修订了原有的《外国捐助监管法》，要求NGO定期提交财务报告。
同年4月，印度内政部表示，有接近9000家NGO被吊销执照，原因是没有遵守印度的相关规定。
当然，在西方某些国家的眼中，此举是印度政府打压那些反对莫迪新政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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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莫迪政府再一次修订《外国捐助监管法》，继续收紧对NGO的资金管理。
NGO收到的全部捐助资金，都必须存放在印度国家银行指定的32家银行中，这些银行与印度政府的公共财政管理系统相通。
而且，NGO想要花钱，还受到各类目开支比例的约束。
三板斧过后，7年中遭取缔的印度NGO已有1.8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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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法在手，对于那些敢于顶风作案的NGO，政府也多了几分底气。
哪怕是本土NGO，只要敢给政府找麻烦，就会遭受重拳。
成立于2004年的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最初由印度政府的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召集成立，虽然接受国外资助，但一直跟政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合作。
2016年，该组织公开反对政府的烟草政策，并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召开期间，公开组织活动，反对烟草政策。
很快，印度内政部就以违反《外国捐助监管法》为由吊销该组织接受外资的许可。
收紧后的立法，尤其注重对NGO的经济打击。
据印度内政部统计，印度境内NGO所接受的外国资金从2015至2016年度的1777.3亿卢比（约合154.71亿元人民币）下降至2016至2017年度的649.9亿卢比（约合56.57亿人民币）。
2018年，“大赦国际”的印度分支机构就表示，由于在接受调查时账户被冻结，他们已经解雇了近70名员工。
那些仍然在册的NGO，也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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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加强经济打击的同时，印度政府也在宣传上下功夫，多次指控几家国际知名NGO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利益的工具”，从意识形态方面解决掉NGO对印度政治的不断侵蚀。
如果境内的NGO还不消停，相信印度政府还有更多的打击已经准备好。
任何社会都会有政府力有不逮的角落，NGO是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
然而，NGO一旦接受某些国外组织的资助，开展别有用心的活动，这就背离了NGO的初衷，也就自绝生路。
印度对NGO痛下杀手，给中国带来了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