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7月31日),不少朋友可能看了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跳水决赛。

全红婵、陈芋汐,领先第2名43.2分,总分359.10,以绝对优势拿下金牌。

目前,巴黎奥运会一共决出了3枚跳水金牌,中国队全部包揽。



其实,从2000年开始,中国队就开始制霸全球跳水界。

不过,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

中国跳水队很强,但跳水产业化发展却还有一段路要走。



中国跳水之所以厉害,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那就是通过艰苦努力积累的童子功。

中国的跳水运动员,往往是在六七岁时就进入了跳水队。

他们中的不少人,流着泪、咧着嘴、哭着鼻子开始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而只要入了门,哪怕伤着、疼着、哭着也要练。

跳水运动员们,没有一个不是拼命训练的。

全红婵从7岁开始训练,每天8小时,几乎全年无休。

这期间,伤病一直没断过。

她的脚在跳板上碰伤过,腿部肌肉和手腕都拉伤过。

不管是训练还是上比赛,她的身上总是缠着胶布,防止再次拉伤。



在去年的全国选拔赛上,全红婵就因为脚部伤病,在赛前临时将双脚发力的动作改成单脚发力,最终只获得了亚军。

这样的强度,没有坚韧的意志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而运动员们最大的信念是:夺冠。

这是一种传统。

中国的第一位跳水冠军孙淑伟,在1992年夺冠时,只有16岁。

当时,为了参加奥运会,他的每周训练小时数从26小时提升到42小时,强度不亚于现在的996、007。

最终,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他凭借高难度动作“307C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收获4位裁判的10分,现场的西班牙解说员用了两个词形容:pefect,excellent。



孙淑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男子10米台比赛中

孙淑伟是公认的跳水天才。

它曾在12岁获得全国冠军,14岁获得世界冠军。

但因为伤病,他的运动生涯不得不被缩短。

1993年,孙淑伟在训练中因动作失误,落水时眼部被水花击中,视网膜穿孔。

只过了3年,他又发生严重的视网膜撕裂,差一点失明。

跳水选手在下落过程中,眼球迎着巨大的冲击力,眼内液体的震动,牵引着周围组织,极易引发视网膜脱落。

所以,跳水运动员越是刻苦,训练越多,视力风险也就越大。

带伤比赛,在跳水运动员这里是家常便饭。

本届巴黎奥运会的明星选手昌雅妮,就在开赛前四个月受了严重的肩伤,停训三周。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也拿到冠军。



了解到运动员的辛苦后,很多人都会关心一个问题:

他们的付出,是否能与回报成正比?

如果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答案很让人揪心。

他们的工资,并非高薪。

所以,比赛奖金,也就格外有吸引力。

它跟运动员参加的赛事等级及所获名次紧密挂钩,等级越高,成绩越好,拿的奖金就越多。

比如,这次巴黎奥运会,就由世界田径联合会(‌World Athletics)提供240万美元的比赛奖金,分给48名奥运冠军得主,每人5万美金。‌

没有夺冠的运动员,就得不到这一份奖金。

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他们的比赛生涯较短,能拿比赛奖金的机会也比很多其他项目上的人要少。

而比赛奖金的收入,在高强度训练及动辄伤筋动骨的伤病面前,可能显得得不偿失。

当然,作为举世瞩目的奥运明星,商业广告也是一个赚钱渠道。

最有名的是郭晶晶,曾经一个蓝月亮洗衣液的广告,代言费高达2亿元。



此后每一年奥运会,都有新的跳水明星诞生,商业代言全都不少于3个。

比如2008年男子3米板冠军获得者何冲,就曾代言茶叶、平衡车、羊奶粉品牌。

2012年女子十米跳台冠军获得者陈若琳,被欧乐多厨具、‌GSON轻户外运动服饰、‌彩族相机等品牌选中。

2018年,任茜得到自然堂的代言人身份。



而在去年9月,她还受比亚迪邀请,参加了海豚第50万辆汽车下线的发布会。



但不少时候,跳水冠军们跟品牌要相互“般配”,是挺难的一件事。

上一届奥运会后,全红婵就接到了特步儿童线产品的代言。

相比之下,冬奥会后,谷爱玲就陆续为中国移动、京东、安踏、蒙牛等多个赛道的头部品牌代言,在赛场外也是大赢家。



直到现在,跳水冠军中获得代言收入最高的,仍是郭晶晶和伏明霞。

而这都已经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我们不能片面地说跳水新星们的价值低。

但她们想赚钱,确实不如其他运动明星容易。

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名次,甚至都上不了比赛的运动员们,就更难通过代言赚到钱。



近20年来,每一届奥运会都会设置8枚跳水项目金牌。

中国跳水队,最少拿回来6块,里约和东京是7块。

所以,中国跳水队里的明星选手,其实也是全世界最顶级的运动明星。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会时,全红婵得到金牌,在媒体面前说了一句:

“今晚我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现在我特别想吃辣条。”

中国的“辣条之城”湖南平江县,连夜将一车辣条送到了她家。



还有人给她送房子、送商铺、送奖金、送动物园年卡。

广东的著名地标“小蛮腰”,也为她点亮。



无论是夺冠的喜悦,还是收到的奖励,抑或只是颁奖那一瞬间的万众瞩目,都是每一个运动员愿意付出一切去争取的。

但残酷的是,全中国只有一个全红婵。

据前广东跳水中心主任郑观志回忆,自她于1972年当上广东跳水队主教练,30多年中带出20多个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

却也只带出这么多优秀选手。

跳水的第一步,就是万里挑一的“海选”。

天眼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中,以“跳水”二字命名的,共有1582家。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跳水培训学校。

郑观志的这些学生,有的是从各地体校及跳水培训学校选拔而来,有的是从各地市的业余跳水队推荐而来。

这其中,仅广东省,就有十余个大型的业余跳水队。

可想而知中国有这样的“海选”条件,中国的跳水运动自然能蓬勃发展。

但海选的另一面是淘汰。

在国际赛事上极致的表现,让中国的跳水培训竞争也格外激烈。

缺乏天赋的人一定不会被选中,极少有天赋的人就此被规划人生。

这直接导致跳水项目只有夺冠产业链,没有运动产业链。

这让很多普通的跳水爱好者找不到组织,技术难得到精进。

顶级的运动员退役后,也大多无所适从。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1、缺教练

中国有全球最优秀的运动员,却极度缺乏优秀的教练员。

曾经的奥运冠军们,大部分没有去传承自己的技术。

比如伏明霞,退役后进入清华大学进修,很快就步入婚姻;

熊倪在退役后回到了家乡湖南,先后任副区长、湖南体育职业大学校长。



吴敏霞,入驻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

要知道,这些人如果做教练,将会对中国跳水事业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

此前全红婵的教练,就是北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获得者陈若琳。



至于为什么不做教练,在面对媒体的疑问时,郭晶晶曾提供过一个回答。

她说:“做教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需要五年十年的付出。”

她说的“五年十年”,不仅仅是陪伴一名运动员的成长,还要跟他们一起承受心理压力,面对伤痛。

所以郭晶晶的回答中有一些言外之意:做跳水教练,是相当难的,就算是她这样的人也很难做到。

2、宣传不足

当跳水成为中国最厉害的项目之一,很多人就只能看到它作为竞技的一面。

也有很多人会认为,只要进入了竞技比赛模式,一生就注定伤病了。

但实际上,跳水可以是兴趣爱好,也可以是健身方法。

在北欧国家挪威,很多人把跳水当日常游戏来玩。

挪威甚至有一个著名的“死亡跳水赛”,自20世纪70年代首创,到现在已有50多年的历史。

这比赛和普通的跳水不同,规则可用奇葩形容。

所有参赛者从10米跳台一跃而下,都要尽可能地张开四肢,直到接近水面才蜷缩起来。

比的自然不是压水花,而是看谁在空中张开得大,时间长。



还有人将“死亡跳水”带到野外,在悬崖上跳,在冰天雪地里跳。



两相对比,中国对业余跳水的宣传,天津的大爷大妈,已经算是中坚力量了。

根据中国游泳协会的统计,全国登记注册的跳水运动员不到1000人,能参加顶级比赛的不到300人。

也就是说,差不多140万人里才有1个跳水运动员。



3.配套及服务跟不上

在中国,大部分跳水设施,都是服务于培训和比赛的。

很多游泳馆里虽有跳台,却不开放。



一些看似开放给公众使用,其实是机构的训练场,没有购课的普通人不能使用。

如果要问为什么,那么官方回答是:不安全。

其实更准确的回答是,大多数人缺乏跳水基础,不会跳,容易受伤。

所以归根究底,是大部分游泳馆不能跳水,能跳水的地方缺教练。

普通人想尝试一下,也没有机会。

“机会”二字,就是跳水产业的一个瓶颈。

面对这样的困境,如果带入一种产业化思路,就会完全不一样。

一个可以参考的思路,是巴西的足球青训。

早在2014年,中国记者就曾到巴西采访过多家著名的青训机构,其中就有圣保罗青训基地。

这家机构中集成了多个不同等级的天然草地球场,以及各种设施。

游泳池、健身、理疗、心理辅导、甚至牙科诊所,应有尽有。

住在基地中的青少年们,按时坐校车去学文化课,其余时间在基地内接受专业训练打下基础,直到18岁拥有专业技能被球队选走。

这些青训基地的运营经费不是运动员交的,而是专业球队在“买”球员时支付的转会费。

比如巴西球员卢卡斯·莫拉签约巴黎圣日耳曼时,圣保罗俱乐部就收到了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可供俱乐部运营10年。



卢卡斯·莫拉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运营足球青训产业,巴西从不缺教练,更不缺宣传和配套。

产业化可以破除掉重重阻碍,让纯粹的竞技运动来到普通人的身边。

体育也能发挥出更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