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论文造假几时休？| 图源：pixabay.com
编者按
“Publish or Perish”，［1］中文意译或许可参照莎翁的名句，“是生存还是毁灭”？这句本是形容科研人员的话，套在中国医生的身上，似乎也不违和。长期以来，因为职称晋升的需要，一些医生被迫而不是从真正解决问题出发做科研，不仅论文质量堪忧，造假事件也时有发生，养活了一批地下 “论文工厂” 以及靠中国作者牟利的 “掠夺性” 期刊。医生造假如何遏制，职称制度改革如何深化，依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撰文 | 邸利会
责编 | 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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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
最近，中国医生又一次以批量论文造假引发了世人的关注。
图1 2022年8月16日，用百度搜索关键词“中国医生论文 造假”，得到41万篇结果。
据 Retraction Watch 报道［2］，今年4月发表的一篇预印本文章称，找到了810篇晶体学方面的文章，种种证据（包括图片复用、无关参考文献集中粘贴引用、奇怪的电子邮件地址等）显示，可能由某个 “论文工厂” 伪造。这些文章的发表从2015年一直延伸到2022年，涉及到Taylor & Francis（204篇） 、Springer（154篇） 、Elsevier（88篇）等多家出版社的多本期刊。更让人吃惊的是，这810篇文章全部来自中国的医疗机构。当前，涉事的晶体学数据库、部分期刊已经在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则不啻是中国医生论文造假的又一大案。
中国医生论文造假由来已久。笔者通过搜索引擎梳理（见文末附表）后发现——早期只是个别医生遭到同行、同事、学生举报，如2010年，网友 “中大学子” 偶然间用 “反抄袭” 软件发现《刮宫术后宫腔粘连185例分析》一文，在13年内遭到了16家机构25人的6轮抄袭。
之后，开始出现不法分子办假期刊骗医生钱的情况，或者医生找个人或 “中介” 机构代写、代发文章，医学论文制假 “产业” 由此蓬勃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3月，符莉夫妇被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案情披露，从2004年开始，他们成立公司招聘员工进行专门培训，设立数十个网站发布征稿信息，假称其学术报刊是国家批准公开发行的正规刊物，诱骗需要晋升职称的人向其投稿。再比如，2014年，还有一位名叫周健的医生通过代写代发论文谋利，范围涉及全国，获利近百万元，这些论文主要用于各医院医生评职称、申请课题经费及少数毕业论文所需。
再往后，部分国际期刊开始大规模撤销中国医生的涉假论文。这些论文大多因 “伪造同行评议” 露出了马脚。如2017年4月20日，Springer Nature发布撤稿声明，撤消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于2012年至2016年间发表的107篇论文，涉及524位作者，125家中国研究机构（大部分是国内各大医院）、4家国外研究机构。
如果说 “抄袭”，“编造数据” 还属于常规的造假手段，花钱请枪手、 “论文工厂” 写标书、炮制论文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涉事医生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的科研活动。然而，由于 “论文工厂” 本身的隐秘性，来自中国的 “论文工厂” 论文究竟有多少篇，其中中国医生为作者的占多大比例，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数据。
2021年2月16日，Retraction Watch 在论文撤稿的原因中专门增加了 “论文工厂”（Paper mill）类别。《知识分子》在2022年8月23日搜索该类别，共得到1344篇论文，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最早的一篇发表于2007年6月12日，三位作者的单位均属于大连医科大学（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如果按照这些论文发表的年份统计其篇数（见下表），同时考虑到撤稿的延迟，可以看出，“论文工厂” 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暨南大学学报》编审王景周也曾对 Retraction Watch 数据库的论文工厂论文类别进行过研究，他发现，在截至2021年7月31日的累计526篇论文工厂论文中，均有中国作者和单位参与，主要来自医院，尤其是高校的附属医院。
《自然》杂志曾在2021年4月21日的一篇报道中统计，被 “外部侦探” 列为 “可疑” 的 “论文工厂” 论文总数超过1300 篇。该报道也提及来自美国加州的学术诚信分析者 Elisabeth Bik 等人的调查结果——在他们2020年1月发布的412篇论文中，很可能来自同一个 “论文工厂”，半数论文的作者来自中国院校的附属医院。［3］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2020年5月发布学术撤稿和 “ ‘论文工厂’ 集成检索系统” Amend，收集整理了期刊官网发布的关注、勘误和撤稿声明，学术社区（如PubPeer）的同行质疑和科研管理部门的官方通报内容，得到2万余篇“问题”论文，其中涉及到论文工厂的占7%，为1702篇，其中生物医学领域是重灾区。
此外，一些打假人士和研究者也曾总结过 “论文工厂” 论文的一些特征，这使得发展人工智能算法主动识别 “论文工厂” 论文成为可能。［4,5,6］利用这些算法挖掘历年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见下图）， “论文工厂” 论文从最早的每年几篇，逐年增多，到2014年已到每年百篇以上，2018年后更是到了每年千篇以上。鉴于2022年还未结束，且 “问题” 论文从发表到曝光有一定延迟，不排除2022年再创新高。此外，如果累计SCI “论文工厂” 论文，来自医院的占比也很高（达67.5%），可见医学领域确实炮制了大量的论文工厂论文。更为可悲的是，在全球医院发表的SCI “论文工厂” 论文中，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医院。
图2 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挖掘后得到的历年发表的“论文工厂”论文相关数据。“论文工厂”数据来源于知名学术诚信社交媒体，这里仅统计了发表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如果论文中单位署名中有医院，则把该篇论文认定为医院发表的论文，如果其中有一家中国医院，则该论文认定为中国发表的论文 | 数据来源：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分子》制图
迄今为止，在社交平台、搜索引擎、购物平台上搜索 “医生 论文”，依然可以看到数量不菲的 “广告”。这些服务不见得就一定是 “论文工厂” ，但从过往的经验看，有些恰恰是掩盖在看似正规的论文润色等服务之下。据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披露，中国买卖论文在2009年已经达到10亿元的规模。但在今天这一产业达到了怎样的规模，并没有一个数字。
“我发现基本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 “论文工厂” ，大多数在2012年左右开始大规模的去做，这是一个起点，接下来国家出台的一些对论文的奖励政策，又起到了一个刺激的作用。论文需求量比较大， “论文工厂” 就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在2015年底，多部门发布《发表学术论文 ‘五不准’》的时候，中国已经明确感知到 “论文工厂” 的存在，但其实这个文件真正发挥的约束力是比较差的，这样一来，“论文工厂” 的文章继续有一个高的走势。” 王景周告诉《知识分子》。
浮出水面的 “论文工厂” 论文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从过往的经验看，这些论文最初被暴露往往依赖于少数打假人士、期刊编辑的 “偶然” 发现［7］，政府层面的系统性打击还不够。
《知识分子》统计，自2021年6月3日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开设医学科研诚信专栏，迄今已经披露了14批次的调查处理结果，涉及321篇医学论文，论文买卖、代写、代投的144篇，约占44.9%。
同时，据 “网信中国” 公众号2022年7月31日消息，2022年上半年，全国网信系统持续加大网络执法力度、规范网络执法行为，坚决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包括依法关闭 “修改宝网” “万三原创网” “论文网” “创米网络网” “毕业设计论文网” “日语论文网” 等一批从事有偿论文代写代投非法中介服务网站。［8］
不断增多的医学论文造假养活了 “论文工厂” 的地下产业，也让一些审稿不严、甚至专门赚版面费的 “掠夺性” 期刊挣得盆钵满满。
据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2021年底发布的《国际期刊预警名单》，在纳入的35本期刊中，医学类期刊就有20本，其中高预警等级期刊3本，中预警等级10本，低预警等级7本。高风险预警旨在抑制学术不端问题，如批量造假论文涉及的 “论文工厂”；中风险预警表示期刊的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国际化程度低，以及论文处理费不合理；低风险预警的期刊存在期刊发文量很大、短期内发文量激增的情况。
“科研圈” 通过这35本期刊的官网，获得了其中31本期刊的单篇论文的最高发表费用。结果发现，超六成的期刊（22本）单篇论文的最高发表费用超过 2000 美元（人民币 1.2 万元），中预警等级医学期刊 Journal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的单篇论文发表费用最高，可达4100美元（约合人民币 2.6 万元）；仅有 5 本期刊的论文发表费用低于1500 美元（低于1万元）。［9］
高版面费之下是某些预警期刊惊人的发文量以及中国作者的文章数占比。有研究者曾对2020年底的《国际期刊预警名单》的65本期刊（医学26本）做过统计分析，年发稿量为500篇以上的期刊高达80%，近一半期刊的年发稿量超过1000篇，有5本期刊的发文量甚至超过5000篇；其中，中国来源的文章占比超过50%的期刊有25本。［10］如果粗略的以20本医学预警期刊，以年发稿量1000篇，每篇2000美元计算，付出的成本将高达4000万美金（按汇率1:7计算，约2.8亿元人民币）。
图3 部分期刊中国来源的文章占比超过了50% | 截图来源：参考资料10
“学术期刊预警名单最初主要针对国内科研管理部门或科研界几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科研经费外流到了一些学术质量不那么高的期刊，一些甚至基本上来稿就收，只要花钱就给你登，有的期刊90%都是中国科研人员的文章，商业化行为太严重了。科研界在这方面的争议也很大，经常说我们每年要有二点几亿甚至说有十几亿的科研经费外流。我们做了预警期刊后算了笔账，单单某本期刊2021年在中国就少收了7000万。”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杨立英研究员告诉《知识分子》。
为了职称
医生论文造假并非偶发个案， “论文工厂” 、掠夺性期刊为代表的产业规模惊人，造成这一切的体制性原因早已清楚，至少在2008年，行业内就已经在讨论 “医生该不该取消职称”，几十年来这一话题已经继续讨论了无数遍，沦为了 “老生常谈”。［11］
2010年，《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医生造假除了个人的道德问题，扭曲的考核评价体系是重要原因——
“近年来，医疗界出现一股论文崇拜风，各级医院争相打造 ‘研究型医院’，盲目攀比论文数量。于是，医生被逼上了人人搞科研之路…… 为了赢得学术地位，同时获得科研经费，各级医院都把论文列为医生考核的 ‘硬指标’。无论哪级医生，要想晋升提拔，必须先过‘论文关’。哪怕医术再高，如果没有论文，肯定一票否决。甚至连乡镇或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也给医生下达论文任务。愈演愈烈的 ‘论文热’，倒是养活了一批低水平的医学期刊 ……更有甚者，在一些偏远山区的乡镇卫生院门口，连电线杆上也贴出了代发论文的广告。由此可见，‘论文崇拜’ 不仅没有促进学术繁荣，反而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导致粗制滥造、抄袭剽窃之风泛滥。”
中国的医生的职称主要有三个级别，住院医是初级，主治医师是中级，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属于高级。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薪资，以及是否能开专家门诊等资格。而在这条职称晋升的路上，一般来说，有怎样级别的论文，是否拿到过科研基金等科研方面的考核非常重要。
在以 Elisabeth Bik 为代表的学术打假人士揭露中国医生论文造假后，一位医生匿名给他们写信，央求 “手下留情” 不要再进行曝光，因为在当下的体制下，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研究，但如果没有论文，就无法晋升，如果不晋升就无法养家糊口——
“只要这个体制不变，游戏规则不变，编造数据的类似行为就不会停。这次你曝光了我们，也许我们会丢了工作。为了中国整个的医生群体，尤其是年轻医生，请三思。我们真的没什么选择，请手下留情！”
图4 以Elisabeth Bik为代表的学术打假人士收到的来自中国年轻医生的匿名信 | 图源：forbetterscience.com
让大量的医生为了晋升而写论文可谓中国医学的 “奇观”。在国外，比如美国，因为大部分医生并没有职称，自然也无需为了 “晋升” 而写论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临床医务人员没有职称。美国有注册的医生60余万，有职称的不到5%。” 北京大学原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告诉《知识分子》。
大部分美国医生在私人医院或诊所工作，不会再有职称升迁，主要的工作就是看病；剩下的会到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工作，其职称和大学其他老师一样，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他们除了看病治疗还担负医学院学生教学，住院医和专科医生的培训等任务。通常来说，前者比后者的收入要高。
多位专家告诉《知识分子》，他们并不赞成所有的中国医生都要搞科研，只有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面的医生，如果感兴趣，有能力，可以做科研。孙东东就建议说，除高等医学院校、科研院所的直属附属医疗机构以及部分承担高等医学院校教学科研任务的非直属医疗机构内的少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医务人员保留现行的教学、科研专业技术职称外，其他所有的从事临床医疗的人员可以取消现行的临床医疗专业技术职称。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医生的职称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代人员管理的需要，与行政干部的行政等级制度、工人的技术等级制度共同构成了政府管理人员的工具，被嵌入在人员聘任、薪资待遇共同构成的人事制度体系中。该制度的本质是行政管理系统掌握着专业人员能力评价和生涯发展的关键控制权，是行政管理型社会的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这种制度在2000年之后有所改进，但本质属性并未发生改变［12］。
孙东东介绍说，中国现行的医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起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文革”刚结束，为了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鼓励医务人员对外交流、搞科研，设计了以职称外语考试、发表论文数量为评价标准的职称考评制度。
“这一制度运行到今天已近四十年，实事求是地评价，百弊而无一利。” 他说。
近些年，国家医疗领域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正尝试做出改变，如在2017年，中办国办出台《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部分省市三级医院也在试点高级职称自主评审。但对于大部分医生来说，他们还不得不为了职称而发论文。
做什么科研？
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院长陈国强也时而收到是否需要发论文的电话，为此常哭笑不得。他告诉《知识分子》，自己一直反对所有的医生都得做研究，更不认为县医院甚至乡镇医生都要论文，这是不正常的。即使所谓的三甲医院也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别，也不一定要求他们的医生都要从事研究。
但他表示，也不能以一概全，不能说医生就不要做研究，在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的医生应该从事科学研究。但即使是这样的医院，也不是说100%的医生都要从事基础科研。个人的能力、兴趣不同，多数不太可能是全方位的。有部分人既擅长临床工作和开展临床研究，也喜欢基础科学研究，还愿意去培养人才，参与一些教学。“这类人才在附属三级甲等医院约能达到20%，这个医院就很厉害了，但我们现在强调的是100%做科研，并且多数都是基础研究，这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他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神经再生转化中心负责人周峰泉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医生选择做科研，也可以有三个类别，不一定非得是基础科研方向：一是阅读文献了解最新的科研进展，这难度不大，花费时间少；二是回顾性科研和前瞻性科研，属于临床上看某种药物或者方案的好坏；三是基础医学科研，花费时间最长，需要正规的科研训练和专业的实验室设备。
“医生评职称，文章可能比较容易量化，更显公平，但应该对临床医学文章一视同仁。我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时候，系里正教授的文章都很多，系里专门为他们配备了专业编辑，但大多数是属于临床方面的文章，影响因子也不低。目前中国大多数医院对临床医生职称升迁，特别是高级职称，一般会有基础科研成果的要求，如文章和国家级科研基金。客观地讲，这样的评审标准有点强人所难，需要有所调整或改变。” 周峰泉说。
然而，已有研究者指出，当前医生职称晋升考核体系要求医教研全面发展，由于论文、课题等科研指标易于量化，导致 “重科研、轻临床”。他们认为，应该明晰各条路径的晋升标准与路径，允许医生根据自身兴趣及专长进行职业路径选择，“激励医生充分发挥潜力，人尽其才，没必要使所有医生只走一条医教研全面发展的 ‘独木桥’。” ［13］
周峰泉进一步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例介绍说，虽然临床教授和基础科研教授的晋升由同一个评审委员会评审，但评审标准不同。具体说来，对于基础科研的教授，最重要的是发表的文章，领域内的学术地位以及科研经费；而对于临床教授，除了文章，科研经费并非必需，更为偏重临床水平，比如是否发明过新颖的治疗手段，有无参与新药开发中的临床试验，有无被其它医院邀请做会诊，是否是治疗某些疑难杂症的知名专家，有无担任学术机构领导职务等。
“我们还缺乏层次化的更合理的这种体系。”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某三甲医院医生A告诉《知识分子》，“有时候我在专业领域做的很好了，都可能晋升不了，因为没有拿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个评价体系是有问题的，但谁敢去破这个 ‘冰’，敢不敢在医院破这个 ‘冰’，就要看医院的魄力了。上级部门对医院有考核，医院也受很多排名的影响。”
A所在的医院对于医生的评价较为综合，科研、临床和教学都有要求，但他能感觉到，周围大家对于科研的投入是越来越多。“很多人为了晋升，都有一个很痛苦的投入。有的人是因为确实缺乏科研能力；有些人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对科研没兴趣，当医院要求他完成更多任务时，就会不开心；有的人是为了要更多的东西，比如追求更高的学术地位。什么时候在谈论科研的时候，不是谈论几篇文章，谈论影响因子，能够去谈论真正做的东西有没有意义，有什么贡献，这个时候就对了。”
“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医院没有很好地形成整体科研生态，没有真正建立求真、求实、求静的科研文化，尤其缺乏科学精神。为了职称和名誉地位而申请科研项目和发表论文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善。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发挥破’五唯’的积极效果，真正推动医学科技进步。” 陈国强说。
在评价体系刺激医生不得不重视科研的大背景下，中国医生发表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多，英文论文已逼近4万篇。［3］孙东东说，［14］目前中国公开发行的各类医学学术刊物有1100多种，涉及18个学科领域，核心期刊有586种，年发表论文总量近10万篇。
“这10万篇文章，为人类医学进步作出贡献的屈指可数。” 孙东东告诉《知识分子》。中国的医生和医学界似乎正在渐渐地迷失自我，忘记了发论文最终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