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刘楚楚，编辑：李纯，摄影：华剑，原文标题：《GQ报道｜试管婴儿需求爆发背后：强者卢光琇和不孕的女人们》，题图由受访院方提供
根据2021年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在中国，不孕发病率达到18%，而全球平均水平约15%。生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近日，国家卫健委等部门首次明确，要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6月，我来到长沙，拜访被称为“试管婴儿之母”的医生卢光琇，她一手组建的中信湘雅医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殖医院之一。即便试管技术已经发展到第三代，卢光琇认为，逐渐推迟的生育年龄才是不孕不育的最大难题，技术仅能起到辅助作用。她呼吁中国女性早点生孩子，自然分娩，尽量避免人工干预。
但另一方面，生育从来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它和社会环境、观念变迁相关。卢光琇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她将在适宜的年龄生育视作一种必然，以严格的标准规范她的生活和事业，这需要强大的信仰和决心。如今，女性对待生育和家庭的观念已然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生不生、能不能生的问题上，一些新的困境正在形成。
试管婴儿的国度
英国作家赫胥黎曾在上世纪30年代写了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未来世界里人类不再自然生育，全由人工替代，婴儿会在瓶中出生，在这一过程中，胎儿的智力、喜好都能由人工改造。赫胥黎去世16年后，试管婴儿技术在英国诞生。
如果小说里的情景有画面，我想它就像我在今天的试管婴儿实验室所见到的。经过全身换装、又在风淋室吹淋去除掉衣物上的污染物之后，我紧张地走了进来。冻存着人类胚胎的培养箱被整齐码放，安静的实验员们环绕四面案台而坐，进行信息录入和冷冻胚胎等工作。在实验室的另一侧，则安装着许多小窗口，它们通往取卵手术室。
一墙之隔，一个又一个清洁干净的女性正被依次推入，医生会用一根细管，从她们的子宫中吸出卵子，这些卵子会迅速从窗口递送进实验室。精卵结合后，暂时没被挑中的胚胎会被冻存，70万个胚胎躺在这间世界最大的胚胎库里，如果它们全部出生，就是一座城市。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辅助生殖中心之一，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成立了20年，助孕出生20万名婴儿。医院光用地面积便占掉了 6个足球场，神经元的突触般的长廊连接着不同的科研中心，这里同时进行着生殖、遗传基因筛查、干细胞等研究，而所有的科研中心通向一个唯一的主脑，一个神奇的老人。
在病房里，我见到医院的领导者卢光琇。她在80年代进行了国内首例人工授精手术，也做了第一例供胚试管婴儿，因此被称为我国的“试管婴儿之母”。她同时也是一名强悍的企业家，将最初的一间小研究所发展成了今天这所每年营收十多亿的医疗集团。
前不久，这个83岁的老人意外摔倒，把脊椎骨摔坏了。因此，各科研团队数月以来不得不调整汇报的地点，按照时间排布表，等候在病房外。来慰问的单位也络绎不绝，湖南消防总队想邀请她做宣传大使，这个职位上一届是袁隆平。
骨折33天后，卢光琇就能站起来了，这不像个会发生在高龄老人身上的康复故事——她说这归功于持久的锻炼，躺在床上的时间里，她坚持使用哑铃、弹力带活动她的手臂和小腿，“不锻炼，我就没办法站起来。”
出院这天，她刚迈出病房，工作人员散开，一群挺着肚子的女病人马上将她团团围住。一个身形瘦弱的女人红着眼眶走近，陪床的丈夫马上退后，蹲下，为她与这位伟大的“送子娘娘”合影。要拍照了，女人想用手抹干眼泪，依然失控地哭泣，在场的人只要望一望那双眼睛，就能感受生育之难在她身上留下了什么。
在人群的中心，卢光琇正笑盈盈地问候她们肚子里的宝宝，就像一名慈祥的老祖母，一顶亚麻色的短假发让她显得很精神。卢光琇个子不高，长期打篮球的身体骨架宽大，由于腰部仍需支架固定，她的身体像钢板一样硬挺。当她用那双大手握住你的手，你能感觉到一股不容分说的能量。
在中信湘雅，做过多次试管又反复失败的疑难病人，会被递到卢光琇的手上，这经常使她怀有技术研发的紧迫感。如今，最先进的试管技术是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它能在胚胎植入子宫前进行分析，筛选出不带有遗传病、出生缺陷的胚胎，植入子宫，这项技术能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但提升幅度仍有限。如今，中信湘雅病患首次试管成功的概率（妊娠率）是64.52%，这已经算是尖子生的成绩单。由于病人里普遍存在的高龄情况，以及日益复杂的不明病因，医院每想再拔高一个小数点，都异常艰难。
中国女性生育年龄的普遍推迟，以及多胎政策的开放，正在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辅助生殖需求市场，据开源证券研究所推算，到明年，其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00亿。根据2021年《柳叶刀》的一篇文章，我国不孕发病率已攀升至18%，而全球平均水平约15%。
2016年，国家放开二胎，大量急于弥补独生子遗憾的70后女性涌进医院，但这群人的试管成功率实际非常之低。然而，越是高龄的病人，越是急切地想要生孩子。卢光琇记得，院里统计了上个月的病人，小于35岁且从未有试管婴儿经历的病人，只占不到10%。
据生殖医生介绍，他们习惯将35岁以上的病人定义为高龄产妇。随着年龄的增加，卵子和精子的染色体的异常发生率会相应增加，40岁女性胚胎染色体异常率超过60%，一旦进入43岁，女性能够生下活胎的概率不到3%。许多高龄孕妇常年悲伤地流连在诊室，等待他人捐出自己富余的健康卵子，一等等上数年。
对于这群高龄女性而言，除了不可逆的卵巢衰老，更难挽救的是那些千疮百孔的子宫。卢光琇解释，子宫内膜相当于胚胎的土壤，刮宫刮多了，就把种子着床的土壤刮掉了，“每一次刮宫，都会导致约20%的妇女不孕。子宫的问题很难治。”
我跟着卢光琇看了几次诊，并深深地领会到，女性的生育是如何比过去困难得多，以及现代的高糖油饮食、快节奏生活是怎样不着痕迹地侵蚀人们的身体。当我坐在一名不幸流产7次的35岁女性眼前，听卢光琇总结她的病情，我很快被一系列名词淹没：
特纳氏综合征（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
宫口松驰
多囊卵巢
甲亢
宫腔粘连、子宫纵隔、子宫内膜炎症
（丈夫的染色体疑似也有问题 ，还未做检查）
要再次怀孕，她就需要把上述问题都解决掉。近10年的失败经历似乎在她脸上刻下了过多下撇的纹路——即使卢光琇尝试以轻松的话题开解她，女人嘴角动了动，始终笑不起来。
按卢光琇的说法，我也是一名即将进入生育年龄倒计时的女性。在冷冰冰的医学事实之外，这次拜访卢光琇，我好奇的是，这些生育意愿与现实的错位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时代的强者
卢光琇生殖事业的开启纯属偶然，是为了延续父亲的一件志业。她的父亲卢惠霖是一名遗传学家，出生于一个教会家庭，曾有幸被教会送出国读书，并师从基因学说的创始者摩尔根。他期望将基因学说引进当时的中国，开展遗传研究，改善国人的基因，却由于他所生活的特殊年代而频频受阻。
战争、逃亡与饥荒，被逃亡者匆忙丢弃的漂亮裙子，组成了卢光琇的全部童年记忆。父亲受肺结核缠身，母亲也在逃难中患上精神病，贫困之中，这对伉俪依旧全力支持4个女儿受教育。卢光琇是最小的女儿，成绩不拔尖，但打篮球拼命，练出一身腱子肉，被父亲笑是“小鸡鸡掉了的男孩”。跟会读书的姐姐们比，卢光琇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只是天生无畏，好奇心强，什么都愿意尝试。
一直到39岁以前，卢光琇都是名普通又勤勉的外科医生，在广东梅县，一边给病人开刀切阑尾、割肿瘤，一边得空帮村民给误食农药的鸡洗胃。1978年，为了照顾体衰的父母，她调回湖南。也是在这一年，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卢惠霖认为试管将是研究遗传优生的契机。卢光琇揽下了这份工作，那时，她连卵子的样子都不太清楚。
1988年，克服了资金奇缺、设备匮乏等巨大障碍的卢光琇终于实验成功，与北医三院的张丽珠团队几乎同一时间，辅助诞生出国内最早一批试管婴儿，团队成员们兴奋不已，“觉得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没多久，风向变了，湖南省有关部门认为此研究与当时的政策相悖，叫停了实验。有领导让她去为大熊猫做生殖。
不能再涉足人类生殖，她就和团队蛰伏在实验室里，用老鼠的胚胎做实验，以期在未来改造人类的基因。她告诉我，那时她的心思很单纯，她总觉得，她所做的研究，是百姓未来会需要的。那时，多地报纸都在对她的研究发出嘲讽，有人为此杜撰小黄文，与此同时，每天有一麻袋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寄到她家，来自不孕的老百姓。
她对我提起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卢惠霖关于基因论的学说突然被当成唯心主义理论，受到广泛批判，当时，生物界的权威理论是前苏联的 “李森科-米丘林学说”，他们否认基因与遗传物质的关系，科学之争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1960年，卢惠霖被拉到湘雅医学院的大礼堂上批斗，那一年卢光琇还在上学，她与全校师生一起坐在礼堂里，“爸爸已经满头银发。 ”晚上回家，她劝父亲，承认算了。犟直的父亲直摇头，“那不能够的，他们这些人从来没看过摩尔根学说，没有做过任何实验。”就这样，批斗持续半年，直到引起中央关注，才给他平反。
这是一个内心信奉绝对真理的家庭。在卢惠霖的人生里，战争、流离是他人生的主旋律，科学成为他的信仰，他相信科学可以救亡图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惠霖在报纸发表“我们的民族”，表达自己要“提升国民身体素质”的决心。到了晚年，他终于看到了检验结果——基因学说最终被国内广泛接受，成为今天公认的真理。在卢光琇的阶段，她同样相信，真理能够穿透历史，只是等待它的显现，需要时间。
“他从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你不要怕任何的阻力，你只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可能有些人会走错误的路线，但是后来会纠正的。”卢光琇说。
1999年，埋头实验室的卢光琇在干细胞领域里取得国际轰动性成就。到今天，她所领导的医疗团队在生殖、遗传、干细胞领域皆因突破性成就，在国际享有声誉。在企业经营上，这所生殖医院则稳定保持着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一年纳税1~2个亿。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天才，我是一般的人，我可能就是意志比别人坚强，越压我，我越奋发图强，这可能是我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她对我回忆小时候爬柚子树被父亲教训的经历，父亲罚她跪下，三个姐姐一向叫跪就跪，只有卢光琇不跪也不哭。父亲气急，踢了她膝盖一脚，她膝盖一弯，马上又站起来。她觉得爬树并没有错。
卢光琇觉得，生子同样是女性必须践行的身体事业，子又生孙，才能让基因滚动绵延。关于她生育三个儿子的经历，卢光琇能讲出许多趣事，比如她生产时曾被产科围观，护士们以为“有个男的来生孩子”。她笑得眯起眼，“我那天穿了件背心，肌肉很发达。”怀孕期间，这名湖南省女篮健将照样打球，生产前，她上班，做外科手术。由于体格强健，生育没有在她身上造成伤痛。
孩子生出来，她要求他们及早自立，不能依赖自己，“我对我的孩子很严格，从小我就跟他们讲，家里绝对不养‘宠物’，我的孩子们都打赤脚，冬天没有棉裤。”
在家中，卢光琇更像是父亲。她最小的儿子林戈告诉我，小时候，家里主要由外公外婆做饭，他很少见到母亲，也不明白她在忙什么，只记得家里常有陌生的阿姨，长大后，他才知道，那是来做人工授精的患者。我问起他关于母爱的记忆，林戈陷入了回忆，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母亲会彻夜抱他在怀里。
卢光琇的主要精力扑在她的事业上。每周她会出几次诊，一个女助手负责跟进她的病人，每个病人的诊疗史都是一本厚厚的生殖医学难题集；一个秘书则帮助她处理生活和集团的行政事务，并在白天工作结束后，协助这位有点老花眼的医生进行医学前沿专著的阅读。
对于知识，卢光琇就像年轻时没有吃饱饭一样如饥似渴，过去的年代教材资料奇缺，“现在每次再学一点，我都觉得收获很大。”她说，自己没有别的爱好，十几年不上街了，反正淘宝上有许多便宜又漂亮的裙子，买牙签则上拼多多。除了干细胞，她又开始研究自闭症，为此翻译了一本书。唯一限制她的就是时间。
也因此，她不能理解今天的年轻人。如果比艰辛，她吃过的苦头更多，年轻人的信心到底去了哪里？在她看来，今天的学生没有她那一代人努力， “我上个世纪的学生都好认真的。这个世纪的学生，很多就是混文凭。”她常严厉批评学生。
在学生杨晓祎看来，卢光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她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相信个人的行动能够影响民族命运，能参与甚至改造社会进程。她说：“卢老师是1939年出生的，在战争年代，讲的是‘乱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们受过很大的挫折，这会让他们不停地再奋起。”
卢光琇要求学生都要像她一样，下班之后，开始读文献，直到就寝。学生们与她一起出差时，总感觉有股激情在头上灼烧，“有时候我们（加班加得）实在（累得）不行了，想睡觉，也不敢睡到床上去，打一下瞌睡，又继续看书。”一名研究部门负责人告诉我。
“卢老师自己能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做到。”杨晓祎说，她偶尔也想看美剧和小说。在她看来，今天的年轻一代人很难再产生那种广博的对人类的爱，“我活在世上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医学之外的困境
生育不仅仅是个医学问题，从过去到现在，它始终与经济、政策、文化、性别观念互相缠绕，这让象牙塔的学者们不得不思考“唯一真理”以外的事情。卢光琇一向信奉个人意志的超越性，但她也不得不接受，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
“以前我不太懂这些社会问题，但是我接触的病人太多了。”
近年，她发现，一些过去不常见的病症，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等生殖科“老大难”问题的发病率在年轻人中逐年上升。至于病因，未有统一定论，“反正，在上个世纪，我对于多囊卵巢这种病见得很少，这可能是我们上个世纪的那代人怀孕的时候，没有现在营养过剩。”卢光琇说。
在八九十年代，不孕不育的常见病因是输卵管不通。她发现，在北方的输卵管阻塞病症里，至少有三成是由结核引起，这是由于病人得了肺结核，结核菌继而感染了生殖系统。输卵管问题的另一种常见病因，是经期不注意卫生造成的感染。简言之，这是一种“穷病”。
那时，生育的故事充斥着伦理悲剧。一个来做人工授精的女性给卢光琇讲，她的丈夫患无精症，此前，为了要孩子，丈夫看一个来家里做工的木匠人品还可以，就央求他与妻子行房，然而，他们最后生出的孩子是先天畸形，没多久就去世了。卢光琇说：“这种情况我们（现在）都要做染色体的检查（来避免畸形）的。”
可生育并不单是女性的责任。“不孕症里，男方原因至少占40%，最常见的问题是无精子症。”卢光琇说。她在80年代初建成了国内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并引进了人工授精技术，可以为不孕症的男性提供健康人的精子，然而，许多慕名而来治疗的家庭都在最后一刻反悔。
一对夫妇专程从新疆赶到长沙，一直到准备为女方输入精子之前，卢光琇才发现她情绪低沉，一经询问，她马上哭起来，“我爱人天天回家骂我，好啊，你跟别人怀种去了。”到真的要准备手术的阶段，她的丈夫想不通了。
对很多家庭而言，生育意味着男性血脉的流传，而男性很难接受“血脉”出自他人的DNA。与女性对不孕问题求医问药的热忱不同，在观念上，人们始终无法正视男性的不育。早期的医学界，不孕常被认为是女方的原因，这个说法到很多年后才在教学里被从源头修正。
然而，观念的修正总是要比医学晚一步。无法生育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医学问题，而对于男性，则意味着尊严的坍塌。“一些病人一直怀不上孕，后来才发现从来不查男方精子，也不查男方染色体。”医生杨晓祎说。即使男方在医院查出了无精症，许多妻子依然为其保密。
有的妻子做试管不成功，很快就被迫与夫家离婚。也有人为了维持婚姻，容忍丈夫外遇，甚至为他们带孩子。每次，她们哭诉完，离开诊室，卢光琇都为那些落寞的背影耿耿于怀，她知道，这不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
如今，面对数量庞大的不孕群体，卢光琇最常提出的建议，是希望女性早点生孩子，“今天的问题是，20多岁的能够很好地生孩子的人不生，要忙事业。”
现实的情况更为复杂。与卢光琇见面的几天里，我在中信湘雅周边的家庭旅馆住下，试图了解关于生育具体的情境。由于做试管治疗的时间漫长，这种包三餐的住宿成为许多患者经济的选择。
一个38岁的教师正准备通过试管生二胎，她告诉我，当初，她为了生一胎辞职，失去一次晋升前景很大的岗位，近年好不容易重回职场，为是否要再生育的问题犹豫了几年，就此把黄金生育年龄耽搁了。另一名38岁的女医生的晚育则是因为晚婚——由于读书时间长，工作忙，她直到前年才迈入婚姻。因为高龄怀孕，她的身体产生严重的并发症，孩子差点没保住。
即使是来做试管，其漫长的治疗时间也为许多职场女性设置了一种门槛——在我接触的患者里，只有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成功请了长假，而农村来的女性，都“早就不上班了”。
白天，我回到卢光琇面前，又与她谈起这些现象，也谈起我们编辑部的女性，9成未婚，还有一半是单身，卢光琇皱起眉头，“我的研究生也好多都不找对象，你们的心理我不太明白。你们现在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卢光琇对婚姻有朴素的信仰，这就像她信仰科学一样。她的老伴姓林，今年87岁，出于对老林的保护，卢光琇没有让我见到他本人。在卢光琇和学生的谈论中，我得知，“老林”长相英俊，相逢时两人皆家贫，但都读书。退休后，老林成为卢光琇的“贤内助”——在通常意义上，这是婚姻中女性的角色。卢光琇在医院加班，他就负责内勤，给她汇报家里大小琐事。上下班，“老林”会颤颤巍巍迎送她到楼下。学生说，这是“神仙爱情”。
在晚年，这对夫妻以另一种方式弥补了早年缺失的亲密——60年代，他们新婚不久就经历了10年的异地。那时，大量的中国夫妻都过着这样各自艰苦奋斗的生活。
女学生向她倾诉过今日的婚恋困境，卢光琇叹口气，如果实在不想找对象，她支持单身女性生育，只是等待政策放开需要点时间，“我的想法可能跟别人有一点不同，女的为什么就不能冻卵？”
这位严谨求真的科学家同样常游说男性早育。一件发生已久却不为大众熟知的事实是，中国男性的精子质量正在呈现整体性的下降。根据卢光琇的湖南人类精子库统计，捐精者的入库合格率已从2006年的45.9%，下降至2015年的17.9%。她记得，在1981年，45岁男人的精子还普遍不错，而今天的27岁男人的精子质量却不高。“现在青年人老是夜猫子、大学里性比较开放（性活跃过多及性病的传播），饮食、不良生活规律，都很容易导致精子质量下降。”卢光琇说。
在我国，单身男性冻精是不受限制的。卢光琇认为，同样晚婚晚育的男性不该放过这个机会。每年，卢光琇都会热情地走入湖南各高校，给男大学生做冻精科普，不过收效寥寥。由于高温作业很“伤精”，卢光琇也给消防员做冻精宣传，有次突然想起，问了下精子库，才知道事后并没有几个人来冻精。“他们可能不好意思。”卢光琇想。
现在，来精子库做冻精的多是未育患癌的男人。做放化疗会杀精，这是保存他们生育可能的机会。
为谁而生，为谁而活
杨晓祎1982年生人，在中信湘雅工作了16年。作为卢光琇带的最后一届博士生，由于一直独来独往，她成为老太太的重点操心对象。卢光琇“敲打”她很多次，最后干脆问，你是不是女同性恋？说实话不要紧。
她回，卢老师，我不是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不是，而且我也没打算结婚。”她告诉我。
也许是从未经历过婚育的辛劳，杨晓祎看上去很年轻。她总给人不苟言笑之感，这只是因为她不擅长取悦于人。她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时，父母认真翻阅辞海，得“晓祎”二字，祎，意味美好。这彰显了父母对这个独生女给予的人格发展空间。她的父亲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但她依然感觉母亲的牺牲太多，承担了过重的养育责任，让渡了自我。因此她从高中时就打定主意不婚。
她谈起身边其他像她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生女一代的经历，她们都对一些旧的规则抱有不满。一次家庭聚会，姨夫吆喝女儿去洗碗，女儿拒绝了，“爸爸你怎么不去洗？”如今，她和她的好朋友都对走进婚姻抱有怀疑，“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12个女生，到现在只有8个人结婚生子。”
迈入40岁，她不觉得没有孩子影响了她生命的厚度。她喜欢看推理小说，喜欢阿瑟·柯南·道尔、毛姆和鲁迅，目前正主攻肿瘤生殖学。但有时候，她感觉医学能做得很少。她说，许多人生孩子是为了老人和家属，唯独不是为了自己。
她记得，在2015年，二胎放开以前，医院里满是年轻的女病人。那时，中国试管婴儿的女性平均年龄要比欧洲、美国的年龄小很多。“中国人结婚早，而且急于生育，在欧美国家，人们并没有如此明显的时间节点。”在中国，许多20多岁的新婚夫妇，结婚两年肚子没动静，就会被着急的父母带来医院做检查。有一对夫妇告诉她，他们是被逼来的，他们才25岁，根本不想生孩子。
她曾碰到一个42岁的病人，患有马凡综合征，这种病很容易死于主动脉夹层，而且，她前不久才刚刚被抢救过来。病人来看了两次遗传门诊，都被劝走，之后，她挂了杨晓祎的门诊，被拒后挂了另一个医生的号，也被拒绝，又挂回杨晓祎的门诊。杨晓祎生气了，“你这是干什么？”对方说，就是想生。还有一个因病切除过所有结肠的38岁的病人，支支吾吾地告诉杨晓祎，自己刚刚再婚，她一定要为再婚的老公生一个孩子，才能保证家庭稳定。
除了政策放开后急着生二胎的城市大龄女性，杨晓祎发现，多次再婚的高龄农村女性越来越多。求助于试管婴儿时，这些农村女性已不是第一次生育，由于再婚，必须再生育一次。这群人对生育的迫切远比城市女性高。
在农村，由于性别比悬殊，女性的生育能力成为婚姻的资源和筹码，男方花费巨额彩礼把她娶进门，如果生不出孩子，她很可能就要面临离婚、退彩礼的局面。有福建来的病人告诉杨晓祎，家里要生了孩子才能拿结婚证，而且必须生儿子，“她可能已经生了一胎、二胎、三胎，但是她每生一个，都加大了不孕症的可能。”
一次试管婴儿费用在数万元不等，失败后重来，费用便成倍叠加，然而，有时愈贫困的家庭，生育观念反而愈加执着。她常委婉劝阻病人，不要再浪费钱，但病人并不一定听劝。有的病人在这里做失败，就换一家医院，她们对杨晓祎讲，她对医生没有任何意见，只想换换“手气”。
“这根本不是女性地位的提高，这恰恰是女性地位的降低，因为她们是作为子宫而存在的。”杨晓祎说。
有时，杨晓祎会有时光倒退之感。今年，有个得过肿瘤的病人来医院取卵，杨晓祎发现，她的卵子质量距离上一次取卵的状态骤然变差，杨晓祎很惊讶，经她反复追问，病人才坦白，是家里的老人让她喝烧了符纸泡出的水。杨晓祎担心病人已经铅中毒，让她立马去做检查，“我说你也读书，也本科毕业，你看过《红楼梦》吗？你知道贾敬是怎么死的吗？”
近年来，杨晓祎的一些丁克朋友突然反悔，说突然想生孩子，她非常理解。她并不否认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人类是会被激素所支配的，你可能到了某个年纪就突然想生孩子，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能繁衍的原因。我不能说我没有，但我不是一个被激素支配的人。”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普及，杨晓祎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人希望利用试管技术筛选性别。“特别是选择三胎的人群，主诉就是生男孩。”她们以为，医生做试管时“顺便”挑选个性别，是很简单的事。杨晓祎对比2005年，那时她反而很少遇到病人对性别提要求，他们“仅仅是想生一个孩子。”
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了去年一年里的性别比（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第一孩性别比113.17，第二孩性别比106.78，第三孩性别比高达132.93。山东中医药大学妇科教研室主任连方曾谈道，“出现严重失衡，肯定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这也显示了辅助生殖技术手段被非法滥用的后果。
有一个小学教师曾5次怀孕，5次都流掉了，她找到杨晓祎，说想再生一次。杨晓祎很疑惑，反复追问原因，教师才痛哭起来，自己一点也不想这样，5次怀的都是女儿，是她公公婆婆、老公逼她打掉的。这一家为保住铁饭碗，只能留一个孩子。杨晓祎不敢告诉她，引产5次后，她的子宫已经非常糟糕了。
她还碰过两个女病人，每次，杨晓祎帮她们做完方案，成功怀孕，病人会偷偷做鉴定，发现是女胎就引产。引产结束，又挂了杨晓祎的号，面色木讷地坐在诊室。杨晓祎感觉愤怒，“但是即使再愤怒，她也已经引产了。”
“打掉自己的胎儿，她们看上去不难过吗？”我问。
“她们不觉得难过。你看不出来这个决定是谁帮她做的。”杨晓祎说。
总是有数不清的牵引线在身后影响着她们的生育决定。在家庭旅馆，我认识了红红，她今年32岁，来自湖南农村，性格纯真，不太对人设防。由于第一次婚姻里有过两次宫外孕，她的一侧输卵管已经被切掉。做过太多的全麻手术，她总觉得麻药影响了自己的记忆力。
在第一次婚姻里，她生育过一个孩子，怀孕时丈夫出轨，她忍了几年，直到丈夫主动要求离婚。离婚时她没要孩子，她告诉我，法院会把孩子判给更有经济能力的人，她没有任何竞争力。她不可能从娘家获得财产支持，生育后，一直无业，在家带孩子。
第二桩婚姻，婆家从村里的风言风语中了解她的孕育史，本有犹豫，或想在彩礼上打个折扣，但她性格老实巴交的丈夫努力促成了婚事。最后，这家人东奔西凑了8万彩礼递上门，因此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给他们拼一个孩子。
做试管是婆家出的钱，她一直紧巴巴地盘算着用，但也已经花掉近7万。为了能一次成功，排卵阶段，她每日坚持轻量运动，从4楼爬到17楼。
夜里我们散步，她带我穿过3条街来到一座公园。这个公园是之前丈夫来长沙时找到的，说要替她熟悉好周围环境。
“真了不起，你老公一定很爱你。”我说。
她腼腆地笑，“老公说怕我一个人无聊。”
她对我回忆，当初，自己是怎么运用朴素的智慧，在与婆家的博弈中定下这桩婚姻。虽然她少了一侧输卵管，但丈夫在生育方面也有不能明说的问题，“不然，他一个30多岁的男的早就结婚生孩子了”。她给我看他的精液报告，不动的精子有74%，9%原地打转，只有15%的精子可以向前运动。
他们最终互相妥协，并且相爱。
上帝之手
在医院的胚胎实验室，我看到了人类诞生的那一刻。
那是实验室的深处，一名年轻的男实验员正安静地操作显微镜，透过一块将显微镜下的动作放大的屏幕，我得知他正要为一颗卵子挑选精子。一根细针在若干窸窣游动的蝌蚪里滑动着，形态、游动速度是他主要的选择标准，选中的精子会被他用一根细针送进卵子。这项技术适用的是男方患有重度少弱精而无法自然受精的情况。这个过程只需几十秒。
到底哪条精子能够获得成为人类的机会？这一步过去是上帝的工作。生物世界里最神秘的一步变得如此直白、简单，一个实验员的一念之间，一个人类可能就此诞生。
依靠高效的协同工作，中信湘雅的实验室一天可以完成近百对夫妇的受精，但技术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事实上，女性也需使自己的身体“调试”合格，才能嵌入这条生产线，成为合格的孕婴房。这些“调试”，包括无尽的阴道清洁、子宫调养……通常，医生会建议夫妻至少在试管婴儿胚胎移植、着床期以及怀孕前三个月内不要同房，当然，他们也很难再有心情同房。
当女性超过黄金生育年龄，怀孕后许多病症发生的概率都会增加。对于35岁以上的病人，为了不影响胚胎质量，医生都会建议做胰岛素的检查，在家庭旅馆里，我遇到的大部分女性都查出过胰岛素抵抗，需戒糖饮食，这些“糖”包括馒头、面条、米饭。由于附近小区的公寓楼几乎过半都被老板娘们盘下，每晚10点后，整片大楼基本熄灯，“为了健康”。
一切需要干净、再干净，小心、再小心。虽然这里不同收入的女性住着不同价位的房间，但你很难从外观上将她们区分——所有女人都穿纯棉无色的罩裙。我住的房间里，曾住过一个29岁的女人，第一次试管失败，第二次再来，人变得极其小心，只吃白水煮肉、全麦面包，平日房门紧闭，不敢跟人接触，全程平躺，地上有一点灰尘，都要拿纸巾擦净。然而她的第二次试管还是失败了。胚胎没有存活，原因不明。
2010年，试管婴儿之父，英国的罗伯特·爱德华兹获得诺贝尔奖。这一年距离他发明这项技术已经过去32年，显示了关于这项技术旷日持久的伦理纷争——人怎么能在瓶中出生？那些最初的讥讽、批判声已经淡去，如今被热议的是永生、基因编辑、定制婴儿。关于代孕、性别筛选的地下产业，则制造着无尽的黑暗风波。
“我们人类去做上帝，我始终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几天后，我在中信湘雅遗传中心见到了遗传主任谭跃球，他谈起自己的忧虑，“进化论的本质是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但是现在，我们绕过了这个竞争，比如在显微镜下挑选精子，它实际上是没有经过竞争的。”
虽然医院一直在追踪试管婴儿出生后的健康状态，尚未发现与自然怀孕出生的婴儿有明显差异，但谭跃球认为，对这项技术还需抱一定的谨慎态度，“毕竟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现在也才40多岁。”
他认为，尤其应防范技术的滥用，目前，试管婴儿技术中的胚胎筛选技术，主要目的还是防范严重致病和致死的疾病。曾有一些富有的夫妇来遗传门诊咨询，说想生一个完美的孩子，但谭跃球并不看好这种被热议的“定制婴儿”，“基因是相互作用的。可能一个你认为好的基因会与另一个你认为不好的基因连锁在一起，你选择了包含某个让孩子更聪明基因的染色体，说不定它上面就伴随着另一个不健康的基因。”
“不孕不育症状首先要进行药物治疗，如果没有达到目的，就考虑人工授精，如果不行，才考虑做试管婴儿。不宜一次性选择过高的技术，技术越高，人为干预的因素就越多。”卢光琇坦白，“试管婴儿变多，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大家都自然怀孕。”
2020年，卢光琇开设了抖音号，结束采访后，我一直持续收看着她的直播。她仍在不厌其烦地劝说着人们，回归清淡饮食、健康作息，也劝年轻人赶紧生育，放下思想负担。这些朴素的真理一次次撞击在屏幕上，但在评论区里，却书写着真理无法抵达的困境——热烈回应的依然是那些高龄女病人，要么在为她们具体的病情提问刷屏，要么在向送子娘娘留言“祈福求子”。那是上帝之手无法安放的领域。
图片提供：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除标注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刘楚楚，编辑：李纯，摄影：华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