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婚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抢新郎”是不是最离谱的一种?

 印度有一个词,叫“Pakadwa Vivah”,意思是“为了结婚而实施的绑架”,也称为“抢新郎”。 两个多月前,印度比哈尔邦26岁的兽医萨蒂亚姆·库马尔·贾(Satyam Kumar Jha)就遭遇了“Pakadwa Vivah”。 那天,萨蒂亚姆接到电话后外出会诊,没想到莫名其妙就被绑去结了个婚,既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更重要的是,没有嫁妆。 在比哈尔邦,“抢新郎”已经成了一种现象,每年都会发生数千起相关案件。据当地警方的数据,这样的案件光2019年就发生了4498起。

1

结婚保命


6月13日,萨蒂亚姆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请他到邻村去医治一只生病的牛。

 对于一个普通兽医来说,这是再合理不过的请求。萨蒂亚姆没有多想,当天中午便离家到隔壁村出诊。让他父母开始感到担心的是,萨蒂亚姆直到深夜都没有回来。 他的父母正想报警,就在手机上收到了一段婚礼视频,新郎正是萨蒂亚姆——才过去短短几个小时,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丈夫。 他的父母意识到,萨蒂亚姆这是被绑架“逼婚”了。



被绑架“逼婚”的兽医萨蒂亚姆


父母对此并不陌生,因为当地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案件:

 2020年3月,药剂学学生阿米特·库马尔(Amit Kumar)被绑架到了萨马斯蒂布尔,与一名未成年少女结了婚;

 2019年6月,加雅区的尼蒂亚南德·库马尔·拉伊(Nityanand Kumar Rai)在外出途中被六名男子绑架,被迫与一名未成年的女学生结为夫妻。

 “绑架结婚”的现象在北方邦东部及其毗邻的比哈尔邦西部最为常见。官方报告透露,后者区域每年都会发生数千起相关案件。

 在印度,一些待嫁女性的家人为了逃避高额嫁妆,会物色比较优秀的单身男子,并通过绑架的方式让两人成婚——也称为“抢新郎”。其中,中产阶级男子、政府雇员、医生、商人和公司经理是最受青睐的对象。

 有些家庭为了更容易得手,甚至直接盯上了未成年人。根据印度全国犯罪调查机构2015年的报告,比哈尔邦绑架18岁以下男孩的案例数居全国之首。

 事实上,“抢新郎”是一些家庭为了嫁女儿而想出来的“捷径”。普通女性结婚通常需要给男方数万卢比的嫁妆,但对于专业“抢新郎”的黑社会团伙来说,把单身汉变成“准新郎”,只需要一把枪。



一群人将印度小伙子按倒在地,逼迫他参加准备好的婚礼


2018年,博卡罗钢铁厂的29岁工程师维诺德·库马尔(Vinod Kumar)在巴特纳地区参加婚礼时遭遇了绑架。由于实在扛不住真枪实弹的威胁,他与一名女子结了婚。 

事发后,网络上流出了他们的婚礼视频。画面中,新郎在哭,新娘一脸愁苦。在一片“喜庆”“热闹”的氛围中,两人像提线木偶般被女方家人支配着走完了结婚仪式。

女方的一位亲戚甚至对维诺德说:“只是让你结婚,又不是让你去死。”但对于被逼婚的维诺德来说,这就是一道双项选择题。



被逼婚的新郎维诺德·库马尔哭着完成婚礼仪式


婚礼场面如此不堪,新郎和新娘婚后会幸福吗?

看运气。

马诺·沙阿(Manoj Shah)是一个幸运的例外。

自马诺被迫与妻子甘加·杰维(Ganga Devi)结婚至今,已经过了20多年。“婚礼结束时,我看到了新娘的脸,那一刻我就爱上她了。”后来,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大女儿也已经结了婚。

但在更多情况下,被迫成婚的夫妻很难过好漫漫余生。

2010年的一个晚上,伯克蒂亚布尔地区18岁的兰迪尔·库马尔(Randhir Kumar)在补习回家的路上被劫,直接被带到寺庙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孩结了婚。女方家人威胁称,如果他敢伤害或抛弃新娘,兰迪尔全家都将性命不保。

兰迪尔和父母不服气。后来,在警方的干预下,绑架者被逮捕,两人的婚姻关系也被取消。

兰迪尔最后如愿和心爱的人结了婚。最后为这场“闹剧”埋单的人,可能成了新娘自己。

2

新郎买卖

“抢新郎”看起来是一场女方家庭策划的阴谋,但实际上,它的症结在于男方普遍索要的高额嫁妆。

以比哈尔邦为例,当地的嫁妆数额一般在5~60万卢比(1人民币约等于11.72卢比)之间,但statista的数据显示,该邦2020年的人均年收入也不过4.5万卢比。这笔嫁妆,很可能是一个家庭多年的存款。

印度每年大约有一千万对夫妻结婚,其中95%的女性都给了嫁妆。平均来说,嫁妆的“起步价”在20到30万卢比,最高可达2000到3000万卢比。据估算,一年的嫁妆总和至少达到5至10万亿卢比——甚至超过了国家在国防、卫生和教育方面的预算。

印度每年的国防预算和教育预算分别约为3.5万亿卢比和9300亿卢比。如果结合下面这组数据来看,不免生出一丝讽刺意味:印度每年殉职的士兵约为1500名,因嫁妆被杀的妇女却是这个数字的5倍之多。

印度在教育上的投入也不算低。但即便如此,连教育水平最高的喀拉拉邦,1960年到2008年的嫁妆总额还是翻了三番。

在嫁妆制度的背景下,印度甚至还衍生出了“新郎集市”。

7月,暑气正盛。20名男子汇聚在比哈尔邦马德胡巴尼区的一个村庄里,坐在树下等待“顾客”上门问价。

35岁的尼尔巴伊·钱德拉·贾(Nirbhay Chandra Jha)是这20名男子之一。他从100多公里外的贝古萨莱来到马杜巴尼,参加这场“相亲”活动。他身着粉色衬衫和黑色长裤,紧张地站在角落里,希望能在这天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

在我们常见的相亲角里,大爷大妈们通常手举一张白纸,将房产、财产等要求一一列出。但印度的这场“相亲”活动,远比这要直接得多。

尼尔巴伊开门见山——他只要5万卢比嫁妆。

尼尔巴伊是一家工厂的经理,收入稳定,自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觉得5万并不算多,“如果我还年轻,可以轻轻松松要到20~30万卢比。”

据称,嫁妆的金额与新郎本人的职业有很大关系。如果对方是IAS(印度主要的公务员制度)官员,嫁妆金额大概在1到2千万卢比之间;如果他在迪拜做生意或拥有很好的工作,金额甚至可以高达500万至1亿卢比。

一般来说,前来挑选新郎的都是女方的男性监护人,比如父亲或者兄长。他们只要能拿出足够的嫁妆,就能在这里“买”到他们中意的新郎。

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要与眼前这个男人共度一生的新娘却往往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当然,这个等待着被购买的男人也不知道他的未婚妻长什么样。

3

好转的势头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一书曾指出,嫁妆制度屡禁不止,与种姓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四类人依次约占印度人口的5%、4%、2%和45%。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这一类约占人口的18%。

三千年多来,种姓制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虽然1948年国会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但种族歧视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据《印度快报》今年2月的一篇报道,印度人类发展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95%的印度人仍在自身种姓之下的次级种姓中寻找伴侣。

对于低种姓女性来说,改变地位的唯一办法就是与高种姓联姻,而要达到这一点,女方免不了要准备殷实的嫁妆。

不过,也有媒体指出,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好转的势头。

例如,一些接受过高质量教育并且找到体面工作的“达利特”(即所谓的“贱民”),其实不难实现跨种姓婚姻。

此外,印度政府也在推动婚姻制度的变化。2017年,印度放宽了鼓励跨种姓联姻计划的条件,新婚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为“达利特”,并满足相关条件,即可获得2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56万元)。




不过,更让人感到希望的,是年轻人。

2021年的一篇报道分别对2007年和2016年的年轻一代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的婚姻观在这10年间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早婚的年轻人比例在下降。根据Lokniti-CSDS的数据,2007年已婚青年的比例为55%;到了2016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7%。此外,人们对于单身的接受程度也在增加。

 另一方面,年轻人对跨种姓婚姻的接受度也从2007年的31%上升了到2016年的56%。

此外,2021年“选举期间的政治和社会”研究(Politics and Society between Election)的数据显示,大部分人都支持妇女在婚姻中的决策地位——72%的人认为妇女有权力决定结婚的时间;74%的人认为妇女在结婚这件事上有发言权。

延续了数千年的种姓制度,自然无法在朝夕间根除。“抢新郎”的现象,也不是欲禁就能止。但无论如何“路漫漫其修远兮”,有很多人已经在思想上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