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一个词，叫“Pakadwa Vivah”，意思是“为了结婚而实施的绑架”，也称为“抢新郎”。 两个多月前，印度比哈尔邦26岁的兽医萨蒂亚姆·库马尔·贾（Satyam Kumar Jha）就遭遇了“Pakadwa Vivah”。 那天，萨蒂亚姆接到电话后外出会诊，没想到莫名其妙就被绑去结了个婚，既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更重要的是，没有嫁妆。 在比哈尔邦，“抢新郎”已经成了一种现象，每年都会发生数千起相关案件。据当地警方的数据，这样的案件光2019年就发生了449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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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保命
6月13日，萨蒂亚姆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请他到邻村去医治一只生病的牛。
对于一个普通兽医来说，这是再合理不过的请求。萨蒂亚姆没有多想，当天中午便离家到隔壁村出诊。让他父母开始感到担心的是，萨蒂亚姆直到深夜都没有回来。 他的父母正想报警，就在手机上收到了一段婚礼视频，新郎正是萨蒂亚姆——才过去短短几个小时，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丈夫。 他的父母意识到，萨蒂亚姆这是被绑架“逼婚”了。
被绑架“逼婚”的兽医萨蒂亚姆
父母对此并不陌生，因为当地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案件：
2020年3月，药剂学学生阿米特·库马尔（Amit Kumar）被绑架到了萨马斯蒂布尔，与一名未成年少女结了婚；
2019年6月，加雅区的尼蒂亚南德·库马尔·拉伊（Nityanand Kumar Rai）在外出途中被六名男子绑架，被迫与一名未成年的女学生结为夫妻。
“绑架结婚”的现象在北方邦东部及其毗邻的比哈尔邦西部最为常见。官方报告透露，后者区域每年都会发生数千起相关案件。
在印度，一些待嫁女性的家人为了逃避高额嫁妆，会物色比较优秀的单身男子，并通过绑架的方式让两人成婚——也称为“抢新郎”。其中，中产阶级男子、政府雇员、医生、商人和公司经理是最受青睐的对象。
有些家庭为了更容易得手，甚至直接盯上了未成年人。根据印度全国犯罪调查机构2015年的报告，比哈尔邦绑架18岁以下男孩的案例数居全国之首。
事实上，“抢新郎”是一些家庭为了嫁女儿而想出来的“捷径”。普通女性结婚通常需要给男方数万卢比的嫁妆，但对于专业“抢新郎”的黑社会团伙来说，把单身汉变成“准新郎”，只需要一把枪。
一群人将印度小伙子按倒在地，逼迫他参加准备好的婚礼
2018年，博卡罗钢铁厂的29岁工程师维诺德·库马尔（Vinod Kumar）在巴特纳地区参加婚礼时遭遇了绑架。由于实在扛不住真枪实弹的威胁，他与一名女子结了婚。
事发后，网络上流出了他们的婚礼视频。画面中，新郎在哭，新娘一脸愁苦。在一片“喜庆”“热闹”的氛围中，两人像提线木偶般被女方家人支配着走完了结婚仪式。
女方的一位亲戚甚至对维诺德说：“只是让你结婚，又不是让你去死。”但对于被逼婚的维诺德来说，这就是一道双项选择题。
被逼婚的新郎维诺德·库马尔哭着完成婚礼仪式
婚礼场面如此不堪，新郎和新娘婚后会幸福吗？
看运气。
马诺·沙阿（Manoj Shah）是一个幸运的例外。
自马诺被迫与妻子甘加·杰维（Ganga Devi）结婚至今，已经过了20多年。“婚礼结束时，我看到了新娘的脸，那一刻我就爱上她了。”后来，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大女儿也已经结了婚。
但在更多情况下，被迫成婚的夫妻很难过好漫漫余生。
2010年的一个晚上，伯克蒂亚布尔地区18岁的兰迪尔·库马尔（Randhir Kumar）在补习回家的路上被劫，直接被带到寺庙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孩结了婚。女方家人威胁称，如果他敢伤害或抛弃新娘，兰迪尔全家都将性命不保。
兰迪尔和父母不服气。后来，在警方的干预下，绑架者被逮捕，两人的婚姻关系也被取消。
兰迪尔最后如愿和心爱的人结了婚。最后为这场“闹剧”埋单的人，可能成了新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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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买卖
“抢新郎”看起来是一场女方家庭策划的阴谋，但实际上，它的症结在于男方普遍索要的高额嫁妆。
以比哈尔邦为例，当地的嫁妆数额一般在5~60万卢比（1人民币约等于11.72卢比）之间，但statista的数据显示，该邦2020年的人均年收入也不过4.5万卢比。这笔嫁妆，很可能是一个家庭多年的存款。
印度每年大约有一千万对夫妻结婚，其中95%的女性都给了嫁妆。平均来说，嫁妆的“起步价”在20到30万卢比，最高可达2000到3000万卢比。据估算，一年的嫁妆总和至少达到5至10万亿卢比——甚至超过了国家在国防、卫生和教育方面的预算。
印度每年的国防预算和教育预算分别约为3.5万亿卢比和9300亿卢比。如果结合下面这组数据来看，不免生出一丝讽刺意味：印度每年殉职的士兵约为1500名，因嫁妆被杀的妇女却是这个数字的5倍之多。
印度在教育上的投入也不算低。但即便如此，连教育水平最高的喀拉拉邦，1960年到2008年的嫁妆总额还是翻了三番。
在嫁妆制度的背景下，印度甚至还衍生出了“新郎集市”。
7月，暑气正盛。20名男子汇聚在比哈尔邦马德胡巴尼区的一个村庄里，坐在树下等待“顾客”上门问价。
35岁的尼尔巴伊·钱德拉·贾（Nirbhay Chandra Jha）是这20名男子之一。他从100多公里外的贝古萨莱来到马杜巴尼，参加这场“相亲”活动。他身着粉色衬衫和黑色长裤，紧张地站在角落里，希望能在这天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
在我们常见的相亲角里，大爷大妈们通常手举一张白纸，将房产、财产等要求一一列出。但印度的这场“相亲”活动，远比这要直接得多。
尼尔巴伊开门见山——他只要5万卢比嫁妆。
尼尔巴伊是一家工厂的经理，收入稳定，自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觉得5万并不算多，“如果我还年轻，可以轻轻松松要到20~30万卢比。”
据称，嫁妆的金额与新郎本人的职业有很大关系。如果对方是IAS（印度主要的公务员制度）官员，嫁妆金额大概在1到2千万卢比之间；如果他在迪拜做生意或拥有很好的工作，金额甚至可以高达500万至1亿卢比。
一般来说，前来挑选新郎的都是女方的男性监护人，比如父亲或者兄长。他们只要能拿出足够的嫁妆，就能在这里“买”到他们中意的新郎。
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要与眼前这个男人共度一生的新娘却往往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当然，这个等待着被购买的男人也不知道他的未婚妻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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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的势头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一书曾指出，嫁妆制度屡禁不止，与种姓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三千年多来，种姓制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虽然1948年国会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但种族歧视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据《印度快报》今年2月的一篇报道，印度人类发展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95%的印度人仍在自身种姓之下的次级种姓中寻找伴侣。
对于低种姓女性来说，改变地位的唯一办法就是与高种姓联姻，而要达到这一点，女方免不了要准备殷实的嫁妆。
不过，也有媒体指出，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好转的势头。
例如，一些接受过高质量教育并且找到体面工作的“达利特”（即所谓的“贱民”），其实不难实现跨种姓婚姻。
此外，印度政府也在推动婚姻制度的变化。2017年，印度放宽了鼓励跨种姓联姻计划的条件，新婚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为“达利特”，并满足相关条件，即可获得2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56万元）。
不过，更让人感到希望的，是年轻人。
2021年的一篇报道分别对2007年和2016年的年轻一代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的婚姻观在这10年间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早婚的年轻人比例在下降。根据Lokniti-CSDS的数据，2007年已婚青年的比例为55%；到了2016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7%。此外，人们对于单身的接受程度也在增加。
另一方面，年轻人对跨种姓婚姻的接受度也从2007年的31%上升了到2016年的56%。
此外，2021年“选举期间的政治和社会”研究（Politics and Society between Election）的数据显示，大部分人都支持妇女在婚姻中的决策地位——72%的人认为妇女有权力决定结婚的时间；74%的人认为妇女在结婚这件事上有发言权。
延续了数千年的种姓制度，自然无法在朝夕间根除。“抢新郎”的现象，也不是欲禁就能止。但无论如何“路漫漫其修远兮”，有很多人已经在思想上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