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每当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年龄时，我总会身子后仰，摆出一副高深莫测、意味深长的表情，然后悠悠地说一句：我出生的时候，北边还叫苏联。
我出生于1990年，那一年，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叫戈尔巴乔夫。
今天，2022年8月31日，戈尔巴乔夫死了，苏联最后的影子也消散了。（鉴于他的人品和所作所为，我实在不想用诸如“去世”或者“逝世”之类的词。）
在戈尔巴乔夫魂归古拉格的今天，我们来聊一些比较深度的话题：苏联为何没有赶上新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又是如何左右苏联国运的？
事情，要从一场距离苏联千里之外的战争说起。
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在犹太人眼中，这一天是个神圣的日子，因为按照犹太教的教义规定，当天是“赎罪日”，所有的犹太教徒在这一天都应当放下手中的工作，走进教堂，虔诚地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过。
驻守苏伊士运河东岸“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士兵们也不例外，他们都是犹太人，当天全员进入了休假状态——有一半的军人已经回家过节去了，剩下的人遵守教义规定，在拉比的带领下虔诚祈祷，当天滴米未进。
当天下午两点，驻守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士兵们突然听到了从苏伊士运河对岸传来的轰鸣声。他们抬头张望，旋即便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惊：数百家喷涂着埃及空军标志的战斗机正嘶吼着朝他们杀来。
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称“赎罪日战争”）爆发了。
以色列是阿拉伯国家的死敌，为了支持同为阿拉伯兄弟的埃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的成员国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战争爆发十天后，1973年10月16日，他们宣布将原油价格从原来的每桶3.01美元上调到5.12美元。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则更进一步，宣称在以色列撤军前，将不会向以色列和任何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出口石油。
这就是70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在危机最高潮的时候，国际油价比之前足足高了19倍。
石油危机的冲击波下，有人欢喜有人愁。
原油价格上涨，汽油柴油之类的燃油价格也跟着上涨。燃料价格上涨，烧汽油和柴油的农业机械的运营成本也直线抬高，粮价也跟着上涨。更有甚者，一些并不太会被石油危机影响的企业，看着别人涨价，自己也坐不住了，趁火打劫，涨了再说……整个世界的经济在眨眼间便陷入了混乱。
身处越战泥潭、极度依赖石油的美国经济遭遇重创，经济发展的势头被一棒子打断。欧洲和日本也被波及，物价飞涨，国民怨声载道——在日本，官员们面对飞涨的物价早已无计可施，只是徒劳地写着如套话一般的文章，就连撰写答辩稿的官员自己都吐槽自己写的东西：“就靠这些措施，怎么可能抑制通货膨胀”。
但对于苏联来说，“第一次石油危机”却成为了天上掉下来的一笔横财。1970年代，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同时也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国际市场上高涨的油价，让苏联赚了个盆满钵满。可以说，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就没有过过这么富裕的日子。
突然成为“暴发户”的苏联，首先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展示出了他的土豪气质。
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加上人口较少，粮食生产一直都不是苏联的强项。实际上，从赫鲁晓夫同志对玉米的谜之热爱，我们多多少少也能看出苏联人对粮食的渴望。
从1963年开始，苏联就成了粮食净进口国，70年代开始，苏联超过了日本，成为了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到了80年代，苏联每3吨粮食食品里就有1吨是用进口粮食加工出来的——苏联每年要从海外进口4000万吨粮食，以一己之力，成为了国家粮价的影响者。
苏联之所以如此行为，就是因为手上握着足够多的“石油美元”——种什么粮食啊？缺粮就去国际市场上买啊，美国的粮食又好又便宜，干嘛要花力气自己种呢？
苏联社科院北美研究所的所长阿尔巴托夫是如此评价当时苏联领导层的心态的：如果能整个订购外国工厂，那么还用得着自己发展科学技术吗？如果能轻易从美国加拿大购买粮食和肉蛋奶，那么还有必要去研究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吗？如果能请来芬兰和瑞典的工程师，那么还有必要自己做工程项目吗？医疗器材、家具、百货……靠从西方进口不就可以了嘛？
习惯于艰苦奋斗、辛勤建设的苏联并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如此富裕。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暴富的苏联，从此便走上了邪路。财政情况空前优越的苏联开始四处开工特大型项目，整个苏维埃联盟从上至下都信心爆棚，觉得手上有用不完的钱，共产主义指日可待。
而就在此时，苏联的产业危机来了。
1970-1980是什么时代？
答案是：这是一个是科技革命的时代。
1965年，戈登·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1968年，英特尔在加州圣克拉拉成立。1969年，AMD在加州桑尼维尔成立。整个70年代，国际半导体产业可谓是群雄逐鹿：英特尔、仙童、德州仪器、AMD……这些在今天的市场上有着赫赫威名的企业，几乎都是在70年代开始起飞。
1970年代成为美国科技摇篮的硅谷除了这些美国企业之外，日本的索尼、松下、东芝，欧洲的西门子、博世也在70年代开始进入“暴走模式”——1975年，索尼推出了全球第一台面向民用消费市场的录像机。1979年，东芝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光盘式文件生成系统。1970年，第一台程控数字交换机在法国投入商用实验——要知道，交换机也一直都是华为最强悍的产品线之一。
明星企业的崛起，只是表象，背后折射的是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转变——整个世界开始朝着高附加值、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转型了。70年代的技术潮流，已经勾勒出了当代技术的模糊轮廓。
只不过在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罢了。
克里姆林宫觉得未来的世界拼的还是钢铁、煤炭和石油，但实际上，未来比拼的是芯片、计算机和互联网。
巅峰时期苏联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左右，但与此同时，苏联工业电脑的数量只有美国的1/45，即便相比没那么先进的西欧国家，苏联也只有西欧的1/15。
苏联不是没有科技人员，事实上，苏联的科技实力极强——全球每4个科学家里就有一个在苏联，苏联的新发明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仅次于当时处于巅峰状态的日本。
苏联在科技产业上的问题在于它的科技仅仅就停留在了科技的层面，没有继续发展成为能造福社会和民众的产品应用——苏联仅有6%-7%的科研人员在企业里工作，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在研究所和学校里——而苏联的研究所和学校全都是靠财政拨款运作，科研人员的晋升也主要靠研究成果来评定——这样做的好处是无忧无虑可以专心做研究，坏处则是没有动力把技术转化为可以实用的产品。
但苏联的科研成果需要10-12年才能变成实际应用，而美国人只需要不到五年。
结果就是：苏联弄出了那么多科研成果，结果只有1/4能在本土使用。以至于苏联后期经常发生“自己的技术被秘密转移到国外，几年后自己再花重金引进”的谜之操作。
说实话，这些问题在苏联体系内早已存在。只不过没人戳破，也没人有动力去改革罢了——毕竟，70年代，苏联决策层却还沉迷在卖石油的美梦之中。
70年代的苏联很强，苏联的钢铁、机床、石油、水泥产量一年高过一年，苏联陆军的坦克和装甲车的数量比整个北约集团加起来都要多，苏联的洲际导弹和氢弹数量足以把整个地球翻来覆去毁灭十几次。
70年代的苏联也很弱，因为只要不发生战争，这些坦克、装甲车和导弹就难以发挥其作用。国防固然重要，但如果让军工复合体绑架了国家发展就不好了。
总而言之，当莫斯科在数着石油美元哈哈大笑的时候，那个送加加林上天的苏联却开始在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上被西方国家甩开了至少15年的距离。
终于，残酷80年代来了。
靠着石油富起来的苏联，最终也在石油上跌倒。
80年代后期，石油价格开始跳水。70年代每桶高达110美元的石油到了1985年底只要26美元，到了1989年只要19美元。
油价暴跌，意味着卖石油的钱变少了，苏联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苏联那些长期以来被虚假繁荣所遮掩的问题开始了总爆发。
尾声1982年，莫斯科的某所医院的病房里，一位罹患脑溢血的病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的病人叫格卢什科夫，是一位出生在顿河边的苏联科学家。
后人提起格卢什科夫的时候，多半还会提起另一个词——“OGAS”。
OGAS，格卢什科夫提出的苏联版互联网构想。
在OGAS系统里，整个苏联的经济将会被彼此联通，每一间工厂、每一个农舍的生产数据都将变得透明，全国经济可以做到一盘棋，计划经济将迎来属于它的时代，国家的运转将会像解决数学题一样简单明快。
甚至，格卢什科夫认为OGAS系统的运用可以逐渐淘汰掉实体货币，可以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苏联公民的国民电子档案——需要注意的是，格卢什科夫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这些和数字货币、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等东西无限接近的概念。
OGAS工程总指挥，世界著名数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Victor Glushkov）
然而，OGAS最终还是流产了。
流产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太花钱，二是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蛋糕。苏联不是没有伟大的科研人员，苏联只是没有动力去做那些正确的事。
那么，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苏联为何没有赶上新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又是如何左右苏联国运的？
答案是：石油危机带来的暴富，让苏联过于轻易地获得了天文数字级别的收入，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错失了新技术革命的动机。而与此同时，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转型，新技术代表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流，错过新技术革命机会的苏联，也断送了自己的国运。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苏联是一面镜子。
苏联遇到的问题、挑战和陷阱，很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有威胁的。
中国虽然没有因为石油而暴富，但中国也曾经靠着劳动密集产业，靠着给别人做衬衣做袜子赚了不少“快钱”。如果我们沉浸在这种轻松的“快钱”氛围里不能自拔，那么我们最终可能就是一个大号有核弹的孟加拉国或者越南。
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痴迷于赚快钱，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过科研。今天这个时代，在芯片、互联网、新能源这些公认的“未来产业”上，都有中国企业战斗的身影。
而在科研体系设计上，师承于苏联的中国也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吃的也是“财政饭”——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在公办的高校和研究所，企业的研究人员少的可怜，贡献也不大。
和苏联反过来的是，苏联人特别重视基础研究，忽视了技术转化成产品的重要性。我们则走了另一个极端：中国特别重视技术转化成产品，以至于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种类型的科研活动里，我们长期以来都把重点放在了“试验发展”上。
而我们被卡脖子的半导体领域，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的。
好了，深奥的问题说得差不多了，来点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吧。
今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位兄弟对戈氏的评论，我觉得很有感觉，放到这里，给大家共享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