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ID：globusnews），作者：王繁阴，责编 ：张希蓓，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地区，有着奥地利境内最大湖泊之一的阿特湖（Attersee），这里风景优美，是一个度假胜地。在湖泊北面有一座隶属于弗克拉布鲁克县（Bezirk Vöcklabruck）的小镇，全名叫做“阿特湖畔塞瓦尔兴”（Seewalchen am Attersee），根据2022年最新的人口统计，这里只有五千六百多名居民。
在距离美丽的阿特湖不远的地方有一间诊所，它的负责人丽莎-玛丽亚·凯勒梅尔（Lisa-Maria Kellermayr）已经饱受长达半年多的网络霸凌和人身攻击。
在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7月对凯勒梅尔进行采访的时候，面对记者，凯勒梅尔无可奈何地说：“欢迎来到地堡。”因为长期被反疫苗者人身威胁，凯勒梅尔不仅被迫关闭了诊所，还几乎将自己封闭在诊所里，陪伴她的只有一只小狗。
对于凯勒梅尔来说，封闭的日子并不舒适，尤其在诊所不远处就是她喜爱的阿特湖。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候，这座湖的景色一直都是她的安慰，但现在她却连出门在河畔游玩都很难做到。在《明镜周刊》那篇文章的末尾，凯勒梅尔仍然保留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作者期盼她最终可以“从诊所走到几米远的阿特湖畔，再次毫无顾虑地把脚浸入水中。”
这篇文章发表在7月11日的《明镜》网站上，距离凯勒梅尔在她的诊所里自杀，只有18天的时间。
一场持续7个月的“谋杀”
7月29日，凯勒梅尔的尸体在诊所里被发现。
一开始，奥地利警方就排除了他杀，所以并不打算安排尸检。但根据奥地利广播集团（ORF）的报道，凯勒梅尔的亲属要求尸检，初步的尸检结果仍然维持了自杀的结论。
警方在公告排除他杀的时候所用的惯用术语是“schließt Fremdverschulden aus”，意思是“排除了有另一个人的参与”，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冰冷的讽刺，因为虽然没有人真的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但真正让她崩溃自杀的，是那些不断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甚至面对面的方式威胁她的反疫苗阴谋论者们。
在疫情爆发前，凯勒梅尔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刚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凯勒梅尔作为一名全科医生，参加了许多志愿活动，那个时候人们对新冠病毒尚有许多未知和恐惧，没多少人愿意参与这份工作，凯勒梅尔却在后来对记者表示，她未婚、未育、还很年轻，是参加志愿活动的不二人选。
“我比其他同事们都更命中注定（要做这份工作）。”她说。
根据Coda的报道，因为发现了一种治疗哮喘的药物布地奈德（budesonide）可以在新冠患者感染早期减轻症状，凯勒梅尔逐渐被奥地利媒体视为应对新冠的专家，这一发现在后来牛津大学团队发表在《柳叶刀》的研究里得到了证实。她开始接受奥地利媒体各种各样的采访，并不遗余力地提醒公众应对新冠疫情的紧要性。
从一名退休医生那里接手了塞瓦尔兴的诊所后，凯勒梅尔欣喜地投入工作，她打算把自己应对新冠病毒的经验积极应用在诊所的建设上，比如对诊所进行翻新，把检查室都建造成对新冠患者有益的通风系统。
但是她没想到的是，长达七个月的人身威胁和恐吓最终让这间诊所关门。
其实从凯勒梅尔开始接受采访开始，一些互联网上常见的骚扰和攻击就已经出现，比如攻击凯勒梅尔的身材和长相，但凯勒梅尔认为这“完全没有伤害性”，这只是任何一个上网的女性都可能会经历的。
真正引爆了大范围攻击和侮辱的，是凯勒梅尔在2021年11月转发的一条视频，她批评反疫苗示威者们堵塞了救护车通道。很快，她的个人信息和批评示威者的言论随即被人传播到Telegram群组，引发了大量反疫苗者的嘲笑和侮辱。
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攻击铺天盖地，从各个网络渠道涌入凯勒梅尔的视线，因为她的诊所有公开的页面和社交媒体账号，所以很难规避这些攻击。《明镜》描述，凯勒梅尔受到的攻击“像刷牙一样”普遍。
随着时间的推移，羞辱逐渐升级为恐吓，凯勒梅尔开始频繁收到恐吓邮件，有的说要让她经受“人民法庭”的审判，有的说要对她进行手术切除她的脑子，有的说要给她一枪。一个频繁的发信人“Claas”甚至在一封信中精心描绘了自己的屠杀计划：他要伪装成病人进入诊所，然后杀光诊所里的所有人。
凯勒梅尔不得不为此提高了安保措施并雇佣了保安，事实证明这些恐吓的确并不仅仅停留在网络上：根据奥地利电视台“Puls 24”的报道，有好几个伪装成病人的来访者被搜出带有折叠刀。在一个只有五千多人的小城镇，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凯勒梅尔十分焦虑。她甚至曾听到邻居在谈论新冠阴谋论，这让她更无法确定“敌人”到底隐藏在哪里。
维持安保措施非常耗钱，很快她就无法持续每个月数千欧元的额外花费。而在此期间，她尽可能地寻找一切援助，去联系警察、政客、记者，但都无济于事：他们声称无法确认威胁者的真实身份。
“在每次谈话中，她都被告知同样的事情：她的情况很糟糕，他们希望能提供帮助，但没有法律机构来帮助她。”Coda的记者艾米丽·舒尔泰斯（Emily Schultheis）无奈地写道。
终于，凯勒梅尔在6月28日宣布暂时关闭诊所，并在推特上发出了许多封恐吓信的截图，批评当局的不作为。当局的反应依然冷淡，上奥地利地区的警方发言人甚至曾声称，这位医生或许只是想获得关注。
其实在7月时，凯勒梅尔曾经看到过一丝希望：奥地利内政部的国家安全情报局（DSN）的高层联系了她，并希望能保护凯勒梅尔的安全。但这微薄的希望并没能拯救凯勒梅尔，在自杀前几日，她还发现有人偷偷拿走了她诊所楼前电梯的指示标签。
她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每个人都说这是可怕的，我应该得到帮助。但是没有人帮助我。”7月接受采访时，凯勒梅尔对舒尔泰斯绝望地说。
跨越国境的体制性无力
在这漫长的七个月中，并非没有人对凯勒梅尔伸出援手，除了许多记者外，还有一名女性的网络活动家、IT安全顾问内拉·阿尔-拉米（Nella Al-Lami）曾经试图帮助凯勒梅尔。
她先是对恐吓邮件进行了调查，发现邮件是通过匿名网络服务发送的，她甚至找到了那个“Claas”——有两封恐吓信“Claas”写下了自己的全名——真实世界的“Claas”是一名反对极右翼运动的活动家，在阿尔-拉米联系他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的个人信息会泄漏，并被用于寄发恐吓信，而真正的威胁者仍然躲在网络之后。
通过对“Claas”事件的调查，阿尔-拉米总结了许多证据，她把它们总结成一份报告，其中显示许多与“Claas”信息泄漏相关的账号都与极右翼有关，据说这些极右翼极端分子早就已经列在德国警方的名单上。
但这些都不能当作法律意义上的证据。
奥地利内政部长格哈德·卡纳（Gerhard Karner）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黑客有警察所没有的选择”，暗示阿尔-拉米这种基于网络调查的推测没有法律效力和可信度。正如奥地利公共安全总局（GDföS）提及的“合法性原则”（Legalitätsprinzip）——根据奥地利宪法的第十八条，“一切国家行政只能依据法律行使”——“黑客行为”本身就是不符合法律的，也就不能当作法律证据，这也是奥地利当局坚称无法找到肇事者的原因，因为肇事者在“暗网”活动。
可是所谓的“暗网”也可以被当作当局不作为的托辞，因为阿尔-拉米并非通过高深莫测的黑客手段获取这些信息，是通过公开搜索的信息找到了真实的“Class”和那些嫌疑人的。在信息化的时代，执法部门仍然在秉持一些非网络的执法手段，奥地利古老的媒体《新闻报》（Die Presse）发表文章批评当局称：“一个社会越是网络化，当局就越该网络化。”
而且即便当局可以用信息化手段寻找到，跨国执法是另一个艰难的问题。
那些威胁凯勒梅尔的极右翼嫌疑人，大都生活在德国。当凯勒梅尔和阿尔-拉米联络德国警方时，他们同样用“暗网”的借口来推脱，而奥地利警方也不愿意积极与德国警方交涉，虽然移交了嫌疑人的信息，但是交流和执行效率都很低。
反而是在凯勒梅尔自杀之后，巴伐利亚警方才突击逮捕了一名威胁凯勒梅尔要让她被“人民法庭”处死的五十九岁男嫌疑人，但这为时已晚。
“如果肇事者在奥地利，他将因这些电子邮件而面临数年的监禁。”《新闻报》无奈地写道。
奥地利本国其实已经在2020年末就通过了一部《网络仇恨法》（Hass-im-Netz-Gesetz），该法案旨在打击互联网上的仇恨言论，曾经被欧盟基本权利署（FRA）高度评价，但是该项法律通过之后，利用率却非常低。根据《标准报》报道，300万欧元的相关预算几乎没被动过。可见虽然在立法层面，奥地利并不落后，但是互联网上的犯罪往往都是跨越国界的。
正如德国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Tagesschau）文章里的采访所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肇事者当时在另一个国家，或者鞭策它的右翼网站来自另一个国家。”
凯勒梅尔去世之后，奥地利各地都爆发了针对此事的悼念集会。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广泛讨论中，有不少人与她感同身受。
去年，奥地利内政部登记了2411起仇恨贴文，没有登记的还有更多，其中有许多都是攻击医务人员的。在德国也是如此，互联网上有许多Telegram群组专门传播接种疫苗医生们的个人信息，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自从疫情爆发以来，针对医生的人身攻击大幅上升。“这并不仅仅发生在互联网或电子邮件里。”萨克森州医学协会的主席这样说道，有一些医院甚至因为这类攻击而不得不关门。
8月1号，维也纳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悼念集会，数以百计的医护人员参加了为凯勒梅尔举办的守夜祈祷，奥地利医学协会的主席也督促医护人员们参加守夜，以“发出一个团结和反对暴力与仇恨的有力信息”。
● 维也纳的悼念活动 / OE24
但对于这些事件的幕后黑手，那些反疫苗者和否认新冠者来说，凯勒梅尔的死对他们毫无触动。维也纳搭建的纪念场地也被破坏过一次。
“似乎更有可能的是，作为一个疫苗接种的宣传者，她不再想带着沉重的负罪感生活。”
《明镜》刊登的对凯勒梅尔的反应留言里，有一条这样说道。
“横向思考者”的狂飙突进
在凯勒梅尔的案件中，造就了悲剧的反疫苗阴谋论者们，在德语中，这些人被称为“横向思考者”（Querdenker）。
他们得名于在德国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期为了反对封城、口罩令、社交距离令、疫苗接种等应对新冠措施而爆发的“横向思考运动”（Querdenken-Bewegung）。
跟传统德国的社会运动不同的是，“横向思考者”们超越了左右阵营划分，其中既有极左，也有极右，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权威的不信任、对科学的怀疑和对阴谋论的热衷。他们会用匿名加密的社交软件散播许多信息，而大部分都来自假新闻网站。
虽然这个运动诞生自德国的斯图加特，但不仅迅速传播到柏林，也遍及其他德语地区。奥地利的“横向思考运动”甚至比德国更有后劲，这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至今都是西欧最低之一。
凯勒梅尔去世后，奥地利的政要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缅怀，总统本人也前往凯勒梅尔的诊所举办了祈祷仪式。但唯独中右翼人民党籍的首相卡尔·内哈默（Karl Nehammer）沉默不语，隔了一周才对死者表达惋惜，而且并没有批评警方。《明镜》怀疑，内哈默的沉默表明他不想得罪那些“横向思考者”。
内哈默所率领的人民党（Österreichische Volkspartei）正处在混乱中，经历了执政伙伴因为“通俄门”而导致联盟崩溃、前首相因为贪腐丑闻而倒台之后，内哈默接手了人民党的烂摊子，但他无法拯救人民党山体滑坡般的支持率。根据《标准报》报道，党内也出现要换掉内哈默的声音。
2023年，人民党的大本营下奥地利州将会举行地方选举，选情不容乐观。相当数量的“横向思考者”已经成为议会政治的重要力量。2021年初创立的“MFG奥地利人民-自由-基本权利”（MFG – Österreich Menschen – Freiheit – Grundrechte）就是一个反疫苗的民粹主义政党，在2021年地方选举中夺走上奥地利州6.23%的选票。内哈默政府在上个月因为汹涌的民意放弃推动成年人疫苗接种令，也可以被视作对“横向思考者”的让步。
反疫苗和否认新冠的阴谋论在德奥两国相当普遍，这部分是因为这两国曾经被纳粹统治的历史，致使大众对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张抱有极为敌意的态度，而在德语地区流行的神秘主义以及对替代医学的热衷又让他们对当代科学充满怀疑。
社会学家奥利弗·纳赫特维（Oliver Nachtwey）在《标准报》上表示许多“横向思考者”自己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正因如此“这些人有信心为自己判断科学”，卡尔·波普尔那个著名的论断——科学是可证伪的，正在被“横向思考者”肆意利用。
就连凯勒梅尔自己的家人，也有阴谋论的信徒——相信比尔·盖茨要为新冠疫情负责。
尽管有其可理解的历史原因，但被新冠疫情激发的民间情绪正在危及德国和奥地利的民主制度——大量以前在德奥地区是政治禁忌的活动借着“反疫苗”的立场，借着“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正当包装走入公众视线：否认大屠杀者、新纳粹主义者、第三帝国支持者、君主主义者、仇外主义者、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反犹主义者，他们把政府防控新冠的手段称之为“法西斯主义”，而且这种浪潮并没有随着疫情的逐渐消退而消失，这引发了许多人的强烈担忧。
他们长期的网络暴力也终于酿成了如凯勒梅尔这样的惨剧。在凯勒梅尔去世后，阴谋论者在许多Telegram群组里欢呼雀跃。
“他们关心的是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而牺牲那些特别受到新冠威胁的人。”延斯-克里斯蒂安·瓦格纳（Jens-Christian Wagner）在BR24的采访中说。横向思考者没有任何对社会团结、共同利益的考量，这非常危险，他还认为“横向思考者”带有浓厚的既得利益中产阶级色彩，“他们显然不关心真正重要的民主权利……因为他们拥有这些权利。”
面对民众和媒体的不满，奥地利当局也终于表态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检察院部门来处理此类事件，更有效地处理欧盟内部的跨国网络犯罪。
但是真正的难处可能还不在欧盟内部。
最近，在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推特的评论区，有人言之凿凿地挂了一个新闻网页，标题是《自接种疫苗以来，儿童死亡人数翻了两番——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信息》。新闻中的调查者是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fD）的议员，这是一篇典型的“标题党”文章，不仅没有足够大的数据分析，调查也不专业，最后的结论甚至也含混不清，但并不阻碍这样的文章有许多拥趸。
而这个新闻网站“匿名新闻”（Anonymous News）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假新闻网站，2017年就被德国电视一台爆料用假照片伪装成“难民强奸犯”散布仇外恐慌。如果这个网站在欧盟境内，那有关部门就算低效，但也仍然能够管制。可是据报道，这个虚假新闻网站建在俄罗斯，而类似的网站还有很多。
可以想见，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对这种假新闻的打击仍然困难重重。应对“横向思考者”的谣言散布和网络暴力，避免更多的悲剧，还有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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