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吴向娟,编辑:孙雅兰,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楼市火爆时,年轻人梦想着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碍于高房价,部分人会退而求其次选择购置县城的房产。一些县城的房价也因此水涨船高,掏空年轻人的钱包。


而眼下,中国人对房子的信仰正在经受全方位的考验。房地产市场遇冷,县城的房子首先成了鸡肋,年轻人回去住不了,也卖不掉。


卖房


县城房子越来越烫手了。把房子挂出去的一年多,张宁的信心全无。


张宁定居在天津。卖掉老家济宁泗水县城房子的想法,出现在2020年底。房子当时还有租客,为赶上春节卖房的高峰期,张宁提前收回了房子,并做了深度清洁。“县城里很多外地打工的人,过年才有空回家看房。”张宁说。


2021年春节刚过,县城街上的商铺恢复营业的第一天,张宁就挨个向中介公司打电话,热情介绍自己的房子。张宁的房子位于二楼,是个小两居、坐南朝北。房子购于县城楼市火爆的2017年,全款33万,装修花了11万。


这次卖房,张宁的定价是54万,“加上这些年的物业费、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个价位很合理”。


信心满满的张宁很快遭遇现实泼下的冷水。电话那头,多家中介公司的答复出奇地一致:“这房子不好卖”。起初,张宁以为是中介公司的套路,不以为意。直到房子挂出三四个月后,只有零零星星一两个人看房,她开始慌了张。


等到五一假期,一对在外地工作的小夫妻专程赶回泗水县城看房,并对张宁的房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两天后,男方父母的不满,扼杀了这笔即将交易的订单,老人表示:“起码要有个客卧,将来我们带孩子或是有客人来也方便。”


房子挂出后的16个月里,相继有十几拨人来看房。每个人都能找出不满意的地方,不是面积太小,就是采光不好。这让张宁很犯愁,“这届买方好挑剔”。从2021年7月至今,几乎每月她都要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动态许愿:“求顺利卖房!”


等到国庆假期间,县城迎来了又一个看房高峰期,有中介主动联系张宁,建议她降价卖房。电话那头说出的数字让张宁倒吸一口凉气——44万。这几乎是4年前她投入在房子上的价格。“现在的44万和2017年的44万,能一样吗?”她问中介说,“2017年房子三千多一平,现在都涨到五千一平了。”


“现在的房子和2017年的房子能一样吗?”中介反问。张宁沉默了半晌。


张宁不甘心让步,想再探探底。然而,回应她的只有市场的冷清。整个假期,只有一个人来看房,诟病完房子的采光后,便再无下文。


与现实硬碰硬后,张宁只好服软。今年春节,她和丈夫商议,将房子定价调整为47万,“如果有人要买,可以让2万”。半年过去了,房子并没有因为降价变得抢手。


2021年,全国房价过万的县城有103个,占全国县城的5%,县城房价普遍都在每平3000元到8000元这个区间。不算低的房价,对于县城原本的人口吸引力有限,但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具有无敌的吸引力:拿一二线城市工资,付县城房贷。返乡置业的热潮背后,房价上去了,建成的房子却空下了。年轻人掏空了腰包,却住不了县城的新房。


远在广州的罗平,为卖掉湖南邵东县的房子也奔波了大半年。罗平的房子位于邦盛凤凰城,曾是当地热销的楼盘之一。今年年初为了卖房,罗平咨询了当地一家中介公司,对方开出的价格是3800元/㎡,远低于该县平均房价。罗平无法接受中介提出的价格,便不再继续沟通。


图 | 罗平购房所在小区
图 | 罗平购房所在小区


一直等到今年6月,罗平重新求助中介,这次他换了一家公司,对方给出的价格比上一次更低——3580元/㎡,这与罗平2018年购入房子的价格相差无几。他的房子足足有168平方米,目前还是毛坯房。他仔细算过一笔账,房子按照目前的预估价卖出去“至少要亏13万”,事实上,“也可能根本卖不出去”。


罗平索性跳过中介把房子挂到网上直售,但始终无人问津。偶尔有电话打来,罗平兴奋地接起,发现都是中介公司。中介表示愿意代理出售,可给出的价格都让罗平失望。


为摸清市场,罗平浏览了同小区待售的二手房,情况很不乐观。小区里很多和他家条件相当的房子,价格定得比罗平更低,依然卖不出去。就连同等面积的精装房,价格也没有比罗平的房子高出多少。看着看着,罗平的心一截截凉下去,“现在这个行情,能回本就不错了”。


图 | 罗平的房子目前仍是毛坯房
图 | 罗平的房子目前仍是毛坯房


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野蛮生长后,县城房的流动性开始变弱。眼见县城的楼市日益萧条下去,新房库存积压,二手房有价无市,妥协的只能是房主。很多房主为了转手,不得不“割肉”离场。


长沙的杨林也在为卖县城房而发愁,他的房子买在湖南益阳赫山远郊的会龙山下,是一套140平米的“山景房”。该楼盘开盘后均价稳在5500元一平, 2019年杨林购入房子的价格为77万,装修花费40多万,粗略估算共投入120万。买完才发现“山景房真的在山里”,离城区有十几公里,开车需要20多分钟。


图 | 小区紧挨着会龙山
图 | 小区紧挨着会龙山


2021年2月卖房之初,杨林将价格定在92万,“能卖掉就好,亏点就亏点”。一个月过去后,没人咨询过。他有些慌张,主动联系了中介公司,多家公司给出了一致的方案——降价。犹豫几天之后,他把价格降到88万,“这一次应该问题不大吧”。然而,房子扔进市场仍没溅起一点水花。


两个月之后,恰逢五一假期,中介建议杨林把房子降到82万。他不死心,“这也降太多了”,经过几轮拉扯,最终定价为83.3万。“这是最后一次降价了,还卖不出去就算了”,他对中介表示。接下来的半年,杨林没有接到任何关于买房的电话,“我都快要忘记有套房在卖了”,他自嘲道。


市场如此冷清,杨林只好亲手打破自己定的规矩,再次降价到79万。“现在已经是倒贴了”,杨林说,这几乎是当初购买毛坯房的价格。


退路


曾几何时,县城房是几亿农村及乡镇人口进城的跳板,在土地财政对楼市的刺激下,县辖区内居民“买房进城”的热情撑起县城楼市的繁荣光景。工作在北上广,买房在小县城,是许多小镇青年的梦。


杨林买县城房就是为了和女友安一个家。2019年,杨林年近三十,结婚在即的他迫切需要一个稳定住所。他找到转行做了房产中介的前同事,对方极力向他推荐山下的楼盘,“说资江一桥即将搬迁至小区附近,楼盘到时候会升值好几倍。”


站在房市火爆的当口,杨林不曾怀疑前同事的话,更何况,他已经等不及拥有一个自己的家。看房当天,杨林和女友通视频电话,向她展示房子的细节,房子得到女友认可之后,他便迅速拿下。


房子单价为5488元一平,首付为20万,买下后需每月背负3000多元房贷。当时杨林在赫山的生计是做贷款业务,收入足以支撑买房后的生活。手头宽裕时,他开始投资超市、炒股,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与女友感情确定后,除了赫山,他不曾想过去别的城市。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城镇化率快速跃升到63.89%。城镇人口激增之下,全国县城楼市也普遍存在过度开发的情形,就连二手房的挂牌价格也水涨船高。人们对县城的未来一片看好,前赴后继地奔入楼市。


在广州一家汽配厂工作的罗平,当初回到县城买房是基于更现实的考量。2018年,罗平的大女儿出生,买房成了必须执行的计划。起初,罗平在广州勘察了一圈,手握16万的存款,他发现自己只够付一套 “老破小”的首付,但这实在无法满足他对家的期待。


对未来的忧虑,进一步牵制住罗平的“野心”。那几年,他看到不少工厂倒闭或搬迁到东南亚,开始担心自己的工厂也会发生变动。“广州的房贷可容不得我失业”,罗平思前想后,觉得县城的容错率显然更高。


拿着钱,罗平带妻子一起回邵东老家看房,一路上两人难掩欣喜,辗转了好几家中介公司,最终看上一套168平的大房子。房子位于顶层,通风和采光效果都很好。更重要的是,小区位于新县政府旁边,周边有多所学校,配套设施都较为完善。考虑到女儿将来可能会回县城读初高中,罗平心动了,向亲戚借了3万块后,凑齐了首付。


图 | 罗平的购房合同
图 | 罗平的购房合同


不同于罗平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县城,对张宁来说,在县城买房更像是她的退路。她的房子买于2017年,当时,“房价要涨”的信息铺天盖地砸来,张宁和丈夫来不及分辨,火速在老家泗水县买下一套房,房子总价33万,首付13万多。就在前一年,他们刚在天津的城郊买下一套三居。两份房贷总计约4000元,对他们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


在泗水县,张宁拿下的房子是一套小户型,对她来说,这套房子的居住功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区附近有县城最好的高中,“要是以后天津的事业失败了,还能让儿子回去读书”。张宁的计划做得长远,当时她儿子还在念小学。


张宁和爱人商量,与其让房子空着,不如把村里的父母接到城里生活,“老人年龄大了,很容易磕着碰着,住在村里不方便”。考虑到不要让老人太累,张宁特意选择了二楼的房子。她还专程从天津回到泗水县装修房子,前后耗时三个月,从地板、墙纸到家具选择,全都亲力亲为。


房子装修完半年后,张宁把钥匙给了父母,叮嘱他们“一定要去住”。

图 | 公立小学申请实施积分制
图 | 公立小学申请实施积分制


罗平曾算过一笔账,家中四口人,每个月开销至少1万元,其中房租1500元、大女儿学费1700元、房贷2794元,再加上车贷、生活开销和一些杂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去年年底,罗平给自己的2022年定下目标——存够三万块。半年过去后,存款仍为零。广州多暴雨,工厂受此影响总停工,罗平也跟着断了收入,“都开始吃老本了”。走投无路之际,可施行的方案只有一个——卖掉县城闲置的房子。原本为未来铺的路,转眼就需要拆掉填补眼下的路。


年轻人在楼市火爆时下单县城或市郊的房子,作为在大城市打拼的退路,没成想生活有时候竟无退路可言。县城成了回不去的故乡,曾经的计划变成了错配的资产。


2021年,杨林的事业跌至低谷,欠下上百万的债务,他不得不去长沙寻求工作机会,“赫山的工作,工资都是三四千,我要是这样赚钱还债,估计得还到下辈子”。与此同时,他与女友的感情也走到尽头,对赫山再无眷恋,县城的房子只剩下一个用处——卖掉偿还部分债务。


冷静下来思考后,张宁也发现,当初自以为明智的规划,其实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10年前,张宁在泗水县一家超市做售货员,每月拿着2000元的工资,孩子出生后,现实压力成倍飙升,买奶粉、上学、看病,每一样都需要靠钱支撑。


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2012年,张宁和丈夫来到天津做家居生意,收入翻了几倍,还在天津买了房。如果放弃这一切再回县城,一家人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在县城置房的计划越想越经不起推敲,张宁终于想明白,既然回不去了,好歹要及时止损。


不过前提是,得先把县城的房子卖出去。


*文中部分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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