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李梓新，整理：子仪，头图来源：雅婷
潮汕人雅婷从大学期间开始间隔年旅行，在碰上她的美国丈夫之后两个人更加坚定要将全球旅行进行到底。他们想追求一种“数字游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用自然分娩的方式生下两个孩子之后，他们开始考虑在育儿的过程中也保持这种生活方式。
在考察了清迈等地之后，他们来到了巴厘岛，在疫情中开办了一所自然学校Empathy School，目前已经有70个孩子就读。
Empathy School离巴厘岛游客胜地有一段距离，在疫情中更保持了宁静，仿佛一片世外桃源，学校也在农田、树林之中就地取材，兴建教室。孩子们大多数来自印尼的外国家庭，其中有一个中国孩子。新的学校总是带来很多问题，雅婷和她的小伙伴在一一解决。
这期播客节目，我和雅婷聊了聊这所自然学校的故事，以下为本期节目内容节选。
从自然分娩到自然学校
李梓新：今天请来的嘉宾是在印尼巴厘岛开办了一所自然学校的潮汕女生，她的名字叫雅婷。我们会一起聊聊她的跨国办学经历。雅婷可以跟我描述一下现在你们学校周边的环境吗？
雅婷：我们现在在巴厘岛，和国内没有时差，是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学校刚刚放学，因为是暑假，我们开了一个夏令营。两点的时候天全都黑了，倾盆大雨，我家池塘已经水漫金山了，但是孩子们都特别开心。下着大雨，有些孩子在泳池里游泳、跳水，有的在鱼塘里摸鱼，还有的在操场上踢球。这就是一个自然学校的雨天日常。现在一身泥一身水的孩子们已经被家长接回家了。
李梓新：学校和自然环境很融入，那这个学校有所谓的围墙或者边界吗？整个的范围有多大呢？
雅婷：我们的边界很好区分，就是在农忙时节，长了稻子的田就不是我们的，如果长的是杂草就是我们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学校是漫山遍野的。也有一些地方，我们铺了木头和石板路，基本上这是一个没有有形的墙的学校，但是有一个内在的边界。目前在学校名下签约的面积是7000多平，当然中间包含了很多我们邻居的其它的地，所以具体的数字是没有的。
李梓新：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创办这个学校的初衷其实来源于你在印尼用自然分娩的方法生了小孩，然后这个经历牵引了你做这件事情，对吗？
雅婷：对。我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八岁。过去十年我和先生一直在旅居，孩子出生之后我们还是在到处搬家，所以大儿子的前六个生日是在不同地方过的。
这中间很多人追问我，你们现在孩子还小，所以可以很自由，但一旦孩子过了六岁，就一定要找地方安定下来上学了。但当时我们不认为一定要安定下来，对于一个游牧家庭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优质的教育，一个是同频的社群，这两样都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自己来办学，最好还能办成一个游牧型学校，有一群同频的家长。这样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完整、稳定又可靠的教育体系里，跟你相对默契的家庭在一起育儿。
我们来到巴厘岛也是因为在怀二胎的时候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自然分娩的地方。巴厘岛有一个温柔分娩中心，他们的主理人罗宾妈妈应该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助产士。我们来到这里见到了罗宾妈妈和她的团队之后，就觉得巴厘岛是我们要来创造自己想要的分娩经历的地方。
在生下第二个小孩之后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办学了。现在学校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一开始租的房子。
说到自然分娩，那时候其实疫情刚刚开始，整个状态非常混乱，即便我们决定在家分娩，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不知道助产团队会不会有人感染？
但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吧，在孩子真的开始启动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一家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后来我的另外两个朋友也来了，一个帮我露营，一个在现场打手碟，这是我最喜欢的乐器，罗宾妈妈带着她的助手也如期而至。我们像是开了一个很大的party，迎接孩子的到来。
那天是大晴天，蓝天白云，我们在花园里弄了一个小温水池，但是池子太小了感觉不舒服，到最后临产的时候罗宾妈妈让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之后，突然感受到一种通天地的力量。突然大吼一声，孩子就出来了，落到了我先生的手里。旁边的朋友都哭了，对我而言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生而为人和天地相感应的力量。
李梓新：你接触国际游牧、自然分娩可能是源于你大学里gap year的旅行。当时跟我们之前的嘉宾笛子一起在广东读书，然后想要去践行这个事情。你作为一个潮汕女孩，会不会这个事情对家人来说有些过于超前？你当时是怎么样能够上路的呢？
雅婷：十年前，我和笛子一起准备间隔年的时候，我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家人很不理解，我每天都被各种电话轰炸，他们劝我不要这么做，他们也不会支持我的。我最后自己写了很多邮件给我的师长和朋友们，请他们当我的天使投资人，于是筹到了第一笔经费，办了签证，买了第一张车票，从越南出发了。这一路开始看到，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活法。
我认识我先生是在柬埔寨，他当时在做一个国际NGO，在一个慈善医院帮他们筹款。那时候我发现，虽然我是广外毕业的，但英语根本不够用，听不懂那么多的口音。我先生是美国人，十个月后我们又在亚美尼亚见面，一起旅行了两个月。然后我就回国继续上学了。
李梓新：你毕业之后有做过什么工作吗？
雅婷：我毕业之后就是全职妈妈加自由职业者，没有正式地上过班。
李梓新：主要在哪里生活呢？
雅婷：广州、菲律宾、云南、清迈、美国，到处游走，基本每十个月搬一次家。
李梓新：那你们在每个地方一般会做什么事情呢？
雅婷：我有做翻译，后来也有做家庭营，他有在国际学校，还有国内的高校和重点中学教书，我们也是留学顾问。所以就是以数字游民的身份到处走，到处养娃。
李梓新：后来是怎么考虑会想去哈佛读书呢？
雅婷：当时大孩子已经四岁了，在清迈上幼儿园。我们在帮其他客人申请学校，有一天我老公跟朋友开玩笑说，其实申请学校是很容易的。朋友就问他，那你能不能申哈佛呀？他说，可以呀，然后就申请到了，他还拿到全奖。当时我们孩子已经四岁了，去美国后，我先生在上学的时候孩子可以去上幼儿园，我就跟着去旁听了所有的课。
李梓新：在你一路游牧的时候，你观察下来，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多吗？
雅婷：我觉得不能说特别多，但是比例也不小。我们就认识一群朋友，我们称之为“灵肉双修”的朋友，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也走在自己想要走的成长道路上的人。
从小小私塾开始办学
李梓新：你现在开了这个学校，游走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方面自己是下好了决心吗？
雅婷：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房东跟我签房约要签十年。我想了很久，因为我从来没有签超过十个月的房间，突然间就觉得整个人是开始要生根发芽了。
李梓新：你花了多久去做个决定呢？
雅婷：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因为当时疫情已经开始了，所以学校已经关门了，我跟我的朋友玛莎各有一个六岁的小朋友，隔离了两个月之后老母亲已经陪不动了。加上玛莎的女儿对妈妈帮她补习数学非常抗拒，所以玛莎就很慌张，因为没有学校可以辅导她女儿了。然后我老公就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说，没关系，我们自己办个学校就好了。第二天他就开始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第三天我们就招到第一个老师。一个小小的私塾就开始了，一个老师两个孩子。
李梓新：做一个学校最初步的建设会做哪些呢？类似大家想象的一些教室或者操场吗？
雅婷：我先生在美国学习的专业就是关于如何办学校的，所以在美国上学那年，他就把办学校的预算案做好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规模很小，只有4~6个孩子，基本上可以自负盈亏。其实起步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师资。巴厘岛这个地方特别得天独厚的是，我们租住了一个非常大而且漂亮的院子，有800平左右，有泳池和很大的草坪，边上还有农田，足够孩子去运动和撒野。我们一开始没有做太多硬件的投资，主要是投资老师。
李梓新：那一开始可能会和很多小学校起步的时候一样，是一种混龄教学对吗？最大的年龄跨度会是多大呢？
雅婷：学校目前的孩子们的年龄是2~14岁。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稳定，因为我儿子六岁，他朋友六岁，还有这两个孩子的朋友们都是六岁七岁，一开始的八个孩子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但现在就分出了学前班、幼儿园、小学部和中学部。
李梓新：那现在有多少个孩子？
雅婷：预计到八月份是70个。
李梓新：人数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如果是到了小学、中学，家长们会觉得当地的公立学校还是不够好吗？
雅婷：其实我们学校的孩子目前基本都是外国人的孩子。有一些印尼当地的孩子，但他们的家庭条件都很好，基本不会考虑回到印尼本地的公立学校去上学。
李梓新：这两年疫情的重创下，旅游经济也受到很大影响，这些留在巴厘岛的外国家庭的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雅婷：一个硬性条件是巴厘岛封关了，他们出不去，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发现在过去两年全球受疫情冲击的大混乱中，巴厘岛像是一个泡泡，有一种安定和放松的氛围。像我们的孩子，两年内其实没有怎么戴过口罩，他们一直在户外。所以巴厘岛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缓冲，在疫情中给了孩子们相对快乐的童年。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家长都是数字游民，不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办公就能有收入。
李梓新：你们学校离市区远吗？
雅婷：挺远的，我们在郊区，周围都是田。其实疫情期间我们也被查过很多次，但我们学校是符合防疫规定的，孩子们基本都在户外，7000多平米的地，只有几十个孩子，完全符合社交距离要求。
李梓新：发展到70多个孩子后，就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学校了。如果在印尼创办一个学校，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
雅婷：在印尼其实教育牌照很难拿，我们第一年有被敲诈勒索过，于是就请了律师团来帮我们做之后的各种手续。目前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所以可以更加光明正大地拿下教育牌照，还可以用印尼当地公立学校的教材跟他们的考试制度。
我们很重视的是如何去真正支持孩子的发展，而不被一个体系给套住。所以，老师们手头有很多教材，但是难点在于他们需要真正地去看到这个孩子，以及设计合适孩子成长的课程。像数学课，有的孩子数学课是通过射箭来学习的，有的是通过下国际象棋。因为我们学校很小，所以老师有很多的自由度去真正关照到孩子的兴趣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课堂设计不是按照年龄段分的，比如英文和数学，分组是根据孩子的水平，比如认知能力、学习能力、接受能力，所以会有六岁的孩子跟十岁的孩子在同一个课的情况。这样每个孩子的schedule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们的行政压力非常大，因为只要加了一个孩子就要调课。去年有一个爸爸帮助我们设计了一个程序，我们后期可能会研发一个程序去优化这部分事情。
“你需要知道你想要什么”
李梓新：有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自然学校相对在学习上比较宽松，对于那些在传统的学校中已经被构建的教育体系，你怎么看呢？
雅婷：我自己的感受是，现有的多数教材和课程都是我们的经验体系的汇总，它并不适合所有人。我们自己也会不断思索，什么品质是最重要的、需要我们培养的。我觉得是能够在自然学校的环境里面，让孩子们去感受自己，学会很重要的社交技能，还有就是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我们经常谈内驱力，如果让孩子以舒展的状态去探索和发现，他们的内驱力就会浮现。
李梓新：嗯嗯。对于现有的体系来讲，会不会有家长对孩子将来申请大学有忧虑？
雅婷：一定有的，孩子过了十岁，家长就开始焦虑了。但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年留学顾问，其实对学校申请还是有一定经验和信心的。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一套自己的课程，目标就是以后孩子不用考AP就可以直接升学。
李梓新：这个是你所想要的吗？还是为了家长的需求而去做？
雅婷：其实在哈佛旁听完之后，我觉得去名牌大学上学是件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很虐，但是还挺快乐的。不过你需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不会要求孩子们18岁就一定要去读常青藤大学，但是作为一个学校，你需要负责让孩子保有选择的能力。
从申请的角度来讲，其实只要孩子有故事，有经历，都是能够保证他申上一些大学的。但是在常青藤大学读书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怎么让年轻人能够真的去享受在一个象牙塔里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你的自律能力、社交能力，以及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核心家长圈对孩子的规划大致都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以后不会是一个打工人，他们的期待是孩子能够自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所以，如果他们18岁能上大学，他们很开心，如果不上大学去做别的事情他们也能接受。
李梓新：原来我们的教育是在大工业化时代被生产出来的，人们基本上都去受雇，后来你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代有很多人想要自己创业，想要保持自由的状态。你会觉得社会容量会容纳不下这样的人吗？
雅婷：我其实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这部分人始终是少数群体，因为整体的经济文化体制在那里。但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一些推动的工作吧，因为教育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事情。
李梓新：你们现在教学是主要借鉴哪些理念呢？
雅婷：低龄化的阶段我们借鉴的是蒙特梭利，小学阶段会结合其他的理念。因为印尼的老师对蒙特梭利的理念更加熟悉。我个人对华德福的艺术疗愈理念也很认同，我们每天都会有至少一节艺术课。
李梓新：孩子在室内和户外的时间比例大概是怎么样？
雅婷：2~3岁的小朋友有在室内的时间，他们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6岁以上的孩子的课时都是在自然中，我们搭了小竹棚。老师上课如果要使用电脑放视频，也需要教研组长同意之后才可以。我们的小竹棚散落在学校里，两三个孩子跟一个老师，有的老师是用小黑板和粉笔。他们每天的课程里面都贯穿着探索课程，比如去林子里探险，采花回来做染布等等。
李梓新：你自己一天的schedule大概是什么样的？
雅婷：可能六点多起床，安排孩子们，安排学校的早会，迎接家长，陪着老师们去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去上课。同时回复信息，跟老师们开会，到下午三点放学之后回归妈妈的生活。但是因为还在初创阶段，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两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大儿子有了稳定的朋友圈，家长们都是打算一起读到18岁的，孩子们也会有很多自组织的聚会，可以让家长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让生命和教育正常起来”
李梓新：这种日复一日的办学可能跟你原来的生活状态差异非常大，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理建设呢？
雅婷：每天都在建设（笑）。但因为还是觉得现在是一种最好的出路，我也希望能够把教育的一种新的可能分享给更多人，可以让学习不成为孩子的负担。所以我们只是想要做一件正常的事情，就是让生命和教育变得正常起来。
李梓新：我听说也有从中国过来上学的孩子。
雅婷：是的。他是疫情之前被送来，之后就回不去了。然后他父母过来发现孩子离开家的一年成长特别大，变得更加自信、独立、友善、体贴，所以也就跟着孩子一起留了下来。
李梓新：你们会尝试吸引中国的家庭过来吗？
雅婷：这两年的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借口可以不用想这个问题，现在重新开放之后，国内的低龄留学又开始抬头了。但我自己感觉，很多人来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蜜月期，然后又会很失望。蜜月期是因为你刚从一个环境出来，会觉得孩子这么开心真好，但当你深思熟虑之后，你还是会想要有一个体系，一个看得到的道路，这是我们目前无法承诺的。
一个刚成立五年以内的学校其实很难给出保证，这就需要家长去调试自己的期待和整个家庭状况。所以过去两年都有家长在咨询说要过来上学什么的，我都会劝他们，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你需要真的能够放下对既定道路的认定，真的愿意去跟孩子去摸索这个道路。
李梓新：我看你们有一些中国文化元素的引入，比如毛笔什么的。作为中国人，你会有特别的情感去投入去给这些东西吗？
雅婷：对呀，这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想要打造的是全球公民，所以任何有机会让孩子们接触的文化，我们都会想把它引入学校。
李梓新：中国现在谈教育大家都很愁苦，你会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够对中国教育有所探索吗？
雅婷：其实我做的不是什么创新的事情，只是希望做到因材施教四个字而已。中国国内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只是他们需要更多的平台、资源来帮助他们。
李梓新：虽然你也提到可能选择自然学校的家庭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综合的家庭计划的结果。
雅婷：这就回到了一个家长自己的思考，关于我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定是有所取舍的。
李梓新：我总体还是比较积极的，因为越来越多中国人也在做出这样的选择。
雅婷：这也回归到我之前思索的问题，就是作为成人，我们能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可能就是那句鸡汤：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李梓新：让世界能够尊重每个多元个体。
雅婷手记
后疫情时代，巴厘岛开放，又涌入了新家庭。而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也逼走了一小部分家庭。我们在经历一个新的社群重组，而这其实也是疫情前巴厘岛国际学校的常态。这个数字游民岛在国际形势的起起伏伏间就是一个桃花源式的泡泡，处于动态变化，有进有出的平衡。
有个很想分享的小故事：三个月前我们接收了一位荷兰和印尼混血小姑娘S。
六个月前她和爸妈从荷兰搬回巴厘岛，入读另一所国际学校，这学校的主要家庭多是外国家庭 + 印尼家庭。因为他们学校走的双轨制，受政府严格管辖。疫情中去学校上学必须戴口罩，室内室外都一样。
三个月下来，原本活泼善谈的孩子选择性失语。变成只有在家时，或者在外时只和爸妈说话，拒绝和其他人言语交流。父母在了解我们学校后选择转学，让孩子回归一个正常社交环境。
第一个月，在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协助下，如履薄冰，一头雾水，无法确认孩子选择性失语的确切原因。幸运的是，我们的老师愿意以足够的耐心等待，大家一同创造一个让S感觉舒服和安全的环境，邀请她参与活动，不让她觉得自己不说话是个问题，也不让她觉得自己备受关注。
慢慢地，从只愿意跟着一个老师到两个，三个，四个；从出家门就不说话到快进校门时才安静下来，一出校门又开始说话到愿意跟一位她处得很好的老师咬耳朵，也邀请其他老师可以跟她说悄悄话……
这周，她已经开始在校内吱吱喳喳地说印尼语了。
S的出现，让我们反思：这场疫情，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孩子们在经受着什么？她的紧张和压力，或者说迷惑，以选择性失语表现了出来？那其他没有这么明显的表现的孩子们呢？
我们学校的孩子是无比幸运的，我们前两年的不在教育系统内的状态是幸运的，这给了我们空间和自由去探索另一种状态：回归自然，让野孩子们成长，世界按下了暂停键，他们的金色童年不受干扰。
疫情中在田间地头野蛮生长的自然学校，逆了时代的大步伐，创了自己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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