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无用俗人，编辑：依蔓，原文标题：《在5000人的事业单位做心理咨询，至少160人明显抑郁焦虑 | 三明治》，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傍晚五点，王莹关上心理咨询室的门。今天的心理咨询预约单上只有一个人，但这位四十岁出头的女咨询师还是待到了聘任合同上约定好的时间。而这位预约咨询的人却是这家事业单位的职工的母亲。
“我也不想来啊！儿子非让我来。我也没病。是我家老头子……”王莹很有礼貌地请这位六十多岁的阿姨坐在绿色的宜家双人沙发上，自己则坐在斜对面的淡橘色单人沙发上，“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是什么情况吗？”阿姨才说了没几句，忽然哭起来，“闺女，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老头子老年痴呆、儿子都三十五六岁了还不结婚……”
王莹在心里叹了口气。如果告诉大妈，自己四十岁了也没结婚，大妈还会这样吐露心声吗？想起九个月前，自己刚签下聘用协议时，面对这个大部分员工是三十岁左右年轻人的事业单位，王莹是准备大干一场的。
可她实际上接待的，大部分都是职工的家人。
一
2020年4月，王莹第一次来到这家单位。来之前，她猜想这是一个六七层楼的单位。到了大门，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最外面的大门门卫问了一下是不是本单位的职工。问完之后，告诉王莹，里面还有一个门，那个才是单位的大门。而现在这个门只是家属区的大门。王莹的舅舅在退休之前，就在这样的单位上班。但王舅舅是在一个大型工厂。和厂子一墙之隔的就是家属区。只是王莹没想到，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再一次来到这样的单位，感觉竟然特别熟悉。
在进入单位的正式大门前，保安并没有那么客气，嗓门中带着沙哑的烟嗓，“你哪个单位的？去哪个部门？你让那个人给你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联系王莹的是这家单位的工会。等通完电话，保安又对王莹说，“把身份证给我，把健康码给我看一下。”王莹没想到进来一次要这么困难。
这家单位足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院子，里面停满车，旁边围着几栋崭新大楼。接待王莹的工会职工将她带到了会议室。里面的桌椅居然都是旧的，桌子按上去轻微摇晃，而椅子的扶手摇晃得更厉害。“我们单位前一阵子实行的是两班倒，早班八点到两点，晚班两点到六点。这不是疫情嘛！最近单位恢复正常上班了。不少职工上班都没精神头儿。领导说安排一次心理辅导。”
听完介绍，王莹建议，“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应该是有焦虑、抑郁……”“你别说这些，我们暂时也不需要针对性辅导。你呢，就组织一次讲座就行。”王莹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可以的。面向多少人呢？”“500人吧！”“有些太多了。”“我们单位5000人，500人已经是最少的了。”
后来王莹回忆起这段对话，都难免感觉可笑，跟在菜市场买大白菜一样讨价还价。几轮对话下来，王莹明白了，对方也只是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至于这次讲座的效果，恐怕除了王莹自己，并没有人在意。让王莹没想到的是，在课后的手机问卷反馈里，有一个人写着：活着真是太没意思了。以前高考，老师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考研究生，爹妈说工作就轻松了。可这辈子也轻松不了。王莹出于职业心，给工会职工反馈，说在参加培训的职工里有人抑郁倾向。
过了四天，王莹再次接到电话。这一次是工会领导接待了她，“王老师，您真是能掐会算。我们单位有一个职工，就在昨天忽然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还要跳楼。我们的窗户设计的都是只能打开一条缝的下开式。人倒是没什么生命危险，可我忽然想起你发给我们的提醒。我也跟我的领导汇报了，看来开展心理辅导还是很有用的。”
工会的领导讲起话来也很有威严，王莹听懂对方是想聘任自己为单位的心理咨询师后，很谨慎地说，“我只是咨询师，并不能给大家开药。”“咨询师就够了，不用开药。看医生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王莹懂了，原来又是为了完成领导安排下来的工作。
每个月2000元的费用，包括每周2次的面对面咨询、每月4次的团体辅导。而这个方案是在王莹给近5000名职工做了一次心理评估后作出的，“足足160人有明显的抑郁或者焦虑症状。”从大学辞职后，王莹开始创业，她深知事业单位的费用不可能高，但合作后说出去的噱头远超过收入的回报。
二
敲门声响起时，王莹忙站起来，快走六七步，拉开门。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办公室改造的。所以咨询区距离门有点距离。整体都是淡绿或豆绿的布置，很宁静。王莹在站起来迎接前，看了一眼手里的预约单，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谢”。“你好！小谢！”王莹等对方进来关上门后，主动问好，很多初次来访者都是紧张的，需要咨询师来引导。
可当王莹试图让来访者多讲一些、问出“你觉得自己哪里最满意”时，来访者的回答居然是“活着”。王莹很想做个深呼吸，这又是一个有些难度的来访者。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平均学历本科硕士的单位，大家都要熬到撑不住的时候才会来。
“活着是让你最骄傲的吗？”王莹重复了一遍来访者的话，来访者的声音有些哽咽了，很轻微，但能听得出来他很难熬。“我快四十了，还没结婚。领导直接问我是不是喜欢同性。”听到对方这么说，王莹点点头，“我能理解。我也没结婚。也有很多人会问我。那你都怎么回答的？”
“我不回答。我觉得他们有病。”来访者的声音大了起来。王莹知道，对方的情绪要开始发泄了。可作为成年人，在一个初次见面的咨询师面前哭，多少有些难为情。可此刻王莹的眼角也湿润了。有时候，王莹也区分不出来，自己这样的表现，是为了让来访者更坦然地表达自我，还是真的被感动了。毕竟，她长期要接受负面情绪带来的攻击。
来访者和伴侣都在同一个单位的，是王莹接触的最多的。王莹本以为来访者中女性会比较多，恰恰相反的是，来访者中男职工排在第二位，女职工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职工的家人，父母最多，偶尔也有孩子。
有一次，一位领导给她王莹微信，“能不能跟我的女儿谈一谈？”王莹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生活美满幸福的胖胖的男人，居然也会把烦恼暴露在自己面前。可领导到底是领导，他不肯让正在读高三的女儿来咨询室，而是要求王莹去他的家里。
到了那个至少是十一二年前装修风格的家属区房子里，王莹才明白为什么要自己来家里：领导已经把女儿反锁在主卧，而主卧是带卫生间的，在十多年前这样的房子是相当豪华。
“她真是要把我气死了！上高三了，还背着我早恋。前俩天被我堵住了，她要和那个男生私奔。”在自己家里，话不多的领导打开了脾气，“把她妈气病了。我们都觉得丢人，让她在家反省两天。”王莹哭笑不得，“您女儿的脾气跟你很像吧？”领导愣愣，示意王莹进去和女儿聊一聊。
聊了两次，领导给王莹打了电话，“你还想不想干了？我分分钟都能换掉你。你跟我女儿怎么聊的？她现在越来越起劲儿了。你这是给她撑腰去了！”王莹想解释一下，可领导已经挂断了电话。王莹没有再去过领导家里。
要到一年多之后，她才知道，领导的女儿复读了。不知道是领导不满意女儿考的大学，还是真的没考好。王莹收到过女孩的一条信息，“我放弃了。”
三
王莹每次来这个单位，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复杂，需要工会职工接待、使用身份证登记。在额外签署了一份协议后，她拿到了一块黄色的塑料牌，上面手写着她的名字和有效期，并要求她贴上一张两寸照片。就算如此，她依旧要穿过这些或崭新的办公楼，来到一个只有三层的蓝色小楼。
这个小楼被称为“外聘人员中心”。包括物业、保安、绿化都在这里办公。而工会领导将一把钥匙交给王莹时，神情里满是希望，希望她懂得感恩，“我们写了好多个报告，才拨出一个房间给你用，只是临时用！”王莹看了一下位置，挺满意，“这里隐蔽，大家来咨询也不用担心被别人看到。”
在她推开房间的门时，还是惊呆了，里面只有一台极其陈旧的立式空调，窗台下是被棕色木料包上的暖气。里面空荡荡的，连一把椅子都没有。王莹当机立断地对带她来的工会职工说，“这个房子需要改造。”职工笑了笑，“我们想到了，申请了沙发和茶几。”王莹联想到在会议室看到的破旧椅子和桌子，“也是二手的吗？”“你怎么知道？”“太破了的不能用。我做个方案吧！这房间想要用，就要改造。”
让王莹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报价不到9000元的改造方案，引发了工会领导的愤怒。王莹再一次被请到了领导办公室。她记得领导的红木办公桌上面反射出来的阳光，以及领导中气十足的批评，“你还什么都没做，开始提条件了！能用你多长时间还不知道呢！现在又出幺蛾子，要改造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就是借来的，将来不一定给你。我们花了9000元改造，就用一年，不是浪费了嘛！”王莹很想把徘徊在嘴边的那句“这是为了职工服务”说出口，到底还是咽了下去。她自己才成立了不到两年的工作室，很需要这样一份证明自己实力、资历的合作。
就在王莹考虑要不要缩减一些费用，比如那个沙盘就算了，反正也不见得会有职工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还有音乐放松治疗仪，也算了。她调整了一轮方案。减掉2700元。方案还没交上去，工会职工打来了电话，"我们单位有人自杀了。你要安排一次心理辅导，对这个自杀未遂职工的部门员工。"王莹本来想问一句，这个咨询室能不能修。可一想到自杀这么大的事情，还是憋住了。
讲座结束后，有一名女职工和两名男职工特别找到王莹，原来他们和那位自杀的职工在同一个办公室。而自杀的职工平时也没有什么异样。王莹加了他们的微信，叮嘱“情绪上或者身体上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和我联系”。她还特别强调，“这是单位给你们的福利，是免费的。”
王莹哪里知道，那个女职工是单位里一个大领导的妻子。原本只是想多帮助一些人的王莹，在这位大领导点名表扬了工会、并且说心理咨询这个工作很重要以后，她设计的心理咨询室得到了批准。而且在一周之内，里面的沙发、茶几、沙盘、音乐治疗仪，以及一些假花装饰都到位了。
距离签合同过去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王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地点。
四
有了固定的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咨询日，王莹的业务量并没有繁忙起来。一方面，每个月2000元的费用里，除了基础的每个月8人次的面询外，超过后是可以额外再收取面询费用的。可王莹发现这么一个5000人的单位，每个月居然来咨询的人员连10个都达不到。她决定要开展“宣传”，不能被动等待。
王莹主动找到工会领导表示想额外赠送两次心理辅导讲座，欢迎有兴趣的职工来听。工会领导很高兴地同意了，免费的总是“好的”。可是负责接待王莹的那位职工很不高兴。离开工会领导办公室以后，工会职工对王莹说，“从第一次咱俩见面到现在，你的事情就没断。现在又要搞讲座，每次我都要去发通知、借会议室。你拍拍屁股，不知道我有多麻烦。”王莹不知道是不是那天工会职工工作不顺利，所以发了火。她心想“怨气这怎么重，真应该来找我咨询”，可嘴上还要哄着这个看起来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男职工，“真是麻烦你了，太辛苦了！”
讲座的效果和王莹预想得差不多，5000人的单位来了不到50个人。“部门要求我来的。”“不想来，别人以为我有毛病呢！”“朋友要来，我就跟着来了。还能休息一会。”王莹哭笑不得。但和体制内的职工不一样，她决定再拼一拼。没有结婚的她，一次讲座讲了职业倦怠，一次讲了如何育儿。讲育儿的讲座，来了不少妈妈职工。大家共同的问题是“孩子不听话该怎么办？”王莹说自己是行为学派，尊重孩子的个人选择和发展。但就跟那位工会领导一样，妈妈们听完王莹的话，并没有再沟通下去的意思。
王莹以为自己失败了。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来找她“聊聊天”的人越来越多了。原本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但大家都会刻意避开上班时间，预约早上七点、中午十一点，或者晚上六点。预约七点钟的是一位男职工，还不到三十岁。
“你的名字是萤火虫的萤吗？”男生进门的第一句话，让王莹有些意外，但她没有回答，而是引导着问，“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在我们的厂房外面，如果在六点多到的话，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很美。”“你们平时上班这么早吗？”“有工作的话，就要很早过去。”
而男生来咨询的原因是他每天都会做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栋只有门、没有窗户的大楼里不停地找着出口。王莹听完很惊讶，“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只有门、没有窗户的大楼呢？”男生笑了，“当然有了。我们的厂房就是只有门、没有窗户的。”男生管王莹要了一张纸，画了一个长方形的建筑，墙上有些很小很小的方框，“这些都是透气孔。”
王莹看完小伙子画的图，有点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房子？”她有点担忧，觉得小伙子很可能是臆想，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但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误，她私下里给工会的职工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工会的职工告诉王莹，单位的厂房的确是没有窗户的。这一下王莹为自己之前的判断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同时也松了一口气，“这也是一件好事。至少他的心理状态没啥问题。”
随着来访者渐渐增多，王莹明白了，有很多年轻职工要在24小时人工照明的环境里工作。也难怪会有人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偶尔出现崩溃的情况。
五
除了早上七点的小伙子，还有一位总会在午休时间来的中年男人。和他一起来到这个单位的同龄人，一多半都走上了领导岗位。
每次中午来访，王莹都没办法吃午饭。她不希望来访者进到咨询室里，闻到的都是盒饭的味道。这个中年人每次来签名都龙飞凤舞。王莹估计这是他的真名，如果是假名字，应该不会签得这么熟练。
工作了七个月时，是需要支付30%合同费用的。王莹被告知要提供相应的面对面咨询记录。王莹一听这话，汗毛都都竖了起来。这是有违咨询师的保密守则的。
“我们不可以把来访者讲的事情告诉别人，所以具体的记录不能给您看。”王莹对工会领导说。“那可就难办了。如果你说来了多少人，我们就要按照多少人来付款的话，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啊！”领导用手敲击着桌面。那时王莹就暗下决心，不打算再这样包年合作了，可以单次承接讲座或者咨询。
“领导，我是真不能提供给您心理咨询的记录单。但是我可以把每次来访者的签字提供给您，但您不能把名字对外公布。”王莹为了拿到费用，不得不做出折衷的妥协。领导也面有难色的同意了。
可就在名单提供出去不到半个月，那位常在中午午休时间来咨询的中年人怒气冲冲地找到王莹，“你是不是把我来做情绪疏导的事情讲出去了？”王莹颇有些于心不忍。但她也猜到了，应该是自己交上去的签名单，被某些人看到后、把信息传播了出去。王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是自己的缘故导致了如今这一幕。
中年男人见王莹不说话，也猜到了几分。他想大喊，但意识到被人听见，就坐实了自己在咨询室。可不喊，心里又憋着一股气。男人从坐着的沙发上站起来，把茶几上摆着的竹托盘砸到地上，里面放着的干花香料撒了一地。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王莹陷入了一种苍凉无奈的情绪中。她联系了在深圳一所高中担任心理咨询师的同学，对方的境况并不比她好多少。“就是一个摆设，一次咨询到一半，老师让班长跑来咨询室，把同学叫了回去，说是要利用自习课的时间讲数学卷。”同学的声音里也透着酸涩。
王莹想联系中年男人，但这样也是违反咨询师的工作守则的，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是不能和对方联系的。但王莹的自责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
隔了十多天，王莹听说单位里出现一名男职工用美工刀划破了六七个同事的羽绒服。而且每件羽绒服上少则划了三四刀，多的划了近十刀。但这件事发生在周末加班的时候。那几天按照聘任合同，王莹也不在单位。等她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已经过去四天了。“现在没有人敢和他一起办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精神病。但是把大家都吓出精神病来了。万一他忽然把人划伤了怎么办？”王莹又像救火队员一样，被叫去做心理辅导，这一次连她自己都不确定效果到底会怎么样了。
王莹是附近小城长大的孩子。一个人在外打拼、没有结婚，她是不大敢回家的。父母已经退休，可王莹还没能力在大城市里买一套房子。再加上最近这几次工作上的事情，她开始担心，那个划破羽绒服的男人是不是午休来找自己面询的男人。可是她不能问，只能等。
六
王莹决定找督导老师来解决自己的情绪压力。约了隔周的周二。
可那周周日王莹开车路过一个城郊路时，她的车速在60迈，并没有超速。忽然从路的另一侧穿出来一条大狗。那狗一直跑到王莹车子的右前方时，王莹才看到狗被风吹起来的耳朵。在那一瞬间，王莹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条狗，只感觉到车子一震，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但车子根本不可能刹得住。
开过去之后，王莹忙从观后镜里看，就看到一条土黄色的大狗跑到了路边。她松了口气的瞬间，那条狗轰然倒下。看得王莹心里一下子揪起来。当时前后左右都没有车。王莹却不敢倒车回去。她小心在路边停了车，一路跑回去看那条狗。那大狗浑身上下都没血，但一动都不动。王莹不敢碰它，隔了大概半米远，弯着腰，一边问“你还好吗”一边浑身都颤抖。
慌乱中，王莹硬着头皮打了110。过了一会，警察来了。看到那个五十多岁的警察，王莹忽然想起那个中年男人的愤怒表情，以及素未谋面的划羽绒服男人，她忍不住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着对不起。把警察弄得有点尴尬，“你别害怕。看样子是一条流浪狗。”警察又让王莹联系了交警，过来看了一下，做了认定。然后让王莹把狗埋了。
王莹一个人怎么能埋得了这么大的狗。她给自己的朋友打了电话，请他来帮忙。在等待的过程中，王莹又不敢把狗放在自己车上。可站在路边看着狗又让她十分难受，眼泪流个不停。
朋友来得很慢，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才到。和朋友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农民工样子的男人。朋友问王莹是不是还要跟着去埋狗？她迟疑了，咬了咬嘴唇，“可以不去吗？我有点受不了。”说完眼泪又流了下来。
男人要了500块钱，说是负责埋狗。朋友说太贵了。王莹不忍心，立刻摸出手机付了钱。还对男人说，“大哥，一定帮我好好埋了它。”说完，又哭。
后来，朋友问王莹，“你没事吧？你的车没事吧？”王莹这才想起自己的车是不是被撞坏了？过去看了一圈停在路边的车。“看样子没问题。你是有什么工作要去做吗？”朋友问她。王莹摇摇头，“我现在只想回家。”
回到家里，王莹反倒是没有哭。她默默地打量着自己的房间。感觉很陌生，连自己都变得很陌生。可又不能把这些变化归结于某一份工作。
两个月后，王莹的聘期到了。她没有再续约。四个月后，王莹的工作室近乎于停业，她到一家心理咨询管理与教育公司工作，成了一名讲师。
又过了差不多三个月，事业单位迎来了“年底大干”。把王莹请回去做了一次团体心理疏导。讲座结束，王莹提出想回原来的心理咨询室看一看，接待她的职工面色为难，“那里已经不用了，房间也还回去了。我没有钥匙。”
王莹往单位大门走去时，远远打量了一眼通往曾经的咨询室的小路。也许是冬天了，小路被落叶和杂草掩埋着。只有一条隐隐的痕迹，似乎成了自己也想努力帮助别人的、仅存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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