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翔哥有话要说（ID：xgyhys1212），作者：科比爸，原文标题：《信风吹袭东南亚：是什么塑造了亚洲经济版图？》，虎嗅有删编，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90年8月，北京大北窑，一面写着“十亿人民与世界相会之地”的工地围墙被拆除，一座高156米的高楼历时5年终于拔地而起。这座茶色玻璃幕墙的高楼正是国贸一期。
它由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与经贸部合资兴建，是当时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刚落成就吸引了很多外国公司、商社，如福特汽车、大众汽车、瑞士银行、法国航空，甚至连外国大使馆都在这办公。
这栋大楼的落成对彼时困难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张信心票。所以不久，年迈的邓小平同志专门接见了郭鹤年，对他说道：“你和我一样，都是引路人的角色。”
那一年海外华人商人继续北上时，中国也终于允许旅客南下。1990年10月，中国开放公民自费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三国旅游。
但先涌过去并非是真正的游客，而是来自广东潮汕、福建晋江的“旅游探亲”的人们。那里历来有下南洋讨生活的习惯，当国门重新打开，人们纷纷通过当地旅行社搞到旅行签证，进入泰国、菲律宾，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投靠了在那边的亲朋好友，逾期不归，要么打黑工想办法获得合法身份，或者从那里再想办法偷渡到发达国家。
根据《1980年代以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到1994年根据泰国移民局发布的非法移民数据，有超过10万来自中国的“非法滞留者”，而根据几位潮汕籍社团领导人估计，当时的潮汕新移民可能近20万。潮汕人偏好泰国，晋江人偏好菲律宾。1990年代早期以前到菲律宾的新移民多为晋江人，他们在菲华亲友的帮助下，大部分人可能都购买到了菲律宾身份，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超过10万。
现在的人们可能觉得奇怪，尤其年轻一代，觉得中国一直比东南亚诸国富裕。
但事实是，1990年泰国的人均GDP是1508美元，马来西亚是2442美元，新加坡更是高达11862美元，而当时中国则只有区区344美元。巨大的经济差距，普通人是没钱去“新马泰”旅游的，甚至不妨直白说，是“润”。
一、南方“前进基地”
比艰难转轨的中国经济，80年代是经济史中的“日本时代”。
彼时，日本股市和房价已经疯涨多年，但所有人都认为它们还会继续涨下去。针对投资者提出的“日本股价是不是过高”的疑虑。日本的证券公司回答说，“日本的股票市场不存在重力法则。”
但1990年1月4日那天，“牛顿来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全面走低。到3月，随着日本银行把基准利率上调到5.25%，日本股市指数比年初已经下跌了20%。
不过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日本经济出现不可逆的大问题。在日本经济的带领下，亚洲经济已经多年增长，1960年代，亚洲GDP只占世界的4％，而到199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5％，其中日本GDP总量占亚洲经济总量的58.8%，而中国GDP总量仅占亚洲经济总量的6.8%，除了本土庞大的经济总量，日本企业还占据着广袤的东南亚市场。
其实早在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后，就有意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博取东南亚各国的好感，推进经济的“南进策略”，扩大影响力，作为日本发挥政治作用的舞台。那段时间，日本企业是与当地政府、企业家合作，郭鹤年“亚洲糖王”的起步就是与马来亚联邦土地发展局、三井物产和日新制糖公司合资成立的马来亚第一家白糖提炼厂马来亚制糖厂。
70年代随着日本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用工成本增加和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压力，日本纺织业企业向临近的东南亚转移了部分对美出口产能。
在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曾被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称为“日本第一”，但强劲的对美出口，直接冲击了美国的半导体、机电、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此时美国滞涨的压力并未远去，从底特律到纽约，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比比皆是，纽约的人口在十年间整整减少了一百万，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带来政治话语权的变化，“美国第一”的信念受到极大冲击，引起了美国上下强烈的反弹。
虽然美国很早就信奉自由贸易，但当产业受到冲击时，无论经济学课堂上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效率最优说得再多，消费者享受到了更低廉的商品，还是不得不面对低价进口商品冲击到本国的行业，相关行业出现摩擦性失业的压力。消费者过于分散不会替你辩护，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则是高度组织化的，又是当地的税源，在政治上的压力要大得多。
所以日本成为美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家，随后日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从最早的纺织品到钢铁到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机电产品再到半导体、汽车，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到科技资本密集型的半导体产业，日美贸易摩擦的战线几乎蔓延到所有行业，烽烟四起，绵延30多年。
作为日本的军事保护国，美国的压力与日俱增。为了规避美国加筑的关税壁垒，日本企业把组装环节越来越多转移到东南亚，本土向东南亚国家出口半成品，在东南亚组装后再向美国出口，形成了“三角贸易”。
但很快，由于对日本的进口大增，加上并没有远去的二战历史记忆，日本重新回归东南亚引起了当地民意的强烈反弹。1974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在曼谷、吉隆坡、雅加达都引起抗议示威，甚至有人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此时，全世界正面临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带来的石油价格上涨冲击，日本的能源高度依赖进口，成本大幅上升，更迫切寻找能降低成本的生产地。面对东南亚各国的反弹，日本不得不调整对政治、经济策略，让东南亚更接纳日本。
1977年，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福田主义三原则”，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表示要和东南亚国家建立“心连心”的平等伙伴关系。除了在东南亚国家修路架桥，修水厂、建医院学校，资助教育项目，博得当地人好感，以换取更友好的落地条件。
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也就顺势加大了引进日资的力度。除了早期的纺织业，日本汽车、家电大厂也陆续向韩国、东南亚转移产能，建立出口定向生产基地，由日本向这些国家出口部件，雇佣当地员工组装出口到欧美。仅仅到198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就高达89.32亿美元，比1980年的46.93亿美元增长了90.33%。
这既扩大了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生产、销售规模，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各国的贸易壁垒，降低了成本，也降低了日本与进口国的贸易摩擦，还提升了日本产品的海外竞争力，创造的工作岗位也缓和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只是日本的分散生产、自愿限制出口、市场开放的让步并没能让美国满意。因为当时美国可谓内外兼困，伊朗巨变、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世界油价从15美元/桶暴涨到40美元/桶，美国通胀率继续攀升，为治理通胀而被迫加息，美国经济被高通胀高利率轮番冲击。日本企业经过分散生产和技术升级后，竞争优势反而扩大，对美国的相关产业冲击持续扩大。
1984年里根政府第二届任期内，通过美元贬值缓解美国内部保护主义压力的策略，得到了里根、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支持。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签署，仅仅一年日元就对美元升值了60%。后来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单方面强迫日本接受的，但事实上，是日本为了缓解美国的保护主义压力早就做好了日元升值的准备。
广场协议生效后，虽然导致日本出口增速受阻，但随着日元相对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日本公司对相同规模的投资项目要比1985年早期少付将近一半的钱。并且为了对冲汇率上涨压力，日本银行进一步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短短两年5次下调基准利率至战后最低水平2.5%。
强劲的汇率和低廉的利率，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冲动宛如脱缰野马，日本连续1989、1990、1991连续三年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海外直接投资国，其中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总额的比例也保持在20%~30%的高位。
从制造业来看，东南亚成为除中国外最大的受益者。广场协议后，日元对印度尼西亚卢比的汇率升值了35%，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汇率升值了30%，对泰铢的汇率升值了20%，对新加坡元的汇率升值了25%。日本加速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到东南亚。
在广场协议签署前，日本的汽车和消费电子设备大公司主要限于兴建的组装工厂，日元升值后，日本配件供应商纷纷在东南亚四国兴建零部件配套工厂。1986年一年，日本就在东南亚投资了135亿美元，1600家日本公司在东南亚从事轴承、消费电子、汽车等等业务。
在印尼，日本投资36亿美元阿萨汉铝冶炼厂，生产出的铝锭成品返销回日本；夏普、日立在马来西亚建设电子厂；在泰国，日本企业蜂拥而至，以至于曼谷的投资委员会雇用了一名会讲日语的官员来解答咨询。仅做滚珠轴承和计算机硅晶板的铃马公司就投资1亿3千6百万美元，雇用了1400名工人。
相比之下，美国在东南亚的投资不到100亿美元。美国在70年代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军事伤亡打造的“东南亚后院”，顷刻间就被日本企业用经济手段所“攻占”。在二战，日本海陆军用残暴的军事手段没完成的目标，40年后就被用经济手段在经济领域实现了。
时值家电、汽车在全球普及深化的黄金年代，日本家电厂商在东南亚地区开设工厂，以减少了人力成本，得以技术研发大笔投入，获得领先的地位。日本家电产业迎来巅峰，日本品牌的彩电在美国市场打败美国家电企业成为消费者的主流选择，在欧洲以及东南亚获得了众多市场份额，俨然成为了家电产业的全球霸主。
可以说，如果没有进入东南亚降低人力成本，节约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以当时日本的工资上涨速度，很快会抹平掉日美两国家电企业的成本差距。
日本企业的垂直化分工在东南亚的整合，也使得东南亚成为当时除中国外增长最迅猛的经济体。1985年至1995年期间，泰国是全球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之一，平均年增长8.4%。如泰国经济学者巴素 • 蓬拜集认为，这个成就大多得力于为避开日元升值而流入此地、将近500亿美元的日商资金。
日本企业的投资也使得马来西亚从世界最大的香蕉和锡矿生产国，变为在半导体产品、电脑硬盘、电器产品和家庭空调机重要的生产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2%。日本企业的需求，消化了印尼的矿产、石油、木材等原材料，GDP年均增长率为7.7%。
日渐富裕起的东南亚也成为日本企业产品重要的销售市场，不再仅仅是出口基地，日系汽车在东南亚国家的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7成以上，家电、消费电子就更是占据着绝对市场份额。
当时的日本雄心勃勃要更进一步整合东南亚，形成“雁行模式”。1987年日本通产省大臣田村一宣布针对该地区的倡议：新亚洲工业发展计划（New AID）。他提议，日本和泰国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制定发展其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该规划确定具有发展前途的出口工业，之后日本将用国家的发展援助和企业的直接投资实现该规划。
此时的日本已经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建立了庞大的配件供应网络，给各个东南亚国家一块业务。如汽车产业的丰田公司把汽油机的制造集中在印尼，在泰国生产柴油机，在菲律宾生产变速箱，在马来西亚生产电子部件，再向丰田汽车工厂供货，各国的工厂都能从事规模经营和有效生产。
而日本汽车公司获得了在各国同样的待殊免税优惠，该优惠是东南亚国家为在该地区生产配件而提供的。其他日本大公司的策略也差不多，正是用覆盖该地区的生产销售网络，在各自领域完成了东盟国家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将本地区的国民经济整合成一个综合经济区。
给东南亚各国带去经济增长、出口提升、就业机会后，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关系也变得密切。1987年竹下登内阁时期 ，日本与东盟确认构筑 “和平与繁荣的新的伙伴关系 ”。
如果没有90年代日本经济的突然塌陷，日本政商界设想中的“日本-东南亚”经济体可能就蔚然成型了。
只是，历史并没有如果。
二、老剧本新玩家
其实，日本政商界有自己的构想，而东南亚国家同样有自己的算盘，不会简单的all in。
作为印太地区的“十字路口”，东南亚扼守着东亚与南亚、中东、欧洲贸易的航线，也是西方世界进入东亚的前哨站，近现代东南亚饱受外部入侵，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先后军事入侵过这片土地，塑造了东南亚各国的行政版图和政治格局。
夹在中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大国之间，东南亚既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海运航线，又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所以尽可能维持大国平衡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基本策略，这是地缘决定的。
1975 年，就在日泰经贸关系日渐密切的时候，那年7月1日，泰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泰国将以“友谊价”从中国购买石油。泰国固然缺少石油，但更缺安全。因为不久前的4月30日，北越军队占领西贡，南北方统一，越南一跃成为东南亚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随着美国丢掉在中南半岛前哨站南越，泰国感受到了越南的军事压力，急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不但泰国，其他东南亚各国也纷纷放下历史成见与中国建立关系，从解冻到迅速升温。1975年6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总统携家人首次访华；1976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率团访问了中国。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访问，邓小平提出想让新加坡为中国当时的经济建设提供帮助，李光耀表示一定支持。这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工业园。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国经济重新接轨“世界经济”，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中国要证明其决心，需要点“证明”。
机会来得很快。1978 年12月25 日，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 年1月7日占领金边。整个东南亚为之震动。泰国直接面临越南的兵锋，而越南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柬埔寨，整个中南半岛都在其野望内。这促成泰国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密。中国不希望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进一步入侵中南半岛各国，而整个东南亚也希望中国遏制越南和它背后的苏联的进一步扩张，甚至，美国也有此希望。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战争打垮了越南冉冉上升的国运，也改变了中南半岛的地缘局势。为了牵制中国，越南紧跟苏联签订了秘密协议，将金兰湾免费租给了苏联，3月27日红海军和轰炸机群陆续入驻金兰湾。
当时苏联在全球采取攻势战略，在东南亚的战略支点就是越南，越南与苏联结成的军事联盟让其他东南亚国家无时无刻不感到威胁。而彼时，美国的滞胀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1979年夏天通货膨胀率更高达12%。忙于治理滞涨和应对日本经济竞争的美国无暇西顾。中国成为其他东南亚国家可依赖的对象，中国趁势大幅度地调整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深了双方的信任。
1985年，马来西亚第四届总理马哈蒂尔首次访华，当时他说，“一个繁荣的中国可以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惠及到东南亚，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有中国军事压制越南，东南亚国家就礼尚往来放开对华投资，中国成为许多东南亚国家企业投资的目的地。不少东南亚华人企业家在中国大笔投资，除了出身马来西亚的郭鹤年，还有泰国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印尼金光集团的黄奕聪，等等。
当时中国与世界经济已经脱离了近30年，华人企业家来中国投资，带来了当时稀缺的资金，更带来相对内地更先进的市场运营、管理经验、生产技术以及客户服务理念，从酒店到纸浆，从农牧到超市，从电子到房地产。国贸的落成更是不但让古都北京面貌一新，也使得全球各大企业汇聚于此落脚生根。
可以说，正是这些同文同种的华人企业家教会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企业如何发展市场的技术和管理，极大减少了转轨的摩擦成本。后来有经济史学家研究认为：正是有海外华人企业家带回来了资金、技术、经验、客户，使得中国的经济转轨相较东欧更为顺利。
此时的中国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拥有数以亿计年轻的劳动力，以及潜在的大市场。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工资水平远比东南亚各国还要低得多。这片“洼地”不能不引起美日“毛衣战”的双方的注意，这也是当时中国急需的。
邓小平同志出访美日敲定大笔经贸合作协议，这些协议陆续落地。1979年，中日合资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开工建设，此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14个沿海经济开放特区。广场协议签订后，受益的不仅仅是东南亚，还有中国，1985年至1987年日本对华出现了第一个投资高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快速增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1992年的7.1亿美元增加至1997年的43.3亿美元，涵盖了汽车、家电等等产业。
其实不仅仅日本，自从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美两国进入了“蜜月期”。1979年7月，面对浮动汇率、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美国政府索要的2500万美元补税，当时新兴的运动品牌耐克决定把订单分发给中国，带动了美国的制鞋、服装、纺织行业进入人口年轻、劳动力充足、工资低廉的中国。
1990年后，面对日本企业的竞争压力，美国企业例如摩托罗拉、希捷、朗讯、戴尔等通讯、PC企业，由于中国较廉价的土地及人工成本，也以“绿地投资模式”在中国投资建厂，进行通讯设备、PC的组装。而后伴随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电脑及手机的渗透率不断上升，带动半导体需求增加，又刺激美国半导体企业在中国进行相关投资。
在美国国内市场饱受日本汽车企业冲击的美国汽车企业，也试图通过开拓中国市场获得增长，在很长时期，美国是在中国投资汽车行业规模最大的外商之一，在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制造都有投资。
90年代中叶是亚洲经济命运的分水岭。1990年日本经济雷声响起时，当时绝大多数人并没意识到分水岭已到来，还以为会沿着过去的惯性维持着固有的局面。直至1991年起日本经济泡沫开始逐渐破灭，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曾经的西太平洋经济秩序摇摇欲坠。
这两件事要说起来，都可以各自写本书了。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文中认为“亚洲的增长无非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
1997年后，这被誉为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仔细看过那篇文章，更像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论战，而不是研究。
当然，他对东南亚的批评还是有独到之处的，从上图的研发投入来看，东南亚的增长的确是靠堆要素、债务扩张，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金融体系的问题，就不展开论述了。
日本的问题同样复杂，相比起东南亚，日本的研发投入和公司竞争力、对产业链的控制力要强得多。但为何后来“失去”了呢？
前大藏省官员野口悠纪雄有个新视角，他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地价下跌导致不良债权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也不在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下降，而在于日本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不再适用新时代的要求。”
如果仅仅是企业资产负债表重构，如果仅仅是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问题，日本还能有机会调整，毕竟美日贸易冲突缠斗了三十年，日本经济也并没有落下风。野口悠纪雄还注意到两个变量改变了一切：美国IT革命兴起，科技公司创造新产业，推动全球产业水平化分工；韩国、中国尤其中国工业化兴起，投资带动技术内嵌化升级，企业通过模仿、创新，成功向价值链上溯，逐渐压制了日本企业。
在漫长的美日“毛衣战”里，美国企业并没有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击败日本对手，收复失地，无论是钢铁、家电、消费电子、汽车还是半导体行业。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高油价在70年代重创了美国以大排量为主的汽车产业，余波一直到低油价年代，此后美国汽车产业还是回不到鼎盛时代。70、80年代美国经济饱受高通胀高利率轮番冲击，社会情绪一度非常悲观。
但在传统产业衰败之下，从硅谷诞生的半导体、数字革命悄然发展，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苹果、IBM等公司相继推出了小型计算机，个人电脑开始在美国迅速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生产效率。
随后，1993年美国政府宣布开展“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4年万维网诞生，浏览器、操作系统、数据库、搜索引擎等创新产品创造的“新经济”，将美国经济拉出泥潭走向强劲增长。美国迅速进入信息时代，生产效率持续快速上升，数字科技公司收割全球，推动美国经济重新繁荣。
有了IT革命和集装箱的使用，使得跨国贸易兴盛，企业可以在亚洲生产降低成本和制成品价格，沃尔玛、亚马逊等大零售商跨国采购挤压了小零售商，但保持了低物价，通胀率长期保持低水平，在格林斯潘时代“通胀消失了”，得以保持低利率很多年。在新世纪前8年，美国一扫美日“毛衣战”的紧张悲观情绪，重新确立了“世界第一”的自信。
但低通胀掩盖了集中度上升、大企业享受全球化红利、中小企业破产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低利率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上涨也掩盖了泡沫化风险。虽然GDP持续增长，但美国经济再也没能回到战后到60年代全民帕累托改进的年代，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最终2008年美国地产泡沫破灭，巨大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在2014年引发“占领华尔街”，并埋下了后来川皇崛起的伏笔。
另一个冲击对世界经济版图的冲击则要深远得多。这即中国经济重新进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冲击可能被远远低估了。不但对美国造成了冲击，其实对日本的冲击也相当巨大。野口悠纪雄在复盘战后日本经济史里写道：“如果中国发展工业化，与日本开展同样的生产活动，那么从长期来看，日本的工资水平也将不断下降到与中国相当的水平。这正是90年代以后，现实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的本质所在。”
在1970年代，中国的人均收入比东南亚要低得多，技术水平也要低于经过一轮产业转移的东南亚，在当年日本经济规划里，中国经济的未来承担的是以人力资本、矿产支撑的初级加工和原材料供应。在当时很多观察家眼里，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体和企业会研发投入低，长期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下游，也就仅仅是大号的东南亚罢了，无非是分抢利润微薄的海外订单。
在很长一段时间，相对于研发投入，中国经济呈现的也的确是高投资、低技术研发。当年克鲁格曼评论90年代的中国经济是“效率没有提高多少，绝大部分增长是由投入驱动的。”
但倘若没有那些投资，可能就没有中国公司们的崛起。科研并不是在实验室里自娱自乐，甚至可以说，在全球经济里，学习和模仿先进经济体的技术、产品，引进吸收、微创新反而才是常态。
在日本经济史里，无论是晶体管还是半导体还是家电的发展历程都是如此。而投资创造了新需求，企业需要更新机器设备，需要培养高技能劳动力，其实是将技术进步“嵌入”在资本形成当中。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所代表的技能，也是要和恰当的机器设备结合才能带来生产力的。
没有这些投资，技术进步是无法与经济增长结合的。投资既带来资本积累，也嵌入了技术进步，最重要的是，让本土企业有了学习模仿、微创新“干中学”沿着价值链、产业链上溯的机会。
这是东亚经济体与东南亚经济体本质的不同。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往往满足于外资做制造、科技，本国企业则在权力的庇护下做零售、贸易、金融、旅游等来快钱的产业，并时有对华人企业强取豪夺的案例，导致华人企业也不敢轻易涉足需要长期投入的制造业、科技业。在这种奇特的体制下，东南亚企业也就丧失了投资长期、提升技术的动力。
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东南亚内部长期保持着均势的格局，没有足够强大的外敌，对高投资的重工业没太大兴趣。而早年间有中俄（苏）强大军事压力的日本早早就完成了重工业化；韩国面对朝鲜的军事压力，历届政府都重视重工业和科技行业；中国就更是强敌环绕，建国后不惜代价完成重工业化。
这三国都有一个共同点：由于历史记忆，民族自尊心极强。虽然都是投资带动增长，但东亚三国的民族、历史记忆产生了微妙的涟漪，一种我称之为“格林菲尔德式增长”的动力，被掩盖在了要素投入增长之下。
这个概念的由来源自里亚·格林菲尔德的《资本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格林菲尔德认为为了民族的声望，民族共同体成员尤其是企业家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休止的经济竞争带动了经济增长。这在欧美、中日韩经济史上有足够的解释力。
甚至，在郭鹤年等华人企业家身上都可瞥见这一精神的缩影。以至于，我在复盘东南亚经济史中发明了“含华量”一词：在东南亚经济体里，华人华裔的占比、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与该国经济发展状况呈正比例关系。
人们往往只重视中国经济中的要素投入、投资推动，却忽视了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企业在此期间逐渐成长起来，它们成为了中国经济一个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涌现了许多颇具竞争力和进化能力的公司。
野口悠纪雄认为90年代末起，在家电、汽车、IT、机械等领域，中国诞生了多家新兴企业，如华为、海尔、联想、三一等等，不断蚕食日本企业的份额，全世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都在下跌，日本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此外在互联网领域，腾讯、阿里、百度等创新公司的兴起，也使得中国搭上了互联网浪潮的列车。
完成了原始积累和技术储备的中国公司并不满足于在价值链的下游，相比起很多人认为中国公司只以低价取胜，野口悠纪雄则认为，“中国的生产厂家正在投入远远超过日本同行的巨额研究费用推进产品开发。”
橘川武郎也注意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公司正在收缩膨胀的资产，没能很好地开展有助于企业发展的长期投资。在此微妙的关口，遭遇了前有美国公司突破性创新引领新产业变革，后有中韩挖日本技术专家进行微创新再大笔投入的两头挤压，空间不断缩小。
面对不断提升竞争力的中国企业，野口悠纪雄认为，“想要避开这个工资水平不断降低的过程，唯一的方法是开展中国所没有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只有高生产率的新兴产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只是，他悲观地认为：“日本式企业组织的基础条件适合的是1940年体制，因而无法适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诞生的新型信息通信技术体系。因此日本的整个社会并未享受到IT革命这一重大技术进生所带来的好处。”
而曾经带领日本企业赌对了数条技术路线的“1940年体制”，在此后接连赌错了技术路线，或者说日本在新技术路线中布局了太多专利壁垒，中美新兴公司选择了其他技术路线，依托庞大市场不断投入，反而将日本排除在了5G、新能源车等新市场外，失去新兴产业的日本企业被进一步“加拉帕戈斯化”。
仿佛一个隐喻。1995年，阪神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轮番爆发。美国人体会到的那种对经济的焦虑感，仅仅十几年后，就轮到日本开始体会了。
两年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汇率暴跌，曾如潮水般涌来的外资如潮水般退去，缺少内生性动力的东南亚转瞬间陷入风雨飘摇，随后社会也陷入混乱，政局重新洗牌。
外资北上中国，助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在1998-2008年期间中国逐渐取代了东南亚各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生态位，并在之后，中国公司逐渐蚕食日本企业原有的生态位。
四、“中国老板”、“中干”来了
当中国人再次大规模出现在东南亚时，已经不再是“非法滞留者”，而是真正的游客。
1997年-2015年年间，中国赴泰旅游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中国是泰国最大旅游客源国，2015年中国赴泰旅游人数达79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1.14%。不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都挤满了中国游客。曾经人均GDP大幅领先中国的东南亚成为中国游客消费目的地。
这仅仅是“中国人来了”的第一波。
记住2008年，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泰国，跟东南亚诸国（除文莱）比，仅次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既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已经超过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曾经奔着要素价格便宜而来的出口加工业开始转移。
你可以把出口加工业视为“游牧部落”，哪里有水草（要素价格低）就会去哪里。因为手持着订单、品牌的进口商会在众多供应商里挑选报价最低的那个。这点，赚取微薄利润的供应商们非常清楚，“如果要保持非常低的成本，没多久你的工厂就得像吉普赛人那样到处迁移。”
所以，早在2008年，耐克、阿迪达斯、彪马、H&M等服装企业就逐步将工厂和订单转回东南亚，仅仅在2008年到2014年间，东南亚就分流中国制鞋业业30%的订单。到2014年，三星手机开始在越南、印尼布厂，从2015年起有超过50%的三星手机在越南生产，颇有当年日本消费电子行业进入东南亚的架势。事实上，韩国进入东南亚市场的时间也很早，不过当年是建筑业、汽车业。
如果中国劳动力的竞争力仍然处于东南亚的水平，那么这种趋势在2008年-2014年就造成巨大的冲击。还记得我当年在东莞的电感厂，亲身体会到订单转移的冲击。
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大低于中国。早在2014年，在柬埔寨，一周工作60个小时，工人的薪酬为76美元。而中国工人的薪酬，在成本较低的江西省为280美元，在深圳为460美元。
在“毛衣战”、疫情之前，追求低成本的外资出口加工业已经大量搬迁，这是种经济规律。中美“毛衣战”爆发后，和当年美日“毛衣战”一样，中国企业也开始分散产能，除了为规避加征关税，还因劳动力成本以及环保等成本的上升，联发股份、百隆东方、华孚时尚、天虹纺织、申洲国际以及健盛集团等公司纷纷在东南亚进行产能扩张，部分企业的海外产能占比已经接近了40%，并仍在积极布局。
随后是家具等企业，临近广西的越南北部，每周工作6天每天11小时，工人工资仅需2500元并不用缴纳社保，吸引了不少家具企业。此外还有玩具制造业等等。这些企业利润率微薄，大幅降低的工资成本，获取更优惠的关税是难以抵御的诱惑力。
并且，以这个劳动力价格水平和劳动时长，显然对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并不具备任何吸引力，也即：即使想留住这些企业，也吸引不了工人进厂。不管人们怎么忧虑，真正会进工厂的低技能年轻劳动人口都逐渐不愿再进工厂，尤其在新增人口大幅下降后，也不再有2010年之前那样近乎无限量的新增劳动力供给能压低工资水平任由挑选。
要么中国经济体和企业永远处和东南亚一样的技术水平，中国年轻人的命运就是普工，永远接受低工资，买不起“made in China”的产品；要么中国经济体和企业能进化，提高技术水平跃升一级。前者似乎没人愿意，后者可能是唯一出路。
幸运的是，中国的大学体系每年量产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工程师红利”吸引更高技术层级的外资投资，如三星将手机组装工厂搬到东南亚，又在西安投资NAND闪存工厂并进行二期扩建；特斯拉上海工厂已大量出口欧洲；等等。
“工程师红利”也让本土产业升级有了支撑。国产通讯、消费电子行业的华为、小米、联想、OPPO、VIVO等快速崛起，并在日后在本土市场击败日韩、中国台湾企业；家电行业早在数年前就占领本土市场并开始国际化；工程机械企业在蚕食日美企业的市场后，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处理时就到日本一展身手；移动互联网浪潮兴起，科技公司的体量一度与美国科技企业不上上下。这点过去多有阐述。
这些中国企业的崛起，除了“工程师红利”，还有一点是14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巨大的市场容量，竞争高度激烈，能在血战中站稳脚跟的，都已经脱胎换骨。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一家新兴企业能在多长时间成长为大公司。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在中国，这一指标的用时越来越短。
这表明，中国市场已经具备了高素质的人才和完善的产业链以及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企业家、高管们也有充足的管理经验和市场意识，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将要素整合，迅速做大。
如果没有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那么自2008年中国经济体要素价格开始超过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后，出口加工业外资开始转移时，按照同一技术水平生产工资水平会逐渐相近的理论，那么中国的人均GDP就会出现停滞。
但事实上，并没有。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在不断赶超，这表明，在技术进步嵌入资本形成阶段后，一些中国企业已经不仅仅是靠要素价格、投资驱动，开始有技术创新内生性驱动的趋势，并且有扩大市场半径的能力。
尤其在2015年之后，中国企业一边在本土增加研发投入创造更高价值的岗位，一边开始和当年日本一样，南下东南亚开拓6亿人新市场。
2008年时候，我在东莞的茶餐厅里能看到台干、港干、日干甚至老外工程师。他们是资方的管理者、高级工程师，穿着白衬衫打领带，住着厂里安排的高级公寓。而中国大陆普普通通的普工，穿着蓝色的工服，在流水线上上厕所都要打报告，只有3分钟，住在多人宿舍，需要到一楼打热水提回宿舍冲凉，宿舍的空调机里老鼠叽叽吵闹，生怕它们冲出来跳到脸上。
如果我们能心安理得接受这个命运，那么出口加工产业永远不会转移。
只是，没有如果。多年的耕耘，中国经济体的竞争力已经不再是劳动力成本而是产业链，有了“外溢”的能力。例如中国厂商为就近销售，会把部分产能转移至印度、越南、缅甸等国，以期再降成本向东南亚市场提供价格更具优势的产品，但关键元件还是得从国内进口。
小米将在越南投资8000万美元，开建 20 万平方米的工厂，它所占据的份额已经约为20.6％，位列第二，仅次于三星；宁德时代的子公司与印尼国企PT Aneka Tambang和PT Industri Baterai Indonesia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印尼北马鲁古省和该国其他地区开发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TCL越南平阳工厂，预计年产能300万台；京东方近年也在越南投建了一条产线，年产能达420万台。等等。
这些变化并不足为奇，当年日本企业走过同样的路。甚至装配产线转移、本土增加研发、全球开设研发中心的道路，欧美、日韩企业同样走过。唯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建立全球竞争力，抢占更大的市场半径。
目前了解到的是，东南亚的员工效率却并不理想，仅相当于国内员工效率的六七成，因此，许多公司仅在那里招收简单的人力，技术、管理人才都从国内输出。一如，我当年在东莞看到的台干、港干、日干、韩干那样。
“中国老板”、“中国企业干部”正在南下，并且会越来越多。可能如果我一直在东莞工厂的话，现在也已经会是南下东南亚的一员“中干”吧。
那新的命题是：东南亚的本土企业会不会也“干中学”沿着产业链、价值链上溯，蚕食现在中国企业占据的份额？
结论在前文已经给出。你很难再在世界上找到像中日韩这样能把自己卷到极致的国家。
因为如果中国本土没有诞生有竞争力的公司，那么外资出口加工行业因劳动力成本、关税转移，中国经济将被动失去出口份额，而正因为中国本土企业兴起，逐渐占据产业链、价值链上游的各个环节，所以不但能向东南亚出口元件、半成品到东南亚组装贴牌规避加征关税，还能主动转移降低成本抢占当地市场。所谓“以我为主”的外循环。
当“毛衣战”进入第四年，如同当年美日“毛衣战”一样，中国企业从单纯的规避关税壁垒，到布局产业链，开拓新兴市场，并从国内进口元件向国内出口制成品。
都说历史是个圈，兜兜转转，只是主角换了人。
五、欢迎来到新世界
不但制造业，科技公司也南下，因为随着新增用户、用户时长逐渐见顶，科技公司也要开拓新市场。
如果说当年郭鹤年建造国贸，谢国民将大型超市开到内地，让内地的消费者见到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业态，东南亚的华人企业教会中国企业商业运营。那么，这次轮到中国内地的科技公司让东南亚的员工见到了数字经济的新打法。
一家中资科技公司的员工还记得当时“拉了各国的人到中国来参观，其中很重要的是参观扫码点餐，看线下各种扫，一个机器人说钱已到帐，这一套我们司空见惯，人家觉得很神奇。再就是请你吃个饭，在APP上打开一个小程序点餐，这个我们都给他们看，他们都很感兴趣，还有营销各种券、领任务，他们觉得很有创新。”
制造业的硬件升级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催生的新商业模式，在中国得到检验后，随之就可以乘坐“时光机”去开垦东南亚市场。
一如当年华人企业北上大陆，“降维打击”了彼时中国的商业和制造业。仅仅不到30年，就是南下的“中干”教会东南亚员工和合作伙伴如何运营新商业。
“手把手教他们基础概念，什么叫线下支付，线下支付业务、运营、PD上的要点，产品有那些功能必须要做，不做可能会出哪些风险。我们提供商业化赋能，把代码抽出来，变成可对外售卖解决方案，你就去买我的，我给你做诊断，体验不好我教你体验什么是好，你自己做，你说不行这个东西我做不了，没人懂能不能用现成的，那我就从库里抽出一个风控解决方案组件给你，把你能力提升起来。”
中国市场再大，也只有14亿人，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你不去占领，那就是别人占领。
东南亚近在咫尺，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市场半径的首选桥头堡。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总计1456.7亿美元，流量首次位居全球第二位，到2020年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其中中国对东盟全行业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
相对于当年日本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额，中国目前的投资规模不是太大，相反还是太小。正如之前所分析，在一些行业工资水平超过东南亚后，企业要么主动增加研发提升竞争力并主动南下降低成本、抢占市场，要么放弃努力，技术水平和工资水平维持在人家差不多的水平，转移速率是小了，但也永远是低收入国家。
主动出击的好处是获得市场，并且，打造被中国企业所把控的产业链，节约出来的成本还能在本土投入研发和管理，创造更多更高薪的岗位。
一个更为富裕的东南亚才能成为中国企业的新大市场；一个帮助他们走向更为富裕的中国，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地缘变动中减少压力。这个策略，所有有雄心的后发国家都走过。
也正是因为看到中国-东南亚在地理、文化的亲缘性，所以围绕这这个市场的博弈也日趋复杂。曾经中泰铁路一波三折；印尼雅加达——万隆的高铁竞标反复，由于日本的参与，中国最终做出印尼政府“无财政负担和无需债务担保”的退让；中国曾经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缅甸密松电站被迫叫停；越南2014年曾发生打砸中资企业的事情，最终迫于压力，越南政府向受影响的近140家外国企业支付赔偿；等等。
这背后都有复杂的博弈影子。
一旦走出去，就应抱着决心，毕竟地球就那么大，没有谁会轻易让出份额。当年欧洲人扬帆起航，用坚船利炮打开东南亚后，干脆就建立殖民政府经营了数百年。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眼馋欧洲列强的殖民税，也兴致勃勃在菲律宾练练手。更不用说，后来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张牙舞爪。海盗冒险精神打出全球秩序，这其中从来就没有温情可言，商业世界从来都是现实又残酷。
但时代变了，事实也证明，殖民历史在东南亚并非加分项，相反，会激起它们苦难的历史记忆，反而成为这些国家回归东南亚市场的阻力。需要铭记的是，现代东南亚国家就是建立在反殖民斗争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你看东南亚各国的“国父”们，哪个不是民族主义者。
更为现实的是，地球承平日久，各国都内部矛盾积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比如美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在内的12个国家在历时8年谈判后达成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但最后被川皇废除，反而是RCEP能生效。
可能这段插曲在我们老百姓口中只是谈资，但在各国政治家、商界眼里，这种出尔反尔、政策不具备连续性的做法，只会让他们两头下注。更毋论中南半岛其他国家最提防的是越南，印尼最大的假想敌是澳洲。
地缘政治永远是各国最优先考虑的利益诉求。
其次，就是肉食者的个人利益诉求。东南亚诸国的肉食者们对于把控权力有一套。
《亚洲的教父》《季风吹拂过的土地》所描写的东南亚是庞大潜在市场光明A面背后的B面。越是深入，就越是能窥见它独有的秩序，跟东亚有诸多相似，也有诸多不同，亲贵、世族、特许商人的关系错综复杂，这就是为什么进入该市场的大企业往往得要选择合资的原因，强龙毕竟压不住地头蛇。
中国企业需要适应当地的秩序，那，远不是阳光沙滩那么单纯的美好。当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进入东南亚，政府也该会考虑如何更好地捍卫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应该可能需要更多，但有些想避嫌的，可能会主动减少。
仿佛上天要有意给这个剧本再加80年代的元素。眼下俄乌冲突，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方-81”军演时，欧洲紧张的局势。同样是高油价、高通胀、加息周期，毛衣摩擦持续，大国间碰撞加剧。两极世界虽然远去，但地缘格局下，断层线的断裂声早已嘎吱作响，最强国抽调了大量力量在西太地区对峙，留下了权力真空，地缘支轴的地区强国纷纷在填补这片权力真空。
两大国可能没直接冲突，但断层线热点地带早已经烽烟四起。
旧秩序正在分崩离析，曾经主导旧秩序的最强国的一派不再想要1945年建立的秩序，而另一派则想维持住秩序却在国内的压力中，试图把观念和利益一起打包兜售。任何现实的肉食者都在观望，想要个好价钱。
无论对未来悲观与乐观与否，都没啥意义，我自己心里有个预测，但不方便说。我们既见证历史，也是历史进程微不足道的参与者，做什么选择，每个人自己权衡。可能短期内，悲观者会失望；也可能在若干年后，乐观者会悲伤。
无论选什么，都祝所有人，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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