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有过一个“预言”,他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新中国成立73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艾奇逊的预言落空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49年粮食产量仅有2263.7亿斤,到1978年提高到6095.3亿斤,再到202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7万亿斤。如无意外,预计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38万亿斤。我国成功地解决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同时加大粮食进口,解决多元化需求。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粮食进口量突破1.6亿吨。

但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乌克兰、俄罗斯、匈牙利、阿根廷、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纷纷宣布对部分粮油或农资实行不同限度的出口管制,使得小麦、玉米、大麦、食用油和化肥的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

世界银行发出警告,俄乌冲突今年恐再致95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5000万人遭受严重饥饿。预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全球农产品价格指数相比去年1月上涨了34%。在所有农产品中,玉米和小麦价格分别上涨了47%和42%。

2022年,站在粮食“十八连丰”的新起点,中国已经在口粮安全、结构安全、防线安全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不仅要确保中国人吃得饱、吃得好,还要好得可持续,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体系。

7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夏粮数据,让人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739万吨(2948亿斤),比2021年增加143.4万吨(28.7亿斤),增长1.0%。其中小麦产量13576万吨(2715亿斤),比2021年增加128.6万吨(25.7亿斤),增长1.0%。

中囯夏粮丰收已胜券在握。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小麦增产丰收实属不易,是在遭遇罕见秋汛后的抗灾夺丰收,更是历史高点上的再增产。

春争日,夏争时。“三夏”生产除了夏收,还有夏种和夏管。目前,南方早稻收获过三成,双季晚稻已经开始栽插,预计8月上旬结束,夏玉米、夏大豆播种已经落地。

“总的来看,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总体正常,丰收有了好的基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在7月1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同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经济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有能力、有底气、有条件应对外部冲击,端稳端牢“中国饭碗”。



2022年5月20日,山东枣庄,收割机在孟庄镇孟庄村麦田里收割小麦。

我国粮食安全取得举世瞩目历史性成就

今年以来,“粮食安全”成为政策高频词。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

2022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放在首位。

今年3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举措助力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实现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谁来养活中国’到‘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的历史性变革,粮食安全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宋洪远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宋洪远将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归纳为:人口大国的资源禀赋特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稳产保供为主线,统筹对外开放与安全,为全球粮食安全作贡献。

“中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又是粮食消费大国。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不仅有力地保障了自身的粮食安全,也为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宋洪远表示。

农民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力军

相比以往,今年的“三夏”极为特殊,因此更显重要。

去年秋季,河北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遭受暴雨。罕见的秋汛,使得2800多万亩的冬小麦没有按时播种下去,推迟时间之长、晚播面积比例之大,多年不遇。

宋金召是河南省西平县宋集镇宋集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家中共5口人,种了15亩地。让他没想到的是,今年他家的小麦亩产竟然达到1350斤,总共收了两万多斤粮食。

“去年河南其他地方遭受暴雨,我们这里受秋汛影响不大,但是我的麦子还是晚播了一个星期。晚播不是因为天气,主要是晚播的麦子不容易生病虫害,所以我每年都有意晚播一个星期左右。”宋金召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不仅产量高,让宋金召高兴的是,小麦的价格也不低。他种的全部是强筋麦,每斤卖到了1.55元。

“今年收成非常不错,在收割现场就卖掉了1万多斤,剩下的一部分留作种子用,还有一部分留着自己吃。”宋金召说。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西平县宋集镇宋集村党支部书记刘香莲给当地农民算了一笔账:刨去种子、药肥、耕种收、用工等成本,再加上国家专门给的补贴,今年农民一亩地纯收入约1100元。这也是种地多年以来效益最好的一年。

“今年小麦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由原来的平均亩产900~1000斤,提高到现在的1200~1300斤,个别农户亩产达到1600斤左右。小麦价格也从去年的每斤1.2元上升到了1.6元左右。产量高、价格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高。”刘香莲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夏粮产量占全年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保夏收就是保14亿多人口的饭碗,保夏粮就是保粮食安全。

国家统计局7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量达到2947.8亿斤,比上年增产28.7亿斤。

中央明确今年粮食产量的预期目标是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这是不容有失的底线,也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而夏粮小麦增产丰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农民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力军,只有农民多种粮,中国人的饭碗里才能多装中国粮。今年党中央出台了一揽子真金白银的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就是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让农民有钱挣,日子越过越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徐小青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屈指算来,中国粮食已创造自2004年开始的粮食产量“十八连丰”。

2007—2009年,粮食产量是1万亿斤以上,2010—2011年是1.1万亿斤以上,2012—2014年是1.2万亿以上,2015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保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供应。

若无意外,“十九连丰”或将在今年实现。

宋洪远作为我国著名的“三农”领域权威专家,曾多次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调研与起草。在他看来,中国粮食连年稳产增收,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作为1959年生人,小时候经历的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受,从未从他的记忆里抹去。

即便是在当下的丰收之年,在我国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宋洪远仍显得忧心忡忡,他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醒大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未来仍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

“国内的挑战包括需求总量不断增加,品质要求不断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国外的挑战,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粮食主产国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不足问题,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受损、极端气候变化影响、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宋洪远说。



山东省邹平市80多万亩小麦灌浆饱满,麦浪翻滚,香飘田野,农民田间查看,加强管理,迎接夏粮丰收。

中国粮食总体对外依存度已近20%?

宋洪远的担忧不无道理。

稻谷、小麦是我国两大口粮作物,全国四成人口以小麦为主粮,六成人口以稻米为主食,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需平衡有余。

但是在全球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我国粮食够不够吃,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李国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粮食中稻谷和小麦合计年产量约6800亿斤,主要用于口粮消费,稻谷和小麦年人均占有量合计为490斤。“把稻谷折算成大米,把小麦折算成面粉,我计算了一下,每年生产的粮食平均到每人每天,可以消费1斤多的粮食。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当今社会平均让一个人每天吃1斤多的粮食,这无论如何是吃不掉的。”

官方也透露了我国口粮绝对安全的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6月27日表示,中国粮食产能稳定提升,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其中,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3657亿斤(相当于6828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口粮安全意味着能吃饱,但是要吃好,还需要进口来解决结构性矛盾和多元化需求。

2021年,在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粮食的进口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进口粮食16453.9万吨,同比增长18.1%,相当于我国粮食总产量的24%。

“中国已经做到了口粮绝对安全,但是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大豆等进口规模较大,近年来每年进口大豆数量都超过国内消费量的80%,对外依存度很高,玉米等饲用谷物进口增长较快。近年来中国粮食总体上对外依存度已经近20%。”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随着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除粮食进口不断扩大外,其他类食品进口规模也持续扩大。近年来中国进口肉类近1000万吨,对外依存度约10%。



南非某农场正在进行大豆耕种

进口量增多,不仅意味着我国的粮食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也意味着我国粮食自给率的下降。

关于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也不相同。李国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口粮自给率超过100%,谷物自给率90%以上,粮食自给率85%以上,全部自给率75%以上。

在4月27日举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介绍,目前,中国对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和主要肉类的保障水平较高,但食用植物油、大豆的自给率比较低,分别为1/3和不到17%。在农业供给体系中,蛋白饲料原料供给自给率不到20%,短板最为突出。2000年,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为93.6%,2020年降至65.8%。

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近日在北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2》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自给率均值分别为99.3%、98.4%、97.4%和16.7%。

科技部原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原主任王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我国常用的粮食自给率有两种,一是粮食自给率;二是口粮自给率(是指稻谷、小麦、薯类等口粮产量与消费量的比重)。

不管是哪种统计口径,根据上述专家透露的信息,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和“口粮自给率”均在80%以上。

“‘粮食自给率’和‘口粮自给率’在8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粮食安全的深层次矛盾。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增长量是粮食生产增长量的7.9倍。”王宏广说。

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大致状态。

如何看待我国粮食隐性自给率?

王宏广研究发现,除了两种常用的粮食自给率,还有一种“粮食隐性自给率”。

他对粮食隐性自给率的定义是:在一定科技水平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耕地(播种)面积占生产粮食(食物)总需求量所需耕地(播种)面积的比重。换句话说,粮食隐性自给率实际上就是生产粮食的耕地自给率,能够反映粮食自给率背后的隐性矛盾。

王宏广详细计算了2021年我国粮食隐性自给率。

2021年我国净进口大豆9652万吨,按大豆单产1787公斤/公顷计算,相当于8.1亿亩农田的产量。同年净进口其他谷物6358万吨,按谷类单产6075公斤/公顷折算,相当于1.61亿亩农田的产量。

两项共计9.71亿亩,相当于占我国耕地总面积20.24亿亩的48%,占粮食播种面积16.83亿亩的57.8%,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4.99亿亩的38.9%。“可见,我国粮食隐性自给率已降至61.1%,与口粮自给率相差37.9个百分点,与粮食自给率相差21.4个百分点。”

导致粮食隐性自给率下降的原因,王宏广认为主要有3个:一是城镇化、工业化占用大量耕地。二是进口低产作物大豆,用原来种植大豆的耕地种植产量较高的玉米。粮食供给总体有保障,但粮食安全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三是2021年粮食隐性自给率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我国2021年粮食进口明显高于往年。

“种一亩大豆产量是300斤,玉米大致每亩产量近900斤,我们每种一亩大豆就要亏将近一半的收入,所以老百姓不愿意种大豆。进口就等于吃国外的大豆,把我们原来种大豆的地,都拿出来种玉米。这样每年压掉一部分大豆,多种一部分玉米,才出现了我国粮食‘十八连丰’。”王宏广说。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如何才能吃得好?“进口的大豆、油料、肉类,相当于9亿亩的海外土地给中国生产粮食。而且,当前形势下,中国只有进口1亿吨左右的粮食,才能吃得好。”王宏广表示。

要改变这个状态,他认为,首先是种子必须更新换代。而种子的更新换代,意味着育种的技术也需要更新换代。

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

众所周知,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是种子和耕地。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两者缺一不可。

关于耕地,中央的要求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现阶段,我国对粮食的需求总量不断增加。2021年,我国总人口为14.13亿人,城镇化率为64.72%。未来一个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化推进,粮食消费总量将继续增加,粮食需求将保持刚性增长。”宋洪远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这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粮食的供求矛盾。与之相伴的是,我国耕地面积在减少。

自然资源部2021年8月26日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我国耕地面积19.179亿亩,仍在18亿亩红线以上,但是相比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的20.31亿亩,10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1.13亿亩。

一些专家对此颇为忧虑,李国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中长期我国粮食供需将处于紧平衡状态,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等农作物种植争地问题较难解决,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仍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徐小青看来,“保障粮食安全,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证耕地面积的同时,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2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在2月23日国新办举行的“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吴宏耀表示,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耕地建设保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长牙齿”的硬举措,归纳起来就是“保数量、提质量、管用途、挖潜力”。

保数量,就是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重点是“三个定”:一是定线。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二是定位。要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哪块地是耕地、哪块地是永久基本农田都要落到具体的地块上,要做到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三是定责。由中央和地方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并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从总基调看,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基石的耕地保护,其地位被提高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保护力度空前,也意味着挑战同样严峻。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保国表示:“土地并不等于耕地,全球各国国土总面积约133.9亿公顷,但耕地面积只有14.8亿公顷,占世界国土总面积的11%。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只有143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仅占14%多,仍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针对中国耕地面临的挑战,近年来,黑龙江多措并举、用好养好黑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路径。

今年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要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多种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过去,侵蚀沟把土地撕出‘大口子’,割成好几块,不少地块没法耕种,一下雨,土沟还越冲越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联民村村民代喜财家的3垧多玉米地,曾经水土流失严重,黑土层逐年变薄。

3年来,随着水土保持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项目接连开展,代喜财家的土地可耕作面积增长了15%,农作物总产量也大幅增长。

“从播种到收割,各式大农机能直接开进地里头。现在农田作业时间可以节省20天以上,效率也提高了不少。”代喜财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凭借“黑土地”这块神奇沃土,黑龙江2021年粮食总产量达1573.54亿斤,比上年增加65.34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11.5%,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今年,黑龙江省全省粮食作物计划播种面积2.185亿亩以上,预计粮食总产稳定在1500亿斤以上。

作为黑龙江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北大荒集团2021年粮食总产量463.1亿斤,占黑龙江省的29.4%,已经实现“十八连丰”。

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切实巩固提升粮食产能,近年来,北大荒集团扎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攻关种业“卡脖子”技术,保护黑土地,充分发挥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优势,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此外,为保护黑土地,北大荒集团多措并举创新思路,全面实施“六个替代”,即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统农药、地表水替代地下水、保护性耕作替代传统翻耕、智能化替代机械化、规模化格田替代一般格田,以及“六个全覆盖”工程,即高标准农田全覆盖、农机智能化全覆盖、绿色生产全覆盖、标准化生产全覆盖、数字农服管控全覆盖、投入品专业化统供全覆盖,用好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黑土地,既守住耕地总量,也提升耕地质量,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将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根本上助力国家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李国祥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研究和实践证明,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耕地质量能够提升1到2个等级,粮食产能平均提高10%到20%,亩均粮食产量提高100公斤。《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中明确提到,到2022年,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以此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为把农业“芯片”握在自己手中,近年来,中国在种业自主创新方面加大投入,图为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人员移栽大豆苗。

我国主粮种子比较安全,基因编辑技术可能领先

中国耕地数量有限,种子作为一项核心技术,相当于工业生产里的芯片,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4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

公开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和推广工作经历了自繁自用阶段(1949—1977年)、“四化一供”阶段(1978—1999年)、市场化改革阶段(2000年—至今)。从原来的几个品种到现在的品种大爆发,从过去的重视产量到如今的关注品质,几十年来,我国种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棉花,都是中国科学家自己培育的种子,严格地讲,主粮种子是比较安全的。但还有一些品种的产量不如其他国家高,比如大豆起源自中国,外国引进后培育新品种,反而产量比中国更高。现在大豆全国平均亩产140多公斤,而有的国家可以做到300公斤。”王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另外,奶牛、肉牛、蔬菜、鱼,还有一些水果的品种,都来自国外,中国面临不同程度的种子安全问题。

王宏广在1997年到2000年任职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处长,专门负责国家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研究,他亲身经历了我国种业从无到有、奋起直追的过程。

“过去科研经费不多,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用于育种的科研经费不足1亿元,主要用于研究小麦、玉米、水稻这些粮食作物的种子和主要畜禽。首先要把吃饭、吃肉的问题管好。而由于缺乏经费,国家对蔬菜、水产等品种的培育支持不多,主要靠市场行为。这样外国的种子就进来了,填补我国市场空白,也引发了安全问题,对国外种子形成了依赖。例如,我国的苹果、蔬菜品种几乎都依赖进口。”王宏广说。

当前国际上的育种技术共分为4代。第一代是常规良种;第二代是杂交育种;第三代是转基因;第四代是基因编辑。

王宏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第一代育种技术大家基本都一样;第二代我国大宗作物研发与应用都处于领先水平,但水果、蔬菜、水产种子安全问题突出;第三代转基因技术外国领先于我国;第四代基因编辑技术,我国完全有可能再次领先。

“希望国家早日搞一个种子安全实验室或研究院,把基因编辑技术作为核心技术去推进,一旦这个技术在实践中应用出来,将会使我们的种子安全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粮食作物、其他蔬菜水果都会跟上并得到改善。”王宏广说。

转基因种子,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并用于农业生产的种子。因民众担心其食用的安全性,农业农村部仅批复了棉花等少数作物。

王宏广透露:“最近我们跟一位著名华人科学家研究讨论第四代基因编辑育种技术问题,可以预料,今后基因编辑可能会做得更加安全。如果大家对转基因有顾虑,我们可以‘双管齐下’,三代、四代技术齐头并进,去开发一些新的育种技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能够吃饱、吃好。”

党政同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维护粮食安全,责任担当重于山。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大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要有合理布局,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

在提出“党政同责”之前,老百姓对“米袋子”和“菜篮子”这两个词汇耳熟能详。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米袋子”和“菜篮子”就已随着中央的政策文件,进入人们的视野。

为应对食品价格上涨,1995年召开的全国两会,“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被一同写进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即便在时隔12年之后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米袋子”和“菜篮子”依然没有缺位。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压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14亿中国人的饭碗,我们有能力也务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最早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中央政府的事,后来又加上了省长的‘米袋子’、市长的‘菜篮子’,再后来提出‘党政同责’,意味着中央和省级两级政府都要对国家粮食安全负责。这样规定使得各方责任更加明确,责任也更重。其实不仅是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也需要尽量提高粮食的供给能力。”徐小青说。

全国粮食主产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吉林、内蒙古、江西、湖南、四川、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和黑龙江13个省份;粮食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7个省份;其余省份为产销平衡区。

无论是在主产区、主销区,还是产销平衡区,长期以来,我国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对确保全国粮食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这是对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最新要求和更高期望。那么,怎么衡量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是否真正见效?

“标准其实很简单,无非就两条:面积保不保?产量稳不稳?无论你在哪个区,抓粮责任就是你的发展主责,都不能找理由推诿逃避责任。”徐小青说。

责编 | 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