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手机相册，徐长卿挑出7张照片，纪念他刚刚裸辞的、在民航的第一份工作。
第1张照片，是他已经注销的3张工作证件，那曾是他作为航空安全员上岗的凭证。
另外5张照片勾勒了一名标准民航空乘刻在肌肉里的工作记忆：一次次天还没亮就整装待发赶早航班，日常拖着飞行箱等候在机坪道口赶早高峰，早已数不清次数的延误进场，一趟趟天快亮时伴着昏黄的灯光下夜班，还有他吃腻了的机组餐。
最后画面定格在他的在职时长：1860天——5年又34天。
徐长卿在海航的在职时长 @徐长卿✈️
徐长卿用这7张照片制成一个视频，来表达自己对空乘这份工作的感情，配乐的歌词唱道：其实我不洒脱只是装英雄，那么爱你怎可能一滴泪没有？
他用自己的声音录了2遍“走啦”作为画外音，第一遍听来洒脱，第二遍语带不舍。
6月10日，这是27岁的上海人徐长卿在海航Y8航的最后一天，他辞了职，为自己在这家航司的工作划上了句点。
疫情是最直接的冲击。一批民航人和徐长卿一样，选择了辞职，离开蓝天和民航。而相比海航的徐长卿，海外航空公司的民航人遭受疫情的影响更大，也更提前。
郑倩就是一个例子。早在2021年9月，23岁的山东姑娘郑倩，就从柬埔寨的澜湄航空辞职了。在这之前，她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因为航班大量停飞回国休假。
空姐、空少、空保（即航空安全员），这些原本光鲜体面欲争先的工作，如今却前所未有地有更多人从这座围城里出走。
出走，靠的不是勇气，是权衡、挣扎、取舍和规划，他们的故事也不止于：为何出走？更关乎：走了以后呢？
徐长卿把3份证件执照交到人力手中，下一秒，他的民航人身份信息就要被注销。
“你确定吗？”对方问他。
问第一遍，他很肯定；问第二遍，他犹豫了；问第三遍，他沉默了。
这3份证件执照陪了他1860天，无论他飞到哪里，都要带着：那张安全员执照，他总是放在飞行箱的暗袋里；有了红色工牌，他得以进出航司大楼；每一次执飞，他都要刷那张空勤登机证。
徐长卿离职前上交并注销的工作证件和执照
注销，意味着他在这里5年的工作将不再有任何痕迹了。
“有没有可能我再坚持一下？”一个念头在他头脑里闪过，但下一秒，理智占了上风，他坚定了辞职的选择——我确定。
辞职，徐长卿想了很久，这个念头最早在2018年时闪现。
那时海航遇到了金融危机，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他第一次意识到，对这份工作，除了一腔热情，别的他什么都没有。即便如此，他还是和海航一起坚持了下来。
但疫情剧烈冲击着民航，这里成了公认的“特困行业”，民航人的日子不好过。
空乘和飞行员的底薪很低，收入主要靠飞行小时费，民航局要求的每月飞行时长上限是110小时。
疫情前，徐长卿一个月能飞80-90个小时，到手的月收入稳过万，这比他在其他行业的很多同龄朋友都高。
但疫情期间，他一个月只能飞三四班、20多个小时，他的月收入腰斩到只剩5-6千元；上海因疫情封控的3个月里，他的月收入又降到了2千多。可2020年中，他才在上海换了房，背上了月供7千元的房贷。
3月份，徐长卿只累积到3小时飞行时间
两个声音拉扯着徐长卿：一个让他走，一个喊他留。
飞5年了，丢掉它实在可惜，这份工作，他已经熟能生巧，“哪怕给我一个徒弟，我都能带，就是闭着眼睛，我都能做完这一趟流程”。抛开这一切，他心有不甘。
他又是早几批招进公司的“元老”，好些一起执飞的乘务长，他看着晋升上来，彼此关系融洽、配合默契。离开舒适圈，他心有不舍。
比起当下收不抵支的现实，徐长卿在意的还有对自己的规划。
飞行是一碗青春饭，徐长卿没打算在天上飞到退休。疫情前，他借着飞航班的机会寻找开店创业的机会，用日夜飞行攒下的积蓄和朋友合资，想把新鲜吃食玩意搬到上海来。
徐长卿在一次航班上的工作间隙，因为想吃火锅“画饼充饥”
但疫情打破了这个计划，他的积蓄让缩水的收入、房贷和生活费掏空了。
徐长卿更意识到，疫情前自己的高收入起点或许遮蔽了行业的衰颓之势。
“10年里，很多行业工资都在慢慢地往上调，很多岗位能达到月入过万，但民航业的薪酬原地踏步，没有再上去。”他说。
当了12年空乘的现乘务长邹真真也印证了徐长卿的观感，她注意到自己的领导、国企里的中层，月工资也就2万多，“天花板就这么多”。
刚入行时，带她的70后老师告诉她，在其他行业月工资还是以“百”为单位的时候，她的老师已经跨入“几千”行列了，那时，成都的房价最高才每平方米1千多元。
在她看来，航司数量大爆发之后，空乘的红利期也过了，这个职业已经跌落神坛，变成一份要求高、又辛苦、且普通的服务行业。
细思量
对徐长卿来说，即便这份辛苦钱曾经挣得还算体面，但疫情结束遥遥无期，他等不起了。
封控期间，赋闲在家的2个月里，徐长卿过得窘迫。
物资最紧张的时候，家里只有一袋米，他托人买几包榨菜弄点鸡蛋就米饭吃，早上再把米饭加水煮成粥，后来又托人买了面，米面交替着吃。
和朋友聊天时，听到他们说收到公司送来的物资、接到慰问电话，徐长卿心里不是滋味，开始反思公司这两年的管理和员工关怀。
航班大量减少、工作和收入锐减的日子里，公司以增加绩效的名义，号召他们空乘参与地面工作。
徐长卿所在的航空安全员岗位上，公司让他们协助地面当保安；他有同事被派到行政岗位协助工作，做PPT、整理资料；还要求他们背诵办公文件、讲话精神，休息时间打电话突击检查，检查不合格要扣工资。
徐长卿不理解，民航局规定飞行人员不得参与地面工作，为什么不让专业人干专业事？他也看不出参与行政事务、背诵官方文件对提升飞行业务能力有什么帮助，那些份外之事，为什么要和本就可怜的工资挂钩，甚至如果不参加、不合格就觉得你工作不积极，上升到思想作风有问题。
这让他心里不舒服、觉得不被尊重而寒心，他告诉南风窗：“我是喜欢飞行才进去的，但因为飞行之外的问题，导致我不喜欢干这个行业了。”
披星戴月上下班是徐长卿的工作日程
他想过跳槽，但因高成本打消了念头。他算过账，重新面试、培训再试飞，前后大概需要20万，至少要1年时间，他同样耗不起。
隔离在家的日子，徐长卿有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他意识到2年来，自己习以为常、被动忍受的事情有的“不对劲”“不正常”，他渴望得到理解和安抚：我们已经是疫情之下的受害者了，就不要再往脆弱的心上撒盐撒雪了。
曾有朋友问他：飞了这么多年去过哪些国家？当时，徐长卿有些尴尬地回答：“如果我说我没有出过国门是不是会很丢人？”
从前，他总觉得蓝天无限辽阔，但真正飞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能飞的天空原来这么小。
他问自己：“要一直在这个坑里面不动了吗？”
最后决定：“我还是走吧。”
6月10日，上海解除封控后第10天，徐长卿拒绝挽留，办理了离职手续。
上交证件执照的时候，他获准带走证件的外壳，这是他仅有的两样实物念想，另一样是陪他漫天飞的飞行箱，他说把箱子放在了家中衣柜“一个很好的角落”。
徐长卿和同事们拖着飞行箱下班
走出办公楼，徐长卿如释重负，觉得“整个人都轻了好多”。他又想着，好多同事、领导临走之前是不是要再去见一面，却又担心影响他们工作。
更让徐长卿觉得遗憾的是，若是提前知道要离开，他一定会好好珍惜和享受在3月飞的最后一趟航班。关于那趟航班的记忆，如今已变得模糊不清，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
徐长卿还是去看了看每次开航前会的地方，去了警具室，因为没有航班要飞，当时里头都没人，但平时，这里是他和同事彼此照面、打招呼的地方。
他走的这一天，这里没有人和他说“出发了”，也没有人听他说“我走了”。
徐长卿唯一有机会告别的是门口的光头保安，还没辞职的时候，大叔鼓励他继续干下去，担心疫情下他不好找工作；但听他说“辞职了”，这个大叔支持他“你走得对”。
“走了干啥去？”大叔问他。
“还没想好。”徐长卿答。
我怀念的
辞职出走，带不走的是工作执照，留得住的是回忆。
郑倩是一个喜欢拍照、热衷记录的姑娘，离开之后，她也仔细梳理了在澜湄航空的痕迹。
培训期间，为适应全英文的外航工作环境，她在笔记本上，红蓝黑三色字迹写了厚厚满满一本英文笔记；第一次单独占号位、独立飞行那天，她专门拍了张纪念照，她尤其记得且感谢那位严格把关、抽查她100道题的教员；没回家在天上飞的除夕夜，她们机组都收到了两位台湾机长的过年红包。
郑倩
严格来说，2019年入职的她，正式飞行时间只有短短半年，但她和父母说了一百多次“落地啦”，收到了2封来自乘客的表扬信，还拿到了年度优秀员工。
2020年2月15日，郑倩还执飞了一次特殊任务。
当时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爆发了疫情，多国港口拒绝邮轮靠岸，船上乘客下不了船，在海上漂泊。困顿之时，柬埔寨开放了西哈努克港，澜湄航空公司负责从西港接送旅客前往中转机场，帮助千名旅客回家。
郑倩排上了航班，在前舱服务。
当时她只有口罩护目镜，没有防护服，面对游轮上有潜在感染风险的乘客，她比飞普通的国际航班更紧张，但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她和同事还是上前去搀扶。
疫情期间在国际航班执飞时，郑倩的防护装备三件套
登机时，这些在海上游荡了2周的乘客，很多人都双手合十并弯腰对她们说“Thank You”；有的特意学了柬埔寨语中的谢谢，对她们说“噢棍噢棍”，有的甚至用更高级别、对长辈的敬语说“噢棍蹦”（谢谢您）；有乘客眼泛泪花，激动地几乎要拥抱她们。
当飞机的滚轮最终落在金边的地面，他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下飞机时，又是一轮情真意切的致谢。
这些时刻让郑倩眼睛一酸：“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让他们离回家更近了一步”。
徐长卿的动情时刻源于一张纸条和一通电话。
一次跨年航班上，他旁边坐着个年轻女孩，下飞机前，女孩在他的座位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们大家都辛苦了，每天飞来飞去的，祝你们全机组人员2栋2栋（2020）新年快乐，新年平安。
在民航语言习惯里，“0”念作“栋”，女孩用融入他们的方式献上了祝福。
徐长卿收到的来自乘客的新年祝福
“我们一直不被关注，突然有个人问候你会心头很暖。”徐长卿说，这张纸条他一直夹在本子里。
徐长卿还遇上一位下肢做了手术的乘客一蹦一跳地扶着上客梯车，他注意到了就下去背他上来。事后，公司接到了这位乘客的感谢电话。
徐长卿没有机会直接和对方沟通再言谢，但他很想让对方知道，这通感谢电话带给他的感动。
空乘和乘客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但唯有这些被看见、被认可的声音，让他们产生心与心的连接，在专业服务之外，多了一份基于善意的暖，让他们在日常机械重复工作中能上一上精神润滑油。
徐长卿在航班上收到的玫瑰花
离开蓝天和民航之后，再登飞机，郑倩不再是空姐，而是乘客，但民航人的职业习惯形成的条件反射并没有很快消散。
要是前面有旅客堵着，她会不自觉地蹦出一句“先生您好，麻烦侧身让后边旅客过一下”，乘务员若是看到了会给她一个默契的眼神：“你也是同行？”
要是提示灯响了，她也会条件反射般地抬头，看是哪个区域有情况；降落前的两声“叮叮”，她也会像在职时一样再检查一遍安全带……每次反应过来，郑倩常常被自己笑到。
郑倩参加了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大赛并获得了季军
徐长卿的民航生物钟还没校正过来，还是习惯昼夜颠倒；他还是会习惯性抬头辨认天上的飞机，看是哪个公司的什么机型，但他的外行朋友通常不在意，因为在他们看来都一样。
还在天上飞的日子里，徐长卿最喜欢头等舱没有人的时候，那里的舷窗很大，视野更开阔。
一个中秋夜，他看见月亮就在舷窗边朗照天地，巡航阶段，客舱灯暗，月光浓烈，大家在地上团圆，他就在天上赏月，一路送乘客平安落地团聚。
当飞机安全降落，是徐长卿最安心的时刻，而这一次，他是真的落地了。
重新开始
离开民航是第一步，接下来去哪里，是更现实的问题，管毓润努力证明这一点：重新开始没有那么难。
2019年，23岁的云南小伙管毓润还是东航一名空乘，2020年开始，他回到地面干了2年机场地勤，日常工作是政要服务，去年10月，他还接待过赴昆明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大使级外宾，但现在，他是新能源汽车的一名销售员。
管毓润喜欢在机坪看飞机、拍照
今年4月6日辞职之前，他就找好了下家。他喜欢车，要干销售，最终去了比亚迪。
收到录用通知，隔天他就辞了职，第三天他就去培训上班。他睡前记参数，路上听讲车视频，上抖音小红书积累客户，有了久违的亢奋。
奇妙的是，尽管他发在两个平台的内容点赞常常只有个位数甚至0，两个账号加起来也只有5千粉丝，但他的第一笔订单就是通过这里成交的。
管毓润和第一个交车客户的合影
4月30日，管毓润收到了转行后第一笔2万元的定金，他不假思索地报出了收到定金的精确时刻——12:37:41，在现场提车之前，他和买家完全没见过面，但他知道对方比他大1岁，在税务局上班，他说“我俩聊得很投入”，对方还帮他拉来了新客户。
5月1日新店开业，这个看起来很安静的新人一鸣惊人，一天签了6个单，3天10个单，成了店里的销售冠军，这也意味着管毓润收入可观。
他透露，5月份的工资，到手有1万还多了几百元，他的兴奋很有穿透力：“我的付出跟收入终于成正比了。”
他对比了自己在疫情2年间在民航的收入，月工资最低时，他只收到2100元，只够还车贷月供，高的时候也就4000元，为此他不得不去服装店找兼职，打两份工。
收到新工资那天，他请领导同事一起吃饭，那顿饭花了他2千多元。
辞职转行后，管毓润拿到的第一份订单奖励
管毓润进入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如愿迎着日出去上班，但晚上常常9点过后才下班；原来干地勤，他上二休二，现在他自愿一个月只休2个半天；相比之前按部就班地工作，现在每一笔单子都要靠他自己去挣，为此他“自愿加班”。
同事们说他：明明是99年（出生）的，看着却像95、96年的，忙到都老了几岁。
管毓润喜欢这种充实向上的感觉，说起民航，他的声音里是伤感，但说起卖车，他又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只在最后透露出“忙和累”。
重新出发的2个多月里，他最放松的是上月和同事喝酒吃烧烤，团队完成了目标，每个人都很开心，那晚他喝了三四两白酒、10多瓶啤酒，印象中，上一次他这么敞开了喝，已经是他还没毕业的时候了。
管毓润喝高了的一次聚餐
去吧，远方
管毓润奋力卖车的日子里，郑倩通过专升本考试回到了校园。
对大学生活，她始终有缺失的遗憾。
还在专科学校念大一时，她就通过了航司招聘考核，早早出来工作，因此没有太多大学校园的记忆，但疫情给了她弥补的机会，她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郑倩在入学第一天换了身学生装
就像时光倒流，一切真的回到了学生时代。
重回校园第一天，郑倩穿上了更有学生气的白T恤和长裤；第一节课堂上，老师让每个人作自我介绍；上课了，她就坐在前排；她又像个学生一样，精打细算地生活，买东西会多想想“划不划算”……
但有些对比突显出她的不同。
同学多比她小3-4岁，同龄的朋友今年大多毕业，闺蜜年底就要结婚，而她重返校园，郑倩突然有了一种落差，而她就处在年龄和角色的裂缝之中。
但她暂时不去过多地思考未来，享受当下。
临近期末考试的一天傍晚，她骑着电动车在校园里遛弯儿，那天的日落很美，橘色的晚霞让她想起还是空姐的时候，在西哈努克港看到的最美日落，那时候海水氤氲，润着晚霞浓烈地发红。
郑倩很喜欢西哈努克港的日落
至于徐长卿，他已经踏上新的旅途。
6月28日，辞职第18天，他迎着日出起了个大早，这一次他要离开上海去深圳，因为他收到那里的一个面试通知，那是个朝阳产业，他想去试试，即便不成，他也决心要在深圳好好找工作，为此，他收拾了很多行李。
他的心情并不像天气那般晴朗，上海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这里有他的家人和朋友，离开上海就和离开民航一样，让他惆怅。
他预感会离开上海很久，也许今年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听他说要去深圳，从小带他的爷爷一遍遍地问：“你多久回来？”他懂爷爷的担忧，老人家已经88岁了。
朋友为他饯行，祝他面试成功，出发时，一个最亲近的朋友专门来送他，徐长卿没想到，这个大老爷们儿没忍住，当着他面哭了。徐长卿抱了抱兄弟，说“等我回来”。
航班受限，他没有飞机可坐，动车成了他最快抵达深圳的交通工具——要坐11个小时，几乎是他从上海飞新疆时长的3倍。
时隔8年，徐长卿坐了11小时动车奔赴深圳
他对铁路出行感到陌生，印象中他最近一次乘铁轨是8年前，那时候他去部队当兵，坐的还是绿皮火车，身边都是战友，为的是保家卫国。
想到这些，他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8年后再坐铁路，竟是为了生活。”下一秒他补充说：“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办法。”
动车上的车窗又大又方，像取景框一样把沿路的民房建筑、山水田庄、城市景观圈起来，徐长卿觉得就像在一帧一帧地看电影，还是一部有声电影。
车里声音嘈杂，身边的座位上上下下换了好几波乘客，他们有的一个连一个地接打电话喊着“某总某总”、或是捧着笔记本电脑办公做PPT，还有人在电话里吵架，这些场景和声音，徐长卿不曾在飞机上见过听过，他没想到：“原来大家都这么忙。”
11个小时，对徐长卿前所未有地漫长和难熬，他的手里没有工作，坐着睡了好几回，醒来一看时间，竟没过多久，他有些坐立难安。
但所有列车都有它的终点站，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地和下一步行动。
21:23分，夜色已浓，徐长卿站在了深圳这片热土上。
徐长卿抵达深圳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