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发现甲骨文

1936年的夏天,一辆从河南安阳开往南京的火车上。装着一个重达5吨的巨大土方。因为这件特殊的物品,这趟不到100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月时间,历经了艰难险阻。首先光是把这个土方从发现地运到火车站,就动用了64名壮小伙,折腾了两天。等送上了火车,又遇上了麻匪,保安队开枪还击才脱险。开到一半,因为太重压坏了车轴,到了南京装卸的时候,又把工人撞伤了。

但所有的困难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土方里面,埋藏着中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没有之一,那就是——甲骨文。



我们常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我们的史学道统一脉相承,从孔子著《春秋》,到司马迁写《史记》,再到后来的24史,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绵延几千年。

但是,在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历史只承认到周朝。因为根据学术界的标准,对于没有出土过大量文物和遗迹,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不予承认,更何况在司马迁关于商朝历史的记载中,还有着神话传说的性质。

《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的祖先叫做契,契的母亲叫做简狄,简狄吃了玄鸟下的蛋,怀孕生下了契,后来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分到了一块地,这块地就叫做商。

这种神话传说性质的记录,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不被认可的,而且一直以来也没有出土过大量的文物和遗迹来证明商朝的存在,所以商朝的历史,并不被认为是信史。

直到清朝末年,一位叫做王懿荣的官员,因为抓药发现了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上,刻着许多奇怪的符号。身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推测这些符号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文字中最古老的一种,很可能是殷商时期的文字。于是他开始大量收购这种刻字的龙骨,准备好好研究一番。

可惜的是,很快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王懿荣率众抵抗失败,在墙上题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的绝命词,投井自尽,其妻谢氏一同殉难。



王懿荣死后,他的儿子变卖家产,也包括其父生前收藏的所有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全部被一个叫做刘鹗的人买走。刘鹗也是当时一位奇才,他年轻时就不走仕途,四处求学,精通天文、地理、水利、算学、音律、金石学等等,还写过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做《老残游记》。



刘鹗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之后,明确提出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并出版了一本《铁云藏龟》进行了详细介绍。

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考古界。甲骨文也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迅速崛起,研究者、想借机发财者纷纷涌向了这些“龙骨”的发掘地——河南安阳小屯村。

2、

荒野中的大师


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古董商人、藏家学者来到小屯村,向当地农民大量收购甲骨文。相比起种地,去挖甲骨赚钱更多,农民们都在地里疯狂挖掘甲骨。就这样野蛮挖掘了20多年,数万片甲骨文流落到世界各地。

这么重要的文物,当时的政府就不管吗?

要知道,当时正值清末民初,地方割据,局势动荡,谁会有心思来管这些呢?

眼看着,中国大地上又将重蹈像敦煌那样,因为政府不作为而导致珍贵文物流落海外的覆辙。中国的古迹又成为各国投机者、冒险家们随意掠夺的仓库,一位中国学者站了出来,他说服了当时的民国政府,对甲骨文进行保护和官方发掘。

他就是傅斯年。当时刚刚负责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提出发掘计划不久,由他推荐的此次计划的带头人董作宾出场了。



董作宾很早就开始研究甲骨文,后来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文的“四位大师”。



1928年夏天,董作宾带着考古队来到了小屯村。

经过20多年的野蛮挖掘和贩卖,小屯村的村民们都认为当地的甲骨应该都挖得差不多了。但董作宾经过了详细的考察和测量之后,得出了“甲骨挖掘未尽”的结论。向中央报告要尽快发掘,“迟一日则有一日之损失”。

1928年10月,在董作宾的主持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这也是中国现代考古的开端。

董作宾在事前还先拟出发掘计划和方法。他们把小屯遗址分为三区,采用平起、递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轮廓后,分三步实施大规模的发掘。一共挖掘了40个坑,面积达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铜、玉等各种器物近3000件。

1936年,考古队发掘到了一个车马葬坑,里面有完整的马车和四匹马的遗骸。这在之前都没有见过。正当考古队以为这是本次发掘的最大发现时,在不远处的地方又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在不到半立方米的泥土里,一个半小时就出土了3760块甲骨。又继续挖了一天时间,甲骨还是层出不穷。

考古队意识到,这个地方非比寻常,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起来,考古队决定,将整块土方切割,运回南京的研究总部再慢慢清理。

于是,就有了一开始那场充满艰难险阻的旅行。

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10月,官方总共组织了15次的发掘,董作宾主持了3次,参与了7次,在以小屯村为中心,辐射到周围的侯家庄、后冈等,总共发掘出土了几万片甲骨和青铜器、玉器陶器等许多重要的器物。

除了董作宾,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做李济。



李济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也曾接手领导了多次殷墟的发掘工作。

董作宾虽然也是考古专家,但毕竟受到传统教育的限制,每次挖到人骨遗骸的时候,都觉得是对古人的冒犯,急忙安葬。但李济则不同,发掘之初,李济就提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

两位考古大师合作,相辅相成,才有了殷墟发掘的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考古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质疑。

首先是地方势力的阻扰。

殷墟发掘之初,中原大战狼烟并起,地方政府又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中央考古组的进驻也极大地触动了当地古董商和土匪的既得利益,百般阻挠之举纷纷上演,甚至直接威胁到考古组同人的生命。直至1931年后,殷墟考古发掘才逐渐顺利。

其次是社会上的偏见。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科学考古,很多人并不清楚其中的意义,甚至把考古和盗墓相提并论。当时国民政府有个高官叫戴季陶,竟然这样批评考古工作:“近来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一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 掘墓之事,明明为刑律严禁,古代于自掘祖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以死刑处之者。今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体所应共爱共敬之古人坟墓,以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而引后世子孙以不正之趋向耶?”

那意思是:古代挖人祖坟是要凌迟处死的,现在你们这些人打着科学的名号,挖中华民族的古墓,该当何罪呀!

连高官都是这种看法,更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呢?

然后是外敌入侵。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原大地再度遭遇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战乱之中,董作宾和考古队不得不停止了工作,将那些珍贵的文物运到西南大后方。以当时的人力物力和交通条件,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就在这种四处逃难的环境中,董作宾每到一处,都要打开箱子里的出土甲骨进行研究,完成了多部关于甲骨文的著作。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殷历谱》。通过对甲骨记录中六十干支日程的检验,编成了35个历法表。为商王朝统治和历代商王在位年代的计算确立了牢固基础,记载了从盘庚起商朝各王在位时间,共历287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本以科学方法推算出的商朝年表,为后来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傅斯年就评价《殷历谱》:“使中国信史向上增益300年”。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断的殷墟发掘工作才重新开始,这些年来,一共出土了近15万件甲骨,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对甲骨文中的部分文字也已经破译,但还有大部分文字至今没有破译。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还悬赏,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可谓一字千金。



那么,破译这些3000多年前,早就已经没有实用价值的古文字,究竟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3、

仓颉造字,我辈寻踪


相传,上古时期,仓颉造出了文字。当文字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天,鬼神夜哭,认为人类将变得狡诈。



传说已不可考,但这也说明了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仓颉造字的传说,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只是当时的人还不知道有甲骨文的存在,以为仓颉所创造的文字,就是战国时期流行的篆书。

直到3000年后,甲骨文重见天日,我们才明白,这就是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汉字。

甲骨文使用了象形、会意、指事这样的造字方法,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汉字的组成逻辑。



而且从发掘的甲骨文来看,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在甲骨文之前,很可能还有更古老的文字,它们才是汉字的始祖。

随着后来的考古发掘,有人认为距今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发现的240个刻画符号,很可能就是甲骨文的起源,也是汉字的起源。

但,这在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毕竟连甲骨文都还有差不多四分之三没有破译出来,更何况更早的良渚文字。



汉字,是所有古代文字中,至今还在使用的文字。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懂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才能轻而易举地了解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传承。

甲骨文的发掘,不仅仅是证实了商朝属于信史。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将中华文明“一脉相传”的理念更深入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

这一笔一画,横竖弯钩,曾经被刻在龟甲、竹简上,被写在绢帛、宣纸上。几千年来,我们都书写着同一种文字,几千年来,朝代更替,但文脉不曾断绝,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