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日本全国新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人数1万4837人,死亡20人。

但是,日本人说:“疫情已经结束了”。

因为,日本政府说了,在室外并不需要戴口罩。

日本的“经济内阁”——经济团体联合会也发出通知,称企业没有必要对办公室、电梯间进行定期消毒,桌子上的透明隔离板可以拿掉。

东京街头已经是人山人海,看来许多日本人已经不把疫情当回事了。



经过2年多疫情的冲击,如今日本社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那么,疫情之后的日本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人们已经习惯了居家上班。

疫情期间,日本政府要求企业实施居家上班制度(日文叫“テレワーク”)居家上班的比例要达到70%,以避免交叉感染。

虽然政府的要求没有强制力,但是日本企业依然纷纷实施这一制度,让员工们在一周或10天中安排2、3天到公司轮流上班,其余的时间,均在家里工作。

这一制度实施2年来,日本企业员工中,除了一线人员之外,大多已经习惯了早上起来不需要挤公交地铁的日子,而且还发现工资一分都没有少。

第二,从繁华拥挤的市中心搬到郊区。

由于居家上班都是通过视频或电子邮件、电话处理工作,因此,在东京家里工作与在冲绳沙滩上晒太阳,都变得一模一样——只要有网络信号就行。

但是,东京的生活成本,是冲绳的2倍多。东京市中心的房价是附近地方城市的1倍。因此,在过去2年中,东京都的人口不断流失,人们纷纷远离疫情严重的东京市中心,搬到风景秀丽的地方城市,既降低了生活成本,同时又避免被病毒感染。



日本政府为了鼓励东京人“下乡”,规定每户家庭可申请100万日元(约5万元人民币)的搬家费和安家费补助。

都市人下乡,直接拉动了地方城市,尤其是海滨、温泉观光地的房价上升。

第三,办公楼空置率飙升。

由于大多数公司实施了居家办公,因此,一些公司的办公区域大为减少,每人一桌的传统办公方式被取消,实施了机动式的公共办公区域模式,因此,东京的办公楼在疫情后出现了退租潮。

甚至像日本最大的广告宣传公司电通,直接把总部大楼卖了,然后向房东公司回租几层,满足员工的轮流办公。通过卖大楼,电通是赚了一笔钱,同时还省了一笔钱。

这一场疫情,将使得日本的商业地产公司伤痕累累,而且前景惨淡。

第四,劳动制度开始大改革,家庭成为办公室

日本最大的通讯公司NTT于6月18日宣布一项新的劳动制度:从7月1日开始,半数员工约3万人,原则上居家上班,家庭将成为自己日常的工作场所。如果有必要到公司参加会议、处理业务的话,将按照出差待遇,不管在日本的任何一个角落,均可以搭乘飞机、新干线,并报销住宿费,报销标准不设上限。

NTT同时宣布,取消异地调任和单身赴任的制度,全体员工可以在日本各地自由选择居住地作为自己的工作场所,并可以与家族一起生活,公司将给员工提供住房、水电费、通讯费的补贴。单身赴任的员工如果想回家与家人一起生活,搬家费也将由公司负担。

NTT集团称,3万人只是这一新劳动制度的试行者,今后将进一步扩大居家上班的比例。



日立等一些制造业公司也宣布,除一线技术人员之外,科研、市场、行政、销售等部门人员,原则上可以居家上班。

为了确保居家上班人员的工作与交流,日立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开始建立“日立中心”,这个中心有大小会议室,有大面积的公共办公区,还有咖啡吧等,在这座城市和周边城市里生活的日立员工,都可以在这个中心参加会议,会晤客户,与同僚聚会。

第五,家庭与社会生活形态发生变化

居家上班制度的实施,使得家庭生活也得到了改变。原来“996”式的上班模式,变成了一家人24小时的团聚。这种新生活制度,有利于生儿育女,照顾家庭,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同时,生活社区也因为日常人员的增多,变得富有生机活力。

但是,家庭矛盾增加,住房紧张问题也随之出现。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受到了限制,交际能力也开始下降。过去上班挤地铁轻轨是身累,现在居家上班闲得心累。



企业如何考评居家上班员工的业绩,如何确保企业各种商业与技术秘密不被泄露,如何确保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成了企业管理的新课题。

消费市场也出现了分裂。城市中心的百货公司、电器量贩店和各种餐饮店、酒吧等生意变得清淡。但是,城市居住区的许多超市因此改成了24小时营业,生活社区附近的快餐店和居酒屋也不断涌现,电商平台的销售量不断见长。沉寂了多年的电视机销售市场,重新点燃了希望。



疫情之后,日本社会的变化才刚刚开始。新生活形态、新劳动制度,到底会对日本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根本性改变?还需要继续观察。

但是相信,这一种改变,是一种历史性的改变,它还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