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就业形势变化，高学历人才开始向下流动，硕博生争夺基层岗位编制的新闻层出不穷，许多留学生也开始闯荡县城。
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达909万，较2020年的874万毕业生增加了35万人，与此同时，2021年海归人数创历史新高，希望回国就业的留学生相比2020年增加48%，高达80万人。或主动，或被动，下沉到县城，正在成为这80万留学生中，一部分人的新选择。
破除海归光环，适应县城的工作和生活，是他们眼下要面对的难题。有落差，有危机，也有庆幸，很难说这个选择究竟算不算偏离留学时的初衷。
一位刚刚在县城私企入职的留学生说：“说不定以后我们县城的公司，也不是说进就进了。”
作者｜罗镇昊
01
下沉
文静下班时，天还是大亮的，阳光洒在周围的庄稼地，显现出一片金黄。下午六点左右，厂区里已经鲜有人走动，随处可见停着的大货车。她一边走路，一边对着手机诉说第一天上班的感受：累，然后是荒凉。
2021年12月份，文静从昆士兰大学毕业，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金融系硕士。求职了半年，她最终落脚在山东老家的县城。那是一家上千人规模的农业公司，生产饲料，也卖鸭子。作为管培生，领导安排她从基础做起，先把财务、出纳、销售内勤全熟悉一遍，最后再定岗。
回到公寓，20平米的开间里只摆着两张床，一张用来睡觉，一张放化妆镜之类的杂物，地上还有一件没拆封的矿泉水。怎么看都像个临时住所。文静把路上买的饭包套在碗上，就着剧吃。
视频日志的最后，她不忘吐槽一句：“世界上就没什么有意义的工作，也没什么有意义的人生。”
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达909万，较2020年的874万毕业生增加了35万人，与此同时，2021年海归人数创历史新高，希望回国就业的留学生相比2020年增加48%，高达80万人。
随着大城市就业饱和，高学历人才开始向下流动，硕博生争夺基层岗位编制的新闻层出不穷，下沉到县城，也正在成为80万留学生中，一部分人的新选择。
李明的本硕都在韩国完成，三年前，他收到一家韩国企业的offer，年薪近20万元人民币。但从小就在体制大院长大的李明放弃了这次机会，毅然回国考公。这也是包括父母在内所有亲戚的建议。2019年底，他报考了老家山东地级市的工商管理局。
那年，整个山东省的国考报名人数是5.09万人，最高竞争比为1141:1。认真备考几个月，李明还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落榜了。随之，他又将目标转向事业编，进了周边县城的一家国企。
阿青是今年选择涌进县城的留学生之一。早上七点多，她骑上新买的电动滑板车，听着风吹衣角的“哗哗”声上班了。不忙的时候，她每天的工作内容是“推一推流程，写一写推文”。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五点半准时下班。
偶尔，阿青会约上同事一起去附近的市场买买菜，心情好时，也去远点的花店买几支郁金香。“在这个地方，人的社交和生活都是很自然的，不用刻意去定时间。”
图 | 阿青和同事在池塘捞虾阿青自认为自己是个有点理想主义的女生。无论是武汉大学的本科，还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都选了热爱的文学专业。面临就业时，才发觉这个专业虽然应用范围很广，但技术性太弱，应聘同一个岗位竞争也变得更大了。
面试互联网大厂失败后，阿青经一位北大的学长建议，进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旗下的子公司，主要业务是负责集团教育项目的餐饮。位置就在浙江省一个叫做诸暨的县城。
在公司里，阿青的职位是品牌宣传，妇女节那天，她策划了一个“最美食堂阿姨”活动，专门请化妆师给阿姨们化妆，然后拍照，写推文。“平时很少和一线员工，聊完之后才知道，她们太辛苦了，每天5点就到食堂，包手工包子。”
有位阿姨一开始扭扭捏捏，不好意思化妆，化到一半时，她突然哽咽起来，她告诉阿青，算上结婚，这是自己第二次化妆。
这些朴实的细节让阿青感到动容。她说，下沉到县城，进入实业，首先要破除海归、名校的光环，脚踏实地，关注人的需求比什么都重要。同时，她也享受这座县城的节奏和风景，“这里有所有宋词里描写的景色。”
02
求职
曾燕记得，2010年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毕业那会儿，留学生在国内还是很金贵的，回国就业的同学里，基本都去搞科研了，不是分住房，封“长江学者”称号，就是给几百万科研资金。根本不用去企业找工作。
而她，是选择留在美国的那个。十年过去，曾燕早已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岁月静好。直到一次变故，让她有了举家回国的念头。2020年1月30号，曾燕的父亲去世了。
那时，国内疫情刚刚爆发，中美航班关闭。等待回国期间，曾燕给母亲发了这样一条微信：
妈，我又想了想，我想我还是回去吧。
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也没啥大的追求，就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多尝试多体验一下人生，成长、成熟，好好陪伴我的家人，这就是我当下对待人生的态度，你为了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回去陪着你。
回国前，她跟国内的猎头联系，希望能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根据她的学历和经验，猎头给出最优的建议是，去医药企业的外包数据分析公司。月薪一万出头，几乎没休息日，随时有活随时干。对方很诚恳地告诉她：“他们看不上硕士，都想要博士。”
当时，曾燕是美国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数据统计师，年薪十万美金，折合人民币约65万元，每月将近5.5万。眼看留学生的价值已今非昔比，她想，倒不如直接回老家，接手父母一手创建的香肠厂。
图 | 曾燕父母在老家创办的香肠厂
文静也感到回国就业的艰难。规划未来时，她笃定自己一定会去大城市，进互联网大厂，或者不错的金融公司，前途一片光明。“想法是很美好的。”
毕业半年后，她的要求变成了“能找到一份工作就行”。
2021年春招，文静信誓旦旦在校招网投递简历，每申请一个职位，就要做一遍“行测题”，顶着这个成本，她相继投了十多家公司。接下来，她便陷入漫长的等待时期。直到12月份，毕业典礼结束，同学开始收拾行李，她一份面试通知也没接到。“整个人都懵了。”
2014年，文静从山东一所普通本科大学毕业。五年来，她一直窝在老家周边的县城，在父母打工的金属加工厂干文员，经常加班。
有天夜跑，她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应该就这样混下去，下定决心出国留学。一是提升学历，寻求更好的发展，二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段时间，她一边上班一边申请学校，等offer发下来，才把这件事告诉父母。
父亲的态度是反对的，“还是得进体制，没必要出国。”但最后，这个工薪阶层家庭，还是为女儿的梦想支付了70万的学费和生活费。
学成归来，文静刚好三十岁，就业的焦虑开始蔓延。“年龄卡到28”，“本科是不是985、211”，“有没有名企实习经验”，关于留学生内卷的传闻不断从脑海闪过。她曾在社交软件上看到不少留学生晒简历，本科985、211，硕士国外名校，除了履历都很优秀之外，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找不到工作。
一位小公司hr告诉文静：“这几年收到的简历质量一年比一年高了。”
被隔离的两个月，文静整天在家上网课，学习财会和证券知识，试图通过提升技能给自己增加就业机会。三月份，她迎来了第一个面试通知，来自上海一家小公司，提供的岗位是，客服。对方一听文静还在隔离，没法到上海进行线下面试，果断拒绝了。
而后，文静又尝试去考事业编，即便在山东滨州的县城，事业编的最低学历要求也卡到了研究生，同一个岗位四十多人竞争。她没挤进复试。
无奈之下，文静直接跑到大街上去看招工信息。有家金属加工厂常年招会计，她想去试试。填好简历，等了一周，没有任何消息。她给招工的负责人打电话问原因，对方说：“你学历太高了，没有合适你的岗位。”
上面够不着，下面不敢要，成了留学生最大的困境。
03
适应
阿青是主动下沉到县城的。
大三时期，阿青曾在某互联网大厂的手游团队短暂实习过。鉴于这段经历，在英国读完研，她又将求职目光投向游戏行业。对象依然都是大厂。
本科985、211，硕士世界前20的学历背景，并没有让她在初筛阶段淘汰。到了二面，面试官问起有关行业的专业性知识，阿青没答上来，最后，得到的反馈是“多玩点国产手游”。游戏库里躺着一百多款游戏的阿青觉得委屈，她知道面试官想听什么，“无非是如何让用户氪金，快速变现。”
回想在杭州实习的日子，每天通勤要花三个小时，频繁的加班几乎挤掉了所有个人时间，阿青不禁犹豫：“大城市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毕业回国，不断传来互联网大厂裁员的消息，社会有增加了多少灵活就业人员。一位北大的学长给阿青建议，互联网大势已去，不如关注实业。他说，有不少北大的同学都去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领域涵盖有色金属、农业、教育、餐饮。待遇不错。
阿青发现，这个集团刚刚成立了一个子公司，急需人才，立刻投了简历。公司负责人在电话里对阿青说，如果感兴趣，可以先过来看看。接着，她就从河南商丘跑到了浙江诸暨。
这个只有2311平方公里，120多万人口的县城，在2021年全国百强县里排名14，经济总量高达1362亿元。星巴克、麦当劳、量贩KTV、私厨，一应具全。最吸引阿青的，还属典型南方小镇式的环境，11月份，这里的山坡依旧绿意盎然，空气是湿润的，偶有野猫在草丛穿梭。
阿青顺利通过了行政总监的面试。今年1月份，她正式入职，品牌宣传岗，月薪8000元。虽然跟大城市比，薪资差了一大截，但公司提供的免费公寓，还有寒暑假，都是加分项。
对阿青来说，去适应县城的生活和工作，几乎不需要成本。平时下班，她喜欢宅在家里，看看电影，打打游戏，没有太多社交和娱乐需求。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县城，反而清净了不少。“不用为了刻意维系关系去约酒约饭。”
图 | 阿青和食堂员工一起包饺子2021年7月，曾燕租出美国奥尔巴尼的房子，一家彻底回国。因为孩子中文太差，上不了公立学校，她只好把他们送进上海的国际学校，由老公在那边全职带娃。
而她则回了东北老家，撑起家里的香肠厂。
曾燕6岁那年，正值改开热蓬勃发展时期，父亲扔下中学教师的铁饭碗，一个转身，迎着春风办起了厂。从买设备，租车间，到建自己的厂房，做品牌，至今已经经营32个年头。高中之前，曾燕一家就吃住在厂里，“我是跟这个厂子一块长起来的。”
从美国都市回到东北农村，曾燕面临的形势格外严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红光村，除了大片庄稼地和一片人工湖，随处可见荒废多年破败的工厂。
她走进一家曾经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肉制品加工厂，发现里面的设备早已搬空，保险柜也被撬了，只留满地碎纸，拼上一看，原来是这家厂子的组织架构图。墙上的涂鸦没有一点西海岸风格，写的是“XXX大骗子，欠工资不还”。
曾燕家的香肠厂是村里为数不多外貌整洁，且还在正常运行的企业。只是，她接手时候，厂子已经在疫情下处于连续亏损状态，资金链撑不到三个月。
她必须在三个月内，让厂子扭亏为盈。
女儿回国后，母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曾燕身上，甚至还动过让她变卖美国房产，给工厂续命的想法。“如果厂子倒了，她会觉得愧对我爸。”压力瞬间袭来。
在美国留学、生活了十几年，猛然回国，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她不懂东北的人情世故，更不了解厂子的内部情况。有一对夫妻工人，刚入职一天就说要走，不说什么原因，问就是“家里有事”，面对这种情况，曾燕举手无措。自己专业和学历完全失去了它们的功能。
作为一名公司白领，曾燕习惯了只负责好分内工作，其余的事从不操心。“一切都很简化”。她以为，当老板就是每天坐办公室里，看看报表，见见客户。但同样办厂的闺蜜告诉她，在这边，最重要的就是接地气。
曾燕这才明白，为啥花高薪聘请的资深厂长，没事就请底下的工人吃饭。后来，她学会了给工人发大米，发卫生纸。就算在开源节流的情况下，也不耽误给员工发福利。
厂房占地5400平米，一百多个员工，加上燃气水电，每月就要消耗6万多。没有大客户，根本覆盖不了这个成本。为了应酬客户，本来戒酒一年的曾燕，又开始适应起中国的酒桌文化。“虽然销售经理能替我喝，但有时遇到大订单，还是得自己上。”尤其是在东北。
有次，因为经营分歧，曾燕和母亲在办公室大吵一架，高跟鞋也踢坏了，光着脚在地上走。那段时间，她一度陷入焦躁状态，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痛哭。母亲一看这样不行，硬是让她去青岛散散心。
飞机上，窗外白云缓慢向后移动着，曾燕不知自己能将厂子带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