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防护服、棉签、针头、注射器……这些来自医院、方舱、隔离点和核酸检测点的医疗废弃物，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疫情，就几乎超过了过去一整年的产量。
5月24日上海疫情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自3月1日以来，上海已累计收运处置医疗废弃物6.85万吨，合每位上海居民产生医废超过2公斤，“最高峰时达到日产1400多吨，是平时的6倍”。
而在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弃物污染年报数据中，在距今最近的一年，2019年，上海市全年的医废总量是5.57万吨，比2022年疫情中3个月内的医废产出还少1万多吨。
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来，相关的环保从业者便已体会到了汹涌而来的医废的威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高级项目经理，长期从事环境保护领域政策法规研究和企业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的代晓娟向八点健闻解释：“疫情中的医疗废弃物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它们并不仅仅在医院里，发热门诊、集中隔离收治点，甚至核酸检测点等，也都产生医疗垃圾。尤其是在集中隔离点，生活垃圾其实也变成了医疗垃圾。”
新闻发布会中，疫情期间，武汉市产生的医废由疫情前的每天40多吨飙升到最高时每天240多吨。而据央视的报道：“1月16日以前，武汉市只有汉氏环保一家医疗废物处理公司，既使是满负荷运转每天也只能处置50吨”。
自那之后，疫情导致的医废告急，几乎在每个涉疫城市上演着——医院、方舱与大规模核酸均会造成医废的暴涨。
根据平安证券的一份研报，截止2020年2月8日，当中国新冠感染人数达到7万多时，新增的医废数量已达到了1.7万吨，这些，大多来自医院和方舱，且迫切需要及时处置。微博上，可以看到附近居民的投诉：某方舱医院内医疗垃圾堆积，方舱旁已有3个居民小区出现了阳性病例，“病例集中于靠近方舱方向的楼栋，且溯源找不到其他感染源”。
而在一些中小型疫情中，大规模的全员核酸产生的医废数量同样不容忽视。
2021年8月，扬州疫情期间，有报道提到，仅扬州市主城区812个核酸检测点，24小时便产生了28.8吨医疗废物，这些医废，仅仅来自这个45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全员核酸。
一位医废处理领域的从业者则向八点健闻透露，在并未暴发过大规模疫情的某西部小城，2020年后，其医废处理机构通过购买移动设备和重启尚未报废的旧设备，这才将从前10吨的医废日处理能力提升到了20吨，总算满足了疫情散发时当地300多万居民全员核酸时产生的医废处理的需求。
上述从业者还提到，幸亏当地在疫情前刚刚把处理设备从5吨升级到10吨，且老设备尚未丢弃，“如果以过去只有5吨的医废处理能力迎头撞上疫情中20吨医废日处理量的需求，应对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然而，老设备尚未更新的情况却往往是疫情中地方医废处理机构的常态。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医疗废物产生量突增。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高级工程师许晓芳告诉八点健闻：即便没有疫情，我国不少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本就处于90%以上的近乎满负荷运转状态，应急收集处置能力配备不足。
根据智研咨询的数据，2016年我国医疗垃圾产生量为214.6万 吨，处理量仅为74.7万吨，得到处理的医疗废弃物不足总量的35%。
2018年，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华龙曾公开表示，包括北京、上海、海南等76个城市医疗废物设施负荷率超100%，全国近三分之一设施基本处于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状态。
在武汉疫情中，尚可通过全国驰援来解决医废问题，而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各地对成倍暴涨的医疗废弃物的处理，几乎成了疫情防控中最为重要，却易被忽视的角落。于是，在相关报道中，几乎每一次疫情，当地都需要通过危废设施改建医废、生活垃圾设施改造上马、移动化设备等应急补充短板。
那么，这些紧急扩容后的处理是否足够消除医废所带来的全部环境隐患？中国的医废处理能力究竟如何？而正在全国大面积铺开的常态化核酸，又会对这个脆弱的处理系统造成什么样的挑战？
移动的风险源与薄弱的收运体系
作为一类特殊的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因其潜在的感染性位列《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榜首。
2003年SARS之后出台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便明确规定了“国家推行医废集中无害化处理”。
这意味着医废收运，需要多上一道“保险杆”——闭环管理、防止疾病传播。
多位专家表示，我国现有医废感染控制工作良好，偶有工人抱怨被尖锐利器划伤但都未造成感染。同时，从公开报道来看，也并未出现因运输医废而感染新冠，但其感染传播的风险仍不容忽视。
面对一座城市上千家医疗机构，每日几十乃至疫情暴发后上百吨的医废产量，想要“日产日清”，考验着医废收运体系的效力。
由于医废废物处理的准入高门槛和城市规划等原因，部分城市仅有一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而且在区位上，为了尽可能减少处理异味和排放无妨，这类设施一般会设置在远离城市的郊区。
“收运短板”，一个近两年频繁出现在各级政府医废管理文件中的词汇。为此各省纷纷提出“各县(市、区)2022年6月底前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的目标，设置暂存点是一个较为便利的方法。
今年3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银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解决危险废物收集不及时、转运不通畅、处置成本高等问题，全省同步推进58个集中收集试点项目建设，打通危废收集“最后一公里”。
一位西部地区医废企业负责人表示，该市百余家医院的医废收运是由10辆2吨载量转运车完成，至于乡镇卫生院、个体诊所、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则多是自行运往县级人民医院等暂存。
原有收运体系薄弱一方面是囿于基层交通不便、运输距离较长、废物量较小，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医废处理收费标准中，收运费用并未被单独核算。
各地医废多以床位数/患者人次和废弃重量收费。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发现，收费标准大致在2500-4000元/吨之间。以四川省为例，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按编制床位收取2元/天，二级以下按重量计费2元/千克。且自SARS以来，医废收费增量有限。
位于主城区、交通便利、废弃量巨大的大型医疗机构，成了企业们口中的“香饽饽”。国际经验一般认为，住院部医废产生量每天为0.8kg/床，以5000张病床的医院为例，在满床的状态下，每天产生医废4吨，缴费1万元。处置企业只需用两辆转运车，4名转运人手便能完成任务。
而在一些“小门面”中，同样2吨的转运车则可能需要跑上20家医疗机构才能收满。在设备运行成本、医废处置费用固定的情况下，运费的增加，企业自然“挑肥拣瘦”。一些企业尽可能拖延收集时间，由一天一次改为四五天一次。
曾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环境保护部“中国医疗废物可持续环境管理项目”国际协调专家（2006-2018）的蒋峰依据多地经验总结道，当医疗机构位于医疗废物处置厂60千米以外，或其医疗废物产生数量小于50千克/天时，集中处置企业按时上门收集的意愿会明显降低。
如果说以往的疫情考验的是处理能力，那么，2022年兴起的常态化核酸，遍布全城的几千个核酸采样点，无疑对这个收运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去年8月的扬州疫情中，主城区812的核酸采样点动员100名环保志愿者加入，通过设置归集点减轻转运负担。而今年5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罗海林在介绍15分钟核酸检测圈布设后的医疗废物收运模式和标准时则提到：对于便民和流动采样点，由核酸采样人员或工作人员将采样医废随检测样品一起运到检测机构，由医废处置单位集中收运。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主任孙宁在2017年曾对医废管理提出建议，应当实施单独的医疗废物收运资质，允许收运与处理分离，逐步降低成本，处置费用则在收运企业和处理企业之间合理分配。
医废二噁英产量是一般危废的6倍
对于快速处理吨位暴增的医废需求而言，焚烧是一种很容易被选择的技术路径。然而，不论是高温焚烧还是消毒后残渣焚烧，广泛分布的氯元素令医疗废物更多产生一份危险的“馈赠”——二噁英，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一级致癌物。
稳定的结构使二噁英能长久存在于环境中，并通过生物链不断累计放大，对位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来说，这些毒性比之最初放大了七万倍以上，且具有高毒性、脂溶性、远距离迁移性。
早在2001年，二噁英被《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列为首批控制对象。2007年，我国向《公约》秘书处递交的国家实施计划中表示，就单位质量废弃物焚烧的二噁英产量而言，危险和医疗废弃物的危害性更大，被列为需优先控制的污染源。
相比于危废，医废焚烧的二噁英排放更令人警惕。浙江大学陈佳等2014年的研究显示，医废焚烧飞灰中二噁英均值浓度为危废的6倍之多。
目前我国医废焚烧烟气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为0.5ng I-TEQ/m3。然而，对于这种可以累积的毒物，即便排放全部达标，总量暴增之下，多位环保人士仍向八点健闻提到，要关注二噁英控制。
从产生二噁英所需的氯元素含量来讲，有研究显示，医废中占比4.56%～7.52%，其他危废则在0.03%～2.5%。这与医疗废物的特殊用途密切相关，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员陈扬告诉八点健闻，从医用氯化钠溶液中的氯，到聚氯乙烯有机大分子中的氯，这些氯源与带苯环大分子结合，都可能造成热解焚烧过程二噁英的生成。
陈扬表示，通过活性炭喷射、脱酸除尘等尾气深度净化技术进行末端控制，在焚烧炉中通过快速升温、保障燃烧效率和急冷降温的过程控制，也包括从源头减氯减的源头控制，三方面统一起来，都有利于控制二噁英的生成与排放。
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前述陈佳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41处医废焚烧处置设施仅有43.90%的烟气二噁英排放达标。天津大学李家福等人2017年分析全国12座医废焚烧炉发现，烟气中二噁英毒性当量浓度为0.031～3.463 ng I-TEQ/m3。
二噁英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几乎无法像pm2.5等颗粒物、二氧化硫等酸性化合物那样做到实时监控。蒋峰解释道，由于二噁英属于痕量污染物，从采样到前处理和分析往往需要好几天时间，每年的监督性监测在1～2次。
不止二噁英，焚烧处置还会产生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剧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以汞为代表的重金属。⾮焚烧处置则会产生恶臭、VOCs（挥发性有机物）等。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主任孙宁2017年曾撰文指出，比起其他危险废物，医废产生量少，长期以来在地方各级环保部门的环境监管中均不是重点，且国家未进行达标排放情况的总体摸底调查，医废尾气排放在线监测设施大多是一种“摆设”。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中心统计了2019年12月13日-2020年3月13日，56家企业自行公开的监测数据，之后发现，日均值超标企业占比22.9%，超标企业平均超标次数达到6.5天。而在2020年2月13日-3月13日期间，时均值超标企业占比达到25.7%，时均值超标排污企业平均水平为53小时。
零废弃还分析了2017-2019年482家医废处置企业的违规记录，从中发现，超标排污、废气排放、医废以及灰渣管理方面违规企业及违规次数较多，焚烧处置企业累计罚款金额达1356.5万元。
频繁违规的背后是医疗废弃物的处理收费多年无增长。孙宁曾指出，一些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企业尚能勉励维持运行服务，而一些企业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降低技术要求和排放要求。
陈扬也表示，活性炭喷射对于吸附二噁英有益，但活性炭的吸附能力有限，且受到温度和水分等因素影响，造成处理效果不理想，而且也不易监管。未来需要在技术替代和新技术创新方面下功夫，促进二噁英稳定达标问题的解决。
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废之困
医废处理企业抱怨运营费用高企，处理费用却涨幅缓慢的同时，医废的生产企业，医院们，同样在抱怨处理费用。价格成了横亘在医废生产企业与处理企业间的阴影。
而在医废特许经营的制度下，最为艰难的还是基层医疗机构。
“每个地级城市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废集中处理设施”、“县级以上城市医废无害化处置率达99%”是近两年来国家医废建设的行动目标。陈扬表示，县级医废中心的核心问题在于运维，因可处理医废量较小，相关处理企业很难持续稳定营收，因此，应采取可靠的措施，如集中处置中心统管运营、增加运营费补贴、提高该类医废处理收费标准等，确保连续稳定运营。
而另一方面，即便是地市级医废中心，处理能力也并不全面。前述西部地区医废企业负责人介绍，该市能够处理感染性和损伤性医废，至于化学性和药物性往往需要送至省会城市处理。孙宁也曾指出，对于非焚烧处理技术不能处理的化学性和药物性废物往往去向不明。多位行业人士表示，医院下水道多为其潜在流向。
就地贮存是减轻成本的另一条路径。对于偏远地区的医疗机构产生的医废，蒋峰建议可以效仿其他国家的经验，改建密闭冷藏贮存点，合理延长贮存时间，如三个月至半年，保障安全的同时节约运输成本。
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花亚伟从医废感染性角度出发，建议修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政策，推行集中处置与医院自行处置相结合的医疗废物处置模式。
蒋峰则从“化整为零、缩短收运—处理过程、降低处理成本”的角度出发，表示应尝试推进医院医废就地无害化。他解释称，通过购入小型设施进行破碎、蒸汽消毒灭菌，剩余残渣可视为生活垃圾处置，“如同办公室碎纸机”轻便且成本较低，在国外已广泛推行。
清华大学固废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蒋建国告诉八点健闻，集中处置能够降低风险，提高安全性。早在SARS之前，国内大型医院就曾自建焚烧设备，小型医疗机构没有处理能力则与生活垃圾混装打包或是流入黑市，所以，若采取就地处置，严格的监管方案必不可少。
当然，无论是就地还是集中处理，蒋峰表示：我们都更希望看到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在面对地市唯一一家医废处理企业时，医疗机构没有选择余地，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引入其他市场竞争主体或是将选择的权利交给医院不失为一种公平的路径。
一位环保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目前的情况，很多城市的医废处理设施比较少，而那些垄断了一座城市医废处理的企业接近满负载的运行，这不合理。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疫情发生，超量的医疗废物往往只能靠来自其他城市的外援，但如果多地同时发疫情，或同时遭遇医废的暴涨呢？
“提高重点地区医疗废物收集和集中处置能力，加强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建设是目前医疗废物处置的关键”，许晓芳告诉八点健闻。
中国对医废处理的重视始于SARS疫情，而两年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应急状态下的医废处理问题，而这种冲击是否能够造成摧枯拉朽式的重塑，也许还需要拭目以待。
认识到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把这种认识真正转化为整个行业的变化，则仍是个难题。目前的情况，用环保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在不断“对政策打补丁”。但要把问题解决好，能够让医废处理系统能在常态化和应急状态下自如应对，则更需要“为之计深远”的思考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