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鲁迅与韩国电影

大概你也曾看过或听说过，韩国电影真的非常敢拍。

敢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至总统财阀的内幕交易，下至办公室的霸凌潜规则，都被韩国电影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比如《辩护人》这部电影，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真实事迹改编，揭露了当时的韩国军政府是如何以法律之名，乱抓学生，严刑逼供，又是如何操控媒体，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曾经不关心政治，只想搞钱，认为“新闻都不信还能信什么？”的主角宋律师，在目睹了真相之后，开始投身政治运动，即便威逼利诱，甚至面临牢狱之灾也不能动摇其志。



比如《恐怖直播》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恐怖分子”以炸毁大桥作为威胁，要求总统为曾经的过错道歉，结果等来的却是各种欺骗，各方人员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死活，而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颜面。



比如《寄生虫》这部电影，讲述了韩国底层人民犹如生活在富裕阶层身边的寄生虫，揭露了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普通韩国人就算在努力，也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用一个极为残酷的故事将社会的激烈矛盾彻底展现出来……



比如前两年火遍全球的《鱿鱼游戏》，严格来说是一部电视剧而非电影，但作为影视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对社会的讽刺力度有过之无不及。在财阀和资本操控的世界里，普通人就是他们取乐的游戏人物，看着他们为了奖金签下契约，自相残杀，幕后的大佬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诸如此类，只有我们不敢想的，没有韩国人不敢拍的。

都说韩国的舆论都被财阀们所控制了，那为什么这么多讽刺权力、财阀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甚至还在韩国公开放映，屡屡创造票房奇迹呢？

追根溯源，有一束思想之光在韩国几十年来就一直没有熄灭过，正是这束光，让一部分韩国人就“铁肩担道义，辣手拍电影”。冒着极大的风险，与政府审查部门的多次周旋，火中取栗，才造就了韩国电影今日的荣光。

而这束光的源头，在中国，在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就是鲁迅。



2、

多亏了鲁迅，

韩国电影才有今日的荣光

韩国，是第一个把鲁迅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国家。

1927年，韩国的知识分子柳基石翻译了《狂人日记》并出版，因为太过崇拜鲁迅，后来柳基石还改名为柳树人。从此开始，韩国人就开始了自己的“鲁迅学”研究，目前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经典作品已经有了50多种韩文译本。



到30、40年代，又出现了多篇在韩国广为流传的介绍鲁迅的文章。比如30年代丁来东《鲁迅和他的作品》和李陆史《鲁迅追悼文》。

鲁迅之所以被这个时期的韩国人所推崇，是因为当时的韩国正在被日本殖民，身处黑暗世界的韩国人急于寻找到一个精神支柱，而本国却出不来这样的人物。只有中国的鲁迅，他思想里“以文字为匕首、标枪，反封建、反殖民，向一切恶势力宣战”的精神，深深感染了韩国人。

日本投降之后，鲁迅的作品在韩国更是被大力推广，1946年，韩国出版了翻译本《鲁迅短篇小说集》，各种介绍鲁迅、研究鲁迅的作品也遍地开花。

但是，在“抗美援朝”之后，韩国政府视中国为敌，鲁迅的作品也遭到了“封杀”，只能在暗地里流传。

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鲁迅思想的火种既然已经在韩国燃烧过一次了，就不可能被完全熄灭。

到了七八十年代，鲁迅的思想之火又在韩国烧了起来。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纵火者”名叫李泳禧，他后来也被称为“韩国鲁迅”。



李泳禧是记者出身，从70年代开始，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当时的韩国军政府，因为一篇批评韩国派军队参加越南战争的文章还被报社开除。后来他自己出去办报纸，继续写文章、写书批评军政府，结果被抓起来投进监狱。

李泳禧的思想对后来的韩国影响极大，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就曾经深受他思想的启发。

在没有读李泳禧的著作之前，卢武铉只是一名普通的律师，就跟电影《辩护人》里的宋律师一样。但是在读了李泳禧的《偶像与理性》《转换时代的逻辑》等著述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投身到了社会事件当中。

还有文在寅，也将李泳禧当成人生导师。

文在寅曾说：“李泳禧揭露了韩国社会无条件亲美的虚伪认知，认为美国的主张就是正确的，把与美国作对的国家都当成应被无情粉碎的邪恶势力…… 我看了他的论文和书籍，深深觉得这才是我辈应追求的知识分子的风骨”。

而李泳禧的思想源头，正是鲁迅，他曾说：“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我对人生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荣誉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思想家鲁迅。在过去近40年的岁月中，我以抵制韩国现实社会的态度写了相当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与鲁迅相通，当然也在文笔上与鲁迅相通。因此，如果说我对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了某种影响的话，那只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和文章而已。我亲自担当了这一角色，并以此为满足。”

那军政府当然不会让这种“鲁迅思想”继续传播，因为这把火要是真的燃烧起来，那可是要把自己烧死的。

尽管军政府想方设法地扑火，但在浩浩汤汤的世界大势之下，最终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火焰将自己吞噬。

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后，很多事情就改变了。过去电影需要审查，很多题材不能拍也不敢拍，但现在，政府从法律法规等政策调整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电影界人才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像以现实主义批判见长的李长镐、关注底层民众的裴昶浩等，拍了一系列关注现实，有着强烈批判色彩的电影。

1995年《电影振兴法》制定后，以分级制代替了审查，韩国电影人就更加甩开膀子干了。

电影，说到底是一门生意，但也是一门艺术。

在韩国文艺阵地，鲁迅的思想之光就一直没有熄灭过。这其中，又以奉俊昊为代表，这些左翼导演的电影，以揭露社会现实和直面历史问题为主要题材，大胆犀利，真的是以电影为“匕首和标枪。”



奉俊昊本人在年轻时就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还因此入狱，后来还上了朴槿惠政府的“文艺黑名单”，名单中一共有9473名艺人。朴槿惠政府要求不得向相关艺人提供资金支持，并对其拍摄申请进行限制。而之所以会登上这份黑名单，是因为这些艺人在“世越号”沉船事件中，参与了批评政府的活动。

韩国总共才5178万人，从事文艺行业的能有多少人？竟然有9000多名艺人会站出来批评当时政府的错误。这不仅仅是艺人本身不畏权贵，更是多年来“思想之光”的耳濡目染。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难得的是，韩国电影界还有奉俊昊这么一批人，没有沦为财阀资本敛财和控制舆论的工具，保持了艺术的良心，去拍他们想要表达的作品。

在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影片”四项大奖，令亚洲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



3、

21世纪的东亚依然需要鲁迅

在韩国人眼里，鲁迅不仅仅是中国的思想家。

大家不要紧张，这并不是说韩国人要把鲁迅也“抢过去”。而是把鲁迅思想放大到了整个东亚。当我们还在争论“鲁迅到底有没有过时”的时候，韩国人说：“21世纪的东亚依然需要鲁迅。”

郁达夫在祭奠鲁迅的一篇文章里说：“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我们能出一个鲁迅，是幸运的，韩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出一个能与鲁迅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但韩国人幸运的是，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将鲁迅的思想火种带了过来，历经磨难，依然熊熊燃烧。

这真的如鲁迅当年的名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