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蔚冈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4月的统计数字。有些波澜不惊，有些则让人担忧，比如失业率创下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新高。深圳、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公布了1-4月的财政收入，其中4月份下降幅度触目惊心，显示出这一轮疫情的影响。

对这些数字，统计局有自己的解读，经济学家也有一些分析，而每一个具体的人，内心也有自己的评判。对个人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数据还不是那些宏观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而是真实的体验：你的家庭收入处在怎样的状况？房贷还能不能按时偿还？

4月26日以来，一条名为《发薪日》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因为疫情封控，著名血管外科专家、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骑行40多公里，到办公室拿U盾转账，给员工发工资。

这条视频之所以能够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一是因为大家在赞扬张强医生的担当，不让员工因为疫情耽误工资发放，就像张强医生在视频中和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员工都很好，员工很老实，不好意思说，但他们也有房贷，疫情来了也要花钱。”

二是因这条视频触动了很多打工人最柔软的内心。很多人因为静默而失去了收入，比如说我家的保洁阿姨，从3月份开始就不再提供上门服务。如果不是及时回到老家，那么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估计也没有任何收入，但是每月的固定支出却不能少。

我之所以对这条视频关注，是因为我遇到了和张强医生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从3月19日开始在家隔离，距今已经接近两个月。因为居委通知隔离时间只是2天，也就没有考虑到U盾之类的办公物品取回家，哪里料到最后就是无休止的2+2+2……于是，我和我的同事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

为什么我没有让财务像张强医生一样回办公室取U盾发工资？原因也很巧，我们办公室所处的酒店在隔离期间被征用为“隔离酒店”，所以即便肉身离开小区也无法深入隔离酒店拿到U盾。一个可以预料的事实是，如果防控政策不做调整，我们单位6月份的工资也将无法按时发放。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同事暂时没有因为收不到工资而揭不开锅，但是毫无疑问，2-3个月的收入减少还是对同事们的生活造成相当大的麻烦，包括房贷在内的日常支出不会因此而暂停。因为隔离在家，水电煤等日常支出反而增加。收入减少甚至接近于无，而支出增加，再考虑到近几个月股市恶化，家庭的财务状况在明显变差。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张强医生的视频之所以能够走红，就是因为能够突破隔离而取回U盾的人是少数。由于疫情防控而导致很多单位不能按时发放薪资，这种现象不在少数，更多的家庭可能是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而导致收入锐减。

我的同事聂日明在《封城如何影响家庭收支》一文中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手停口停，无法承受失业之痛。另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家庭储蓄只能覆盖2个月左右的开支，也就是储蓄只能容忍2个月的失业。这也意味着静默期超过2个月的时候，全社会就会有一半的家庭会大幅降低支出水平或者举债生活才能应对。”



通常来说，上海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家庭收支状况比其他地方好一些。但是静默期一到，原先上海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一方面，上海作为国内服务业比重最高的城市，封城带来的挑战比其他城市多高，因为很多服务业需要依赖于面对面的服务，但是封城期间，所有的这些服务几乎都停止了。

在封城之初，上海的民生保障就受到很大挑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500万居民的吃喝拉撒需要近400万人来提供服务，而封城之后所有的线下都转为线上，所有的社工、志愿者和相关人员只有20万人。这意味着近400万人的生计在封城期间都断了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上海家庭房产按揭的绝对额高。上海的房产价格几乎位居全国之冠，因此上海居民家庭承担的按揭也相对较多。

《封城如何影响家庭收支》一文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现象：“与常识认知相同，收入越高的家庭，负有房贷的概率就越高，在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里，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家庭有房贷，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只有一成家庭有房贷”，“收入最低20%的家庭，虽然房贷覆盖率不高，但有房贷的家庭，其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高达40%。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悖论，低收入家庭的房贷占收入的比重达高40%，但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则相对要低一些，只有20%左右，显然家庭收支结构不符合常理，低收入的有房贷家庭可能呈现赤字状态。”

换句话说，如果封城状态再持续一个月，生产和服务无法恢复，那么很多家庭的收支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此前媒体经常提及“报复性消费”，是指在某个特殊时期或场合限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一旦开禁之后，人们放开欲望进行疯狂消费的行为。

这种报复性消费或许有，但需要取决于两个前提：第一，有收入，第二，该消费能重复。比如说像旅游之类的消费行为是可报复，但是更多的日常消费行为是不可报复的，即便我的收入没有恶化，我也不会因为封城期间消失的咖啡消费而在恢复之后将每天一杯增加至两杯。

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很多企业因为2-3个月的停止营业而永远退出市场。

如何应对家庭收入断崖式下跌，应当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考量的问题；尤其是在清零政策下时不时出现的“静默”，更应如此。

作者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