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年砍柴
“县城空心化、老龄化”，“县城的存在很尴尬”，此类话题近年时时出现在各类舆论平台上。应当说，县城在中国经济和文化版图中的重要性在下降，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中央和各级政府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为此出台一系列措施，以求重振县城和县域经济的生气与活力。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对县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份文件有四大措施：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保障县城建设正常用地需求。
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2020年，全国共有1507个收缩的区县，总面积为44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中国近46%的领土。我国有2800多个区县，有900多个市辖区，有380多个县级市，以及1400多个县及自治县。收缩的县区占比超过一半。1800个县和县级市当中，年GDP超过千亿的只有43个，大部分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沿海省 （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原有的县与县级市都改为市辖区或升格为地级市） ，中部省份中湖南有三个千亿县，皆为省会长沙市所辖；西部三个千亿县分别是陕西的神木、内蒙的准格尔和贵州的仁怀，前两个是靠家里有矿，后一个则是“液体黄金”茅台所在地。
不过，中国大多数的县城由兴旺到衰落，我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结果。政府进行干预、引导，会起一些作用，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县城为什么留不住年轻人？
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如果是从乡村或县城走出来的，大概对县城曾经的繁华有过记忆。那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县城特别是南方一些人口大县的县城，百业兴旺，乡村青年挤破头想进到县城。但，那只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进入到工业化国家的过渡时期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也见效最快的措施是农村的联产责任承包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很快促成了县城繁荣。分田到户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释放，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农业生产连年丰收。这一成果使更多剩余的农产品进入市场交易，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而在改开初期，全国统一的商品、劳动力市场并未形成，珠江三角洲刚刚开始大量设立的工厂承接的农村劳动力有限，于是各地的县城成为农产品销售、转运和加工最重要的场域，乡村青年外出务工的首选地也是县城，而收入增加的农民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其实购置商品也大多由县城的供销公司销售。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县城有农机厂、农药厂、化肥厂、酒厂、烟厂、服装厂等企业，虽然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但有本地庞大的农村市场，活得还不错，县城的商业也一度繁华。
县城这样的繁华注定不会太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分割而零散的市场一步步形成为全国一体的大市场，特别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打通，资本、技术、人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县城那些小工厂，大多数在价格、质量上没有任何竞争优势，除了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一些乡镇企业或私营小工厂经过技术改造、组织革新和外来资本注入，进行了升级迭代，嵌入了经济全球化之中，获得了生命力而存活下来，大多数县城的小工厂被淘汰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劳动力迁徙的障碍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年去沿海城市或一、二线城市务工、经商，大多数县城，对本地的青年缺乏吸引力。产业的萧条导致劳动力外流——劳动力外流加剧进一步产业的凋敝，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产业不振的县城，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当有限，于是越到县城这一层级，公务员、教师、医生这种岗位竞争越是激烈，因为很多县城已转化为以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了，第三产业如饭店、银行、商场则是围着“吃公家饭”的人服务。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年轻人离开故乡去遥远的他乡谋生，无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对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去外地务工乃至在外地购房安家，一定是经过综合评估才作出的决定。
选择留在县城的年轻人，大多是能够进机关事业单位谋得一个“铁饭碗”，在本地有长辈打下的人脉基础可资利用，比起外地打拼的辛苦，生活在县城的性价比更高——这类年轻人只能是少数。多数县的年轻人，付出同样的辛苦，在大城市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收益高于在老家县城。那么，为什么不“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周其仁教授曾说过，城市化中“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
经济密度低的城市，人们在这座城市获取财富的难度大，就会用脚投票，这样的城市一定会出现人口逐年外流。这样的现象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出现，其中县城尤然。
县城取消落户限制，还有吸引力吗？
前引中办、国办的文件给出的对策，其中能较快见到实效的，我以为是第二条，即加快大城市周边县城的建设发展。这样的县城或县级市，其实已然是大城市的一部分，其产业、交通、文化和教育已经和所在的大城市浑然一体。比如湖南的三个GDP过千亿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都距离长沙市主城区很近。而中国第一富县——昆山，则处在上海和苏州主城区之间。这些县 （县级市） 不仅能消化本地的劳动力，且吸引全国甚至包括外国的劳动力涌入。
第一条“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能释放的政策红利有限，此前全国大多数县或县级市甚至地级市，已经取消落户限制，欢迎劳动力前来落户，一些省会城市亦加入“抢人”大赛。县城取消落户限制，能有多大吸引力呢？
“县城”或“县级市”这种基于行政层级的“身份”命名，与市场经济中城市发展的逻辑是不一致的。对于市场而言，资本、技术、劳动力流动，不看你这个城市究竟是什么级别。比如2021年县级市昆山GDP4748亿，江阴市4580亿，只比副省级城市哈尔滨5160亿元略低，高于好些省会城市，对务工、经商人士来说，可能更愿意去昆山、江阴这类县级市。
“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这一条弹性较大，同为县城或县级市的级别，其产业环境千差万别，要精准把脉，给出合适的方案，殊为不易。由于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人力、商品的流动和行政中心的关系减弱。一些县通过电商把某项特色产业做大，比如陕北某县的苹果、江西某县的脐橙，这些商品已经嵌入到一个长长的产业链中间，在当地种植只是产业链的前端，交易的达成、货款的支付以及仓储、运送，各个点分布很广，未必需要县城作为二传手，那么，产业做大也未必促进县城发展。
当地老板挣了钱，或许在村里修个大宅以便管理生产，再在省城买个房子来有利于和商业伙伴的交往以及孩子的教育，县城可能生生地被错过。 对这样的县城，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行政层面的改革——当产业不旺、人口外流，几乎只剩下管理职能的县城，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减少管理成本的支出。
有一条旧闻可视为今日中国县城冰火两重天的缩影。2018年江苏昆山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龙哥被反杀案”，长刀砍人的龙哥是甘肃镇原县人，进行反杀的于海明是陕西宁强县人，两位西北汉子在中国最富的县级市昆山偶遇而发生冲突。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什么样的县城才能吸引年轻人。
兰州、西宁这样的省城的人，也有不少跑去江苏昆山这样的县城。“县城”只是一座城市的行政级别标签，能不能留住年轻人很难一概而论。有产业、融入一体化市场的县城，能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不但能留住本地的年轻人，别处的年轻人亦会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