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斯沃普是一名教师，他的妻子阿曼达·格林（Amanda Greene）是一名护士。尽管他们的年收入为12.5万美元，但他们无法承受如此大幅的租金上涨——再加上学生贷款、汽车贷款、水电费和其他三口之家不断增加的所有成本。“这种挫败感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斯沃普在他简朴的公寓里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租金飞涨，心里想，好吧，这也太荒谬了。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35岁的珍·杜威-奥斯本（Jen Dewey-Osburn）住在凤凰城郊区，当她计算自己欠了多少学生贷款时，愤怒爆发了：她借了22624美元，还了34225美元，但她现在还欠43304美元。她和她的丈夫知道他们比大多数人都幸运，毕竟他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但他们觉得在财务上太吃力了，因此无法想象再添个娃会怎样。“我们在道德、身体和情感上感到疲惫，”她说。“没有正确的选择；好像怎么选都是错。”
26岁的奥马尔·阿卜杜拉（Omar Abdalla）的愤怒在他第12次购房竞价失败后达到了顶峰，他觉得相比他和妻子，他身为第一代美国移民的父母能拥有更多的财务稳定。他们都有很好的大学学位和很有前途的职业，但他们存下的9万美元作为首付，在卖家那里完全没有竞争力。
相比之下，阿卜杜拉的父母拥有两套房子，他岳父母有四套。“他们从房子上赚的钱可能比他们工作赚得更多，”他说。“相比之下，我名下没有一项资产能让我安枕无忧，这就是让我心碎的部分。”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几十年来一直举步维艰，收入增长停滞，物价上涨，而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尤其让他们对前途倍感迷茫。疫情之初，他们似乎有了一个赶上来的机会：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企业难以找到工人，他们的工资开始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他们存钱的速度也比之前几十年更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中等收入美国人认为，在疫情爆发一年后，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因为他们被隔离在家里，同时受益于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儿童税收抵免和暂停联邦学生贷款还款。
但18个月后，他们越来越怀疑，任何财务安全感都只是一种幻觉。他们的银行存款可能更多，但在美国，成为中产阶级不仅仅关乎你赚多少钱；而是你能用那笔钱买什么。有些人以一个家庭是否在地下室有第二个冰箱或在院子里有一棵树来衡量，但布鲁金斯学会的中产阶级未来计划主任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说，真正重要的是人们是否觉得他们可以轻松负担“三H”：住房（housing）、医疗保健（health care）和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仅去年一年，房价就飙升了20%，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了8.5%。与去年相比，今年美国家庭在消费价格指数（CPI）所追踪的基本商品和服务上的花费增加了3500美元。相比之下，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平均时薪下降了2.7%。这种压力让许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难以负担得起“三H”，尤其是住房。根据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调查，今年3月，美国消费者信心降至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更多的家庭表示，他们预计自己的财务状况将恶化，这比1980年5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们的座右铭是：努力工作，付出应有的代价，你会得到回报。但你的目标总是越来越难以够到，”36岁的丹尼尔·巴雷拉（Daniel Barela）说，他是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一名空乘人员，他非常清楚他的父亲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四个孩子。巴雷拉和他的伴侣去年共赚了大约6.9万美元，他觉得自己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缺钱。他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失业，2008年一家大型信用卡公司将他的贷款利率上调至29.99%后，他不得不申请破产。
他说：“无论我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我做了多少工作，似乎都买不起自己的房子。”
像巴雷拉这个年龄段的人构成了今天的大部分中产阶级，但是，即使他们赚得比他们的父母更多，即使他们有大学学位和一份光鲜的工作，即使他们有地方住，有iPhone，有平板电视，但许多人现在感觉到，尽管一路循规蹈矩，但他们在财务上极其脆弱。家庭年入超过12万的斯沃普说：“我们的收入理应使我们成为中上阶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你是中产阶级，按道理你有钱做些好玩的事情，而我们不行。”
一代不如一代
《时代》杂志采访了全国数十位收入处于美国收入中60%的人，这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定义的中产阶级。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意味着年家庭收入在42500美元到166900美元之间。以下是我们听到的：
“美国梦绝对是一场噩梦，我现在不想再陷入这场噩梦中。”
“这真是令人挫败极了。我失去了希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们的负担太重了。”
“我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我还是买不起房子。”
“我已经在这里扎了根。我不想被迫离开。”
许多人提到了对父母或年长同事的不满，因为对方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一代没有像他们那样买一幢郊区别墅或还清大学债务。“婴儿潮一代能做最低工资工作的同时，还能开开心心地生活——去国家公园玩儿啦，生儿育女买房子啦，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朱莉·安·尼奇（Julie Ann Nitsch）说。她是奥斯汀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她的房东决定要在5月份将她出租的房子挂牌出售，之后她就不能再在她服务的县居住了。
他们说得有道理。随着房地产价格涨幅超过通胀水平，拥有住房的愿望一代比一代难以实现。根据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数据，1980年，35岁至44岁的人群中有超过70%拥有住房，但到2018年，这个年龄段的人买房的比例不到60%。截至2019年底，自有住房总价值飙升至29.3万亿美元，这造成了一种分化，让拥有住房的年长美国人富裕起来，却将无力进入市场的年轻一代拒之门外。
千禧一代和更年轻的一代在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成年，进入工资增长缓慢的就业市场，然后在疫情开始时经受了又一轮衰退。在此期间，成本持续上涨。家庭收入中位数自2001年以来仅增长了9%，但大学学费和其他费用同期增长了64%，自付医疗费用翻了近一番。在所有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长大后收入超过父母，而在4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这一比例超过90%。彭博社的数据显示，与婴儿潮一代在40岁时相比，千禧一代和X世代的净资产更低，债务更多。
他们的担忧关系到更大的美国经济。正如乔·拜登在2019年所说，“当中产阶级处境不错时，每个人都会非常非常好。富人会特别好，穷人也能看到一些光明，一个机会。他们的想法是，‘也许我也能找到一条向上的出路。’”
阿曼达·格林和杰夫·斯沃普在佐治亚州坎顿的公寓外。
在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的情况下，如果中产阶级感到自己被几十年来最强大的经济体排除在外，这是一个严重的迹象，表明社会不和谐即将到来。现在，没有大衰退，没有科技泡沫，也没有复杂的房地产投资产品崩盘来解释为什么房市如此紧张。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看起来欣欣向荣。但就像斯沃普所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许多中等收入人群意识到他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火山，”布鲁金斯学会的里夫斯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中的这些长期变化，比如工资增长缓慢和向下流动。经济构造压力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充分建立，而现在火山正在喷发。”
三座大山，以住房最严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三H的成本都在飙升，但引发当前诸多不满的是住房成本——通常这是所有家庭最大和最关键的支出。几十年来，除了2007年至2009年的一次下跌，房价一直稳步攀升，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房价增长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很少有地方能幸免；超过80%的美国都市区房价上涨了至少10%。在斯沃普和格林居住的亚特兰大都市区，房价中值为40万美元，较去年上涨了7.5%。（他们认为自己能负担得起一套30万美元的房子。）
推动房价上涨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大衰退后建筑业滞后、短期租赁房屋的增加、机构投资者购置独栋房屋的投机行为、建筑材料短缺，以及劳动力和供应链问题。家庭想要花掉自己存下来的钱，婴儿潮一代在疫情期间想要留在家里，千禧一代急于成家，这些需求不断增长，加剧了这些问题。
最近的购房热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在许多地方，租房者的处境比买房者更糟糕。2021年，一些州的房租上涨了近30%，预计今年还会进一步上涨。37岁的大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在凤凰城出生长大，现在与女友和三个孩子住在马里维尔（Maryvale）一套简陋的三居室公寓里，他认为那里算是城中较为低档的地区。去年9月，在“某家位于华盛顿州的物业管理公司”买下了他们所住的这栋楼后，房租从每月1200一下跳涨到2200，他说，他现在的房租约占他作为一名公用事业测量师收入的50%。
他说：“现在买了衣服、食物，支付了水电等其他账单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存款了，一家人根本没有钱进行任何娱乐活动。”他希望他们的车能撑得更久一点，更别说他们的健康了。
杰夫·斯沃普的妻子阿曼达·格林（Amanda Greene）知道这种感觉。在她的吉普切诺基意外报废后，她将车子降格为丰田卡罗拉（Toyota Corolla），为此还要贷1.9万美元。在她嫁给杰夫并加入他的健康计划之前，她和她7岁的女儿通过雇主获得的医保每月要自付1400美元。格林患有慢性病，需要定期进行大量检查，因此她选择只买自己的保险，女儿看病完全自费。她说，目前她还有数千美元医疗费要还，因为她的保险不负责报销。
在过去20年里，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通常快于通货膨胀，这主要是由于医疗费用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1980年，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全国人均保健支出为2968美元；到2020年，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大流行加剧了挑战，因为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因此获得的医保。根据Commonwealth基金进行的一项调查，在疫情期间感染新冠或失去收入的成年人中，有一半以上也在为医疗账单而挣扎。
随着大学教育成本增长、联邦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资助暴跌，第三个H，也就是高等教育也越来越昂贵。随着学费上涨，越来越多的学生申请贷款。2020年，平均学生贷款债务为36635美元，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大约是1990年的两倍。许多家庭几十年来需要为还学生贷款而挣扎。格林当年是在一所私立大学获得了护理学位，她以为这能让自己在职场拥有更好的机会。现在，她背着9.9万美元的贷款，而她的两个没有上大学的姐妹则没有债务。
总的来说，三H在斯沃普和格林的实得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加上食品和水电之类开销，他们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足够的钱开房租支票。他们已经够省的了：他们不下馆子，不买名牌货。虽然他们都是全职工作，但斯沃普正在考虑找份兼职工作。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糟糕的会计核算掩盖了中产阶级的危险状态。前克林顿政府货币审计长尤金·路德维希（Eugene Ludwig）表示，CPI扭曲了中低收入美国人的真实经济状况，因为它还计入了游艇、第二套住房和酒店房间等可自由支配项目的成本。根据他的计算，家庭最低需求成本从2001年到2020年上升了64%，比通胀率快1.4%。今年3月，路德维希共享经济繁荣研究所（Ludwig Institute for Shared Economic Prosperity）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房价实际上涨了149% （CPI计算为54%），医疗成本上涨了157% （CPI计算为90%）。
路德维希研究所执行主任斯蒂芬妮·艾伦（Stephanie Allen）表示：“我们发现，2001年的人们还有一点点可自由支配支出，但相比之下，到2019年，许多家庭，尤其是多子女家庭，都完全没有可自由支配支出。”（她说，疫情使得追踪这些数据过于不可靠，无法估计自那以后的可自由支配支出。）
老一辈人理解不了中年人的苦
三四十岁的人感到的压力和愤怒正蔓延到他们与父辈的关系中。如今，在美国，一个收入中等的家庭需要支付六倍的收入才能买到中等价格的房子。在1980年，只要两倍的收入就能买到。但许多婴儿潮一代似乎对他们孩子的困境不太能感同身受。
杰夫·斯沃普的父亲当年靠一名社工的薪水养活了一家三口，并在佐治亚州的桑迪·斯普林斯（Sandy Springs）买了一栋大约5万美元的房子，他的母亲去年以25.5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它，而那个买家今年3月再加价三成卖出。
对照来看，斯沃普2003年大学毕业，获得市场营销学位，找到了一份销售黄页广告的工作。当这个行业随着在线搜索引擎的普及而消失时，他一边做服务员，一边获得了教育学学位。2008年，他在经济大衰退期间毕业，没有固定工作，他只能做家教来养活自己。
直到2013年，他才得到一份公立学校入门级教师的工作。即使是现在，他5.5万美元的收入也不足以支撑三口之家。他和妻子格林申请了一笔抵押贷款的预批准，但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他觉得被困住了。“老一辈人看不起你，因为他们就是不理解，他们觉得除非你有房子，否则你就不是一个成年人，”他说。
有些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是，结构性变化的涟漪效应在他们年轻时才刚刚开始。例如，工会数十年来的衰落使得工人们更难通过谈判获得更好的工资和福利。斯沃普没有加入教师工会，因为佐治亚州不允许公共教育工作者进行集体谈判，这也是该州2020-2021学年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比1999-2000学年（经通货膨胀调整）低5%的原因之一。在有着强大教师工会的马萨诸塞州，同期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9%。
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的工作越来越难找。现在的零工工人比十年前至少多了600万。甚至像谷歌和Meta这样收入丰厚的公司也会将清洁、食品服务和一些技术工作外包出去，将许多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排除在全职工作之外。
小丹尼尔·巴雷拉与父亲。
与此同时，自动化和技术的崛起势头不减，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雇主希望聘用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年，约三分之二的生产主管职位需要大学学位，而在已经就业的生产主管中，只有16%拥有大学学位。
空乘人员小丹尼尔·巴雷拉的父亲老巴雷拉不明白他的孩子们为什么过得不好。1984年，当他第一次搬到阿尔伯克基时，他做门房的时薪为5.4美元。他没有大学学位，但他在自己的公司努力工作，买下了房子。他和妻子现在在新墨西哥州拥有九处房产。
他说：“我这一代人——我们不会说一周工作40个小时后就躺平休息。如果你想要成功，40个小时只是起点，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这一代人，他们工作40个小时就累坏了。”
老巴雷拉有养老金，这是他这个职位的人今天得不到的。他承认现在的房价比他当年置业时要贵。但对于开出12到15美元的时薪找不到人来帮他修理出租屋，他也感到纳闷。“不只是我的孩子。我在其他孩子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就是不想工作，”他说。
这让他的儿子非常沮丧。他在航空业工作了很长时间，但仍然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房子。他说，每当他加薪时，医保费和其他费用也会跟着上涨。这并不是他的托辞。根据路德维希研究所的数据，在阿尔伯克基，教师和救护车司机的年收入达到7.7万美元，比美国收入中位数的6.7万美元高了整一万，但他们每年仍需要背负6000美元的债务才能满足最低的适足需求。
中产阶级的崩溃
许多接受本文采访的人把不满指向了巨富阶层，这些人通过投资积累财富，当他们从投资中获取财富时，税率要比工资低得多。长期以来，中产阶级的普遍不满和萎缩一直与政治不稳定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严重不平等的时代，富人压迫穷人或穷人试图夺取富人的财富，这将导致暴力和革命。但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教授甘内什·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表示，中产阶级的存在帮助美国避免了这场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今天对美国宪政的最大威胁是中产阶级的崩溃。”
长期以来，拜登总统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中间派的捍卫者，然而，他正在失去他们的支持；在NBC 3月份的民意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他对经济的处理，自1月份以来下降了5个百分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二战后的几年是一个反常的时期——一段生产率空前增长和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永远不会被复制。数以百万计的人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上了大学，工资大幅上涨，家庭得以购买房屋、汽车和电视。
这意味着，将中产阶级工人与其父母进行比较可能不是衡量他们经济状况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他们的童年是在非凡的经济增长时期度过的，那么像斯沃普和巴雷拉这样的人今天感到落后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在之前几代，许多美国人，包括有色人种和女性，无法进入工作岗位和拥有住房。里夫斯说：“美国中产阶级以前能做得这么好，部分原因是他们把人们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他们有强大的工会，能给他们带来比市场能给他们的更高的工资。”
适应新的世界并不容易。里夫斯提醒人们，不要拿自己与父母那一代人相比，而是要与没有大衰退和大流行衰退期间的政策行动相比。如果政府没有在疫情期间暂停学生贷款支付，并发放刺激支票和儿童税收抵免，会怎么样？
不久前，在杰夫·斯沃普发现他的公寓小区涨价后，他在Facebook上一个名为“没人想工作”的群里发了一篇帖子，讽刺那些抱怨找不到工人、却只愿意为烂工作支持底薪的企业。
“一名护士和一名教师，家庭收入为12.5万美元，无法靠积蓄获得成功。太糟糕了，”他写道。一些评论者指责他不善理财。他们无法同情一个收入六位数却仍在挣扎的人。
但是成百上千的评论者中有更多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他们完全懂斯沃普的感受。“我男朋友和我在一家钢铁厂工作，隶属于工会，处境差不多，”一个人写道。另一位同样是护士的女性写道，她和她的工程师丈夫也过着月光族的生活。在评论中，他们的愤怒无法抑制。另一条评论说：“你们做着两份最重要的工作，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这太荒谬了。我讨厌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