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车主控诉自己订购的保时捷遭到官方无故减配。原本保时捷官方承诺因芯片供应不足,暂时将车辆减装为“手动转向柱”,后续将免费为车主升级“电动转向柱”。但此后官方又改口不予免费升级,百万豪车遭减配,仅提供2300元代金券补偿。

4月30日,保时捷新闻中心发布公告《保时捷中国致车主的一封信》,对近日的车主因减配而引发的维权事件进行回复,向中国车主表达歉意,但并未提到具体的补偿方式,仅表示成立了特别工作组,由保时捷总部与保时捷中国牵头,联合供应商研究找到解决方案。



这让准备IPO的保时捷深陷舆论风波,此前,大众汽车财务官Arno Antlitz公开表示,保时捷有望于今年第四季度完成上市。

事实上,过去几年里,被视为大众集团“珍宝”的保时捷屡屡被提及上市之事,但受限于大众集团管理层及股东派系多且复杂,迟迟未有进展。

上市进程如此艰难,难逃保时捷与大众集团间的“刀光血影”。

萌芽于一战后,发展于二战中,蓬勃于和平时,保时捷与大众集团的“爱恨情仇”横亘近百年,其中不乏残酷的权力斗争、狗血的伦理故事、精彩的谋略对决,甚至有对冲基金的“战死沙场”。

当混乱成为向上的阶梯,金钱与权力映衬出心中的欲望,如浮影游墙,即便是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

1、“蛇吞象”稳步推进


2009年1月5日,德国第五大亿万富翁阿道夫·默克勒,在这一天选择卧轨自杀,身旁留下一纸遗书。令人绝望的公司困境和金融危机“击垮了这个充满激情的家族企业家”,一场让他巨亏4亿欧元的豪赌成为压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故事要从2005年的保时捷收购大众汽车说起,当时国际金融形势仍然一片火热,谁也意识不到冰山已渐行渐近。

这一年,亚历山大由于身体原因卸任保时捷董事会主席,由其四弟沃尔夫冈接手。与亚历山大不同,沃尔夫冈擅长决策和运营,甫一接手保时捷,他便将吞并大众汽车提上了日程,当时大众的规模约是保时捷的15倍。



(沃尔夫冈)

为了以小博大,沃尔夫冈先是向15家银行联贷、预定筹资超过100亿欧元,为此巨额交易准备银弹。

为了规避德国证券法持股超过5%必须公示的规定,保时捷联合美林、德意志银行等操盘手,通过不同的账户进行收购,隐秘买下大众在公开市场流通的大额股票,积极运作“蛇吞象”。

这种秘密手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3月,等到收购计划被踢爆时,保时捷已经完成了对大众持股31%,正式成为最大股东。

由于大众汽车的创立和德国政府息息相关,所以公司里天然含有政府股份。二战之后,为了避免外国公司收购本国汽车企业,西德政府专门制定了《大众法》。

原本根据德国《公司法》规定,只要对一家公司持股达到75%,就算取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但《大众法》指明,持有大众公司的股份20%以下时,按实际持股比例计算投票权;当持股比例超过20%,其投票权不再增加,除非持有80%以上的大众公司股份。

换句话说,要想取得该公司的控制权,就必须持股80%以上。

而当时德国政府持有大众汽车20.1%的股份,在这个前提下,任保时捷将市场上的股份买完也无法获得大众汽车的控制权。

为了解决《大众法》的阻碍问题,从2005年开始,保时捷就向欧盟法庭起诉《大众法》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经过长期的诉讼斗争,2007年,欧盟法院为了保证欧洲金融市场的公平性和资本自由流动,要求德国政府废除该法律。

2、保时捷洗劫空头


当时,在外界看来,《大众法》的阻碍解决后,保时捷吞下大众只是时间的问题,一群投机者“闻味而来”。

根据规定,在大众汽车收购战中,拥有投票权的普通股对保时捷而言至关重要,而不具有投票权的优先股作用不大。保时捷只要拿到了超过50%的投票权,也就得到了大众的控制权。因此,在2007年保时捷收购战略暴露以后,保时捷还需要将持股比例继续提高。

对市场投资者而言,一个千载难逢的盈利机会出现了——拥有投票权的大众普通股从30欧元飚高到240欧元左右,而没有投票权的优先股仍然在每股40欧元左右,通常而言应该在20欧元左右的差价达到了200欧元。

一个几乎是铁定的事实便是,在保时捷拿到绝对控股权之后,两者的差距必然会回归。阿道夫在内的国际基金巨头们盯上了这个机会,他们选择做空普通股,做多优先股,这样等两者价格逼近时,基金将两头获益。

在金融巨鳄们看来,受限于德国《交易所法》和《证券交易法》规定,保时捷此后的每一笔增持,都必须公开持股情况。在完全透明的情况下,即便情况不对,巨鳄们也能见状逃跑,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可谓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然而,想不到的是,一项不为人所注意的规定令这场豪赌成了巨鳄们的“断头台”。

根据德国法兰克福交易所在期权交易上的规定:如果购买股票期权者愿意按照股价的全额支付权利金,就可以自行决定在何时公布自己的期权持有数量。

利用这一规定,表明上保时捷增持大众汽车股份至42.6%后,数字不再继续变动,暗地里却用全款购买的方式买入了31.5%的大众汽车的股份认购期权。

由于期权的常规玩法一向是用现在的“小钱”锁定未来的“大利”,保时捷全款认购的方式别出心裁,因此巨鳄们都忽视了这种可能性。

此时,保时捷手中可以支配的大众汽车股份已高达74.1%,离75%的控股权仅一步之遥。

2008年10月26日,这是一个周日,保时捷公布这一消息时,市场上还在流通的大众汽车股份仅剩5.8%,而大众汽车的空单总量已高达总股本的10.4%,无论如何巨鳄们都有4.6%的缺口无法补足。

这意味着,一旦哪只基金在这场“抢椅子比赛”中落败而被挤到4.6%的缺口中,基金背后的巨头将面临无限大的亏损。

次日周一刚开盘,法兰克福交易所就爆发了史上最大的轧空行情,空头们疯抢流通盘里仅剩的4.6%,一举将大众汽车的股价从200欧元推至1005欧元。



(大众汽车股价飙涨)

据悉,这场保时捷与空头的较量,直接让空头损失了200亿美元,除了阿道夫·默克勒之外,不少亿万富翁选择以自杀终结自己的生命。

3、“吞象”不成反被“吞”


事已至此,保时捷好似大获全胜,但金融危机的冰山不仅要击垮阿道夫,同时也在迫近保时捷。

在信贷收紧的情况下,三年内已为收购大众股份背上近百亿欧元债务的保时捷,再也无法靠举借新债来还旧债,同时随着危机深化,国际汽车市场持续疲软,保时捷的主营业务也出现大滑坡,资金运转压力陡增。

按照和债权银行达成的协议,保时捷必须在2009年5月底前归还其欠下的33亿欧元债务,另外67亿欧元的债务可延期至一年后归还。尽管该消息被保时捷方面予以否认,但公司财务告急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沃尔夫冈心力交瘁。

保时捷的这一“软肋”,恰恰成了大众汽车的反攻着力点。当时,大众汽车的掌舵者是沃尔夫冈的表哥费迪南德·皮耶希,虽然费迪南德与保时捷家族存在血缘关系,也是保时捷公司的股东,但大众汽车凝聚了他二十多年的心血,且他与保时捷家族的关系势同水火,并不想拱手让出他一手建立的帝国。

于是,费迪南德私下运作,带领大众团队进行反制,借着金融海啸对保时捷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除了笼络大众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在董事会上抵制外,他本人亦在重要关键谈判会议中刻意技术性缺席,让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无法进行,试图拖延收购过程。

僵持中,大众汽车提出了保时捷“卖身”还债的反收购方案,要求保时捷以其主营业务换取大众汽车的股份和现金。这无疑宣布了保时捷吞并大众野心的湮灭,不仅如此,前者还沦为了后者的囊中之物。

2009年12月,大众汽车出资39亿欧元获得了保时捷(ag)49.9%的股权。2012年,大众汽车以44.6亿欧元现金外加一股普通股的方式向保时捷(se)收购保时捷(ag)剩余的50.1%的股份,正式100%拥有保时捷(ag)的汽车业务。保时捷将正式成为大众旗下继奥迪、兰博基尼、布加迪、宾利之后的又一高端汽车品牌。保时捷(se)将从其间接持有的保时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中分得红利,并可分享50%的协同效应,加速整合带来的协同效应共计约3.2亿欧元。

合并完成后,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费迪南德·皮耶夫才是保时捷收购大众的真正发起者之一,没有他的默许,保时捷不可能最终实现控股大众。而对于在并购中保时捷欠下的90亿欧元负债,作为保时捷主要持股人的他,应当了解所有信息。

然而,他放任不管,只等到保时捷无力支撑时,以拯救者的面貌出现,换取他想要的整个汽车帝国的控制权。

4、本是同根生

费迪南德与沃尔夫冈本是是表兄弟的亲缘关系,为何日后成了对立关系?事情最早要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

当一战的记忆还未褪去,德国在“啤酒馆暴动”的背景下改天换日,极端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崇尚机械化思想的他向德国工业界提出要求——生产出每个德国人都能买得起的“经济的小型汽车”,也被称为“大众汽车”。

当时德国多家汽车公司都曾试图研制符合要求的车型,其中,一代保时捷——费迪南德外公、沃尔夫冈的爷爷,研制出的车型脱颖而出,“大众汽车”也成了该款车型的专属名称,即此后大名鼎鼎的“甲壳虫”。



(甲壳虫车)


1938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希特勒命令新建的汽车工厂举行了奠基典礼,这便是最早的大众汽车工厂,受希特勒赏识的一代保时捷是工厂的主要领导人。

到了1941年,经历过一战洗礼并在二战中为汽车奔波的一代保时捷已垂垂老矣,又被任命为坦克委员会的负责人,于是他将大众汽车工厂的职权转交给了女婿——费迪南德的父亲,而沃尔夫冈的父亲二代保时捷则继续打理保时捷公司的相关业务。

至此,一代保时捷衍生出了以儿子为继承一脉的保时捷家族和女婿为一脉的皮耶希家族。



(保时捷家谱)

1945年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登门保时捷家族的德军军官变成了美国军官。一代保时捷被扣留在巴登的监狱里,此后数年里,被运送于各个监狱之间。

等到被释放后,监狱生活的苦痛加速了他生命的流逝。1951年,一代保时捷中风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代保时捷在犹豫不决中将家族权利平分,2个子女以及他们的8个孩子每人分得10%。



(费迪南德、亚历山大与他们的祖父)

当战后秩序重新建立,经济的迅速发展淡化了保时捷家族、皮耶希家族之间的亲情,而一代保时捷遗产平分的做法更是为此后两个家族的对立埋下伏笔。

战争结束后,费迪南德的母亲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力主将德国斯图加特的保时捷的一部分业务分离至奥地利,这家奥地利的保时捷分公司由皮耶希家族管理,而德国的保时捷公司则由保时捷家族管理。

1948年,大众汽车公司与保时捷重新制定合作计划,一方面与保时捷进行研发上的合作,一方面由保时捷负责在奥地利的独家进口业务,而这两部分业务则分别由保时捷家族及皮耶希家族负责,双方均抓住与大众合作的机会,走上了扩张之路。

所以在费迪南德和沃尔夫冈看来,大众汽车的发展均与自己家族脱不开关系。

5、家族斗争四起

相安无事的日子过了几年后,两个家族维持着表面的和平,随着三代的逐步成长,冰川下的暗涌也开始蠢蠢欲动。

在费迪南德成为保时捷的研发部主任后,因其狂热、强势的作风,曾经在未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直接登报开除了一众“闲人”,引发了家族与外姓元老们之间的矛盾。

接着,虽然费迪南德研制出了备受赞誉的兽王赛车917,但这种激进的研发却让他陷入了家族内部对于预算超支、反复无常的指责中,尤其是在一个双顶置凸轮轴的配件上,费迪南德与沃尔夫冈的三哥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此后,保时捷家族因“夺嫡”的纷争而陷入内部矛盾中。



(保时捷911)

作为911车型的设计者,亚历山大取得的成绩足以使其成为接班人,但他却缺乏皮特——沃尔夫冈的三哥的魄力和强硬,这种矛盾使长辈们陷入两难境地。无可奈何期间,长辈们想到的办法是实行双总裁制度,一个保时捷和一个皮耶希在德国保时捷当总裁,一个保时捷和一个皮耶希在奥地利保时捷当总裁。

不过,此举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皮特率先提出在德国保时捷担任第一总裁,同时拒绝与有矛盾的费迪南德搭档。在此背景下,从小一起长大的亚历山大和费迪南德走到一起,并且自荐成为德国保时捷的接班人。

在保时捷家族的三代们看来,大哥亚历山大温和而富有艺术家气息,费迪南德却强势专制,若将德国保时捷比喻成一座王朝,费迪南德不仅是搅动风云的“外戚”,还意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来掌控这座王朝。

等到保时捷进入了职业经理人时代,费迪南德等一众人不得不全部退出保时捷公司的管理层后,发生了一件事,使费迪南德与保时捷家族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72年,费迪南德前去看望表弟媳——沃尔夫冈的二嫂马蕾娜,二人擦出火花,马蕾娜一见倾心,竟追去米兰找费迪南德。他们在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喂鸽子,去阿尔卑斯山脚下游玩......虽然费迪南德再三表示“不会离婚”,但最终他还是离婚了,马蕾娜也是。

两人如愿结合到一起,但由于格尔哈德与马蕾娜离婚,其持有的10%财产重新分割,导致原本稳定、清晰的两个家族财产结构被打破。

保时捷家族认为费迪南德意图将两个家族的财产混在一起而坚决反对两人的结合,因为这桩婚姻,保时捷家族和皮耶希家族均对费迪南德的态度冷淡到了冰点,但这段关系也只维持了12年,因为他在45岁时被小他19岁的吴淑娜吸引——他孩子的家庭教师。



(费迪南德与吴淑娜)


在两段婚姻生活之余,费迪南德进入大众汽车的子公司奥迪工作。1987年,费迪南德被任命为奥迪董事长,踏上了登顶大众的道路。1992年,随着日本汽车异军突起,欧洲的竞争者们蚕食市场,大众汽车利润下滑,内部陷入讨论,费迪南德又被选举为大众汽车的董事长。

如今,再回首这段往事,沃尔夫冈率先发难与费迪南德的反向收购便显得有迹可循,最终在霍曼兄弟煽动的“蝴蝶翅膀”中,不得不接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

2019年8月25日,费迪南德逝世,生前他拒绝长眠在保时捷家族在奥地利的家族墓地,尽管他的母亲也安睡于此。葬礼那天,与他摩擦不断的沃尔夫冈在悼唁词表示:“我一直尊敬费迪南德·皮耶希的成就”。

至此,这对表兄弟的恩怨情仇永久落下了帷幕,在外界看来,保时捷家族与皮耶希家族也暂时获得了平静。然而,随着保时捷独立的进程推进,利益争夺将重新成为这两大家族的主题。

金钱与权力,在家族的礼赞中永远不朽。

参考资料:

《汽车和我 费迪南德·皮耶希自传》,费迪南德·皮耶希著,任卫东译

《大众教父皮耶希葬礼公开:堂兄保时捷致辞》,凤凰网汽车

《保时捷家族VS大众集团:“蛇吞象”背后的家族斗争》,《家族企业》杂志

《哥哥抢弟媳,孙子和外孙对决!比散户“暴打”机构更精彩的大众保时捷世纪逼空案》,华尔街见闻

《保时捷“蛇吞象”好戏连台》,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