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周婧，编辑：林正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公费师范生”，曾因享受教育补贴、和毕业后分配基层学校的体制内工作，吸引了一些成绩优异但家境欠佳或渴望“铁饭碗”的年轻人。定向公费师范生是其中较特殊的一种——他们需要无条件地接受分配，在毕业后进入农村学校，支援当地教育。
近几年，选择赔偿高昂违约金，离开基层中小学的公费师范生越来越多，这也使得他们陷入舆论风暴之中。我们找到几位毕业后选择违约的定向公费师范生，他们在14岁左右的懵懂年纪踏上公费师范之路，后来却为逃离这条职业道路，不惜付出高昂代价。
用学费买断工龄
2021年，25 岁的朱文文在农村任教满4年了。12月底，她向当地教育局缴纳4万元违约金，辞去编制内公职。作为定向公费师范生，因为违反了 “毕业后在农村任教满6年”的协议，朱文文的人事档案留下失信记录，这个 “污点”将会影响她之后考取编制及部分贷款行为。
朱文文甘愿承受这一切。离职前，校领导曾挽留她，但她一刻不愿多停留。走出学校，朱文文心情沉重，发了条朋友圈：“填报公费师范生志愿时，脑子里有多少憧憬，毕业后就会流多少泪。”
朱文文选择成为定向公费师范生，是在2012年，她14岁，成绩优异，即将参加中考。她第一次从班主任老师口中了解到“公费师范生”。2010年，湖南省率先实行“初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层次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采取自愿报名、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等方式，精准培养本土化乡村教师，目的是解决湖南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困难的问题。
朱文文毕业那一年，所在的县为初三毕业生提供了8~10个公费师范名额。她还记得，班主任提到公费师范生可免除学费、住宿费，毕业后直接安排教师编制工作。这个建议被她的父母听了去，在家长眼里，毕业后直接分配，回生源所在地的农村学校任教，对女孩子来说再好不过了。
当时，14岁的朱文文不排斥当老师，懵懂中她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中考结束后，她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组织的考试，经过笔试、面试的层层选拔，成为2012级湖南省初中起点制的农村定向师范生之一。
来自湖南娄底市某县城的胡珊，也成为了一名定向公费师范生。她中考成绩超过县重点中学二十来分，但那年胡珊父亲生病，家里姐弟俩上学都要花钱，经济困窘。考虑到上学不花一分钱，毕业后还不愁工作，胡珊欣然参加了考试。
入学前，她们需要填报师范专业，选择成为老师后任教的学科。朱文文填的是音乐，她从小喜欢音乐，还学习了吉他、小提琴等课程。胡珊写的是“科学教育”，她回忆，当时填写的随意，只是觉得这个名称看起来“高大上”。
14岁的年纪， 朱文文和胡珊，跨入了师范的校门。
她们签下协议，6年师范读书加8年农村任教（注：2012年政策）。一纸合约的签署，意味着他们将近14年乃至更长的人生道路，已经确定了下来。
入学后，胡珊和朱文文开始接受两年高中、四年本科的师范教育，为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做准备。
最初，教育补贴确实为她们两家人减轻了负担。毕业就能获得稳妥的工作，也让她们的家人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光环和安全感。但在6年漫长的学制中，她们开始觉察，当初选择的稳定，也意味着另一些可能性的限制。
胡珊第一次感到这种限制是在大一。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加了文学社，想以后进入媒体工作，“但好像没有了选择机会。”
中考填报志愿随意写下的名称，使她限制在既定的框架里。她想换到新闻专业，而更换专业是困难的。她签署的协议规定，在校期间，若想调换专业，只能限定在师范类的不同专业间调整，不能转到师范以外的其他专业。
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胡珊意识到自己想走的道路，和现在的生活相背离。当她决定成为公费师范生时，仅有14岁，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自己的兴趣，也没成熟到可以确定未来的职业。胡珊为当时作出的选择感到后悔。
进入大学后，朱文文隐约感到基层中小学教育的现实，与理想教育的差距。她报的是音乐专业，老师简明扼要地讲：不要指望以后能单纯地从事音乐教学，在目前的教育下，音乐课是最不受到重视的学科。
胡珊发现，同学中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高中阶段学习结束，她转入新校区，在新的班级，有一部分学生是通过高考进来的。胡珊记得，开学第一课，老师问：“多少人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读师范的？”班上44个同学，只有2人举了手。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对职业没什么概念，多数都是听从父母安排、为了之后的就业稳定，选择了这个专业。
大三下学期，一种微妙的情绪在同学中蔓延。学校组织学生到长沙的学校实习，实习结束，部分同学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喜欢、或者不适合做老师；一些同学因未来就职岗位与工作地域被固定，而懈怠学习。胡珊觉得，周围同学都处于那种迷茫但不知所措的状态。
改变道路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违约。她计算过违约成本，除了补交学费，还需要缴纳50%的违约金，费用在8万~10万之间。
高昂的违约金让她却步。胡珊意识到自己被牢牢地拴在定向公费师范生这根绳子之上。
在胡珊周围，毕业直接违约的人少之又少，多数同学还是沿着既定的道路往前。她们毕业那年，不能自主选择学校，同学们被分配回自己生源地的农村中小学任教。朱文文和胡珊的家在县城，2018年，她们毕业，按照要求要被分配到某所乡镇中学。
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工作，胡珊对未来感到焦灼。分配结果公布那天是2018年8月28号，胡珊坐在教育局的会议室，等来了通知：她即将去的学校，距离自己家开车仅20分钟，是镇上最大的九年一贯制中学。胡珊松了口气。
后来她才得知，她被分配到镇上而不是村里，是该校校长想招一位理科老师。胡珊就这样被选中。
扛不动的大旗
朱文文没有这样的“幸运”。她被分配到娄底市某县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每天她下班回家要花上一个小时——从学校步行十分钟到省道，再搭乘村里通往县城的唯一一趟公交车。
朱文文心中存着教育理想，但她很快发现，基层学校师资力量匮乏，公费师范生的补入能支援基层学校的教育。但教师队伍总体还是不足，也使得她们一踏入工作岗位，就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任务。
她所在的村小规模很小，全校学生不足200人，一年级仅有一个班，班上30多个学生。她是一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和音乐，同时还任教四年级的英语。她需要完成备课、教课、批改作业等教学任务，工作量几乎是一个普通老师的三倍。
学校人手不够，朱文文还要承担起生活老师的职能，有时下课后也得和学生寸步不离。一年级学生六七岁，正是调皮的年纪，下雨时学校操场地面积满雨水，学生们争相去踩水坑，溅湿衣服容易感冒，朱文文要上前制止。中午，学生去食堂排队吃饭，有的学生插队、抢别人的饭菜，朱文文忙着维持纪律，顾不上吃饭。
教学辛苦，朱文文对学生和教育依旧有热情，磨人的是突然被指派的行政任务。当时，负责行政岗的老师离职，朱文文只得接替她，完成行政工作：监管老师的教学任务，填写各种表格。学校的打印机老旧，卡纸、没墨的情况时常发生。开会是她最痛苦的事，她需要做会议记录，又苦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
除此之外，每周两至三次，作为青年教师，她需要去现场观摩学习其他学校的公开课。学校离得不远，但朱文文没有车，交通不便，去听课她要请半天的假。请假次数多了，家长有意见，认为她作为老师不负责任。
入职第一年，朱文文觉得“每一天都像在打仗”。她不喜欢行政工作，只想一心一意教书。第一学期结束后，她鼓起勇气向校长提意见，要求被回绝，领导告诉她：“年轻人要在岗位上多锻炼。”
被校长专门挑中的胡珊，进入岗位后才知晓，这份幸运意味着什么。她没有机会从事本专业科学课的教学，刚到岗，被指派教六年级的语文和初三的化学。
跨学科教学，备课花去了她大量时间。为了教好化学，胡珊跟着老教师一节节听课；给同学讲题，她先买试卷，自己刷一遍题，把要点记下来；给同学讲课前，她反复就一个题目练习讲解。
任教第二年，分给她的教学任务更重。胡珊担任班主任，同时负责几个班级的授课，每周课表上是16节课，实际上还要加早自习和课后服务，最多的时候，她一周要上26节课。
几乎是默认的，教学的压力全落在年轻老师身上。学校开会时，领导对着胡珊说：“年轻人就应该多吃苦。”这所乡镇中学，30岁以下的教师只占六分之一，和她一样的年轻老师们，像陀螺一样孜孜不倦地拼着，熬夜是常事，胡珊黑眼圈浓重，皮肤越来越差。
年龄稍大点的老教师，却是另一番景象。“一到下班点，他们就回家了。”胡珊曾看到一位老教师，上课期间丢下学生，端着茶杯坐在走廊上晒太阳。
身体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磨损，不对等的工作，也使许多青年教师的积怨越来越深。2019年，胡珊所在的县城建立起一座座新学校，一些老师们被挖去，享受更高的待遇，更轻松的工作。然而定向公费师范生的身份，再一次限制了胡珊：和学校签订合约的6年里，她不能随意流动。
苦于被无尽的工作消磨的朱文文，开始四处打听离开的可能性。一位学姐告诉她，哪怕对学校再不满意，硬着头皮也要坚持下去。
朱文文感到不甘，“一个14岁的未成年人，在零社会经验，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做什么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定向、定岗的专业，难道就一定要被合约限定？”
工作第三年，朱文文找到了这个机会：同镇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向她发出换岗的邀请，她马上答应下来，又汇报给领导。2020年6月，朱文文成功跳岗，去隔壁学校，成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图 |杨辉在市里任教的学校
任何决定的实施都绝不轻巧，理想的步伐越往前迈，公费师范生身上现实的绳索就勒得越紧，而这绳索又是如此锋利。
胡珊承认自己不具备直接违约的勇气。毕业那年她准备考研，若能上岸，便违约离开。父母不支持她的计划，不住地责怪她：已经捧上了金饭碗，为何还要折腾？她在抑郁和压力中备考，第一年失败。第二年，因为教学任务重，没时间复习，她几乎是裸考，二战依旧以失败告终。
胡珊就这样，在不甘和摇摆不定的心态下，度过了工作的前两年。
离开之后
入职乡镇学校后，潘玉没放弃争取深造的机会。2018年9月，潘玉考取了浙江一所学院的在职研究生。入学后，她利用闲暇在线学习。
2019年1月，正值寒假，潘玉去往报考学校，进行一个月封闭式学习。过程中，她发现，她的同学已经开始尝试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撰写论文，做研究型的教师，而自己还停留在如何上课，她觉得自己掉队的太远了。
潘玉在焦虑中试图做些改变。她任职的乡镇中学，学校对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就是更多的业绩，更好的成绩，她不敢冒风险做出尝试。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外界读物。她努力在班级建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几年后，班级图书馆变成了那所学校的第一座图书馆。
但那时，潘玉已经离开那所学校。2019年6月，她考上长沙一所公立中学的编制后，缴纳了近8万元违约金，克服了重重阻碍，入职了新学校。
2020年，潘玉违约离开的第二年。教育部门出台了新的合约政策，服务期由原先的8年更改为6年，同时公费师范生可以通过毕业前的考试成绩，优先选择学校。按照新合约，当年，潘玉那一届的学生已经履行完6年农村教育工作义务，不再受到合约限制。
2020年夏天，朱文文入职幼儿园任教后，她只需要专心教学，无需承担任何行政任务，工作轻松许多，她的忧虑却一直存在：换岗的老师一旦要求换回，自己不得不又回到原先的学校。
终于，2021年12月，朱文文离开家乡，她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广西柳州，她考取了当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胡珊还留在原学校。今年是她任教的第四年。她在寻找这份职业契合自己价值观的部分，以抵御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在她的教学笔记中，记录下这样一幕：2019年3月，她上了一节燃烛课。那天晚自习时，停电。初三寄宿生们两人一桌，中间燃上一根蜡烛，老师板书时，有手电筒的学生主动举起手电筒照亮黑板，方便老师书写，也让其他人都能看到板书。
胡珊写完板书，回头看到那几个手酸着咬牙，也在坚持“打追光”的学生，不禁欣慰，她在笔记里写道：“舞台上的追光效果也不过如此了。”
跳出去的杨辉，在市区新学校，疲于应对一些庞杂的任务：教育局的各项检查，代表青年教师参加课堂比武……“花里胡哨的任务太多了。”
杨辉有时会回想在乡镇，纯粹做授课老师的快乐时刻。他只需要教孩子数学，提升他们的成绩。当时，班上一位学生严重偏科，他找她谈话，鼓励帮助她。学生进步很大，高二时挺进了尖子班，当时杨辉已经离职，女生特意来到他家告诉这个喜讯，让他很感动。
但杨辉不打算回去。在价值感与理想之外，他需要收入，承担未来对家庭的责任。现在他还在考编，他的理想是去往长沙市，他的女朋友在那里等他。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感谢公益机构“为中国而教”为撰文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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