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丈量城市（ID：Measure-the-World），作者：张文晖，摄影：李忠等，编辑：李海涛，插图：李民，设计：王冰，原文标题：《科学城，既要“科学”，也要“城”》，头图来自：作者供图
科学城，是城市乃至国家未来的希望。
刚刚过去的2021年，堪称中国科学城建设爆发的元年。
2021年2月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办法（暂行）》的颁布，将定位于实现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上地方发展的重要议程。
而科技部对湖北科技强省建设的支持，及以北京、上海、成都为代表的城市先行起步的示范带动作用下，深圳、广州、重庆、西安、福州等主要城市，纷纷出台建设科学城的规划。
科学城建设的“集体冲刺”，从国家角度讲，是国家科学技术突破限制问题，兑现创新红利的重要途径；从地方角度讲，是各地以科学技术为抓手，促进产业创新，进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01 科学城，“科学”之“城”
同样作为科学技术与产业的高度聚集地，科学城与科技园的首要区别是“城”。确切来讲，科学城，是一个具有“城”的形态的科学技术园区。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城”的形态？
城即城市，关键特征在于人与功能的多样化及交叉作用所形成的聚集形态。对于科学城来说，需要做好“城”，才有可能吸引并留住足够多的科学技术创意阶层（创意阶层：泛指包括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设计师等宽泛领域的群体）。
而创意阶层的聚集，才能促使“科学”产生美第奇效应（美第奇效应：指以不同学科的交叉和不同领域的交流作为基础的面向未知的创新，以实现思想更加充分和广泛的融合，从而形成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思维）。
“科学城”与“科技园”的另一个区别，在于“科学”。这个“科学”，并不单是字面意义上偏理论的Sience，而应泛指理论与技术全面交融下所实现的融合科学*，进而能够突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学课题。
* 融合科学：通过整合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技能和工具，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问题解决框架，并形成一个涉及官、产、学、研、用等多方权益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和产品。
可见，交融创新的“科学”，再加上吸引人的“城”，对于科学城的成功是必要条件。
从全球经验来看，科学城的规划建设从1950年代开始，于西方起步，1970—90年代达到发展的高峰期。
虽然我国的科学城建设起步很晚，但我们有幸见证这波中国科学城建设大潮，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广泛吸取全球同类先驱们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筑波科学城作为亚洲、乃至全球科学城建设的典范，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设历程，不仅兼容并蓄了世界主流理念，也探索着自身的独特发展道路，为世人留下宝贵的参考经验。
02 筑波科学城：为“科学”而建的“城”
筑波之所以是世界范围内科学城的典范，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为科学而新建的完整城市，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路径探索。
1. 引领时代前沿的“日本硅谷”
1958年，经过战后十几年高速增长的东京都市圈，为应对城市快速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问题，制定并通过了《首都圈整备计划》（第一次）。计划在东京周边发展一系列“据点城市”，将过分拥挤的人口与功能从东京市区疏解出去，形成一个分工有序的首都圈城市群。
在当年的《首都圈整备计划》中，筑波科学城的横空出世，就像一个闪亮登场的“明星”——不仅使命重大，而且引领世界新潮。
之所以说使命重大，是因为其设立的初衷，除了为东京疏解大量人口与交通流量之外，也是出于国家层面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战后至整个50年代，日本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重化工业，不仅大量技术需要从欧美引进，而且引起了包括“水俣病”（1956）等在内的多地环境危机事件。
1957年，日本在《新长期经济计划》中首次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向，想要以强大的国家科研力量实现“技术立国”的转型。
另外，大洋彼岸因斯坦福大学而快速发展的美国硅谷，也刺激着日本的追赶欲望，希望也能打造出一个“日本的硅谷”。
因此筑波科学城从选址到推进，都是由日本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推动，具体资源协调者为原国土厅，规划与开发则由原日本住宅公团（现国土交通省下辖的都市开发机构）负责执行。
所以说，筑波是一个妥妥的国家级重点项目。
之所以说新潮，是因为其模式理念的独特性。
筑波科学城是全球最早建设的大规模科学城之一。早在1963年，日本内阁会议就通过了筑波科学城的建设范围，而同一时间的硅谷，还是一个由几十家工厂构成的斯坦福工业园。
另一边的欧洲，剑桥大学所在的当地政府，还因对工业的抵触，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子上迟迟不肯迈出步子。
筑波科学城的初衷，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优美的、科学要素聚集的、自成一体的城市形态，来承载这些科学元素，并成为纯粹的科学发展高地。这就是后来很多人口中的“科学乌托邦”。
而这种理念最初的实践样本，则来自于苏联在1957年设立在西伯利亚针叶林海中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
这座拥有70%森林覆盖率，并在当时汇集了国家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等20多所顶级科研机构与大学的新城，堪称战后全球科学城的鼻祖。
时至今日，新西伯利亚也是俄罗斯的科学中心、第三大城市，多次被普京称为全国的“科学首都”。
这种“被自然环绕，机构聚集”的乌托邦模式，深受田园城市理念的影响，也深刻影响了60-70年代一大批科学城的建设。
包括选址于蔚蓝海岸森林中的法国索菲亚科技城、位于平壤北部山麓的朝鲜平城科学城，以及巴西、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的科学中心，甚至2008年后才建设的法国萨克雷科技城也延续着这种模式的影响力。
在此理念影响下，同时也兼顾为东京疏解人口与城市功能的考量，日本当时需要在东京周边物色一个距离适中，但又保持一定独立性的环境良好的地点。
最终，筑波山麓从四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并正式命名为“筑波研究学园都市”。
至于筑波山麓能够从一众优秀候选地中胜出的原因，既有自然条件的优势，也有现实困难的考量。
自然条件方面可谓是天生丽质，周边分布着——筑波山（日本百大名山之一）；霞浦（日本第二大湖）；广袤的原野与树林。
再加上稳定的地质（重要科研装置的安全性考虑）和适中的距离（距离东京市中心50km），既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便于和东京建立快速联系。
而现实困难的考量，则成为了影响结果的胜负手。出于日本与我国国情的不同，即使是日本中央政府，也难以协调科学城建设最重要的元素——土地。
而筑波地区就具备土地的资源优势——政府控制下的部分公有土地，为新城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因此城市核心区——研究学园地区，也依照政府可控土地，以及购买下来的私有土地，构成了南北狭长的形状。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日本所有重要的政府主导新城建设项目，就会发现它们的选址地，很多都坐落在政府公有地的基础上。
不论是科学城筑波，还是以智慧城市闻名的柏叶，亦或是通过填海造陆凭空创造出国有土地的台场等，概莫能外。
否则，光是用于买取私有土地的成本都会变成天文数字，而且更难以保证土地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1963年筑波研究学园都市的核心区用地得以确定，被命名为“研究学园地区”，并将成为这座新城市的核心。
而到1987年，更是将周边的3町1村（现称为周边开发地区）合并，正式成立面积284k㎡的筑波市，规划人口22万（现规划人口35万），向着日本第一科学中心的地位进发。
2. 从零起步的城市进化史
在一片远离城市的乡间原野中，集全国之力，从零建起一个人口数十万、汇集数万顶级科技工作者的科学都市——这种大手笔的国家科学计划，在1960年代初期，是足以震撼世界的超级项目。
因此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历程，具有重要的路径探索价值，其发展过程也折射出了同类城市建设的科学规律。
筑波科学城虽然要为东京的功能疏解服务，但其最终发展目标并非永远做东京的附庸，而是成长为具有独立体系、完整成熟的自立城市。
因此，这是一部从零起步，直到能够自立的城市进化史。
准备阶段（1964-1971）：“两专”奠定长久发展基础
首先，专门的立法奠定长期发展的法律依据。
《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1970）和《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计划大纲》（1971）对不同地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更是对各方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园区的税收、地产和优惠政策等做出了规定。
这些条款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以后，使得政策可以跨越多届政府持续推进。
其次，专门的高级别管理机构，奠定权威的管理框架。
1964年底，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在首相办公室下设立“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推进本部”（下文简称推进本部），负责筑波科学城的建设相关的各方联络、调整以及推进事宜。
推进本部的级别很高，由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最高管理者，成员则包括各领域中央政府官员，涵盖了科技、教育、民生、环境、经济、建设、邮政等各国家主管部门。
对我国来说，虽不完全等同，但可大致类比为：由总理牵头，部级领导统管，各部委副部级、厅级干部为成员所形成的推进协调机构。
这使得推进本部成为了世界上最高配置等级的新城/园区管理机构。
并于1965年初进一步将责任细分为综合部门、用地部门、机构迁移部门及公共设施部门等四大板块，为高效、强力地推进科学城建设提供了国家权威性的背书，保证计划的稳定推进。
启动阶段（1969-1980）：住宅为先，核心科研机构跟进
确定了用地范围和法律之后，筑波的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如此大规模的科学城建设，日本中央政府始终深度介入，才保证了顺利的推进。
自1969年全面开工以来，第一个大规模施工项目是所谓的“公务员宿舍”，也就是为迁移过来的科研相关人员及其家属配置的住房，短短两年第一期花室地区142户宿舍已实现入住。
有了住所的稳定感后，大规模的科研机构迁移才成为可能。
筑波大学，作为科学城计划中的核心科研机构，是第二个完工的大型项目（后续不断有其他高校并入），坐镇新城核心地带，目标是成为“筑波的斯坦福”。
随后，大批国家科研机构陆续从东京迁移至此，各机构乔迁新址后体量均大幅扩大，直到1980年，初期计划的43所机构才全部迁移完成。至此，筑波科学城的主体骨架全部完成。
全面建设阶段（1974-2005）：民生、交通等基础设施全面强化
公务员宿舍不断扩建，并相继建成公园绿地、步道、幼小中学校等体系，为迁移至此的科研人员提供最基础的生活环境保障。
交通是筑波科学城设立以来的一大短板，也是一个周期漫长，甚至是永不停歇的工程。
1985年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后简称科博会）在筑波举办时，历经15年才完工的常磐高速公路终于通车，解决了筑波与东京之间最基本的联通问题，也带动了长途大巴车等形式更丰富的对外交通发展。
与东京间的交通连接，始终是筑波发展的关键因素。
2005年，历时近十年的筑波快线开通，最快仅需45分钟即可从筑波站到达东京市中心的秋叶原。这让筑波真正纳入了东京的1小时通勤圈。再加上与成田机场等地的交通连接，筑波的对外交通耗时30余年终于全面打通。
由于筑波的社区与科研机构等项目占地尺度都较为巨大，对于步行者来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城市内部的路网交通，以及社区公共交通直到2000年后才逐渐完善起来。
文化营造阶段（1985至今）：打响知名度，丰富文化生活
对于一座新城，最需要告诉别人“我是谁”，也需要告诉自己“我真的很不错”。这个过程，就是城市的文化营造。
筑波开始真正投入城市文化的打造，可以从1985年举办科博会开始算起，这个时间点也是新城基础骨架这个“物质文明”完成之后，开始有必要追求的“精神文明”。
科博会不仅是筑波对外展示的机会，也是日本政府向世界展示筑波科学城阶段性建设成果、以及正处于经济成就巅峰期的日本展示自身科技活跃度的“宣讲会”。
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共到场2，033万人次，不仅大大提升了筑波科学城的国际知名度，更为现实的是，大幅度提升了筑波在日本国内人民心中的形象与接纳度，这为今后的人口持续流入做出了重要铺垫。
趁着科博会的成功举办，筑波在两年后即被指定为国际观光示范特区。
此后，1988年开始的筑波国际音乐节、1995年举办世界湖沼大会，以及1999年被进一步指定为国际会议观光都市等一系列动作，都是筑波科学城在追求城市文化丰富度与知名度上迈出的步伐，更是在2016年开始举办新潮的“筑波机器人节”。
产业提升阶段（2001年至今）：促进科创，注重新兴技术
进入新世纪后，为了跟上世界科技趋势的快速进展，也为了激活既有科学资源活力，筑波开始注重科技创新，及加强产学研合作的力度。
2003年建成的筑波创业广场是第一个大型孵化设施，科学技术振兴机构设立分部、《筑波纳米科技据点形成推进》产学官合作共同宣言的发表，都是科技交流合作被加强的体现。
此外筑波移动机器人实验特区、以及国际战略综合特区的指定，则体现了日本国家层面对于筑波在新兴前沿产业以及在日本具有优势的未来产业（机器人等）实现突破的期盼。
至今历时约60年建立的筑波科学城人口已达24.8万（2022年2月1日），成为了日本最大，也是全球闻名的高水平科学中心。
以约2万研发人员，约8000人的博士，以及包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理化学研究所、国土地理院等29家国家级科研机构和150多家民间研究机构的科研密集度，被称为“随便扔块石头都能砸到博士的头”的地方。
筑波更是以聚集了大量高等级大科学装置闻名全球。
筑波科学城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但其发展之路也经历了明显的挫折。在日本，无论是科学界、产业界还是政府层面，许多人都在质疑其难当“科学城”之名。
03 “科学”的不足与“城”的不足
多年来外界对筑波的非议从未间断，这是同类科学城建设中值得参考借鉴的经验教训。
非议的核心在于两个“不足”：作为“科学”的产业化不足，及作为“城”的人气不足。
1. 只有“科学”的乌托邦，科技产业化不足
发展科学技术，是筑波的最大优势与特色，也是筑波作为国家级科学城的根本使命。日本政府对于筑波的初始愿景，就是通过聚集大量国家级科学要素，带动科技对产业的贡献，实现产业升级，并能比肩美国硅谷。
愿景是好的，但实现起来却不尽如人意。
筑波科学城自建立以来，其科技的产业化程度，远远配不上科研要素的配置量级，掣肘到底在哪里？
制度僵化，市场化不足
筑波科学城建设至今，已经诞生了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三位来自于筑波大学，一位来自于高能加速器机构（KEK）。
可以说，筑波科学城最大的优势就是国家级科研资源的聚集，若有合适的机制促使这些高等级资源的技术溢出，将极大促进产业发展，这也是当初科研机构集体迁入筑波的使命。
正如前文所说，筑波科学城是一个完全由国家所主导的科学园区项目。
这种“政府主导”的方式，在建设初期，具有快速调动资源和快速建设起步的巨大优势，但在建成后运转的过程中，过度的政府干预将会大大扼杀科学技术的活跃度与产出效益。
筑波就是典型，政府对科研力量的干预，已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无论是迁入筑波时的选址、规划和审批，还是日后的科研任务的方向、运行和仪器的审批，甚至在筑波当地落户的民营研究机构也受政府的计划与审批限制。
科学技术的生产与溢出，本就是一个有序中带着无序、在合理机制下高度碰撞和试错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蓝本，没有范本。
过度的“程式化”只会消磨科学产出的效率。在筑波，从具有意向到技术成果产出很多时候要耗时10年，这在科技快速迭代的当今世界是难以想象的。
而机制的僵化还表现为缺乏市场化导向。
在相关法律的支持下，日本政府不仅出资建设科学城，而且还出资补贴科研机构的研发，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技术投资人”。
然而一方面国家机构的科研成果由国家政府支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是为自身使用的。
再加上缺少对科技市场化的协调、激励机制，这就导致科学城内看似机构规模庞大，但是各自为战，互不相通，始终不能激活技术市场化、产业化的活力。
科技产业发展缓慢、不够聚集
首先是投入产出比不平衡。
筑波科学城发展至今约60年，国家投入的建设预算已超3万亿日元（约1，700亿人民币）——在上世纪，每年几乎近4成的国家科学投资用在了筑波身上，还有超3成国家科研人员在筑波工作，这是非常惊人的投入量。
然而直到2018年，整个筑波市的GDP也仅约合800亿人民币，这还是在国家未完全停止补贴投入的基础上产生的。
科研资源利用率低。
筑波科学城握有巨量的国家科研资源，却远没有发挥出相称的产出效果。
仅从对外合作研发来看，2019年筑波科学城内全部国家级科研机构与137所当地企业共同委托研究项目数超过8，000个，但相比东京大学，其一家仅在2018年就达到了4，000个。可见筑波科学城的科研资源利用率之低。
此外，筑波近年来的年均经济增长仅约3%，虽高于日本全国增长率，但从成分上看，蓬勃发展的地产业，以及由其带动的建筑业、水电气服务、邮政等行业，却成为了增长主力。
核心的科学技术相关行业增长微弱。
筑波划分了多达9个工业园区，但总面积仅6.15k㎡，且布局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协作效应，制造业产值多年波动不定，从1990年至2019年，近30年间，制造业产值仅增加不到50%。
缺乏科学应用环境
“科学之城”却难见“科学”的踪影。
筑波科学城的初衷是想要打造一座处处体现着前沿科学的元素，城市生活中也能处处体现科学主题的城市。
但是集合了一众高等级科研机构、诞生过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筑波科学城，市民的普遍感受却是很难在城市生活中找到科学元素的显著影响。
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副市长，也是前任筑波副市长毛塚举人就曾表达过，作为“科学之城”的筑波市民，竟然将近一半都表示生活中感受不到科技的恩惠，这确实是一大课题。
更严重的是应用场景上的不足。
科学技术的研发，最终落脚点终归是应用，应用无外乎政府需求及社会市场化需求两类。
然而筑波科学城却难以留下技术，一方面由于其自身体量小、以及市场化机制不够灵活，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东京这个巨大的市场虹吸所造成的。
不论是政府需要还是市场的应用需求，都在东京。在如此近的距离内，若没有较好的机制管理，技术就会“用脚”投票。
现实就是，在本地缺少应用需求的情况下，初期迁移至此的共47家国家级科研机构，现在仅剩下29家（一部分为合并），民营研究机构在1986年后出现迁入高峰后，近年也有逐渐减少，很多迁回了东京或其近郊。
2. 有“城”无生活的“睡城”
去过筑波科学城的人肯定对其行人稀少的街道印象深刻，即便是作为交通枢纽的筑波站前广场，也难掩萧条之感。为何筑波的人气会如此不足？
生活单调乏味，人口增长乏力
筑波的生活有多么令人感到乏味？建设初期的周末返京潮是一大特征。
由于建设初期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公务员宿舍以及机构的迁移上，当地居民的日常消费、休闲、交往等生活需求长期被忽视。这种乏味的生活让科研人员无法长期忍受，很多人只把这里当做睡觉的地方，周末选择返回东京家中。
这样一来，消费者的大量流失让本地商业更加难以发展，而商业、休闲功能的严重缺位又逼得消费者更加远离筑波，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直到1985年借着科博会的东风建成开业的CREO购物中心出现，问题才得到暂时缓解。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就是人口的不足。
筑波前期增加的人口，科研人员和学生是绝对主力。而按照预期计算，筑波将会迁入20，500名科研工作者，大学生将有18，600人，合计将达39，100人。
然而人口的增加并非一蹴而就，初期的几千人口无法刺激商业、休闲设施快速发展。
而在初期，生活的不便和交通的困难，致使长期以来筑波的人口增长缓慢。
筑波市城市规划的全程深度参与者三井康寿，曾在1982年来到深圳考察，对于仅仅建设了3年就达到10万人口的现实深感震惊！
而当时已经建设近20年的筑波，仅达13万人，完全无法为每年以10万为单位增长的东京人口分担压力。
城市布局分散，缺乏强中心
由于筑波城市核心区（研究学园地区）的土地为国有土地和收购土地组合而成，虽然尽力连片，但依然非常破碎不整——过于分散的双中心结构，和极不平衡的狭长形状，都不利于人气的聚集。
尤其是核心区狭长的形状，让南北两端的交通异常遥远。
但筑波快线却并没有按照地块形状南北布线，而是从中央部分东西向延伸。这就导致筑波的城市核心区成为了只对汽车友好的地方，步行生活的居住者对外通达性堪比噩梦。
就连专门交流转居到筑波的生活信息的博客上，都充斥着新迁入者对街道上行人少到“安静得可怕”的说法。这种情况直到2002年社区巴士大规模开通后，才有明显缓解。
事实上，由于没有强吸引力的城市中心，筑波的郊区化蔓延趋势已经愈演愈烈——城市核心区人口自2010年达到约7.9万人的历史高位后就常年停滞，但外围地区人口保持持续增长，这就更加弱化了城市核心区的人气活力。
从诞生时就强调田园感的筑波，其市中心若不能成为一个“浓缩街区”*的话，将很难摆脱这种“死气沉沉”的现状。
* 浓缩街区：即为在城市的一片较小的区域内高密度，高强度，多功能，混合布局的经典城市开发模式，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小而内容丰富”的城市街区。
启动缓慢，错过城市扩张黄金期
其实前面所提到的生活设施建设慢，以及人口不足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和新城启动前准备时间过长，延误了历史的最佳建设时间有一定关系。
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往往会集中爆发于一个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最快速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经济增长最巅峰的时期。一旦错过这个窗口期，则步履艰难。
对于筑波当年所处的环境来说，1958-1963年从意向到确定的时间段，恰恰就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成长的黄金期，是最佳的动工时间。
然而筑波建设的宝贵时间窗口，被土地问题耽搁了。
科学城建设的前提条件是，不仅需要足够大面积的可用土地，而且要求土地具有足够的完整性与连续性。日本政府虽然掌握一些公有土地，但对于这种“国家重量级”项目，不仅不够，竟然还被迫持续压缩。
1963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约40k㎡的筑波科学城核心区建设用地意向。
之后由当时的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后并入原国土厅）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整体规划又将面积缩减为36k㎡，而接下来的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意见，又迫使面积近一步缩减至27k㎡。
用地规模减小也就算了，但更大的问题是土地不连片。
在这个将要汇集全国顶级科研要素的科学城，除“科学”需要占据大量土地外，还有生活配套与产业设施发展所需的大量建“城”土地。
日本政府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并花费大量预算购买夹杂在公有土地中的私有土地，让用地形成完整、连续的规模效应。
但最终买地价格的飙升，以及土地私有者对价格的不满等因素造成的推进不顺利，致使筑波的核心区建设用地并没有充分实现完整、连续的目标，而且还花费了长达6年的时间处理土地问题，最终全面开工建设时，已是1969年。
今天我们知道，1969年已属日本战后第一波高速成长的末期，即将在1970年代初迎来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发展减速。这也造成了日后筑波工期的一再延长。
因此，前期准备工作过长的耗时，错过了筑波最好的建设窗口期，使其难以快速建设成型，从而间接地连锁导致了一系列城市配套缺位、发展难以提速等问题出现。这是筑波留给同类项目的经验教训。
经历如此多的挫折与教训，筑波科学城并没有坐以待毙，近些年来持续针对自身短板下大力重整，来看看它都做了些什么？
04 让“科学”和“城”都活起来
进入新世纪后，筑波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优化提升改革，不仅针对科学方面的僵化问题改进了制度，也对城市配套进行了持续地完善升级。
1. 让“科学”活起来
优化科学制度
吸取了前30年发展机制的教训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提升国家级科研机构的主动性，减弱对国家资源的“等、靠、要”。
2001年，日本开始实行国家机构的“法人化”计划，许多国家级科研机构开始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改为企业化运作，除提供部分必要的运营经费拨款外，其余所需经费需要自筹。
这种方式大为刺激了相关机构的主观能动性与科研成果转化速度，机构必须寻找充足的合作项目来获取收入。
显而易见的是，筑波的三种国家科研机构中（国家机构、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法人），独立行政法人的对外合作研发数量远超其他两类。
对发明专利所得的专利费也提升了归与发明者的比例，用高回报激发研究者的积极性。
提升科学协作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作为法人化的国家背景的新技术创造及产业化投资平台，于2006年入驻筑波科学城，大大推动国家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与市场化需求的对接，抹平技术与市场间的那道鸿沟。
此外，产业综合技术研究所作为日本全国最大的综合科研单位，其70—80%的科研力量分布在筑波。
2001年后通过不断地合并重组其他研究所，获得了更大的科研资源调配、协调的灵活度，以产业化应用为核心考核任务指标，通过企业孵化器来促进成果转化。同时还有全年超过100场包括官方和非正式的科技交流活动，借此带动技术信息的流动与对接。
缺少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一直是日本的痛处，而作为向硅谷看齐的筑波科学城来说使命在肩。
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都大力支持筑波创办风险企业，筑波更是在2018年推出《StartUp 战略》专项规划，力图通过对有潜力的创业企业的全方位帮扶，加速企业成长，刺激更多科技独角兽的诞生。
2016年时来自筑波的风险投资机构超200家，可以更好的保障创业企业发展。
布局前沿产业
筑波科学城近年来被指定在多项重要的前沿产业上担负领衔研发使命。
生物技术与环境技术：日本政府于2001、2002年相继实施的“产业集群计划”与“知识集群计划”。
支持各地发展有成长潜力且适合商业化的先进技术，筑波被赋予的是生物与环境技术领域，由科学技术振兴机构领衔相关的多个国家研究机构合力开发。
机器人及其应用技术：机器人技术是日本深耕多年的优势技术，筑波在近年来被赋予了重要地位。
2010年《新筑波宏伟计划》首次提出成立支援生活机器人安全检证中心。标志着机器人技术对于筑波的核心地位，并且向着与日常生活结合的方向引导。
如今已涌现出以生化电子技术方向的Cyberdyne、类人机器人技术方向的General Robotix等成功的初创企业。
2011年后的综合特区制度，筑波更是被指定为最高等级的国际综合战略特区，重点攻关生命科学与绿色生物技术，在此方向引导下，具体的产业化方向为基于生物质能抗癌药物、纳米技术和生活型机器人的应用研发。
如今，筑波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生活型机器人研发、应用技术基地，在提出打造“机器人之街”的基础上，也被指定为“移动机器人试验特区”，划出专门区域用于生活型机器人的街道应用测试。一幅真实的技术融入普通人生活的画面逐渐展现。
2. 让“城”回归人气
构建都市圈，加强区域交流
在1999年的《第五次首都圈整备计划》中，将筑波市与邻近的土浦市和牛久市划定为业务核都市，未来将发展成为茨城县南部以国际性、科技聚集为特征的、可以实现“自立”的核心都市圈，以疏解东京的人口与功能。
目前筑波作为都市圈的核心，已实现区域的人口聚集效应。最明显的指标就是昼夜人口实现高比值，一方面截流了茨城县部分流向东京的人口，一方面也保持着与东京的密切联系。
强化城市中心，提升人气度
近年来筑波站的站前区域改造，向着城市功能更集中、更复合的方向推进。
与筑波站一街之隔的旧三大商业设施Q't、MOG和CREO，因客流严重不足而相继闭店。从2021年起，经过改造后三大商业设施合而为一，成为筑波首个建筑面积超10万平米的商业设施Tonarie，同时还包含了3层办公空间。
再加上经改造投入使用的站前孵化器广场以及新交通换乘中心等，作为城市核心的筑波站站前区域更加的复合化，向着浓缩街区的方向进一步靠近。
丰富生活配套，改善宜居度
随着社区循环巴士的开通，以及商业等生活设施的不断建设，筑波的生活配套逐渐补齐。
新增人口则主要选择筑波快线沿线地区，便于通勤、周边购物选择也逐渐丰富，且能享受到新建的公寓楼，已经成为了东京周边人口增长最显著的区域之一，尤其受育儿家庭的喜爱。
为了更好地让市民感受到兑现“科学之城的恩惠”，筑波开通两条“科学之旅”巴士线路，串联起核心区主要的可开放国家科研机构，便于市民游览。其中部分场馆还在平日面向学校开展见学活动，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同时，马拉松赛和骑行节的举办，再加上筑波山申请地质公园成功，让筑波的自然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让人们可以更好的享受到宜居的环境。
05 总结
筑波作为世界著名的国家主导的大型科学城项目，其建立过程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诸科学城有更现实借鉴意义。
其最大的指示作用在于，科学城不仅要有充足的“科学”，还要成为一座真正的“城”。让“科学”活起来，以及让“城”充满人气，是科学城成功的两大根本原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丈量城市（ID：Measure-the-World），作者：张文晖，摄影：李忠等，编辑：李海涛，插图：李民，设计：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