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团长”正走下神坛，但团长们对保供做出的贡献仍是无法替代的。

一场整顿“非法团购”行为的行动，在上海各区悄然开展。

4月20日，据“警民直通车—上海”披露，4月10日以来，犯罪嫌疑人高某（男，42岁）非法租用他人食品经营营业执照在网络平台开店，大量囤积青菜、鸡蛋、鸡、鸭等食品，并大幅抬高价格对外销售，累计销售175余万元，非法获利150余万元。

而很多上海团长近期也发现，最近当地居委会或业委会都在要求小区的团长进行更严格的报备；同时上海也在严查通行证，这也导致她们群里的很多团购物资，都延迟送达了。

这场整顿在更早之前就开始了。4月13日，在上海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表示，下一步，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监管执法，尤其对个别假借团购之名实施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价格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查处。

该消息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发出疑惑，究竟什么样的团购行为属于违法范畴？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位团长何微看来，“目前官方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我认为主要是那些产品来源有问题，假冒伪劣产品的，价格高得离谱的。”

就在何微家附近的当地小区，4月14日，居委会在团购群里发布的一份信息显示，要求小区的所有团长在组织团购前，必须提前报备并提供三份相关材料：上海市商务委颁发的《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上海市防疫保障物资通行证、司机及运送人员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已经跟居委会报备过了的何微表示，上述三份材料，她是通过提供团购物品的企业获得的，具有资质的正规供货企业一般都能提供。

王楠应该是较早一批，敏感察觉到上海在整顿“野生团长”的人。王楠是武汉人，在上海务工，曾经历过武汉疫情，因此对封控下如何自救比较有经验。为帮助那些游离在外，没有得到及时援助的朋友，他联合当年在武汉的救援车队朋友，一起搭建了一个线上救助文档，该文档整合了上海各区及各个社区的团购群和团长的联系方式，该文档一推出，瞬间刷屏朋友圈。但短短数日后，王楠团队就不得不关闭该文档。因为他们的文档中进入了很多“牟取暴利”“筹款诈骗”等不法之徒，继而遭人举报，有关部门也找上门来，勒令他们尽快处理。


运送封控区居民团购食品的货车抵达社区。来源：人民视觉

“我们出于一番好心，想帮助有困难的人，没想到提供的却是滋生犯罪的温床。”王楠对此内心备受煎熬，不禁怀疑自己——当初这么做到底有没有意义。

虽然有人在利用团长的身份发国难财，但更多的是诸如王楠一样的——当团长的初衷，只是想为自己和邻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最近，面对形势的变化，她们也有了很多烦恼。

位于上海黄浦区的一位95后团长林宁不断向《中国企业家》吐槽，现在对团长的管理措施越来越多，很多小区规定，如果要做团长，需要到居委会报备，签保证书。

“现在做团长蛮冒风险的，团里出现一例新冠阳性案例，团长是要对此负责任的，因此好多人都不想做了。”林宁说。

除此之外，近期林宁发现，群内举报团长的行为渐成风气。此前她们想要集资买一些防护物品给社区的志愿者，于是就在群内发起了一个筹款链接。但却被群内一些年长居民举报了，认为她们是在非法集资，这让她倍感心寒，感觉自己有口难辩，最终只能作罢。

“现在网上有太多关于团长的新奇报道。”上海奉贤区清林路的60岁方阿姨称，最近两天，她也看到群里有人在举报团长，搞得大家都不敢继续做团长了。一想到没有团长提供物资，方阿姨就犯起了难，因为家里还有一家老小等着吃饭。

“上海团长”们正走下神坛，但在上海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团长们为封控期间市民提供物资生活保障、解决“买菜难”等问题做出的贡献，也是让人不可忽视的。

防止传染，大家想早日清零

同样对团购进行从严监管的还有位于浦东新区的建业新村社区，最近她们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规。陆爷是一名80后女性创业者，创业三四年来，目前经营着一家规模在30人左右的初创公司。疫情前，她也是一位日常打扮精致的上海女白领，几乎从没买过菜。疫情封禁后，她每天在家，为整个小区团购蔬菜，前后开团十几次，她笑称现在的自己是个“菜贩子”。

最近几天，她不再开团，而是跟几位邻里的团长一起，协助居委会梳理社区团购规定。她们根据自身做团长的经验进行总结，经过4天梳理，最终整理成文件进行公示，并于4月20日正式推行该规定。这份文件中清楚罗列出，申请团购资质，进行报备需要的材料，以及团长开团的责任、物资配送的责任和其他事项等。



来源：被访者

“现在上海市的整治，是为了打击借团购之名，行敛财之实的非法团长。”陆爷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积极参与团购规定的制定，就是希望能帮助小区规范团购流程，这样能更好地保障社区安全。

据陆爷透露，她们小区之前有很多团长，让居民到小区门口自提，这种做法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规章制度出来后，不负责送到楼下的团长，就自动消失了。整顿团购，其实也是认真负责的团长最想做的事。”

这种通过团长协商自治推出的管理办法，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也使得陆爷所在小区的团长们，萌生了想要成立团长委员会的想法。

上海浦东新区，一位在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的居民沈明，在小区被封禁后，因为家里有宝宝，急需牛奶等物资，被迫当上了“奶团长”。他所在的小区，近期也在规范社区团购，并建立了社区的团长公约。据他透露，目前，每位团长都需要去居委会报备，在团长群统一整理团购信息并发布。在他看来，这么做最主要的是为了防止传染和倒卖。

“对社区而言，会减少很多零散的团购，少了很多改善型物资，社区也明确规定，不属于生活必需品的就不要团购了。”沈明说。

沈明和周边的很多居民都认为，整治团购是必要的。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现在京东的快递也开始送上门了，物资逐渐丰富起来。现阶段大家的燃眉之急变了，物资不再紧缺，早日清零成为更多人的诉求。

“社会新冠感染病例迟迟不能清零，和之前的无序团购有很大关系，有序化管理后，相信情况会得到好转。”沈明说。

团长难当，还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据叮咚买菜方面透露，3月18日，邻里团上线后，仅十几天时间，就迅速覆盖上海3000个小区，单量达到60万单。需求量之大，使得平台超负荷运转，最终只能暂停运营数日，以缓解后台巨大的配送压力。据叮咚买菜相关负责人透露，邻里团的团长几乎都是网上招募的小区里的志愿者。

由此可见，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上海团购需求量之大，上海市民对团长的依赖程度也很高。



每次团购都在几万元的量级，而收钱是让团长最苦恼的事。来源：视觉中国

同样因团购需求巨大，感觉事情的发展有点无法控制的还有王楠。在线文档在网上经过持续发酵后，涌入了大量的上海居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我们有点吃不消，虽然整个团队有五十多人，但依旧力不从心”。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加群的人资质良莠不齐，很多微商、筹款诈骗等不法分子也相继进群，但他们根本没有对此进行审核把关的能力。

陆爷所在的小区，有一千多户居民，每次团购都在几万元的量级，而收钱是让她最苦恼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她也遇到过一些冲突和不信任。曾有居民在团购之初非常担心被骗，希望能够货到付款，但大部分工厂只接受全款预订，“在当时的情况下，工厂的要求都是不付钱就拿不到货。”

“当时，我首先要保证的是邻居们的钱财安全问题。”所以，当时在商家的资质审核上，陆爷不敢有半点马虎。她也要求群里所有的邻居都要进行实名制，生怕有任何闪失，就需要担负法律责任。

林宁在做团长期间，也曾因是否触犯法律而苦恼过。

因为看到志愿者工作很辛苦，林宁和她男朋友想要筹款给志愿者捐赠物资。这一想法跟社区报备后，也获得了社区许可，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人开始怀疑她们非法集资，并在群里闹了起来。

事后，她咨询了一些法律从业者朋友，有关非法集资相关规定。该朋友对她说：“（你的）操作上确实有些漏洞。”

林宁对此很懊恼，她始终想不通，明明承诺过，会公布所有钱款去向，聊天记录、转账截图等，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质疑呢？

对于团长的法律责任界定，上海中联事务所律师胡峰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因团长的类型不同，其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均不相同。在此需强调的是，除了小部分转售获利型的团长有可能构成经营者以外，其他类型的团长均是不构成经营者的普通民事主体，不可能构成哄抬物价、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适格主体，自然也不应承担与之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他表示，由于团长向居民提供的服务为情谊行为，团长与居民之间没有任何受约束的合同义务关系，在存在组团不成功，或所购物资存在瑕疵的情况，团长自然也不用向居民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在团购交易成功后，团长也不负有分发货物的法律义务。虽然团长有可能向居民承担侵权责任，但由于情谊行为的利他性，团长应获得法律上的责任优待，即团长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居民损害的情况下，才向居民承担侵权责任，不承担基于轻微过失的侵害责任。

（文中何微、王楠、林宁、陆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