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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目前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型城市,约有533万老年人,占总人口36.1%。疫情封控的当下,老人们不会使用互联网订菜、买药、获取信息,需求难以被外界看到。

79岁的周文龙是一位独居老人。他所在的宝山区旧小区老人聚集,还有照顾90岁老父亲的60岁老人。眼下,周文龙和他的老邻居们不得不在不熟悉互联网的情况下,想办法应对日常的挑战。



坐到客厅的座机前,上海老人周文龙决定给外甥女许慧打求助电话的时候,厨房里已经没有一点蔬菜瓜果了。

清早8点不到,四月的春日阳光洒入屋内,隔壁104室照顾瘫痪阿婆的保姆刚走。这天是4月6号,上海市宝山区开始封控的第6天。那个保姆来敲门的时候,周文龙正在客厅听新闻。开了门后,她跟周文龙说,自己和阿婆的菜吃完了,阿婆的子女还没买到菜,想问问周文龙家还有没有,有的话借一些,救救急。周文龙只能告诉她,自己的厨房里,也不剩任何蔬菜了。

3月底,上海因奥密克戎变异株肆虐,在新一轮新冠疫情中,宣布全市逐步展开封控。泗塘一村的封控节奏跟随宝山区,一开始宣布的预计封控时间是从4月1日到5日,共5天。周文龙今年79岁,没有结婚娶妻,平日里一人独居在宝山区泗塘一村的住房里,住在长宁区的外甥女许慧不时会来他家中照料。宣布封控之后,外甥女许慧就不便跨区来看望了。周文龙知道,孩子没有闲着,封控期间作为志愿者在长宁区为居民奔走联系物资。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愿打电话麻烦晚辈。

图 | 封控中的小区门口

电话那头没有接通,再打,十几次,依然无人接听。不得已,周文龙从智能手机里点开微信,摸索着给外甥女打过去一通语音电话。

通过微信,周文龙好不容易联络上了许慧。接了语音电话,许慧给老人道歉——她不小心点开了手机“勿扰模式”,因此电话打不进来。这几天她作为志愿者忙着协调物资,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

周文龙需要的东西不多,许慧记下后,在朋友圈发布消息,求助宝山区有条件给老人送去果蔬的志愿者,很快就收到了许多回复。当天中午,一家救助独居老人的公益组织应下了周文龙的需求,除了周文龙老人列的果蔬,还多准备了一些馒头和辣酱。

本来,菜应该是够吃的。

3月30日清早,得知小区将在4月1日开始封控,周文龙去了小区门口的菜市场买菜。不到9点,菜市场异于往常地拥挤。平时这个点,来光顾的大多是周文龙这个年纪的老人。封控的时间确定后,周围的居民不约而同地到菜场采买囤货。“人太多啦,后来的人都没得选。”周文龙说,那时候,在菜市场采买的人们顾不上营养搭配等细致的挑选规则,一切以储备为要。

按部就班地采买了5天的果蔬粮食,周文龙老人回到了家中,安心等待封控过去。他每天的生活简单,看电视、听新闻、吃饭吃药。社区大概隔两天会组织一次核酸检测,排到哪栋楼就会有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在外面播报,叫到周文龙后,他就坐着家门口的电动轮椅去居委会处排队。

平常,周文龙老人吃得讲究,是疾病所迫。60岁出头的时候,他罹患了糖尿病,在医生的嘱咐下,他谨慎注意不吃鸡蛋、牛肉、羊肉这些发物,靠一些清淡、新鲜的时蔬、瓜果补充营养。糖尿病缠人,除了注意饮食,周文龙每天一早还要给自己注射药剂,否则血糖失控,就有引发并发症的风险。患了糖尿病之后,周文龙双腿的旧疾脉管炎愈发严重,他更少出门了,即便要出去,也离不开电动轮椅或拐杖。



图 | 许慧镜头下的舅舅

特殊时期,寻常人家囤好面条与大米,基本的果腹需求无忧。但对于周文龙这样的糖尿病人来说,面条和白饭富含淀粉,进入人体后会快速转化为葡萄糖升高血糖,糖尿病人平时会减少摄入这类食物。

刚开始封控时,周文龙还会将荤素搭配好,烧个菜配米饭吃。随着菜越吃越少,每种原材料只剩一点,周文龙把这些食材归拢起来,烧了一大碗浇头。他就着浇头吃完一顿饭,把剩下的放进冰箱,后来每顿饭就拿出来用微波炉热一热,在挂面或者米饭上浇两勺,能吃一个星期。

4月6日,宝山区没有如事先规划的那样解封,周文龙和邻居们还得在家再挨几天。为了避免每餐只有主食的情况发生,周文龙只能省着青菜吃,实在饿得慌,就多吃面条或者白饭填肚皮。周文龙原本盘算着,如果社区不给送菜,家里的还存着酱菜,可以将就撑几天。但得知隔壁90多岁的阿婆家也没了蔬菜,才决定给外甥女打通电话试试。

新闻播报说,上海市各区开始给居民发放“蔬菜大礼包”,礼包里有青菜和肉蛋,充足丰盛。周文龙听后,对此产生了期待。4月6日封控延长,周文龙和小区里的人都还没有收到过社区发放的蔬菜大礼包,他试过询问居委会,没有得到回复。4月10日,居委会给周文龙和小区居民们发放了蔬菜大礼包。

周文龙至今习惯使用客厅那台老电话联系外界,拨打那通微信语音电话,就生生摸索了几分钟。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年迈的周文龙觉得力不从心。这也是造成他眼下难处的症结之一:“现在年轻人都用网络抢菜,我很笨的,不会用网络。”周文龙从新闻里知道,会用网络抢菜的年轻人,情况也不乐观。“他们也很难抢到的呀,现在问题是钱再多有时候也买不到菜。”

在上海这座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里,约有老年人口约533万,占总人口的36.1%。在数量庞大的老人中,独居老年的人数约有30.52万人。

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障碍,普遍存在于中老年人群体中。在此次上海因疫情封控的特殊情况里,许多组织过小区团购的年轻人发现,很多老人不会使用对话接龙、小程序等功能。老人们对移动互联网力不从心,集体团购中,组织者往往要留出精力帮助老人填写需求,他们很难自己用网络补充菜篮子。像周文龙这样有心无力的老年人,只能用“少吃一口”的方法,尽量挨过去。

老人们的处境,是这场疫情里一个重要的难题。



周文龙居住的泗塘一村小区竣工于上世纪90年代,墙体斑驳老旧。目前约有4000多户人家住在小区里。年迈的不止是房子,还有住在这里的居民。“光是我隔壁,几户都是老人,”周文龙说,“有人比我年纪都大,90多岁。”泗塘一村小区老人多,在周文龙的讲述中,封控之前,老人们喜欢在路边聚在一起聊天、发呆。

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走出屋子活动,常年呆在屋子里,不被看见。周文龙隔壁的104室,住着一位90岁的阿婆,因为患有脑梗,一次摔跤后丧失了行动与说话的能力,常年躺在床上,雇了住家保姆照看。周文龙听说,阿婆的子女其实都在上海本地,但是眼下各区因为疫情封控,儿女们无法跨区看望。

住在这里,周文龙经常会遇到对楼住着的一位60来岁的老人。在周文龙印象中,那是个热心的人,平日里遇到周文龙买了东西从小区门口往家里走,他会上来搭把手。有一次得知周文龙家里灯坏了,还来过来帮他换过灯泡。那位老人年轻时去了非洲工作,回国后和妻子一起照料93岁的父亲。



图 | 周文龙的住所

对于老人们来说,比食物匮乏更为让人焦虑的,是无法及时补充的药品以及医疗资源。

因为封控,各区的医院、药店只开设定点几处。病患若要外出就医需要拨打急救电话,乘救护车外出,不时会出现急救资源拥堵的情况。三月末,互联网上流传一份名为“上海医疗紧急救助”的民间互助文档,人们自发把自己以及得知的他人需要帮助的信息填写上去,等有条件帮助的市民提供帮助。其中,因无法外出就医、买不到相应药品而求助的信息超过500条,像周文龙这样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在等待中成为最脆弱的群体。

周文龙每月五千多元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块要用于购买治疗糖尿病、哮喘和心脏病的各种药品。

2006年从虹口区搬到泗塘一村的时候,周文龙方刚步入老年。腿脚开始有些不便,糖尿病也总是反复,为了方便走动,他买下了这套位于一楼的屋子。“刚来的时候人还是很好的,现在就要吃好多药。”他说。

这些年,疾病一个接着一个找上门来。周文龙用一个包袱装自己每天要吃、注射的药物,包袱也越来越鼓。

糖尿病之外,他还是哮喘病患者。没有严重发作前,周文龙还以为哮喘是个“吃点药就能应付”的病,不会危及生命。直到2020年6月,他发作了一次严重哮喘。那天他独自在家,本来只是有些胸闷,突然开始咳嗽,呼吸不上来。缺氧和恐惧之下,意识变得混乱,他只记得自己胡乱拨打了许慧的电话。听到电话里的动静,许慧吓坏了,叫了救护车从长宁区直奔宝山区周文龙舅舅的家中,把周文龙救了回来。

那一次,周文龙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这个之前“不起眼”的病,让周文龙感觉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出院后都觉得身体比以前笨重、脆弱了。离不开的药又多了几样,周文龙再不敢小瞧这个病。

每天清晨,周文龙都会咳嗽,气管里有淤痰,吃了化痰止咳的药才能舒服些。封控前周文龙偶尔会和小区里的邻居闲聊几句,因为患哮喘,周文龙平不能长时间讲话,封控在家后,他讲话更少了。

4月7日,家中用来缓解哮喘用的枇杷止咳胶囊还剩8颗。以往,每天周文龙要吃三次这种胶囊,现在因为封控无法购药,周文龙把服药频率改为一日一次。哮喘的不适感时不时传来,胸闷、咳嗽不能及时吃药抑制,周文龙开始习惯用稳定情绪少说话的方式缓解。治疗糖尿病的依帕司他片、祛痰平喘的金荞麦片也剩得不多了,他担心一旦吃完不能及时续上。



图 | 医疗互助文档截图

目前,上海市各区开放了“互联网医院”,市民可以用智能手机扫码进行操作复诊、配药;买药途径有各种软件、小程序……但周文龙不会操作:“我连电话都拨不好,何况是网络。”

周文龙老人并非特例,互联网上,许多年轻人帮老人们发布求药信息。还有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各种买药渠道失败,不是开不了药、无法送达,就是药品正在调货中,只能干等着。

周文龙说,自己试过打电话给居委会反映现在配药难的情况。但对方答应后,不知道为什么药还是没有配下来,也有几次,电话没有人接。他并不恼,一方面是因为封控期间自己的病情还算稳定,另外,他觉得自己的需求得不到解决很正常:“1个居委负责1000多户人家,哦呦不得了,忙得要死了。(他们)简直是没什么休息,所以也不能怪他们,你说对不对?”

疫情封控下,周文龙并不想事事都麻烦外甥女。买药从头等大事,变成了周文龙觉得能忍过去的事。“药不够用,一是大家都不能出门,不好叫人帮我买;第二个是药房大部分都关掉了,只能自己克服,少吃一点。”

但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因为“少吃一点药”而不舒服。“不好受的。”周文龙低声说。



身体的病痛让周文龙不时变得焦躁。不发病时,他是个十足的乐天派,见到谁都是笑呵呵的样子,但最近几年他离不开那些药,吃一点就变好,没有药就开始心慌。

泗塘一村小区绿化率不高,周文龙住在一楼,门前的土地光秃秃的,从窗前能望见不远处小区通道旁成排停放的自行车。好在屋子的另一侧可以看见春天的端倪,他的屋后有棵桂花树,是他刚搬过来时托人种下的,现在长得约有两层楼高。

周文龙腿脚不便,如今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处房子里度过。他常坐在房间里看窗外的桂花树,晒太阳的时候,他能望见一团朦胧的绿色。几日前发现桂花开了些,他把窗子打开,阳光和桂花香都被送进屋里,看着春天里一切生机勃勃的样子,他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

“应该很快就会解封了。”周文龙相信。

6号给外甥女打完电话,当天中午,周文龙便接到电话,救助组织的年轻人让他到社区门口拿蔬菜物资。



图 | 志愿者给周文龙带来的蔬菜

把菜取回家,周文龙老人给两户家里有90岁老人的邻居分了一些。南瓜、牛肉辣酱给了保姆一家,娃娃菜、青菜给了对面楼栋的那对父子,自己留了一些黄瓜、番茄,“我一个人吃不多的,马马虎虎就行的。”他更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觉得这是自己没白活一天的意义。

对于他来说,现在封控在家的生活比以前六十、七十年代的苦日子好过多了:“还有电视可看。”

只是生活的规律被打乱了。封控之前,周文龙会在小区里晒太阳、去附近的公园转转,每周有5天老人长期护理保险的护工来为他护理腿部关节,外甥女每周也会来看顾自己两三次。

现在日子换了过法。每天除了做核酸、取东西之外不能出门,周文龙只好看电视,日夜颠倒,晚上精神早晨困。

“早上看电视,中午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我睡不着觉也看电视。”周文龙说。白天无所事事,晚上周文龙睡不着的时候更多了。

他耳朵不好用,每次看电视电视声音放得很大,新闻播报的声音就在三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涤荡。周文龙唯一擅长使用的智能家电,是家里的天猫精灵,因为最关心新闻,他用得勤:“你想看什么给它说,什么国际新闻、上海新闻、全国新闻,就都可以给播出来的。”

周文龙每天定时定点播放上海新闻。听听看今天有多少人得了新冠,有没有本地政策的调整,当天几百个确诊,几万个感染者也记得清清楚楚。

泗塘一村前面的菜场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前些日子有几个人感染上了新冠,菜场关了,人也被集中隔离了起来。“现在检测两道杠要被隔离的,”周文龙叹了口气,“天灾人祸的事,我们要当心一点,我在屋子里都戴着口罩的。”

大多数时候,他的安全感来源于外界。每天会有一个志愿者团队负责给周文龙打电话,确认他当日的健康状态,若有什么事情会及时告知许慧。4月10号,收到社区发放的蔬菜大礼包后,他特意打电话告诉了许慧,这下子有蔬菜也有大米了。“很开心的呀,”他说,“证明我们还是被社会关照的!”

冰箱里那碗浇头还剩不少,外甥女和社区送来的蔬菜尚未吃完,周文龙觉得自己目前的封控生活还算有保障。但现在,能否及时买到药的未知依旧令他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