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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目前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型城市，约有533万老年人，占总人口36.1%。疫情封控的当下，老人们不会使用互联网订菜、买药、获取信息，需求难以被外界看到。
79岁的周文龙是一位独居老人。他所在的宝山区旧小区老人聚集，还有照顾90岁老父亲的60岁老人。眼下，周文龙和他的老邻居们不得不在不熟悉互联网的情况下，想办法应对日常的挑战。
坐到客厅的座机前，上海老人周文龙决定给外甥女许慧打求助电话的时候，厨房里已经没有一点蔬菜瓜果了。
清早8点不到，四月的春日阳光洒入屋内，隔壁104室照顾瘫痪阿婆的保姆刚走。这天是4月6号，上海市宝山区开始封控的第6天。那个保姆来敲门的时候，周文龙正在客厅听新闻。开了门后，她跟周文龙说，自己和阿婆的菜吃完了，阿婆的子女还没买到菜，想问问周文龙家还有没有，有的话借一些，救救急。周文龙只能告诉她，自己的厨房里，也不剩任何蔬菜了。
3月底，上海因奥密克戎变异株肆虐，在新一轮新冠疫情中，宣布全市逐步展开封控。泗塘一村的封控节奏跟随宝山区，一开始宣布的预计封控时间是从4月1日到5日，共5天。周文龙今年79岁，没有结婚娶妻，平日里一人独居在宝山区泗塘一村的住房里，住在长宁区的外甥女许慧不时会来他家中照料。宣布封控之后，外甥女许慧就不便跨区来看望了。周文龙知道，孩子没有闲着，封控期间作为志愿者在长宁区为居民奔走联系物资。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愿打电话麻烦晚辈。
图 ｜ 封控中的小区门口电话那头没有接通，再打，十几次，依然无人接听。不得已，周文龙从智能手机里点开微信，摸索着给外甥女打过去一通语音电话。
通过微信，周文龙好不容易联络上了许慧。接了语音电话，许慧给老人道歉——她不小心点开了手机“勿扰模式”，因此电话打不进来。这几天她作为志愿者忙着协调物资，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
周文龙需要的东西不多，许慧记下后，在朋友圈发布消息，求助宝山区有条件给老人送去果蔬的志愿者，很快就收到了许多回复。当天中午，一家救助独居老人的公益组织应下了周文龙的需求，除了周文龙老人列的果蔬，还多准备了一些馒头和辣酱。
本来，菜应该是够吃的。
3月30日清早，得知小区将在4月1日开始封控，周文龙去了小区门口的菜市场买菜。不到9点，菜市场异于往常地拥挤。平时这个点，来光顾的大多是周文龙这个年纪的老人。封控的时间确定后，周围的居民不约而同地到菜场采买囤货。“人太多啦，后来的人都没得选。”周文龙说，那时候，在菜市场采买的人们顾不上营养搭配等细致的挑选规则，一切以储备为要。
按部就班地采买了5天的果蔬粮食，周文龙老人回到了家中，安心等待封控过去。他每天的生活简单，看电视、听新闻、吃饭吃药。社区大概隔两天会组织一次核酸检测，排到哪栋楼就会有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在外面播报，叫到周文龙后，他就坐着家门口的电动轮椅去居委会处排队。
平常，周文龙老人吃得讲究，是疾病所迫。60岁出头的时候，他罹患了糖尿病，在医生的嘱咐下，他谨慎注意不吃鸡蛋、牛肉、羊肉这些发物，靠一些清淡、新鲜的时蔬、瓜果补充营养。糖尿病缠人，除了注意饮食，周文龙每天一早还要给自己注射药剂，否则血糖失控，就有引发并发症的风险。患了糖尿病之后，周文龙双腿的旧疾脉管炎愈发严重，他更少出门了，即便要出去，也离不开电动轮椅或拐杖。
图 ｜ 许慧镜头下的舅舅
特殊时期，寻常人家囤好面条与大米，基本的果腹需求无忧。但对于周文龙这样的糖尿病人来说，面条和白饭富含淀粉，进入人体后会快速转化为葡萄糖升高血糖，糖尿病人平时会减少摄入这类食物。
刚开始封控时，周文龙还会将荤素搭配好，烧个菜配米饭吃。随着菜越吃越少，每种原材料只剩一点，周文龙把这些食材归拢起来，烧了一大碗浇头。他就着浇头吃完一顿饭，把剩下的放进冰箱，后来每顿饭就拿出来用微波炉热一热，在挂面或者米饭上浇两勺，能吃一个星期。
4月6日，宝山区没有如事先规划的那样解封，周文龙和邻居们还得在家再挨几天。为了避免每餐只有主食的情况发生，周文龙只能省着青菜吃，实在饿得慌，就多吃面条或者白饭填肚皮。周文龙原本盘算着，如果社区不给送菜，家里的还存着酱菜，可以将就撑几天。但得知隔壁90多岁的阿婆家也没了蔬菜，才决定给外甥女打通电话试试。
新闻播报说，上海市各区开始给居民发放“蔬菜大礼包”，礼包里有青菜和肉蛋，充足丰盛。周文龙听后，对此产生了期待。4月6日封控延长，周文龙和小区里的人都还没有收到过社区发放的蔬菜大礼包，他试过询问居委会，没有得到回复。4月10日，居委会给周文龙和小区居民们发放了蔬菜大礼包。
周文龙至今习惯使用客厅那台老电话联系外界，拨打那通微信语音电话，就生生摸索了几分钟。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年迈的周文龙觉得力不从心。这也是造成他眼下难处的症结之一：“现在年轻人都用网络抢菜，我很笨的，不会用网络。”周文龙从新闻里知道，会用网络抢菜的年轻人，情况也不乐观。“他们也很难抢到的呀，现在问题是钱再多有时候也买不到菜。”
在上海这座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里，约有老年人口约533万，占总人口的36.1%。在数量庞大的老人中，独居老年的人数约有30.52万人。
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障碍，普遍存在于中老年人群体中。在此次上海因疫情封控的特殊情况里，许多组织过小区团购的年轻人发现，很多老人不会使用对话接龙、小程序等功能。老人们对移动互联网力不从心，集体团购中，组织者往往要留出精力帮助老人填写需求，他们很难自己用网络补充菜篮子。像周文龙这样有心无力的老年人，只能用“少吃一口”的方法，尽量挨过去。
老人们的处境，是这场疫情里一个重要的难题。
周文龙居住的泗塘一村小区竣工于上世纪90年代，墙体斑驳老旧。目前约有4000多户人家住在小区里。年迈的不止是房子，还有住在这里的居民。“光是我隔壁，几户都是老人，”周文龙说，“有人比我年纪都大，90多岁。”泗塘一村小区老人多，在周文龙的讲述中，封控之前，老人们喜欢在路边聚在一起聊天、发呆。
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走出屋子活动，常年呆在屋子里，不被看见。周文龙隔壁的104室，住着一位90岁的阿婆，因为患有脑梗，一次摔跤后丧失了行动与说话的能力，常年躺在床上，雇了住家保姆照看。周文龙听说，阿婆的子女其实都在上海本地，但是眼下各区因为疫情封控，儿女们无法跨区看望。
住在这里，周文龙经常会遇到对楼住着的一位60来岁的老人。在周文龙印象中，那是个热心的人，平日里遇到周文龙买了东西从小区门口往家里走，他会上来搭把手。有一次得知周文龙家里灯坏了，还来过来帮他换过灯泡。那位老人年轻时去了非洲工作，回国后和妻子一起照料93岁的父亲。
图 ｜ 周文龙的住所
对于老人们来说，比食物匮乏更为让人焦虑的，是无法及时补充的药品以及医疗资源。
因为封控，各区的医院、药店只开设定点几处。病患若要外出就医需要拨打急救电话，乘救护车外出，不时会出现急救资源拥堵的情况。三月末，互联网上流传一份名为“上海医疗紧急救助”的民间互助文档，人们自发把自己以及得知的他人需要帮助的信息填写上去，等有条件帮助的市民提供帮助。其中，因无法外出就医、买不到相应药品而求助的信息超过500条，像周文龙这样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在等待中成为最脆弱的群体。
周文龙每月五千多元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块要用于购买治疗糖尿病、哮喘和心脏病的各种药品。
2006年从虹口区搬到泗塘一村的时候，周文龙方刚步入老年。腿脚开始有些不便，糖尿病也总是反复，为了方便走动，他买下了这套位于一楼的屋子。“刚来的时候人还是很好的，现在就要吃好多药。”他说。
这些年，疾病一个接着一个找上门来。周文龙用一个包袱装自己每天要吃、注射的药物，包袱也越来越鼓。
糖尿病之外，他还是哮喘病患者。没有严重发作前，周文龙还以为哮喘是个“吃点药就能应付”的病，不会危及生命。直到2020年6月，他发作了一次严重哮喘。那天他独自在家，本来只是有些胸闷，突然开始咳嗽，呼吸不上来。缺氧和恐惧之下，意识变得混乱，他只记得自己胡乱拨打了许慧的电话。听到电话里的动静，许慧吓坏了，叫了救护车从长宁区直奔宝山区周文龙舅舅的家中，把周文龙救了回来。
那一次，周文龙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这个之前“不起眼”的病，让周文龙感觉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出院后都觉得身体比以前笨重、脆弱了。离不开的药又多了几样，周文龙再不敢小瞧这个病。
每天清晨，周文龙都会咳嗽，气管里有淤痰，吃了化痰止咳的药才能舒服些。封控前周文龙偶尔会和小区里的邻居闲聊几句，因为患哮喘，周文龙平不能长时间讲话，封控在家后，他讲话更少了。
4月7日，家中用来缓解哮喘用的枇杷止咳胶囊还剩8颗。以往，每天周文龙要吃三次这种胶囊，现在因为封控无法购药，周文龙把服药频率改为一日一次。哮喘的不适感时不时传来，胸闷、咳嗽不能及时吃药抑制，周文龙开始习惯用稳定情绪少说话的方式缓解。治疗糖尿病的依帕司他片、祛痰平喘的金荞麦片也剩得不多了，他担心一旦吃完不能及时续上。
图 ｜ 医疗互助文档截图
目前，上海市各区开放了“互联网医院”，市民可以用智能手机扫码进行操作复诊、配药；买药途径有各种软件、小程序……但周文龙不会操作：“我连电话都拨不好，何况是网络。”
周文龙老人并非特例，互联网上，许多年轻人帮老人们发布求药信息。还有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各种买药渠道失败，不是开不了药、无法送达，就是药品正在调货中，只能干等着。
周文龙说，自己试过打电话给居委会反映现在配药难的情况。但对方答应后，不知道为什么药还是没有配下来，也有几次，电话没有人接。他并不恼，一方面是因为封控期间自己的病情还算稳定，另外，他觉得自己的需求得不到解决很正常：“1个居委负责1000多户人家，哦呦不得了，忙得要死了。（他们）简直是没什么休息，所以也不能怪他们，你说对不对？”
疫情封控下，周文龙并不想事事都麻烦外甥女。买药从头等大事，变成了周文龙觉得能忍过去的事。“药不够用，一是大家都不能出门，不好叫人帮我买；第二个是药房大部分都关掉了，只能自己克服，少吃一点。”
但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因为“少吃一点药”而不舒服。“不好受的。”周文龙低声说。
身体的病痛让周文龙不时变得焦躁。不发病时，他是个十足的乐天派，见到谁都是笑呵呵的样子，但最近几年他离不开那些药，吃一点就变好，没有药就开始心慌。
泗塘一村小区绿化率不高，周文龙住在一楼，门前的土地光秃秃的，从窗前能望见不远处小区通道旁成排停放的自行车。好在屋子的另一侧可以看见春天的端倪，他的屋后有棵桂花树，是他刚搬过来时托人种下的，现在长得约有两层楼高。
周文龙腿脚不便，如今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处房子里度过。他常坐在房间里看窗外的桂花树，晒太阳的时候，他能望见一团朦胧的绿色。几日前发现桂花开了些，他把窗子打开，阳光和桂花香都被送进屋里，看着春天里一切生机勃勃的样子，他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
“应该很快就会解封了。”周文龙相信。
6号给外甥女打完电话，当天中午，周文龙便接到电话，救助组织的年轻人让他到社区门口拿蔬菜物资。
图 ｜ 志愿者给周文龙带来的蔬菜
把菜取回家，周文龙老人给两户家里有90岁老人的邻居分了一些。南瓜、牛肉辣酱给了保姆一家，娃娃菜、青菜给了对面楼栋的那对父子，自己留了一些黄瓜、番茄，“我一个人吃不多的，马马虎虎就行的。”他更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觉得这是自己没白活一天的意义。
对于他来说，现在封控在家的生活比以前六十、七十年代的苦日子好过多了：“还有电视可看。”
只是生活的规律被打乱了。封控之前，周文龙会在小区里晒太阳、去附近的公园转转，每周有5天老人长期护理保险的护工来为他护理腿部关节，外甥女每周也会来看顾自己两三次。
现在日子换了过法。每天除了做核酸、取东西之外不能出门，周文龙只好看电视，日夜颠倒，晚上精神早晨困。
“早上看电视，中午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我睡不着觉也看电视。”周文龙说。白天无所事事，晚上周文龙睡不着的时候更多了。
他耳朵不好用，每次看电视电视声音放得很大，新闻播报的声音就在三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涤荡。周文龙唯一擅长使用的智能家电，是家里的天猫精灵，因为最关心新闻，他用得勤：“你想看什么给它说，什么国际新闻、上海新闻、全国新闻，就都可以给播出来的。”
周文龙每天定时定点播放上海新闻。听听看今天有多少人得了新冠，有没有本地政策的调整，当天几百个确诊，几万个感染者也记得清清楚楚。
泗塘一村前面的菜场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前些日子有几个人感染上了新冠，菜场关了，人也被集中隔离了起来。“现在检测两道杠要被隔离的，”周文龙叹了口气，“天灾人祸的事，我们要当心一点，我在屋子里都戴着口罩的。”
大多数时候，他的安全感来源于外界。每天会有一个志愿者团队负责给周文龙打电话，确认他当日的健康状态，若有什么事情会及时告知许慧。4月10号，收到社区发放的蔬菜大礼包后，他特意打电话告诉了许慧，这下子有蔬菜也有大米了。“很开心的呀，”他说，“证明我们还是被社会关照的！”
冰箱里那碗浇头还剩不少，外甥女和社区送来的蔬菜尚未吃完，周文龙觉得自己目前的封控生活还算有保障。但现在，能否及时买到药的未知依旧令他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