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看整个形势的发展，如果量太多的话，有条件可以居家隔离。”
这是在上海疫情的攀升期，《人民日报》旗下媒体与上海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陈尔真的对话。
陈尔真这个回答的背景，是上海严峻的抗疫形势。
最近的一周里，作为全国抗疫的焦点，上海的新冠感染者日增从1000、2000迅速攀升至5000、9000直至持续过万。
就在昨日，上海新增确诊加无症状感染者17077人。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中，上海的总感染人数已达9万人——绝大多数是无症状感染者，已超过了两年前武汉的感染人数，且这个人数仍在攀升中。陈尔真表示，这次上海疫情的规模“比武汉还要大”。
面对如此大量的以无症状感染者为主的感染人群，开始讨论居家，是部分疾控专业人员、民众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的下意识的选择。
上周，一段在本地社群中广被传播的音频中，一位上海疾控的专业人员在群众的投诉电话中建议，“轻症无症状你不要把人家转走了，就在家里隔离”。
也是在上周，上海有小区楼栋发布倡议，一旦楼栋出现阳性，无重症情况下，自愿不去方舱，责任共担。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我最希望的是一旦有问题，在轻症和无症状的情况下，我和孩子一起在家隔离，不要去挤占社会的资源。”
民间的声音似乎正在表明：面对这个病毒传播力R0值已超过10，但重症率极低的奥密克戎毒株，人们对病毒本身的恐惧，正在转向对隔离及其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恐惧。
在这种背景下，毒性更弱的奥密克戎成为新冠的主要毒株，使得居家隔离成为了一种可选项。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张玉蛟向八点健闻分析，2020年的武汉疫情中，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较为有限，且当时的病毒致死率比现在高得多，防微杜渐十分有必要，方舱几乎是唯一解。如今的新毒株奥密克戎重症率更低，传播力又太高，感染规模过大，且已有了相关疫苗存在，这都为考虑居家隔离提供了可能。
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则进一步解释，新冠本来是个自限性的疾病，感染后几天内会与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行“战斗”，此消彼长。对无症状感染者来说，居家环境较为熟悉，心情比较放松，能提供较好的的营养和睡眠，可能更有利于恢复。而受到惊吓、着凉等因素都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影响，“无症状患者到了方舱有一定可能转成有症状的患者”。
另一方面，大量的感染、隔离严重影响了医疗及社会资源的正常分配。
面对这样一种已有数万的现存感染者，且有能力迅速进行指数级传播的病毒，即使是医疗资源充裕的上海，也感到了捉襟见肘。
上海现有定点医院、后备定点医院、方舱医院10余家，最大的方舱医院有1.5万张床位，用时8天建成。
2020年，面对新冠的原始毒株，武汉的方舱医院床位总数也不过数万张。到了两年后的今天，两倍多的人口，和传播能力有原始毒株数倍的新病毒，上海的方舱医院还需要建多少？建方舱医院的速度能赶上感染者增长的速度吗？这一切都令人担忧。
方舱医院建立后，还需要配备物资、人力和医疗服务。据财新报道，上海的集中隔离点已面临着医护、后勤保障不足的问题：有隔离点10多人一间打地铺，包括一些婴童，有交叉感染风险；运行初期三餐供应不定时，棉被不足御寒。一些隔离点缺乏医疗服务。婴幼儿脱离父母隔离的争议，在热搜榜上居高不下。
随着大量方舱隔离消耗大量的公共资源，次生灾害也在逐步显现。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因急救120负荷大等原因，上海部分透析病人无法按时做血透，生命受到极大威胁。而上海有约两万名透析病人。
“如此巨量的感染者，都要按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没有哪个城市受得了……这种预案肯定也是看上去很美，在实践中一定是顾此失彼的。”前上海市疾控中心疫苗专家陶黎纳说。
但面对如此巨量的感染者，如果此时仓促之间选择居家，会带来什么？
香港病毒学家金冬雁提到了香港的例子，那是吉林和上海疫情之前，最为瞩目的中国城市疫情。
在香港疫情早期，大量轻症患者涌入医院，一度造成医疗资源挤兑，老年人、有基础疾病者等高危人群无法及时就医。而到了疫情晚期，虽然政府从未明确感染者可以居家隔离，但多数感染者实际上正在居家隔离。几天前特首就曾估计，当时有30万感染者在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截至目前，香港新冠死亡人数已超8000人。
而与香港相比，在强调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的新加坡，因为主动做好各种配套措施，如动员家庭医生、保证高疫苗接种率等，感染人数和香港相差无几，死亡率却不到香港的1/5。
无症状和轻症居家，中国准备好了吗？
从一定意义上，居家隔离把新冠感染的相关风险和压力从政府和社会转到个人和家庭。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个人和家庭可以受得起这种压力？” 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教授陆蒙吉向八点健闻提到。
对于在现阶段的中国，实行轻症居家隔离，这位华裔德国病毒学家表示当下时机不是很成熟。
陆蒙吉认为：“在灾难的时候，不能光考虑一部分人的不方便，首先要考虑的是最薄弱的那部分人群，因为一旦灾难袭来，他们需要承受会更受到最大的伤害，而对于这些人，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得很好了，才是问题的关键。”
他提到，在德国，对于新冠的处置，“整个民众已经接受了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且医疗服务由社区医生作为主体承担，可以提供照顾和救护。而反观中国，相当部分家庭的住宿条件难以满足居家隔离的要求，基本医学知识缺乏，不能够对自己的病情作出合理的判断。基层医疗力量薄弱，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如何获得救护，并没有预案和分级诊疗体系作支撑。”
因而，陆蒙吉认为，“在没有足够的支撑体系的条件下，一旦实施无症状居家隔离，奥密克戎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德尔塔还要大。”
我们与国外的居住条件不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赵大海教授同样表示，“在中国，很多家庭是没有感染者与非感染者的物理隔绝条件的，一旦居家隔离，一人感染就约等于全家感染，至少以现在的条件判断，这是不符合伦理学要求的”。
除了家庭本身的条件之外，还要考虑其他家庭成员、街坊邻居以及社区成员的意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补充，“如果公寓或社区里出现了一例阳性感染者 ，那老人、孕妇、儿童家庭是否真心接受该病例居家隔离，他们是否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
客观条件之外，另一个问题在于就诊习惯和对待新冠的态度。
基于对管控区人群的管理经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提到：“如果说我们几万例轻症、无症状都居家隔离，基于普通人的就医习惯及其对新冠的恐惧，他大概率仍然是一发烧就想找大夫。一些真实的反应是，120没来感染者就很紧张，甚至会又哭又闹，那么最终结果大概率还是要把他转移到集中隔离点，或者是派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考虑到这种情况，相比起来，集中管理成本更低”。
“国外的经验植入中国需要跨过客观的现实沟渠”，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谭晓东告诉八点健闻，“一个最基础的差异是生死观，现在大部分人认为感染新冠后，政府就应该全程负责，不管你是普通型还是无症状，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的”。
在中国，公共卫生必须需要对所有感染者及相关的其他需求给出全方位的管理和支持，它不仅体现在集中管控还是个体处置的偏向选择上——基于这种观念，一旦居家隔离，患者很难不产生被社会抛弃的感觉——还体现在居家隔离暗含的层层外延上。
谭晓东教授进一步解释，“在目前的中国，集中隔离不仅仅是传播学上的隔离，更是社会学上的隔离。把传染源从家庭、社区摘出来，不会再引起继发传染，从而在社会学上面给大家以鼓舞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粗放式的隔离方舱仍是中国抗疫中，最具可行性的一种方式。
而这种集中隔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只是各地储备不足的现实。
基于对现实情况的理解，谭晓东提醒，上海和吉林案例之后，各地要以切身处之的同理心根据本地需求、老百姓的意愿，做足兼具科学与人文关怀的大规模疫情预案，“比如，检测队伍怎么快速扩充？方舱医院、隔离点、定点医院等集中隔离场所要提前储备，准备好后，要考虑不同的感染者怎么进来，进到哪一级？老人、婴幼儿童、基础病患者的照护要怎么安排？医疗和志愿者队伍怎么搭建、培训？如果不够用，怎么进行区域支援……总之，要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
不过，目前，面对规模疫情风险更高的奥密克戎，关于要建多少方舱、怎么配比床护和志愿者、不同感染者怎么分级管理的技术标准的问题，官方尚未出台明确指导。
居家之路怎么走？
面对高传播、低重症低死亡的新病毒，不论是建设更多方舱医院以容纳更多人，还是无症、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这些争论折射出：当变异毒株引起超大规模疫情时，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传播能力极强，疫情发展的速度总能轻而易举地超过本地医疗资源的补足速度，在香港、吉林、上海均发生了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扩容而产生了收治不及时的时间差，“再加上检测难题，其实一部分感染者的确是处于居家状态的”， 一位流行病学家这样分析到。
“当然，在公共资源比较紧张的时候，或为应对更大规模的疫情而有意识地要保留一定资源，居家隔离可以作为一个补充、一个备选。当然，就国人多数人居住条件而言，居家隔离更适合密接者，而非感染者”，呼吸内科专家王广发曾这样告诉八点健闻。
金冬雁告诉八点健闻：比较香港与新加坡在疫情中的情况，可见，要争取做好预案为“主动居家”进行充分的准备。
而实际中，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居家的感染者若能尽可能做好自我居家管理，也许都将能影响疫情进展。
常荣山告诉八点健闻：奥密克戎流行株的传播力是原始毒株的4倍左右，任何的聚集行为都会造成感染面的扩大。但“95%以上阳性感染者症状是流感样症状，不是肺炎症状，不需要去医院，不需要用药，是可以自愈的。自觉地做到少出门、少聚集，核酸检测时保持2米距离，这些是主动防控，是根本之法”。
金冬雁则建议把准备的重点集中到疫情中最为脆弱的老人群体身上。
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面临着一个窗口期，那就是赶紧为老年人接种有足够效力的疫苗。要在医生的指导下case by case 地保证老年个体获得足够的抗体”，“可以打完疫苗就测抗体，个性化设计接种方案，直到有抗体为止”。
而一旦疫情来临，“要把疫苗接种率低且有基础病的60岁以上老人保护起来，可以给他逆向隔离，把老人隔离到宾馆、酒店保护起来”。
而对于60岁以下疫苗接种率较高且自身免疫力较强的健康人群，在可获得充足的物资保障和照料的前提下，为了切断感染者与家庭成员、社区成员间的传染，“最基础的条件是给感染者一间房，最好是有单独的卫浴设备。”
一家人均感染过奥密克戎的张玉蛟教授分享了他的经验，“我个人的症状就是咳嗽和有一个晚上的低热，孩子基本上没有任何症状”。“因为奥密克戎时代的新冠是自愈性的传染病，一般人熬过前面五天，症状就会逐渐消失了，像我们是在家里面待了十天，症状完全消失后就恢复了正常工作”。
“在必要的检测之外，居家的感染者还需必备一些止咳药、降温药，要备一些常用医疗设备，能够测体温、心率、血氧浓度”，张玉蛟教授提醒，“当感染者出现高烧、或你的血氧饱和度低于92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医院，它提示有发生肺炎的可能性”。
而分诊就关系到医疗支持的问题，居家隔离最关键的支持措施是通过各种监测和及时引导，将有危险因素的感染者及时筛选出来为其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治。
与家庭医生制度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对疾病的判断和引导依然需要新的队伍加入，比如中国的社区医生和远程资源，金冬雁告诉八点健闻，“那些小医院实际上具备分诊感染者的潜力。还有一个经验是要把心理医生、远程会诊做起来，恐惧中的轻症无症感染者，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持”。
对于出现紧急状况的感染者，及时的转运和医疗支持也需要经过细密的判断，“一定要把资源调配好，检测要分层分流，医院也要分层分流”。
而另一方面，在集中隔离与居家隔离为两端的光谱中间，依然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根据我们以前对管控区进行管理的经验，除了感染者，封控区里的其他人群也有各种各样的就医需求，有慢性病人，有突发各种疾病患者，还有一些烫伤、动物抓伤咬伤等等，这都需要社区的人调配救护车把他们也采用闭环管理送往医院”，李侗曾认为，将数万的感染者留在社区内，他们以及周围人会“不安”，上门医疗服务需求大概率只增不减，而成熟的方舱体系可以将感染者转移出来，并相对集中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一座城市对几个甚至几十个感染者的保障与对几万名感染者和他的密接的管理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的医疗资源储备也意味着巨量成本的投入，“有可能储备了用不上，也可能不够用”。
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在“动态清零”的要求下，当储备资源不足时，可能被分流出且能做好自我管理的非超级传播者将从各个链条上节省医疗资源。
“老百姓要保护医院，医院也要保护老百姓，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金冬雁提醒，“疫情下的肾透析、脑中风、心血管病人也要有医疗资源可用”。
这是一项关于科学认知、医疗资源、处置能力的长期的训练和启蒙，担心集中隔离舒适度的人群与担忧最弱势群体能力的人群短期内无法和解，ICU资源、药物、疫苗的地区差异需要时间补足。
规模性疫情是香港、吉林、上海的遭遇战，也即将是更多城市的遭遇战。当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遇到公共资源扩充不足的困境时，自下而上的补充力量或许能补上缺口。
他们相向而行，但在更长远的未来，殊途同归，“区域性探索无症状居家隔离能回答很多设想中的问题，从小区到区域，到城市，再全国性的推广，这是一条可预见的必经之路”。
而与过去两年的实践相比，在任何意义上，个体、群体基于科学认知的主动处置能力都将是最具希望的新生力量。每一个人的个体行为，将决定一座城市抗疫的最终效果”。
于焕焕、韦晓宁、史晨瑾｜撰稿
李珊珊｜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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