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秦兰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标题：《秦兰珺｜当城市数字地图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否可能导致新的“不平衡”和“不平等”？（附编辑札记）⑤》，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导言
陈平原先生在其都市研究中提到，都城有各种面相，有用刀剑建立起来的“政治的都城”、金钱铸造起来的“经济的都城”、砖木堆砌而成的“建筑的都城”、色彩涂抹而成的“绘画的都城”，当然，还有用文字累积起来的“文学的都城”。然而，今天，当我们提出如何体验城市的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拿出手机，打开承诺用起来“哪儿都熟”的数字地图——这就有了以地理信息的形式呈现的“数字地图的都城”。
必须承认，今天嵌入了“本地服务”和“出行导航”功能的城市数字地图，已经比任何关于都市的传统文字和视觉形式，更能影响大众的日常城市体验。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对一座城市的期待、触摸和认知，多少都经过了数字地图及其内嵌功能的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如今人们的城市体验，恰恰发生在地图空间和实在空间的“相遇”处。换言之，今天我们体验的城市，不再是那座仅存在于物质空间的城市，而是存在于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之“交互界面”上的城市。
文字和图像既是一种媒介，也构成一种体制。作为一种体制，它们往往倾向展现对象的某些方面，同时忽视或排除另一些方面，关于都市的文学、历史和影像，大多没有逃过这样的体制。比如，中国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就深受“文字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生产者是士人，该群体由于自身“感时忧国”或“隐逸超越”的人格，其文学在整体上也自然更偏爱宫阙、农村和山水田园，而总和“现世欲望”脱不了干系的城市书写就很难成为其主流；当然后来，城市书写伴随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也发展起来，但依旧免不了在整体上呈现出对中等收入及以上人群的厚爱，相应的，则是对城市边缘群体的漠视与遮蔽。
今天我们禁不住继续追问，城市数字地图这种更能影响大众日常城市体验的媒介，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数据体制？如果存在，它偏好什么，又忽视什么，构成这一倾向的机制又是什么？最终这种信息的“偏好”又是否能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参与到一种实在的“空间的生产”中？
在常识看来，地图是实在世界之精准再现，实在世界是什么样的，地图就会据此测绘成什么样。因而，问地图的“偏好”是什么，这种偏好又如何影响真实的城市，似乎荒谬。对此，我们有两点辩护。
首先，地图一直都不是清白无辜的“透明”媒介。比如，一直以来，地图绘制都存在着“选择什么呈现”“如何呈现”的地图概括问题，即使在数字地图出现并被广泛使用的今天，哪怕理论上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已能无限扩容，“呈现什么”“如何呈现”的问题依旧存在，并且当下这个问题正与服务于本地生活的信息采集和推广机制紧密嵌合。
其次，地图的功能一直都不只局限于“反映”和“再现”，如果以前只有了解军事和户外活动的人才深谙如何使用地图指导行动，那么今天这种专业技能已借“导航”这一最常用的地图分析服务普及开来。在“导航”和“周边/附近”功能下，地图上的地理和导航信息同时“反映”和“指导”着人和物的实在流动，此时，支撑地图功能的语式就不仅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陈述语式，同时也可以是一种推动“做”什么的命令语式。
更重要的是，当导航产生的“流量”（traffic）在地理信息空间和实在空间同时发生，一种涉及“流量”这一信息时代核心资源的“实践活动”也越出了数字地图，进入实在空间，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资本、人和物的“流动”结合，悄然塑造着空间自身的功能。
今天，城市数字地图一方面已在事实上“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似乎在表面上“中立”，因此，本文才要以上述问题为轴，对城市数字地图进行一番批判性审视。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聚焦城市数字地图构成的信息空间，讨论它所提供的服务如何完美呼应了现代生活的气质，成功诱惑人们闲置自带的空间感知和分析能力，将相应工作“让渡”给外在的地理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在第二、三部分借助具体个案，进一步讨论这个外接系统如何在与“本地生活”和“出行服务”的嵌合中，形成当下的数据体制，以及这种体制偏爱什么，这种偏爱又意味着什么。
最后，我们将在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视域下，反思城市数字地图这种深入市民日常生活的地理信息系统，是否加剧了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空间权力的“不平等”。
城市数字地图与现代城市生活
今天人们为什么离不开城市地图？我们就从导航这个最有用户基础的地图功能谈起。其实，生物是天生具有认路能力的，无论这种能力是否如脑科学家所言，归功于被命名为“网格细胞”“定位细胞”和“测速细胞”的神经元；在导航地图尚未被发明和普及的时代，人类的认路能力虽不及动物，但也不至于人人“路痴”。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相信与生俱来的认路能力，甚至也不再尝试为了找路开展一些简单社交——笔者多次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只顾埋头跟导航，不惜在原地绕来绕去，也不愿抬头问路。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我们“闲置”了生物的自带本能，甘愿被“接入”这人造的地理信息装置？那些以认路著称的老司机或许会回答，之所以开始用导航，主要是为了看路况。确实，无论哪种情况，借数字地图提供的实时地理信息分析服务，人们都期待着可以对出行做出“最优规划”。
或许对于乔伊斯笔下都柏林漫步的斯蒂芬，或波德莱尔笔下巴黎游荡的流浪汉，这样高度理性的“最优规划”是很难被理解的，但“最优规划”在今天，就是意味着合理配置行动和时间，以最少成本实现最大效能。在被“泰勒主义”和“工效学”（ergonomics）深深塑造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中，这样借理性算计实现的“最优规划”已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天然需求。
城市数字地图另一个让我们对其欲罢不能的功能，或许是它与本地生活服务的无缝对接。声称“哪儿都熟”的地图，主打的不仅是熟“路”，它也是深谙本地服务的熟“门”。如果从前在纸质城市地图上被标记的只能是具有“地标”属性的“少数”地点，它们一般有着一定“级别”，且往往限于政府机构、公共设施、风景名胜等公共服务地点；那么，今天数字地图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简称POI）容量几乎是无限的，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被地图标记的门槛。
与此同时，一个重要转变发生了——店铺，这种本来很少有缘纸质地图的第三产业机构，在地图厂商本地生活服务（如百度地图）和出行服务（如高德地图）的运营战略推动下，几乎成了当下城市数字地图最主要和活跃的POI主体。根据百度地图大数据，每个月平均都有700万个POI在变化，其中28.5%跟“吃”有关，15%和“买买买”有关，还有23万个和“变美”有关。
比起传统地图，这些数量巨大且更新频繁的POI，覆盖本地生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同时也以这样的方式把今天的城市地图全面接入了线下服务业的巨大产业链——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有多么热衷本地消费，就多么需要数字地图。当城市地图变成了一幅巨大的消费导图，城市本身也被这幅消费导图展现为一座“巨型商场”。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一切没有出现前，居民就不知道去哪吃饭、购物、娱乐了吗？当然，我们可以说，今天城市变大了，交通便利了，店铺变多了，栖居地的扩大让它负载的地理信息量超出了生物处理能力，但这些都没有切中要害。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绕个弯。一个店铺对于消费者有多大吸引力？在传统商业地理学中，其主流测算方式是“哈夫模型”。在该模型看来，商圈/店铺对消费者引力越大，交通成本越低。
但必须看到，今天，交通阻力对人们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小，“跟着导航跨越N个环线”打卡网红店这种活动已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一看似反常的行为很值得传播与社会学研究，本文在这里仅对该活动的主要人群之一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动机提出一种基于（也限于）个体经验的猜想：迈克·克朗在对公路文学和电影的研究中发现，该群体具有一种“通过车或流动性达到逃避”的心理和行为倾向。
可以看到，对于工作日被局限在“三点一线”的城市“打工人”而言，休息日的“诗与远方”其实很难走远，想象力匮乏的“探索发现”也实在难逃消费；因而，换不同地区、空间和环境“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探城—探店”乃至“打卡—晒图”系列操作，就成了该群体以最低成本而让备受压抑的“旅行家人格”获得表达的重要手段。本文认为，正是这种以不断“换新鲜地儿消费”调剂平庸日常生活的心理和行为动机，部分地构成了城市数字地图的持续使用需求。
城市数字地图以其最具特色的路况导航和消费地图功能，同时满足着城市特定人群对于理性规划和探索发现的双重需要；从而，深深参与了今天城市居民的日常本地消费和交通出行活动。于是，在上述POI和出行大数据的基础上，各种城市地段热力地图、都市吸引力排行榜也被生产出来；同时，各种地理信息分析机构也会利用地图厂商提供的开放数据接口，对现有POI大数据进行进一步“挖掘”，为各种空间相关的管理、规划、投资和开发活动提供“科学”依据和调研服务。
但这些分析方法建立在这样一个预设之上：地图POI呈现的数据景观和信息流量，就是这个城市/地区活力和魅力的真实反映。问题是，难道这里面就不存在和文字、图像体制类似的数据体制吗？
难以出现的POI数据和消失的城市边缘社区
之所以提出上述问题，源自笔者的城市生活经验。笔者居住在北京“五环外”某区。该地区有几个单位住宿院，还有不少依托西山生态涵养区开发的商业小区，这个片区居民的本地日常消费大多在附近的几个现代商场/圈进行。数字地图也自然十分偏爱这些场所，几乎一个不落地标记着这里的店铺，其POI更新甚至能做到同步线下店铺。
这些店铺的服务从业人员，也即家政、餐饮、零售和美容美发行业的“打工者”们很多都集中租住在商圈附近的另一区域，那里不仅租金便宜，沿着一条延伸约500米的主街，小超市、小诊所、小电器五金店、小水电气维修铺、菜摊、主食铺、熟食店、饭店、理发店、裁缝铺、自行车维修铺、台球厅、福利彩票购买点、公共澡堂等生活服务一应俱全。
不难想象，作为外来务工者的聚集地，该社区的活力一点都不比附近的商场/圈差，毕竟，它支持着几千名外来务工者的本地生活，支持他们在服务他人之余，也能享有被服务的便利。可当打开数字地图，此地POI的匮乏和实地店铺的丰盈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在这里打开数字地图查看“周边”，推送到眼前的大多是位于附近商场/圈的店铺，好像那些小店铺从未在这里存在过。
就这样，该区在地图上看起来一片“清静”，与真实体验中面馆深夜依旧有人，早餐摊凌晨已经出摊，晚上随着公交车到站和人群涌入而开始进入活跃高峰期的现实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文仅从数据体制的角度尝试探讨这个现象。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地图上的POI数据是怎么来的？当下，最主要的采集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靠专业数据采集员带着昂贵的设备（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系统、激光扫描仪、照相机等）批量采集，主要采集内容是POI的精准定位和图像数据。这些采集回来的数据需要进一步整理，主要工作是以符合数据标准的方式从图像中提取文字信息（如店铺名称），并对POI进行类别判断。
另一种方式是众包采集。虽然也不乏自发上传数据的用户（比如新开张的商户），但国内的POI众包业务主要还是以商家更可控的方式展开。以国内某地图厂商下的众包采集平台为例，借助专门的数据采集App，业余采集员也可认领地图厂商派发的采集任务，对相应地理范围内已有的POI数据进行核对（比如定位和名称是否准确），或者对符合数据标准的POI信息（如店铺正面门脸照片、银行服务时间、停车场收费标准、充电桩型号等）进行采集。而地图厂商则对不同采集任务“明码标价”，采集员认领任务，按时完成并通过审核，就能获得报酬。
那么，问题是，明码标价的标准是什么？除了采集的交通成本、任务数量，本文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厂商对数据价值的判断。有国外学者研究谷歌地图发现，一个地段的房地产价格越高，这个地段的卫星地图就越倾向于精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POI数据采集，也即一个地段的POI对于地图厂商越有价值，其采集动力就会越高。那么，什么是有价值的POI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符合地图运营思路的POI。而盈利模式无疑是运营的重头。
目前，数字地图主要有两种盈利模式：广告（开屏广告和推送广告），导流（比如从地图跳转到其他生活服务平台）。因而，能够助推广告和导流业务的POI，自然就是对地图厂商价值最大的POI，可以想象，这样的POI更容易产自“现代时尚商圈”。由此反观上述社区，就不难理解，作为主要服务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商圈边缘社区，其数据类型很难受到地图厂商的青睐。
事实证明，虽然在“地推”采集策略下，某POI数据众包采集平台2021年10月新派发的有偿采集任务终于出现了覆盖该区的采集项目，但任务定价不高，打卡192个采集点预计收益6元多；而不远处的华联商厦片区33个打卡点数据采集标价则为9元多。如此，通过差异化定价，厂商对地区POI价值的判断也被传导给了采集者，由此产生采集倾向的差异。
一种媒介体制的偏好往往与该媒介主导者之需求和判断密切相关，但这里面也不乏另一些相对更“客观”的原因。笔者曾尝试以众包业余采集员的身份采集该边缘社区的POI信息。遗憾的是，采集回来的数据有很多不合标准，无法通过审核。原来，应该采集什么样的POI，数字地图是有标准的。
比如，它需要有一个固定门店，流动、可移动摊位（比如常年固定位置的修车摊、修鞋摊）就被排除在外；它需要有一个有招牌的门脸，没有招牌的门店（即使当地人都知道它卖什么）就被排除在外；最后，这个招牌还需要固定在墙上，把招牌随便贴在门上或放在地上的店铺也被排除在外。这样一来，此地符合地图标记标准的商铺就所剩无几了。
不难理解，数字地图对POI标准的制定，是建立在地理信息媒介自身的底层逻辑之上的——在其中，“定位”就显得极其重要；同时也是建立在现代城市的主流商业形态之上的——在这里，“固定”商铺而非流动摊位就显得更加“可靠”。因此，虽然此地不乏城乡接合部市集性质的城市“边缘”商圈，但其很难出现在这个建立在“定位”逻辑之上并经过现代商业形态的“滤镜”预处理的数字地图上。
上文我们从主观意愿和数据标准方面，讨论了该边缘社区的“活力”为何无法被数字地图捕捉到。在笔者看来，该社区是个案，也是代表，它代表着一系列在现代商业看来不那么“正规”却有其功能的社区市场，一种在各种意义上很难“定位”却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数字地图并非如其广告所宣称的那样，对于哪里都“准没错”“哪儿都熟”，媒介体制的问题在数字地图中同样存在。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虽然这些社区很难被数字地图接纳，但只要线下生活不受影响，与网络保持距离也没有什么坏处。然而，地理“信息不公平”的影响将会是长期的，并且会以更加曲折隐晦的方式发生。尤其今天POI已成为地理信息系统辅助城市规划和治理的重要数据，因而必须警惕这里面有可能存在的媒介体制和数据偏差（或许不止本文提到的这一种），莫让看似“科学”的大数据成为错误研判和决策的依据。
网红打卡地和被更新的城市“中心
上文我们提出了数据“忽视”什么，下面我们来讨论“流量”偏爱什么，以及这种偏爱对空间自身的影响。
以北京白塔寺所在社区为例，近几年，在政府委托社会力量开展的社区再生计划的努力下，一批大杂院/四合院被腾退了出来，同时再生计划又引入了一批国际知名设计师，对部分院落进行了重新设计和规划。这样，大杂院就蜕变成了各种充满现代时尚气息的民宿、出租公寓、咖啡馆、文创店等。它们往往设计独特、摆设精致，更擅长营造景观，尤其适合成为“种草”笔记和“探店”视频的素材，经常有穿搭时尚的年轻人跟着导航不远“万里”前来打卡拍照、游览体验。
该社区再生计划开展的前提是保持“四合院居住片区原有居住功能不变”，目前已有一间腾退出的院落被改造成了服务街坊的“社区会客厅”。随着再生计划的开展，胡同可能再次恢复从前的“热闹”，但由于空间“流量”的来源和生产机制与从前差异巨大，胡同空间自身的性质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如何理解这一变化？这里面有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经济发展、商业模式等众多因素，本文依旧从POI的角度切入该问题。
不难看出，上述胡同中的新兴店铺大多是以“网红店”的身份为人所知的，那么，什么样的POI更易被流量偏爱？一方面，这自然涉及地图自身的信息结构和推送机制，包括标签是否容易被搜到，用户停留时间是否更长，搜索、浏览、导航数据是否可观，地图指南是否“榜上有名”等。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当下本地服务网络营销的整体机制。
今天数字地图承担着众多信息服务平台的第三方导航功能，例如团购优惠、口碑点评、“种草”笔记、“探店”视频等，无论这些内容本身流量如何，其最终期待的“流量”都是用户“到这去”的物理“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类似“×人近期导航过来”等地图数据，不仅有关地图的信息推荐机制本身，更涉及本地生活服务的整体信息传播方式。因此在流量偏爱什么的问题上，对象还应包括网络传播特别钟情的“创意标签”，服务体验密切相关的“口碑评分”，消费意见领袖不远万里的“探店亲测”，图像社交尤其重视的“拍照好看”，以及笔记文案特别青睐的“故事+情结”等元素。
正是在这个机制中，“远不远”“如何走”“好不好走”等和“地方”、路程相关的“物理流动”因素，都在地理信息服务和城市交通提供的便利中被相对淡化了；与此同时，特色有无、颜值高低、评价好坏、优惠多少、能否“出片”……这些和符号、价值传播相关的“信息流动”因素则被相对放大，甚至“深巷里”“老城中”“深藏在”诸如此类本可能构成“物理流动”困扰的因素，反倒可能因为提升店铺趣味，而成为各种“宝藏”店的标配。
可以看到，上述胡同中的“网红店”就是在这样的信息机制中产生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地理信息提供的便利，位于深巷中的它们不可能被这样成规模地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它们虽在物理上身处胡同这样一个具体的“地方”，但其“流量”的生成机制其实与网络时代由信息的跨地域、跨文化流动而建构的“流动空间”（the space of flows）关系更大。
一些店铺/展览在选址和设计阶段，就已经开始考虑诸如顾客是否能拍出好看照片、哪些卖点适合写成探店笔记之类的网络传播需求。在这样的考虑中，“胡同房顶”“白塔寺下”“弄堂深处”等越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元素，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交图像中的“地方”符号，进而被转化为“流动空间”这个超越地方却又不断中介着地方的新兴空间的宠儿。
必须强调，此处的“流动空间”和我们常说的赛博空间、虚拟空间有一个显著差异，即它与物理空间有着深刻关联。正如“流量”一词，本身就有信息流动和人员流动的双重含义，“流动空间”也有着双重性——一方面，它有一半属于信息空间，因而包含着有别于纯粹物理空间的“流量”生成逻辑；另一方面，这个生成于信息世界的“流动空间”又必须依托于物理空间而存在。
因而，我们观察网红打卡行为，既可以从信息空间的角度，认为它是一个引导用户打卡地理信息热点的活动；也可以从物理空间的角度，认为它就是一个用户借本地信息服务，走访真实物理地点的活动。而“流动空间”，也正如我们今天的城市体验，就生成于那个比特世界与原子世界的交互界面上。
正因如此，流动空间对于物理空间的影响也将是深刻的。我们不妨以“街道”为例说明该问题。《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开篇有这样一段描述：
在城市里，除了承载交通外，街道还有许多别的用途。城市中的人行道——街道中行人走路的部分——除了承载行人走路外，也有其他很多用途。这些用途是与交通循环紧密相关的，但是并不能相互替代，就其本质来说，这些用途和交通循环系统一样，是城市正常运转机制的基本要素。
街道不仅是一个供人经过的地方，也对该社区的安全、社交生活和孩童的同化等具有非凡意义。街道的多样用途，对地区保持长期、可持续的活力十分重要。如果在这个视域中，反观导航指引下的城市交通就不难发现，在专业导航的中介下，某些地区本来可以承担多元功能的街道被简化为通向“目的地”的单一“过道”。
在向量坐标指引下，道路仅仅是一个需要迅速经过的“通行空间”，用户也只须跟好导航、避免偏离，再也不用四面观察、到处绕路、求人问路了，但正因如此，我们才可能错过路边的风景、周边的环境、对面的人，我们对这个地区的记忆，才可能仅剩下单一的目的地。
今天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只有看到自己去过的某个POI，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到过这个地区，导航中介给我们的城市体验，就这样被烙下了信息媒介自身的特征：城市貌似只留下各种POI和通往它们的道路，因而最终，人们也忘记了所通过的道路，只剩下了POI。
以上举出的仅是数字导航对街道功能的影响，但类似的影响还有很多——当数字地图把物理地点捕获为符合标准的POI，当数据体制（包括数据标准、平台规则、推送算法等构成的信息系统）把POI驯化为流量偏爱的“网红店”，当导航把流量转化为理性规划下的人员流动，我们的物理空间以及我们对物理空间本身的体验，又怎会不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或短期或长期的变化？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流动空间”与传统经验依托的地方/地区或许并非不无矛盾。这里说的还不是交通拥堵、店铺扰民、本地店与网红店之间的竞争之类表层问题，而是空间自身的倾向和特性。我们一般认为，“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或地图上的一些POI，每个地方都意味着一整套文化。它不仅表明一个人生活在哪儿，也表明他来自何方，他是谁，他在这里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与人沟通的方式。
而“流动空间”无疑是一个更具全球化特征的空间，如果曾经我们只是在不同城市的金融中心感受到这种全球化气质，那么今天我们则愈发在小红书、抖音、快手等图像社交平台展示的网红打卡地中，感受到这样的全球性特征。它们在物理上存在于地方，但在“网红打卡”的生成逻辑上，它们其实也存在于被信息“高速公路”连接的“流动空间”，它们与地方/地区的连接将越来越薄弱，甚至最终“地方”将沦为其景观性的背景。
正如那个在干净的蓝天下喝咖啡的打卡套路，既能出现在胡同屋顶，也能出现在故宫塔楼，既能出现在布拉格广场，也能出现在夏威夷沙滩。在看似差异化的外观之下，这些表面上位于“地方”的“网红打卡地”越发共享着被数据体制形塑的同一套空间生成和行为生成机制，因而，与网络传播常常标榜的“多元”“个性”“小众”相反，“流动空间”最大的功能或许恰恰就是消除那些最根本的地方差异。
与此同时，更有意味的是，这些网红打卡地也将依托“流动空间”，把曾经或被“地方性”差异阻隔的全球资本“接入”地方。它们会成为全球资本播撒在地方的“种子”吗？这些种子又会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中，如何改变空间的性质？
结论
网络内容看似民主，其实是阶层化的。根据网络结构的内在特征，80%的连接将由20%的节点吸引，如果我们承认“20/80定律”的普适性（20%的主体占有80%的资源），那么不难理解，在该法则的跨界作用下，流量集中的区域会进一步吸引其他资源向该区域集中，由此带来流量、资本等资源的强强联合。这个逻辑曾支撑“网红经济”繁荣发展，当下也正处在“网红经济”改造本地生活，继续制造“打卡经济”“种草经济”的文旅新风口。与此同时，大城市房地产增量市场疲软，城市更新已成为存量时代的新风口。
相关研究者认为，这将可能是一个市场体量在万亿级的“大象”，如何配合城市规划的新定位，在新科技的推动下，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趋势中，盘活地产存量、再造城市价值，是让这头“大象奔跑起来”的关键。在这样的背景中，“打卡经济”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城市更新”的需求，两者同时运作的“地方”往往是最被“流动空间”青睐、也最青睐“流动空间”的“地方”。这就解释了今天资本对于网红打卡地以及借新科技生产网红打卡地的巨大兴趣。因此，我们可以在“流动空间”的“流量”中，再添加“资本流动”这一与信息和人员流动相互缠绕的第三层含义。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流动空间”呢？当然，在短期看来，它可以提升地区税收和城市魅力，助推城市更新和功能转化，打造出几个设计规划示范区。但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是承载社会生产的容器，空间本身就是社会生产的结果。换言之，社会生产首先及最终生产的不是空间中的事物，而是内嵌着生产关系的空间本身。
如果在这一视野中来分析“流动空间”，就不难看出，其运作机制要求不断制造“落差”，因为只有差距才能带来流动，这是信息、人员的流动，更是资本本身的流动，其结果或将进一步加剧各种意义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因而“流动空间的生产”在没有外力引导或内部抵抗的情况下，很可能将在一个更长的时期，进一步生产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空间权力的不平等。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
早在世纪之交，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就已提醒我们对“流动空间”这一新技术影响下的空间形态给予足够重视。在他看来，“流动空间”具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由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的物质支持；第二个层面是“由其（网络的）节点（node）与核心（hub）构成”，它看似位于网络，却连接了具有完整社会、文化和实体环境的特定“地方”；第三个层面“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他们操纵了使这些空间得以结合的指导性功能，流动空间的理论潜藏的起始假设是：社会乃是围绕着某个社会结构所特有的支配性利益而不均衡地组织起来的”。
本文的“流动空间”基本上也对应着这三个层面的功能——信息的流动、人员的流动和资本的流动，以及这种流动预设和制造的不平衡。只不过在《网络社会的崛起》初版的时代，“流动空间”的影响还不那么明显，而今天在地理信息服务的普及下，“流动空间”正从一个概念成为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它以预设不平衡为前提，更以制造不平衡为后果。
本文在POI数据体制和“流动空间”生产的互动中，呈现了上述问题。我们看到，那些城市边缘社区，预先就被现代商业形态和POI数据体制淘汰出局，它们甚至都不会出现在这个“流动空间”；我们不妨思考并实践一下，地图信息服务技术是否以及如何能为生活在这个地区的群体同样带去便利。
与此同时，另一些城市更新进程中的网红打卡地们，则是“流动空间”的宠儿，它们数量占比尽管不大，却很可能依托城市更新的大潮，逐渐改变一个地区之性质；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它们将如何改变一个地区自身的生态和性质，最终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好转型中新旧空间的关系，莫让新的大众地理科技在未经反思的情况下，制造出新的不平衡，成为加剧现有问题的工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秦兰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