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公布遇难者名单，才能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他们曾经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的一份子。
多年以后，我老婆对有一次回我老家的经历仍然耿耿于怀，经常念叨。
那是一次跟村里发小聚会，由于很久没见，大家不免嘘寒问暖，一番客套。言语间，有人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况。那时候，我们都还在报社，上夜班是正常事。有人听了，却不免感慨：看来你们在外面也挺难的。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寒暄。隔行如隔山，这些小伙伴有的是开工厂的，有的也是自己做点生意，对报社是怎么运作的，当然不了解。
但是我老婆不这么认为，她从小伙伴们的眼光和口吻里感受到某种异样态度。她后来说，感觉你们那里人都觉得，只要是出去外地工作的，都是混得很不好的人。
对此我只能傻笑。你说不是吧，确实啊，我当年在老家是混得不太行。你说是吧，又觉得哪里不对劲，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也许并不是这个意思。
01
别说我老家的小伙伴，多数人对新闻行业内部是怎么运作，恐怕都不甚了解。虽然很多人以前都看报纸，现在都看手机上推送的新闻，但对这些新闻背后的操作流程却未必懂得多少。
包括很多自媒体，如果不是在传统媒体待过的人，多半会觉得，这不就是码好字、拍好视频，上传就可以了吗？
广义的媒体这个行业的门槛不高，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在新闻生产流程背后，有着各种专业性的考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闻伦理的准则。
所谓新闻伦理，无非就是解决新闻该怎么生产的问题，比如在新闻采访报道中，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这些确实都是有讲究的。
这里头其实没什么神秘的，没必要故弄玄虚。说白了，就是怎么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只不过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在实操过程中，怎么判断和取舍。所以，包括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在具体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前两天看到一个截图，平台编辑人员在群里邀请创作者就某一个话题进行采写、拍摄视频，并说到会给流量支持。这件事情引起很大非议，群里就有创作者当场表示鄙视。
这个平台人员只是在选题群说这些话，其实没什么问题。换作在报社里的场景，这就是每天讨论选题的一个流程。而讨论选题时，就难免会涉及这个选题做多大（字数和版面大小），放在第几条（重要性），以及从哪个角度切入。大到世界大事，小到市井琐事，报社都是按照这个流程在走。
这时候，大概不会有人突然出现，指责正在讨论选题的新闻民工：你们怎么这么残忍？这事情如此不幸，而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要写多少字，要放在哪个版面，你们这是在吃“人血馒头”！
问题是，人家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你不让他们讨论出选题的方向和角度，回头记者连稿子都不会写了。
图/图虫创意
记者、编辑，需要有共情的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共情的能力是体现在更大的层面，就是如何把新闻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是沉浸在新闻事实中难以自拔。否则，这样的记者写出来的报道，可能无法卒读，不能准确传播真实的信息。
我还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报社里讨论选题，有时候比这“尺度”大多了。毕竟，一个选题能不能做，怎么做，可不光涉及字数和版面这么简单。
很多老记者、老编辑，还会有自己的小秘密，比如哪些话题不要去碰，因为可能涉及伤害某一种信仰人群的感情。这些秘诀对刚入门的记者来说，可能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但背后都是惨痛教训。
当然，这更多是新闻规范，而不是严格的新闻伦理了。
02
在新闻伦理里，有一个原则比较难以把握，也经常引起争议。这就是减少伤害原则，或者避免伤害原则、危害限制原则，意思差不多。
美国职业记者协会1996版的《伦理准则》，包括了四条内容，即寻找事实报道真相（Seek Truth and Report It）；减少伤害（Minimize Harm）；独立行动（Act Independently）；负责任地报道（Be Accountable）。
2019年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也规定了“维护采访报道对象的合法权益，尊重采访报道对象的正当要求，不揭个人隐私，不诽谤他人”“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注意保护其身心健康”等内容，这些说起来都和“减少伤害原则”有关。
具体来讲，在保障公共利益、传播客观事实和尊重个人隐私之间，确实存在模糊地带和平衡空间。在具体操作中，甚至可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判断的成分。因为原则是很简单的，但具体操作涉及的是方方面面的，需要综合考量，也需要给报道者一个“自由裁量”空间。
比如在国内疫情防控过程中，有的地方发布流调报告，一开始是连名带姓包括地址信息一股脑儿都给公开了，后来意识到不对劲，才采取编号、匿名等方式。因为这个人的姓名无关公共利益，但被公开后，当事人却可能被侵犯隐私、被人肉、被辱骂。这种信息发布形式，就没有遵循“减少伤害原则”。
还有，在大型灾难事件中，遇难者名单能否公布，会不会伤害到遇难者家属的感情，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个问题在舆论上也引起过关注和争论。
放到现在来说，这本不该成为一个话题。
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尊重当事人（及其家属）意愿和感受，选择合适采访时机，这是一个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所应该做的。
是否公布遇难者名单，则涉及到事件真相、事后问责等一系列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这样做也是为了更好地哀悼遇难者，铭记血的教训。只有公布遇难者名单，才能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他们曾经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公布了遇难者名单；温州动车事故公布了遇难者名单；最近的，郑州地铁“7.20事件”，也公布了遇难者名单。
如今，如果还有人质疑，公布一场灾难的遇难者名单是违背了新闻伦理，或者指责记者采访遇难者家属是在吃“人血馒头”，这只能说明他压根不懂什么叫新闻伦理。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名字堂”（图/网络）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专门设有一间名字堂（Hall of Names），用以纪念在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民。
这座纪念馆的希伯来语名称就是Yad Vashem，即“有纪念、有名号”之意。这个名称来源于《以赛亚书》里的一句话：“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
可以说，没有这份遇难者名单，这座纪念馆就是不完整的。
03
当然，新闻伦理本身也在“进化”，比如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新闻报道的伦理原则必然遭到更多的挑战和考验。
这并不是说，从经验中总结的这些新闻伦理过时了，而是说，在新的舆论传播环境下，应当如何坚守应有的伦理和原则。
就像前阵子发生的“铁链女”事件。“铁链女”脖子拴着链条的视频在各大平台流传，从新闻伦理上来说确实有一定问题。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大范围传播，这事情恐怕也不会引起那么大关注和震动。
▲一些媒体在报道中使用的图片（图/网络）
更何况，考虑到“铁链女”的精神状况和独立自主能力，舆论的传播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她的人身权益。所以，如何保护当事人肖像权、隐私权，在这里反而成了一个次要问题。当然，如果严格遵循新闻伦理的话，给人物打上马赛克可能更合乎规范一些。
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无论是从新闻从业人员的角度，还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都是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和原则。这些都可以讨论。但是新闻伦理的核心是围绕着如何去追求真相展开的，这是关键性原则。离开了事实真相，其他也就谈不上了。
最怕的是，既不了解新闻操作规范，也不懂何为新闻伦理，只是从个人主观偏好，甚至戴着有色眼镜去看问题。这就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搅浑水，其用意也许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
当然，我上面说的是“教科书式”的新闻伦理原则，在实操中，很多从业人员首先要面对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