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吴寻,编辑:一一,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去大城市,还是小县城?是困扰90后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在县城买房、生活成本更低,离家更近,在诸多叙述中,更适合年轻人安顿生活。阿龙是安徽省颍上县人,在县城打拼了10余年,他在尝试过各种可能后,发现县城生活不易。


1


阿龙一刀剁掉自己的手指是在一次下乡做席中。


那时离过年还有不到一个月,冬天最冷的时候,晚上8点多,忙完这晚的最后一桌席,他扔下勺子,点燃一根烟,往席棚的角落里走去。从乡下田野里刮来的冷风迎面吹来,他眯着眼,整个人疲惫不堪。


冬天是安徽北部农村做席的旺季,乡村的红白喜事较多,阿龙已经连续做了28天,人有些恍惚,切菜时胳膊都在发抖。可他算了算,年前几乎没有歇息的时间,还有几家乡村婚宴在等他去张罗。


等席棚下的三两桌人陆续散去,他艰难起身,打算再把排骨剁一剁,明天来了就可以直接下锅。挂在木桩上几个灯泡摇摇晃晃,形影闪烁,他盯着排骨,拿起笨重的砍刀挥下去,却剁在了自己的拇指上。拇指从关节处几乎完全断掉,仅连着一点皮,血哧哧窜在案板上,他已感觉不到疼痛。


阿龙今年30岁,高中毕业后进城谋生,他已经在县城生活10余年,在这期间娶妻生子。县城所在的阜阳市颍上县,地属华北平原的黄泛区,淮河沿着本县南部边界流过,曲曲折折,泥沙俱下,阿龙的县城生活就在这片平地上摊开。


下乡做席,是县城青年阿龙生活的又一次掉落。去年国庆,我们几位同学在县城聚会,因为在乡下做席,他晚上十点才匆匆赶来。两年没见,他衰老了许多,明亮的眼睛黯淡下去,说话很少,露出一副疲态。 


做席要早上四点起床,赶路去乡下,因此他一口酒也没喝,只是盯着面前斟满酒的酒杯发呆。一个对红白事做席很感兴趣的同学问:“你怎么想到要下乡做席的啊,倒是很久没吃过乡下的席了。”这句话,让颓唐的阿龙有了话头。 


“我是和一位舅舅下乡做席,他在这行做了几十年,邻里八乡的红白喜事都找他做。我跟着学,无论刮风下雨,一有活我就得背个布兜,兜里装着两把砍刀,插着三四把长勺,往乡里奔去……”他主要负责切菜、配菜,两三天里要做几十到上百桌席,菜刀始终登登登切个不停。在他的讲述中,有同学流露出复杂的神情。


图 | 乡下做席的菜
图 | 乡下做席的菜


在皖北乡村红白事做席多数是乡村厨师,很少有县城去乡下的,更别说阿龙这样的年轻人。可阿龙也别无选择,十年来,他开过服装店、早餐店,送过快递,做过物流,全都以失败告终。


差不多5年前,阿龙靠他爸的支持,在县城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终于成为一名城里人。如今大女儿已经10岁,在县城上小学,小女儿1岁半。家里家外都要用钱,阿龙只能凭借过人的勤奋勉强维持。县城发展空间有限,能选择的职业不多,在开的早餐店因为疫情关门后,阿龙再无门路,只能去送外卖,下乡做席。


如同断指,阿龙县城生活断断续续,终究无法安顿下来。赶去医院缝合拇指后,阿龙无法工作,在做席赚钱的最佳季节,他都只能待在家里养伤。


2


县城在中国是农村的尽头,城市的开始。枢纽节点上的县城,资源和空间都极为有限。因此,县城的年轻人很少谈论机会和运气,可为了生活,他们又不能不拼尽全力冲击头顶上低矮的天花板。 


18岁那年,当班里的同学都在冲刺高考时,他回到镇上帮爸妈做棉花生意。那时他就要独当一面,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质检、谈价、卸货、算账、给钱都得他干。每收够两万斤棉花,他要雇一辆大卡车,跟车到山东菏泽卖。买家不付尾款,他硬生生在小宾馆住了四天,以蹲守老板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读书与否将县城年轻人的道路分为两条,读书上大学,县城就是一个起点,阿龙不读书,县城就是他的全部。早早结婚后,第二年阿龙的孩子就出生了,生活压力变大。他和妻子决定从镇里进县城发展。 


阿龙有三个中学同学,一个在县里开饭馆,一个在镇上开小网吧,还有一个继承了家里的婚纱摄影店。网吧和摄影店都处在濒临倒闭的状态,原因是网咖正逐渐取代网吧,大影楼正淘汰街边婚纱摄影店。


县城可供普通青年发展的路径实在是有限。没有足够的资金,阿龙只能做相对低端的生意,他和老婆决定在县城开一家平价女装店。


女装店开在县里一所中学附近,算是闹市,人流不息。两边的门面店都是卖衣服的,小县城消费低,这条街上没什么大品牌,基本上都是加盟店,卖的衣服也都是杂牌子,几十块钱一件,甚至一百块钱就能买三件。


开店,装修是件大事,那段时间阿龙和老婆都很积极,每天从镇里往县里跑,认真研究装修风格,亲自挑选装修材料,并监督工人施工。一个多月后,一间干净亮堂的店面落成,尽管看上去与旁边的服装店并无多大差异,阿龙满心欢喜,梦想着这家店可以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第二次进货加盟总店那边就出了问题,不仅缺货,价格还上涨了一倍。硬撑了半年,来店里逛的人越来越少,再加上进货成本高,价格超出县城的人消费水平,没人买。最终关门大吉。


进县城的第二次创业,阿龙撺掇两个初中同学合伙开物流站。当时是2015年,县镇的物流、快递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阿龙瞄准了这个方向,说服了同学阿岩和阿福,加盟市里一家新开的物流公司,在县里设立一家物流分站点。


与阿龙一样,阿岩和阿福也是一直在县城谋生的青年。三个人中阿岩学历最高,大专毕业,学的是煤矿专业,毕业后在县里的一家煤矿工作。那几年随着煤炭降价,矿上也越来越不景气,他每月工资从八千降到三四千,下矿次数却不减。结婚接着孩子出生,一种家庭责任感使他对下矿产生畏惧,怕发生意外,便辞职回镇上帮爸妈维持家里的婚纱摄影店,生意日渐惨淡,退无可退的情况,他只能选择前往县城发展。 


阿福高中毕业后一直混迹于县城,干过装修、装过空调、卖过房子,像一只勤奋的“猪”追赶每个风口。 


物流站的仓库租在农贸市场里面,十来平米的屋子,房顶有五六米高,卸完货就没地方站脚了。大货车每晚七八点从市里开过来,三人甩掉身上的衬衫,光着膀子卸货,在货车上爬上爬下。货物基本都是大件,钢材、床板、成桶的油漆等,每件都有几十公斤重。卸货一个多小时,他们的裤子都湿透。


图 | 阿龙几个人正在卸货
图 | 阿龙几个人正在卸货


卸完货的第二天,阿龙骑一辆电动三轮车载着阿岩和阿福,穿梭于高楼耸立的城北开发区,把货物一件件送到客户家里。此时颍上县城即将通高铁,房价一直在上涨,均价五六千,最高达到一万多。干物流站,阿龙他们是没有底薪的,一件货挣一两块钱,每到月底算账,三位老板一个人只能赚一两千块钱。


不到三个月,阿福率先脱离了这里。阿龙了解阿福做事只有三天辛勤的性格,跟他说,总部很快就会给他们设置底薪加提成制,还给交五险一金。阿福不信这一套,不来干活后消息也不回,从此没再和阿龙联系过,继续混迹于县城的其他行当。 


第二年阿龙在县城买了套房子,但十几万首付是他爸给的,装修钱得靠他自己挣。不久后阿岩也开始动摇,常借腰肌劳损的原因不来干活。阿龙的坚持什么也没能改变,每月还是只能赚一两千,总部承诺的底薪和五险一金也始终没兑现。 


图 | 县城一角
图 | 县城一角


县城物流市场就那么大,还有几家大公司驻守在这,新公司很难有大的发展。站点草草收场,阿岩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煤矿上班,宁愿多下矿,工资起码会实实在在的多一些。


阿龙试图在县城安顿的生活,又一次被中断。


3


生活将县城的年轻人分为两波,一波是多数没读书的普通青年,一波是在县城当老师或公务员。这一分野最明显的是在朋友圈,有编制的年轻人会晒日常生活,是一些泡澡、打球、旅游的照片。而阿龙几乎一年都不发一次朋友圈,现实生活已足够他应对。 


县城的房子交付后,为了凑装修款,阿龙从信用卡和一些借贷平台套出七八万,每月背负高昂的利息。为了多赚钱,他开始在一家快递站点送快递,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块钱,还完各类欠贷,勉强够一家人生活。


在县城,快递站都集中在一条街上,足有二十多家,阿龙送一件快递能挣四块钱,还给交社保。就在他以为这活能干个几年的时候,第二年几个站点为了争抢客户,打起了价格战,把价格压得越来越低,没等他提出辞职,店长就宣布站点倒闭。


图 | 阿龙在快递站点忙活
图 | 阿龙在快递站点忙活


县城的发展空间始终有个天花板,阿龙每一次尝试跃起,总是被拦截下落。无数年轻人的命运在县城这片小水域里漂浮。好在阿龙总是乐观,有一颗想要把生活过好的心。快递干不了,阿龙开始琢磨开早餐店。


有了之前开店失败的经验,阿龙给早餐店做足了准备。从没做过饭的他去市里学了半个月厨艺,回来后在家练了十来天。根据县城人的口味,他准备做菜馍,一锅菜馍要放多少油盐,配什么料子,他不断尝试,直到他和老婆都满意了才正式开业。 


早餐店需要人勤快,三四点就要起来和面、熬稀饭,等到黎明第一缕阳光照进来,客人们才陆续进店。干活时,阿龙和老婆都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帽子和透明的塑料口罩,这种卫生保障在县城的小餐馆里难得一见。阿龙总结一套口碑生意经:青菜只买早上最新鲜的,沙拉酱、蕃茄酱都是大牌子,别人买一桶辣酱就几十块钱,他买的要一两百。


生活节奏缓慢的县城人,平时很注重早餐的质量,味道不错的饭馆很快就能口口相传。生意逐渐好起来,附近卖菜的、做工地的人都过来吃,还有人从城南专门开车过来,一句话不说,吃完用餐巾纸擦擦嘴就走了。在阿龙夫妇的操持下,饭馆每月利润都超过了一万元,这在人均工资才两千左右的县城,是很高的收入。


好势头被打断发生在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后,他的早餐店三个月无法营业。同时他老婆在这期间怀上了二胎。疫情有所缓解后餐馆再次营业,可生意已不如从前。老婆预产期将至,阿龙意识到这家店靠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无奈下他只得把店转让了出去。


早餐店是县城青年阿龙生活的高光时段。关店后,生活回归到飘忽不定的状态。 


失业,房贷,然后是二胎要养,阿龙不仅要跑到乡下做席,还在城里送起了外卖。他每月有一半时间做席,一半时间送外卖,一天送12个小时,能送五六十单。如果一个月送够700单,每单就是5块钱,达不到的话每单就只有三四块钱。 


像匹不知疲倦的马,阿龙奔波在乡县的道路上,不敢有喘息的时间。“以前我还有心思和朋友去KTV唱唱歌,现在完全不想去,一闲下来心里就跟有蚂蚁爬一样。”干两份工作,一边做席一边送外卖,他才能维持住一家人的县城生活。 


在阿龙剁断手指的那个夜晚,舅舅看到他的断指,吓得哭了出来。赶去医院的车飞奔在乡间路上,阿龙拼命攥着断掉的手指,血不断渗出来,滴在他裤子上、座椅上、档位盘上。一个多小时路程里,他甚至睡了一觉,因为连续干28天,太累了。


几个月过去,如今阿龙仍在家养伤,什么活也干不了,手指上缠着纱布,胳膊被套在脖子上的绷带吊着。偶尔,他带着一岁多的小女儿到楼下小公园里玩,小区里的孩子们横冲直撞,他猫着腰,把吊着的那条胳膊缩在怀中,另一只胳膊挡在正蹒跚学步的女儿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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