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E法 （ID：CAIJINGELAW），作者：姚佳莹，编辑：朱弢，头图来自：unsplash
司法层面显然已注意到网络暴力的危害。
全国“两会”期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3436人，同比上升51.3%。
此前，最高检察院首次以人格权刑事司法保护为主题发布指导性案例。尽管从刑法规定的意义上看，此次发布的5起精神性人格权刑事保护案例涉及的均为较轻罪行，然而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看似“小案”，但当事人可能遭遇“社会性死亡”，是“天大的事情”。
由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的“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入选本批指导性案例。2020年7月7日，郎某用手机偷拍正在等待取快递的被害人谷某，后郎某、何某分别假扮快递员和谷某，捏造谷某结识快递员并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视频和图片。
同年7月7日至7月16日期间，郎某将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视频、图片陆续发布在微信群，被广泛转发，严重影响谷某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谈及该案办理经过时表示，应严格追究网络诽谤、网络暴力行为的法律责任，除了司法权的介入，还有自诉转公诉的常态化衔接机制，立法对于网络暴力内涵的法律界定、平台管理义务等问题值得关注。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纠纷只是几个人之间的矛盾，最多是街坊邻居来“凑热闹”，那么在网络时代，前来“围观”并“指指点点”的人，规模难以想象。当前，网络已触达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发言的边界亟需厘清。
一、遭遇网暴难维权
已有多起案件表明，网络语言暴力会对事件当事人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在“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郎某、何某为博取关注，捏造谷某与快递员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在网络上散布，该信息被大量阅读、转发，导致谷某被公司劝退，随后多次求职遭拒，不仅蒙受经济损失，社会评价也遭受严重贬损。
2021年，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时，在网友的怂恿下喝下农药，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22年伊始，河北15岁寻亲少年刘学州在寻亲成功后，被生母拉黑微信，最后不堪网暴言论而自杀身亡。
在网络暴力对当事人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甚至造成其身亡的同时，当事人方维护权益却显得寸步难行。
2月，刘学州收养方近亲属委托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准备起诉网暴者。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刘学州案为自诉案件。周兆成表示，按照刑事自诉程序自行取证困难重重，只有司法机关启动公诉程序，才能及时有效追诉犯罪，维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周兆成发现，在刘学州去世当日，网暴刘学州的自媒体账号已删除网暴视频和言论。
除了删除的视频和发言难以取证，由于网络暴力参与者众多，自行取证往往难以覆盖和查实。在刘学州事件中，微博暂停在此期间发送私信用户的私信功能，人数达1000余名。在“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仅微博话题“被造谣出轨女子至今找不到工作”阅读量便达4.7亿次、话题讨论5.8万人次；贾宇在“两会”期间表示，在办理该案时，检察机关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取证，最后形成案卷18卷、光盘76张，而这些依靠自行取证将十分困难。
在本次“两会”上，已有多名代表委员呼吁治理网络暴力。
全国人大代表、TCL董事长李东生认为，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增多，但在遏制和打击网络暴力方面，还存在法律法规适用性和衔接性不够强、被害人维权成本高、平台主体责任缺失等问题。
李东生建议，国家应完善相关制止网络暴力的立法，加大对网络暴力制造者的惩罚力度，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事件，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此外，应落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强化网络信息管理。
这已是李东生第二次在全国“两会”上呼吁网络暴力治理。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魏世忠亦建议，完善法律制度，强化互联网平台责任，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公诉案件范围；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建议，针对网暴出台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在“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检察机关首次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公诉。2021年，经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后，郎某、何某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将网络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公诉程序是否可行？
二、纳入公诉？
按照《刑法》第246条规定，诽谤罪属自诉案件，“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2013年，两高颁布《关于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对属于诽谤罪中“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做出了规定，具体包括七种类型：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
检察机关认为，“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郎某、何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上述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
在最高检察院解释该案例时提到，因该案被侵害对象为随意选取，具有不特定性，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侵害对象，因此可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该案由自诉转为公诉。
基于网络发言的匿名性、网暴受害者取证难等原因，似乎由检查院提起公诉，再由检察院向网络平台调取证据，比公民自行起诉更为便捷。那么可否将网络暴力案件都纳入公诉呢？
在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此持不同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因为网络暴力的加害方在网络上通常是匿名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受害方刑事自诉需要自行取证，往往比较困难，只有司法机关依法启动公诉程序，才能及时有效追诉犯罪，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周世虹则认为，网暴是否纳入公诉，不能一概而论。“目前对于网暴的惩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刑事处罚，比如网暴行为涉嫌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社会秩序，由公安机关立案，检察院提起公诉；第二层是行政处罚，主要由公安机关给予网暴实施者罚款、治安拘留等处罚；第三层是通过民事诉讼，要求网暴实施者赔偿或道歉。”周世虹表示：“网暴是否纳入公诉案件，目前有一定的标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刑事诉讼法规定，除大部分案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外，还有少部分自诉案件。其中，侮辱案、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侵占案便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前四者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公诉，而侵占案则属绝对自诉案件。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向《财经》E法解释道，刑法将诽谤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主要是基于保护隐私的理念，同时也基于轻微思想，既不是为了减轻侦查、检察机关的负担，也不是为了限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而是对国家追诉原则的“限制”，以便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对诽谤案、尤其是网络诽谤案件采取公诉还是自诉，目前尚无定调，但仅在限定情形下对部分案件适用公诉，无疑是对公民诉权的保障。
在最高检察院发布人格权刑事保护指导案例后，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国庆曾在案件述评中表示，目前，对于诽谤案件应自诉为先还是公诉为先、抑或公诉自诉并行，还需进一步研究。有意见提出，自诉人有诉权，无论是说服自诉人撤诉，还是建议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均有侵害诉权之嫌；还有意见提出，自诉应被公诉吸收。最高检察院研究认为，当检察机关认为诽谤行为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应遵循公诉优先原则。
此外，最高检察院明确了自诉转公诉的程序：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对自诉人提起的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尚未受理的，检察机关可以征求自诉人意见，由其撤回起诉；人民法院已受理案件的，检察机关可以征求自诉人意见，由其撤回起诉，或建议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止自诉案件的审理，以公诉案件审理。
另一个问题是，网络诽谤区别于传统的诽谤情形，除了主要的发起者外，网暴往往有众多参与者，跟随转发、评论的更多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法不责众”还是“法要责众”？
目前司法机关在惩治网络暴力行为时，不会以“网络暴力”的概念来定性，而是具体分析每个案子，从现行法律中定性对应行为，如定性为侮辱就认定为侮辱罪，定性为诽谤认定为诽谤罪等。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40位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联名议案，建议加大网络暴力的刑罚力度，严惩恶性网络暴力事件，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他们呼吁：
一是建议采取专门化、体系化的集中立法来应对网络暴力，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及其范畴，界定言论自由和侵犯他人隐私权等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
二是该法案要就预防和惩处网络暴力等做出明确规定，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及刑事责任。
目前，法律层面并未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内涵，但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认为，网络暴力往往由一个人发起、参与人数众多、公众互动频次高、具备跨平台传播等特点，其危害后果不可预测、无法控制，通常伴有侵犯名誉、披露隐私、侮辱人格尊严等侵权行为。
高艳东认为，具有“诽谤性、诬蔑性、侵犯名誉、损害权益和煽动性”等特点的言论，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针对他人的名誉、权益与精神造成损害的，可被认定为网络暴力。
高艳东表示，应该出台《网络社交法》：
第一，在价值取向上，未来立法应当确立‘网络言论有边界’的理念，在肯定言论自由原则的同时，为网上发言设置红线；
第二，在治理模式上，立法应当确立“治理权下沉”的思路，由平台承担主要治理责任，建立“平台管用户，政府管平台”的双层监管模式；
第三，在责任导向上，未来立法应当强化对网暴言论者的溯源治理。
“网暴言论日益加重的主要原因，是违法成本为零。对网暴言论应当分类处理，少数情节严重的，应当按照侮辱、诽谤罪处理。多数网暴言论者尚不构罪，但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社交平台可以采用‘禁言封号’制，跨平台联动，同时，立法应当设立改正申诉机制，允许被禁言封号者向监管部门投诉申请公平处理。”高艳东向《财经》E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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