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舒少环,题图来自: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80年代(以下简称“80年代”),意大利人老安(全名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第一次来中国。他在近期出版的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以下简称《稍息》)中详尽地记录下了这次行程:他先坐火车到法国加来(Calais),然后乘渡轮到英国多佛尔(Dover),再坐火车到英国伦敦;凑合住了一晚后,第二天,老安第一次坐上飞机——那是一架经停巴林王国(The Kingdom of Bahrain)飞抵香港的飞机。



上图:上海,1982
上图:上海,1982

下图:南京1981


下飞机舷梯时,老安第一次感受到亚热带的炎热,“就像上百个吹风机在对着你猛吹。”随后,他拽着一只没有轱辘的大箱子——里面放置了几十米胶卷——汗流浃背地在人群中朝前挤。老安目睹了人山人海的“黑发白衫”——这种统一的穿搭配色,跟意大利的街头大不相同,让老安觉得十分新奇。


乘气垫船抵达广州后,老安的感受是:这里一片空旷寂静,街上几乎没有汽车,人也不多。“1981年时,中国没有什么可干可看的事情,更少可买的商品。”


这是事实,汽车、电视、商场,乃至冰箱、洗衣机等,这些当时在意大利司空见惯的事物,却几乎只存在于国内大城市的橱窗的仿真模具中。


再次出发后,用了整整七天,老安终于抵达南京,参加南京大学暑假的汉语学习班。一路上,老安提心吊胆,担心到不了目的地,“更担心胶卷会不会受潮、受热、漏光,或被没收。”


南京,1981
南京,1981


选择中文专业时,老安一再被朋友与老师劝说这是“死路一条”,“将来找不到工作,汉语也学不会,中国有上万种方言,谁也听不懂谁。”但他一意孤行——他对神秘的象形文字感兴趣,也好奇跟故乡意大利卡尔皮(Carpi)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机缘巧合,老安随后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不停地摄影、摄像。


80年代,在过往的精英叙述中,一直是个带滤镜的抽象符号。但在老安的摄影集《稍息》中,80年代的生活具象起来。


仿真模具


上海,1982<br>
上海,1982


80年代,上海街边的橱窗——4块掉漆的木头将橱窗一分为三,LED长灯管暴露在橱窗两侧,窗内的置物架整齐摆着“苹果”“香蕉”,“西瓜”是切好的,“葡萄”顺势垂了下来⋯⋯不过,它们都是仿真模具。


老安用胶卷记录下形形色色的仿真模具——它们冒充黑白电视、收音机、沙发、落地灯,甚至盆栽绿植、娃娃玩偶等。老安说,那个年代虽然物质贫乏,但人们望向未来,缺少的东西几乎都有替身。这些替身有时作为仿真模具,有时会在饭馆的挂历、插画中现身。老安曾在厦门的饭馆,拍到一张手绘的“雀巢咖啡”宣传海报。



上图:软座车厢,1982(受访者供图)
上图:软座车厢,1982(受访者供图)

下图:昆明,1983


西方消费文化闯入之前,“咖啡”仅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至于商店里真正售卖的物品,则寥寥无几——多是些锅碗瓢盆和大水缸。不过,当时的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摄影集《稍息》中,人物的眼神显得异常平静。对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物质的渴望虽然在,但获取的途径太有限,“也就追求个‘四大件’——电冰箱、黑白电视、石英手表与洗衣机——就到头了。”



上图:上海,1982
上图:上海,1982

下图:厦门,1984


文化生活的贫乏,也是显而易见的。一部意大利电影能看不下十八遍,一本新书被所有同学借阅,在当时是常有的事。日后掀起的“八十年代文化热”,也是从这种贫乏中生长来的,“那是真正的从零到一”。至于当时的人们为什么爱读诗、写小说、钻研哲学,因为那是唯一的文化生活。


有一次,当时在香港工作的老安买来一本《金瓶梅》,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他与同行的小伙子聊天。得知他的行李箱中有《金瓶梅》后,同行小伙子立刻从老安这借去,在火车上一晚上没睡,愣是把这本书给看完了。老安笑道:“这种人现在不会再有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透露出朴素和羞涩



老安的自建房在施工中,1994(受访者供图)
老安的自建房在施工中,1994(受访者供图)


当时,老安在北京尝试了一把自建房子。


跟集中规划的住宅区不同,老安自建的房子,如今没有统一的小区标识,连大门都没有,道路狭窄,高楼层公寓楼与低矮的民居相间。那是一栋两层楼的独栋住宅,外墙被洗刷成淡淡的橙红色,屋外的大院子如今停着些电动车,像是“城中村”里突然长出个老派的欧式别墅。


老安的独栋住宅的所在地本是一片菜地,90年代,被政府批准可作为宅基地,分给当地农民。可农民大多负担不起盖房子的费用,舞蹈演员陶金就向上提议将这里建成“明星村”,拉一些文学家、艺术家来住——歌手解晓东,画家刘小东和冯梦波,加上老安,等等,全都是那时搬来的。





老安的自建房在施工中,1994(受访者供图)
老安的自建房在施工中,1994(受访者供图)


老安花50万元买了片地,找当时的第四生产队盖了个毛坯房,之后的装修也都是他一人操办。房子刚盖好,从老安的房子二楼的窗户看过去,旁边全都是农田。有时,房子一楼还会被稻田的水淹淹没。


“北京五环内,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地儿”,老安说,这样的经历也几乎绝无仅有。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处在现有规章不再可行、而新的规章尚未制定之时,老安形容,一个人有可能因此得到不可想象的自由。当时,外出拍照,老安可轻易在马路中间架上三脚架;他也有机会被允许进入家里拍照,《稍息》中的室内照,全都是这样拍摄而来的;老安曾是北京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户,那个年代开车的人,有机会享受到“特权”——无“电子眼”、无导航,能在高速路上以180公里的时速超速,“80年代开车的人是大爷,现在是孙子。”






方力钧、曾梵志、冯梦波、王广义与老安等人参加派对,北京,1994年左右(受访者供图)<br>
方力钧、曾梵志、冯梦波、王广义与老安等人参加派对,北京,1994年左右(受访者供图)


80年代,老安有幸结识了一帮文艺圈的朋友,刘小东、王小波、余华、徐星、阿城等。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有种难得的平等,“不区分什么名人、普通人,大家都差不多。”有一次,外国朋友在北京外交公寓办了场舞会,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穿了汗衫、旧短裤、凉拖鞋就赴约了。其他人——潘石屹、曾梵志等——也不算太讲究,都透露着朴素和羞涩。


“那段时光,也许可以跟1920年代的巴黎相比。当年,海明威、毕加索、达利等人物,不也像一帮穷小伙聚在一起么?”


当外国人与中国人谈恋爱


老百姓围观外国留学生的车,复旦大学,1983(受访者供图)<br>
老百姓围观外国留学生的车,复旦大学,1983(受访者供图)


80年代,在复旦大学进修期间,老安与一个中国女性朋友交往。有一次,夜晚七八点,他俩一起在上海人民广场走路、聊天。结果,几个警察就走过来了,问他们是谁、干什么的。


第二天,复旦大学当时的校长就知道了此事,找来女孩的家长谈话。好在,女孩是好学生,家长也算开明,这件事才被摆平。当时,谈恋爱本就没什么社会空间,外国人与中国人谈恋爱更是不敢想象。


公共空间,男女生走得太近,很快就会被家长知道;去酒店,只有出示结婚证才能登记同一间房,且住酒店是极少人才有的特权。如果北京人想要住本地酒店,多半也会被劝退:“哪家的孩子?回家睡去吧。”如果外国男孩想去一个中国女孩的家,不光会被周围的人提防,还可能传出“里通外国”的说法。




上图:南京,1981
上图:南京,1981

中图:扬州,1981

下图:桂林,1982


摄影集《稍息》中,恋人们不是躲在屋后几棵树的影子里,就是约好在某个远离房屋的山坡上碰面。


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也十分有趣。一方面,他们尚未做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准备。比如,老安在《稍息》的文字部分“气呼呼的小词典”中写道:中国人跟我对话时不愿跟我对视,我在周围拼命找中国人脸(哪怕是过路的或围观的),然后面向着他或她跟我说话。


另一方面,外国人又可能受到中国人的“特殊优待”。有一次,老安开车去河北某处拍照,突然被一个小伙子要求出示旅行证。小伙子拿出自己的外办证件,请老安去派出所。没想到,焦头烂额之时,派出所来的一个领导客气地招待了他,跟他聊起马可·波罗、中意两国的情谊。临别前,领导还冲他说:“我们两国的情谊,多亏了白求恩(即亨利·诺尔曼·白求恩)。”老安蒙混过关。原来,领导误把加拿大人白求恩当成了意大利人。


海口,1983(受访者供图)
海口,1983(受访者供图)


总的来说,80年代的中国人,没什么隐私的概念。摄影集《稍息》中,几个人要么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要么挤坐在一张长椅上;带娃、织毛衣、聊天,都自然而然地发生在公园、街边、江边。这些公共场合,一到点就站满了年轻人;孩子们也整天在屋外跑,连写作业都搬张椅子放在路边。


老安形容,那时的中国,“人们的生活都像是在公开舞台上进行,简直是摄影师的天堂。”


一个有趣而神奇的国度


南京,1981
南京,1981


目睹了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老安觉得中国的发展总有种“跳级”的感觉。


作为意大利人,老安自认为经历了从没有电话到固话阶段,再到手机的完整过程。而很多中国人不一样,直接从没有电话跳到了拥有手机。住房、开车都是一样的,八九十年代,老安目睹了乡镇出身、一夜暴富的企业家,从没有车到开上奔驰,从没有房到住别墅,都是一步到位。


旅行也是一样,80年代,中国还没有“旅行”这个概念。老安很可能是当时第一批背包客,他费了很大心力前往成都、昆明、南宁、湛江、三亚等地方拍照片。


老安先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义,拿到了复旦大学的介绍信去到成都。当时,中国人去哪儿,都得拿单位的介绍信。回程时,他再扯谎说票不好买,才买到了去昆明的票,再从昆明一路经过南宁、湛江到海口、三亚。




上图:三亚,1983(受访者供图)
上图:三亚,1983(受访者供图)

中图:三亚,1982

下图:三亚,1983


三亚当时是个渔村,不对外开放,老安的旅行证怎么都拿不下来。他打听到每天早上5点50分左右有辆从海口到三亚的大巴,决定碰碰运气。上车前,天还没亮,检票员与乘客都晕晕乎乎的。老安自如地将护照递了上去,对方看了半天估计没看懂,居然就让他与同伴上车了。到了三亚,当地只有一家小楼样式的宾馆,但并不对私人开放。与酒店、警察几次三番博弈下来,老安与同伴破例获得在此地居住一周的特权。



上图:老安在国道上,1993(受访者供图)
上图:老安在国道上,1993(受访者供图)

下图:“好奇柜III” 展览现场,上海,2019(受访者供图)


谁又能想到,中国人此后的出境游,养活了多少国家的旅游业。2000年后,老安再次感叹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从移动互联网、网购到无人驾驶等。他甚至预言,中国人会直接从不怎么会开车跳到无人驾驶。说到底,在老安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有趣而神奇的国度。


以上图片除标注外,来自老安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版权:© 铸刻文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舒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