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希，编辑：园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过完年的深圳北站，返工的外乡人被一趟趟列车从家乡载回。
很少有人不带行李。年轻人大多拖着拉杆箱，滚轮偶尔滚过不平整处，发出卡拉卡拉的响动。一些年长的旅客会选择蛇皮袋，红色格纹经典款，开口处被拧过好几圈后从身前拽着，包裹搭在后背。
打工人很像候鸟，深圳就是他们的南方。只是一起排队做完核酸顺利出站后，这些候鸟会飞到不同地方。
互联网从业者大多要飞到南山区，那里聚集着众多互联网高新企业，租一个十平米的合租房大概要3000块钱，咖啡品牌正在扎堆入驻。——那是大众视野中最熟悉的深圳，高楼大厦，便捷快速，加最狠的班，赚最高的薪资。工人大多会留在高铁站所在的龙华区，这里聚集着众多大型工厂，在工厂边的城中村里，租一个单间的预算是500块钱。
人们时常关注工人在流水线的8到10个小时。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工人是一种符号，通过流水线上的工作，组装起经济发展的齿轮。辛勤被赞扬，枯燥被批判。
剩下的十几个小时，工人离开工厂，回到生活空间，开始自己的B面人生。
一、先有了工人，才有工人村
下午6点多是富士康工人的第一个下班高峰。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们，从富士康龙华园区西门走出来，沿着清泉路直行几百米，在斑马线处分道扬镳，像一条小溪分成两个支流。——斑马线两端，分别是瓦窑排村和伍屋村的出入口，这两个距离富士康龙华园区最近的城中村，承载着大量富士康工人的生活需求。
流动水果摊的老板当然不会放过人流高峰。五点半刚过，卖芒果和车厘子的三轮就占据斑马线一头的有利地形，等待工人们的到来。
两辆三轮车用小喇叭轮番播放广告，台词却像是一个模板里套出来的。“可甜可甜的芒果，10块钱5个啦。”“可甜可甜的车厘子，19块8一斤啦。”不知道是谁抄袭了谁，还是根本就是一家生意。
临近6点，水果摊前聚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都在芒果摊前。十米开外的水果店也卖芒果，个头更大，品相也更好，称重计价，1个就要8块多，确实不如10块5个的小芒果划算。车厘子摊前，少数几个客人自己取来塑料盒，从摊开的纸箱子里精挑细选。
很多下班回来的工人，脖子上还挂着富士康的工卡。大部分工卡系着蓝色带子，卡面也是蓝白色调，和腾讯工卡长得很像。只有少数年轻女孩会把工卡带换成印着卡通图案的黄色或粉色，在千篇一律的工作里，这是她们少有能发挥创意的地方。
没有人觉得带着工卡有什么奇怪的。住在附近几个城中村的，要么是富士康的工人，要么是富士康的工人家属，大多都是同事。工卡既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不是一种认同的由来，在刷卡的瞬间，它负责切换富士康工人们的白天与黑夜、工作与生活、A面与B面。
富士康园区里提供宿舍，但还是有很多工友宁愿每个月多花几百块钱，在附近城中村里租一个小单间。离开园区的大门，意味着拥有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哪怕这个新空间距离工厂只有几百米。
和大部分城中村一样，瓦窑排村的楼房密密麻麻编织在一起。除开临街的两排，其他楼房之间的间距都不足一米，如果走道中间停了辆电动车，还得错身才能挤进去。这样的建筑群，在中国有一个专有称呼，握手楼——因为楼间距太小，打开窗户，你甚至能和隔壁楼的住户握手。
从一个闯入者的视角来看，成片握手楼最强烈的特征在于阳光的稀缺，整个瓦窑排村都是阴凉的，尽管深圳在这个下午晴空万里。密密麻麻的建筑里，阳光的计量单位是条。如果在两排楼房间站定，向出口处望去，会远远地看到一条阳光从尽头传递进来。
小时候用麻将模仿电视里的多米诺骨牌，如果麻将挨得太近，推第一块时就会卡住。站在瓦窑排村正中央，四周的楼房就像是排得太密的多米诺骨牌，无论从哪里开始推，它都一定会停在第二块。
瓦窑排村里有很多沿街的铺面，村外常见的连锁快餐店，村里一家都见不到。多的是夫妻俩开的小店，做粉面、盒饭、糖水、烧鸭或者现炒生意，价格比连锁快餐店低三成左右。
理发铺子一般靠着边角，价格统一都是10元；水果店是村里规模最大的商铺，这个季节，门口大多摆着两个白色泡沫箱，一个装10块3斤的沙糖桔，另一个装切成段的紫皮甘蔗。
即将到来的下班人群让工人村从沉寂中苏醒，最早醒来的是饭店的油烟味。靠近西门的盒饭店占据着有利地形，早早把菜品备好，门口挂的红色广告牌褪色大半，但关键信息还清晰可见：“8元一荤，10元一荤一素，米饭任打，赠送例汤。”
紧接着醒来的是握手楼里的炒菜声。肉和蔬菜倒进油锅，兹拉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随后是各种调料杂糅在一起的香味。握手楼隔音不好，在街上走着，哪家哪户开始炒菜了，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湘赣小炒店里，没开学的“小老板”正在帮忙给客人上菜打饭。八九岁的小男孩，坐在离厨房最近的桌子边，桌上的手机停留在抖音界面。“小老板”熟练地把白米饭打包到一次性餐盒里，等到装袋环节，才抽出空来滑动一下手机屏幕，中断循环播放的短视频音乐。
如果厨房窗口有动静，“小老板”就会停下手里打包的动作，先转身接过餐盘上菜。六点过后，回村的工人们让小炒店热闹起来，“小老板”一个人在前头，又要给人找座，又要打饭上菜，又要打包外卖，显得有些忙不过来。
等一轮事情做完，“小老板”在店里扫视一圈，接着向我走来。
“你要打米饭吗？”一开口，“小老板”带着广东口音，不知道是从小生活在这里的缘故，还是这家湘赣小炒本就由广东老板经营。
桌上摆着一盘青菜炒饭，可能是加了酱油，他在远处没认出来，误以为是自己忘记给我打饭。走到跟前，我指着炒饭跟他讲已经上过主食，“小老板”不好意思地笑笑，又回到厨房窗口的“工位”。先前进的客人已经落定，新点的菜也还没炒出来，他拎起打包好的饭菜，一阵风似的跑出店去。
来小炒店吃饭的大多是一个人。沉默地进店，沉默地落座，沉默地扫码点餐，然后打开短视频软件，动感的背景音乐打破沉默。起初人少，每个人进来各找一张四人桌落座。后来空桌子不够了，只能拼桌，后进的人和先进的人对角坐着，各自刷各自的手机。
难得有三个人结伴进店，走在最前头的一手拎着红荔牌红米酒，一手拎着一袋卤味。等待上菜的间隙，纸杯里的酒已经满好，三个人用方言热切地聊着些什么，大概是老乡工友间的聚餐。
“小老板”给我上菜时，一个大伯进门坐在我对角，他是小炒店里少有不刷短视频的客人。直到他把手机推到我面前，问我为什么不能付钱，我才知道这十几分钟他一直在和下单小程序做斗争。
大伯搜索土豆，从搜索结果里选完一道土豆片炒肉后，页面上却没有出现下一步操作的按钮。我接过手机一阵滑动，才发现要回到首页才能下单。十几秒后，收银台传来机械的女声：“支付宝到账12元。”
先有了工人，然后才有工人村。富士康、比亚迪等大型工厂的出现，让周边大量城中村成为热门房源；涌进城中村的人则带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商机，以村为单位，形成自成一体的商业生态。
如果一个外来客的探寻止步于此，或许会被工人村里浓郁的生活气息打动，为低廉的物价、炒菜的锅气、逼仄空间下接近乡土时代的邻里关系而感到雀跃。但只要稍作探究就能发现，没有人愿意做工人村的留鸟，贫穷和告别贫穷仍是这里永恒的母题。
在深圳，这一母题有了具体的故事情节：搞钱。
二、多做一份工
王文和潘飞是广西老乡，也是富士康观澜厂区的同事。两人在深圳相识，到今年为止，王文已经在富士康呆了11年，潘飞年轻一些，也呆了8年。
王文是某条流水线的线长，负责给五金元件冲洗，组里有十来个人，算是个小领导。2020年之前，王文的富士康生活几乎没有变过。“这么多年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冲洗完了就给下一条流水线。哪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过来培训一天马上就能做。”
在老家广西，妻子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小孩子每年都有变化，远在深圳的王文是通过花销感受到的。小孩子长得很快，新买的鞋子，过一阵子就不能穿，要花钱买新鞋子做新校服。
和迅速长大的小孩相比，王文的时钟好像停滞了。他伸出左手，掰着指头细数以前每天的生活：早上7点50上班，下午6点50下班，回家打游戏或者玩，睡一觉，第二天继续上班。一周上六天。
王文悟性好，两年就在富士康做到线长，工资比一般工人略高。前几年顾着玩，台球厅、KTV、网吧，城中村附近的店一个不落。等到一眨眼，小孩长大，吵着要上培训班，王文才懊恼，之前几年为什么没有好好攒钱。
小孩长大，父母年迈，“搞钱”的目标迫在眉睫，2019年底，王文开始寻找下班以后能兼职干的副业。那一年，外卖行业已经很发达，王文看周围有同事赚到钱，也下定决心开始当兼职骑手。
任何行业都有门槛，做骑手的第一个门槛是一辆电动车。王文和两个工友一起去店里看车，回来的时候每人都骑了一辆。
第二个门槛则是方向感，跟王文一起入行的工友，只干了几天就把车卖了。“他老是迷路，找不到商家也找不到送餐的地方，老是赔钱。1800买的电动车，后来1500又卖出去了。”
大多数工人刚开始跑外卖时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城中村单间一个月的房租400多，买一辆电动车等于花去好几个月的房租，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会选最便宜的。但便宜也意味着续航能力差，好多新骑手都吃过亏。
王文当骑手的第一天，就因为遇到电动车没电而着急上火。“那天晚上我送最后两个单子，结果刚到店里就没电了，老板给我算了一下，如果我取消订单，那天就只赚1块钱。”老板好心，把自家电动车借给他，订单延迟两个小时才送到。“好在那个顾客也没投诉我，就跟我说本来是当宵夜吃的，现在变成后半夜了。”
几乎每个骑手都是从菜鸟成长起来的。
潘飞入行比王文更早，第一天接单，他以为订单要按顺序，取一个，送一个，再取下一个。结果一来一回，第二个订单超时，还没赚到钱，就先赔10块。
讲起菜鸟时期出过的洋相，潘飞显得很有兴致：“我那时候不熟线路嘛，一个没注意就开到高架上去了。我一看边上的车怎么这么快，不太对呀，然后才发现自己在高架上。下也下不去，只能硬着头皮开到前面一个口下去。”
附近骑手们有一个微信群，大家知道潘飞不小心开着电动车上高架，都在群里拿他寻开心，问他驾照怎么考出来的。结果没多久，甘王文自己也不小心上了趟高架。“真的一不注意就开上去了，我赶紧打双闪，下车倒着推下去的。”
所有订单中，骑手们最不愿意送的是蛋糕，特别是那种双层的，上面还有卡通人物摆件的。城中村附近路不好走，上坡下坡多，路面也颠簸，载着双层大蛋糕，如果不小心蹭掉奶油，一天赚的还没蛋糕钱多。
王文说，有次他接到一个蛋糕派单，一看蛋糕要300块，直接把车子停在一边，走着给客人送过去。奶茶倒不算难送，只是要小心一点。“挂在车把手上面嘛，不要洒出来。”
最喜欢的订单是“三胞胎”。这是骑手间的黑话，有些用户会连着点好几单，都是同一个商家，送到同一个目的地，如果恰好派到同一个骑手那里，就可以只跑一趟。“双胞胎”和“三胞胎”对骑手来说是难得的幸运。
从菜鸟时期坚持下来，王文和潘飞都开始尝到赚钱的甜头。少的时候几十块钱，多的时候一两百，每个月兼职做骑手，大概能额外增加三千块钱收入。
三千块钱，对于王文来说，是每个月打回广西老家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刚满1岁的潘飞来说，是一家三口每个月在深圳的开销。算上这笔钱，在富士康拿到的薪水可以存下大半。
对于很多工人来说，进工厂和送外卖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对于像王文这样需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两样全部都需要。近日，饿了么发布的《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中就提到，外卖配送上线时间、接单时间较为自由，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的副业选择。在调研中，四成骑士表示有本职工作。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0上半年，美团平台上近四成骑手有其他工作，其中28%为工厂工人。同年的蓝骑⼠调研报告显示，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其中21%为技术工人。
很多兼职没有性别之分，他们所在的大水坑村，被称为大神的是一位女骑手。潘飞说大家会看她发的抖音，会有人在底下评论：“怎么好久没看到你炸街了？”
多做一份工，作息也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6点50下班之后，王文和潘飞需要先回家吃饭换衣服，再骑着电动车出门，接单到晚上11点多。
王文所在的小组有十几个工友，大概一半人都在跑外卖。但跑外卖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文字能力好的，会在网上写点文章赚钱；能说会道的会做短视频博主；还有一些兼职集中在线下，下班之后去超市当售货员，或者从工厂里拿材料回家串珠子做假花，按件计费。
王文也在寻找别的机会。
见面当天，他临时说要推迟一个小时，因为跟朋友抽空去另一个区打听网约车司机和代驾行业，回来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网约车司机的入行门槛是车，如果自己没有，就要管公司租车，一个月的租金4千多，显然不适合兼职；代驾的订单集中在后半夜，可能会影响在富士康的白班。打探一圈，王文觉得还不太适合现阶段做，如果之后自己买车，兼职做网约车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王文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工厂，像那些网约车司机一样，一天跑16小时车，每个月赚1万多。但眼下，他和潘飞都需要保障收入的稳定性，在工厂里赚一份工钱，再找一份兼职，是风险性更小的选择。
富士康也有做短视频成功的，潘飞所在的园区就有一个，他扭过头去对着王文说：“昨天我听有个人说他那一栋楼办公室有个女的，30万粉丝。别人直接就不干了，直接就出去带货，一天几千块钱。你说这真的，一个人有三四十万粉丝很厉害的。”
羡慕归羡慕，哥俩也觉得写文章和拍视频都需要天赋，王文的组长胡军就是潘飞眼里有天赋的人。“有时候像我们做错了东西，要给人家回复一个原因对策，这也是他去弄，你要编一个让别人看得下去的，对不对？我们搞过来都不能看。”
电动车买完没多久，因为照顾媳妇待产没有时间跑单，潘飞把车借给胡军，胡军成为组里比较早吃螃蟹的人。除开跑单，胡军还要更新短视频和自己的头条号，内容大多是记录工厂生活、记录跑单情况，有时候也发发牢骚或者给自己加油鼓劲。
身兼多职让他的B面人生更加丰富。白天下班和晚上开始跑单之间，胡军每天要挤出半个小时拍视频，发视频和写文章被安排在晚上送单的间隙。他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能火，有时候文章突然被推荐了，会有几百个人给他点赞。虽然赚的钱很少，但他很开心：“就有一种成就感。”
在深圳，我没有见到胡军，等他从老家过完年回到深圳，我在头条号上看到他辞工的消息。一起被晒出的还有富士康15周年纪念牌和离职申请书，上面的入职时间是2005年。
胡军原本打算回老家去，两个孩子都在老家，妻子一个人带不过来。“大儿子上三年级了，正在叛逆期。”在富士康交够15年社保，胡军觉得，至少年纪大以后有个基础保障。
但主管的挽留正让他犹豫。是回老家白天送快递晚上送外卖，还是留在深圳，胡军还没有下定决心。
三、一年一个小目标，工人版
算上下班之后的兼职，有副业的工人生活算不上轻松。有时候，王文也会想，自己这样像不像一个赚钱的机器。
白天做着单调重复的事情，晚上还要接着跑订单，没有停下的时候。但这样的想法只是很偶然地出现，大部分时间，他都提醒自己要向前看。他说自己玩也玩够了，现在这个年纪，就得多赚点钱，再拼一把。
B面的人生也不尽然是苦的。人类毕竟是一种群居生物，除了赚到钱，抱团取暖让这些打两份工的人得到慰藉。
跑外卖有闲时和忙时，没有单进来的时候，王文和潘飞会和其他闲着的骑手聚在一起唠嗑。“没单子就在群里发一个定位，有可能谁看到以后发现，哎，跟我离得挺近的，就会过来聊聊天。”潘飞比王文小5岁，性格更外向，讲起话来会带入情境。
把路跑熟以后，骑着电动车兜风变成一件挺开心的事情。王文说，跑过一段时间单以后，如果好几天不跑，反而会心里觉得不爽。“第一个不爽是因为不赚钱，第二个是因为呆在家里也没事情，出去转一转的话你上下心情就会很爽，也不会想别的。”
为了不让自己不爽，没单的时候，王文会骑车出去兜风看风景。有时候把车停在村里电动车店门口，跟其他骑手聊天，顺便看老板修车。说是打发时间，其实也在偷师，为的是以后电动车坏了自己能修。
王文其实很擅长学习。
刚到工厂两年，王文就升职为线长。后来的十几年，他又陆续学过吊车，为兼职赚钱考下过特种作业操作证。因为在富士康负责冲洗五金配件，他还曾经考过危险化学品管理证，一些化学公式看不懂，流水作业的时候在背，下了流水线还在背。
不久之前，他去考网约配送资格证，和富士康的一个课长同一批次。考试成绩前30名的骑手有奖金，王文排第19名，拿到了300块钱。
初中毕业那年，王文原本可以去一个五年制大专的药剂专业，但他当时对念书实在没有耐心，一头扎进工厂打工，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遗憾。“我都有点后悔，那时候没去读书，起码也应该再学一个专业。考证你学的东西都是基础，考题那些都是很精准的，没有经验也还是弄不了。”
王文的大女儿今年9岁，上小学三年级，已经知道爸爸离开家意味着什么。今年春节结束，王文返回深圳前，大女儿问他，能不能不要去。王文只能劝慰女儿：“我要不去，你那衣服玩具，学校的校服，都没有了。”
这几年，王文和弟弟一起用打工攒到的钱在老家买地皮盖楼，剩下外墙和三层还没装修。今年，他的小目标只有两个，第一个是把外墙装修完，第二个是买一辆车。完成这两个小目标，大概需要攒十万块钱。
潘飞坐在他隔壁，一边扒虾一边打趣：“3个小孩子，一起出去玩摩托车上都坐不下。”
这确实是王文着急买车的理由。算上老婆孩子，一家五口人，出门是件麻烦事，不管去公园玩还是回孩子外婆家，带上这个又带不上那个。
为达成搞钱目标，王文每个月留给自己的预算是1000块钱，其中包括500块的房租。平台对兼职骑手的工作时间没有强制要求，很多工人碰到下雨天都不会接单，但王文会。“下雨天，配送费会涨啊，做一单比平时好几单都高，”他指着一旁的潘飞说，“像他就不会出去啦。”
潘飞的女儿今年一岁半，从出生开始就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富士康观澜园区边的大水坑一村。一家三口住单间太拥挤，潘飞每个月花720块钱租下一室一厅，在附近的工人村，这是比较高的价格。
一岁半的小姑娘跟爸爸很亲近，潘飞从厂里下班回来吃完饭，女儿知道爸爸回家了，就会跑过去抱他一下。吃完饭，潘飞接着出门送外卖，回家的时候女儿已经熟睡。
到这一代，很多工人会孩子带在身边。潘飞住的一整层楼，只有两户人家没小孩，平时各家的房门都开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四处串门跑成一团。“哪里有玩具就到哪里，反正一玩都扎堆过去玩，不是在这里玩，就是在哪里玩。”
潘飞今年的小目标也是攒钱，为的是女儿能继续留在深圳。因为暂时没有深圳户口，潘飞打听过几家私立幼儿园，每个学期的学费在6千到7千，一年就要1万多。他讲起一个老乡最近刚刚成功落户深圳，小孩可以上公立学校。如果一路从公立幼儿园念到公立中学，可以节约很大一笔开销。
比起其他几座一线城市，深圳的落户要求不算严苛，潘飞在富士康多年，攒下不少社保积分，但想要落户还差最重要的一环：他需要自考一个本科学历，来给落户积分加码。
眼下，他得先攒学费和生活费，暂时没有功夫准备考试。“等小孩上幼儿园，我老婆也会去工作。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管货架，一天就做8个小时。”
潘飞在为长久地留在深圳做打算，而王文则计划着再做几年就回广西老家。小孩在一天天长大，除开做新校服交钱的时候，他很少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成长。这几年，他逐渐感受到缺席带来的情感缺失是不可逆的，送单间隙和家里视频时，他发现小孩不怎么跟他互动。
“你很难两头顾的。”王文几乎一刻也不停歇地在往前跑，为的是尽快回巢，“你在这好几年，小孩（的成长）始终是会错过的。”
等到完成今年的小目标，王文打算再干一阵，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之后就回老家，跟着亲戚干挖掘机，他打听过，一个月也能挣七八千。
潘飞打算一直留在深圳，让小孩在大城市长大。他虽然嘴上抱怨女儿是附近有名的哭鼻子大王，但女儿的陪伴，显然让他少了很多焦虑。他坚信女儿留在大城市，会比呆在老家更外向自信，身边也有很多人这样做。
前几天下班回村，潘飞看到邻居家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在哭，因为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朋友要搬家，去新家附近上小学，小女孩不舍得。“他们两个都是5岁多一点，一直一起玩的，就叫她不要走。哭得很凶，我晚上（送完外卖）回来还在哭。”
周日下午四点，结束访谈后的王文和潘飞准备开始跑单，我的拜访让他们把工作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潘飞用他的外卖车载我回大水坑村，那是他们的居住地，也是接单的大本营。
这是我第一次坐外卖车，贴着大LOGO的外卖箱硌着我的后背，潘飞熟练地拐过几个弯，在一堆电动车和行人之间腾挪。路面确实如他先前所说的那样不太平整，为防止自己被颠飞，我伸手抓着车尾用来固定外卖箱的栏杆，脑子里却在倒腾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那个传说中白天播着音乐“炸街”的女骑手，应该挺酷的。
第二件事，是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双层蛋糕，确实可能会被颠翻在盒子里，难怪王文要把车停在一边，步行两公里送这个订单。
潘飞在大水坑村住满八年，不用扭头看，也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他频繁地向我介绍。先是学校，左手边是一个小学，右前方是一个刚建好的幼儿园；再是传说中有400多栋楼的大水坑三村；经过电动车店时，他靠边停下来，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等单子时呆的地方。
大水坑比瓦窑排村大得多，人更多，楼更多，商铺也更多。潘飞一路开，碰到订单多的店铺会着重介绍。三村十字路口新开出一家沪上阿姨奶茶店，是最近附近外卖圈的后起之秀，我们经过时，门口有两三个骑手正等着取餐。
开到一村入口，潘飞指着面前的楼告诉我，他家就住在这里。
这栋楼在村子最外围，整面墙都能照到阳光，楼的东侧还装着一整面反光玻璃窗，在傍晚显得金光灿灿，跟周围四四方方的握手楼相比，好看得出挑。我夸他会选地方，潘飞停下车，笑着说：“这就是它要700多一个月的原因啊。”
小孩子的声音让城中村变得热闹。在离潘飞家不远的一条小巷，几个小孩坐正在盒饭店门口帮忙削皮，脚边的藤编筐里，削好皮的土豆和胡萝卜堆成小山。
有一个小男孩的爸爸在国外打工，此刻，话题焦点是他爸爸到底在哪个国家，他们用普通话交流，基本已经听不出乡音。手上的活不停，许多国家的名字相继出现在这场讨论中，美国、日本、韩国、朝鲜、甚至苏联，削皮的小孩们可能把认识的国家数了个遍。
一个看起来年龄稍大的男孩子忍不住笑话他的朋友：“笨蛋，苏联早就解体了。”
应受访者要求，王文为化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希，编辑：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