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种场景：当心爱的人向你表达说“我爱你”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正向的情绪反应，你或许会感受到愉悦、幸福。但有一种人，听到这类情感表达的时候会充满困惑，确切地说，他（她）不知道你说的“我爱你”该如何作出相应的情绪回应——更有甚者，他（她）会肾上腺素飙升，想要逃走或者骂人。
述情障碍（Alexithymia）者就是如此。通常来说，他们无法识别和形容自身及其他人的情绪，他们的大脑内没有触发与特定情绪体验相关的生理反应，所以，在社会的规约下，他们也很痛苦：明明对某种情绪没有反应，但潜意识里又不得不作出虚假的面部表情。也正因为如此，述情障碍者往往也缺乏同理心。
但需要强调的是，述情障碍目前被视为一种人格特质，而非精神疾病的原因在于，虽然他们同理心偏弱，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乎对方的感受，他们只是无法知晓对方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Emma Young，编译：Yord，题图来自：《超体》
斯蒂芬在婚姻的殿堂里进了又出，出了又进。两次婚礼，两次“我愿意”。但他并没有获得些许快乐记忆。实际上，不管是结婚还是恋爱，他都没有任何相关的、称得上快乐的回忆。
16岁时，他在护理预科课上遇到了第一任妻子。6年后，他们喜结连理。又过了3年，一别两宽。他说，这个女人不是对的人。
大约20年后，时间来到了2009年，他通过交友网站结识了第二任妻子。他全心全意扑进这段关系，并于次年结婚。在男方父亲和女方两位家人的见证之下，他们在居住地谢菲尔德的结婚登记处喜结同心。
结婚照上的他一脸笑容，因为他觉得结婚照上的人需要摆出笑容。他这样解释道：“就内心感受而言，我做任何需要情绪反应的事情，都感觉像在造假。我给出的反应大多是后天习得的。身边的人欢天喜地，但我觉得我在撒谎表演。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个谎言。”
除了幸福感，他也没有兴奋、羞愧、恶心、期待等情绪，甚至还感受不到爱。他感受不到这些。“我能感觉到某些东西，但无法真正区分那是哪种感受。”他熟悉的情绪只有恐惧和愤怒。
这种难以正常识别情绪的严重问题有时可见于自闭症患者或精神变态者，但斯蒂芬并没有任何精神疾病。2017年，51岁的他终于搞懂了自己为何如此：他有一种奇怪的症状——述情障碍（Alexithymia）。该词源于希腊语，大致含义为“无法描述情绪”。
尽管书面含义如此，但述情障碍者并不是真的没有词语来形容感情，他们只是缺乏情绪。
不过，并非所有的述情障碍者都有同样的体验。有人感受不到一些常见情绪，有人能够意识到正在经历某种情绪，但不知道是哪种，还有人将某种情绪的特征和其他的相混淆——比如将胃部的紧张感视为饥饿感。
研究显示，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有述情障碍，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种症状并不那么广为人知。新近研究正在探索该病的机制，这项工作不仅可能带来情绪障碍的创新疗法，还可能揭示正常人如何感知情绪。
斯蒂芬做了10年护士之后，决定做点不一样的事情。他花了两年上大学课程，拿到了天文物理学学位，后来找到了测试电脑游戏的工作。他事业有成，在不同公司的电脑测试部门工作，管理团队，满世界出差，在会议上发言。
他完全能够对同事表达事实，但在更为私人的关系或任一包含情绪表达的场景中，他就会觉得事情“不对劲”。
“在刚开始一段感情时，我总是在想我到底是谁。有人说我擅长维持一段较长的蜜月期。但一年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所有一切都崩塌了。我一直把自己伪装成另一个人，我基本是有意识地做出回应，而不是自然而然地给出情绪反应。很显然，这是捏造的，看上去虚假无比，因为它就是假的。而我也只能假装一段时间。”
他和现任妻子于2012年分居。他去看了医生，开了些抗抑郁药。尽管二人之间仍有联系，但感情已经破裂。2015年6月，他自杀未遂。“我其实在脸书和推特上发布过自杀的事，但有人报了警——我一直没找到是谁。后来我被送到医院治疗。”
精神病医生让斯蒂芬接受一系列心理咨询，然后是心理动力学疗法。这是一种基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疗法，和心理分析类似，它意图揭示思想和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治疗师向他推荐了苏·格哈特（Sue Gerhardt）所著的《母爱的力量》（Why Love Matters）。他在该书中首次接触到述情障碍的概念。
“我在治疗中提到了它，然后我们开始讨论我如何具有述情障碍的特征。无可置疑，我没有表达问题，我能用语言描述情绪。但关键在于这些语言是否能够正确表达情绪。我以前认为自己只是不善于谈论感受、感情之类的玩意儿。经过一年的治疗，我越发了解到，当我谈论情绪时，我并不知道我在谈些什么。”
“述情障碍”一词首次出现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源自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动力学观点。正如牛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杰夫·伯德（Geoff Bird）所言，目前弗洛伊德的理论已经不被多数心理学家所认同，“在认知、神经和实验领域，没有多少人真正对弗洛伊德感兴趣。”
不过，当伯德读到与述情障碍相关的资料时，他陷入其中。“确实令人大吃一惊。”对大多数人来说，“当情绪不强烈时，你可能不太确定自己的感受，但情绪强烈时，你就能确定了。”但不知为何，总有一些人并不知道如何确定。
伯德一开始的学术研究聚焦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同理心和情绪察觉，这让他拾起了对述情障碍的兴趣。在他最初的述情障碍研究中，他将其与同理心缺失联系起来（当时他根据多伦多大学研制的包含20个条目的调查表确认某人是否有述情障碍）。如果你感受不到常人能感受的情绪，那么你就无法同情他人。
但真正让伯德投身于述情障碍研究的是和自闭症患者的互动。“人们总有一种成见：自闭症患者没有同理心。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你只要见到一些有自闭症的人，这种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通过一系列研究，伯德发现在自闭症患者中，大约有半数有述情障碍。正是这些人有情绪和同理心方面的问题，而剩下的那部分人没有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是述情障碍带来了这些情绪问题，而非自闭症。
伯德极力宣传这一发现。他充满感情地提起某位自愿参加自闭症研究且没有述情障碍的自闭症患者：“这个可爱的小伙子IQ很高，高得我们没办法测出来。他找不到工作，但想利用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于是申请去当护理中心的义工。护理中心的人说‘啊，因为你有自闭症，所以你没有同理心，因此你无法胜任护理老年人的工作’。这简直荒谬至极！”
自此之后，伯德开始脱离自闭症框架，对述情障碍进行一系列研究。例如，他发现，有述情障碍的人可以分辨人脸，或者区分笑脸和皱眉的图片。“但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就算他们能够区分微笑和皱眉，也不知道这代表什么。这一点非常奇怪。”
伯德见过许多有述情障碍的人，他们经常被别人说异于常人，不过也有一些人是自己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猜这有点像色弱者的遭遇，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多么红，那个多么蓝，而你意识到你缺失了大家都有的一部分体验。”
除了更好地描述述情障碍，伯德及其同事还深挖了背后的病理机制，试图拆解这样一个循环论证——斯蒂芬有情绪问题，因为他有述情障碍，这一障碍的特征就是有情绪问题。
斯蒂芬在情绪强烈的一些场合下——比如告诉某人“我爱你”，会有一些生理变化。“我感到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升高，这种感觉总是很吓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这让我想要逃开或者爆粗口。”
恐惧、生气和沮丧是他所意识到的情绪。“其他的一切情绪在我看来都一个样......就是这种‘呃，我不太舒服——这不太对劲’的感觉。”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讲师丽贝卡·布鲁尔（Rebecca Brewer）曾是伯德的学生，她认为那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她这样解释：“有述情障碍的人通常知道自己正经历一种情绪，但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意味着他们仍然能够陷入沮丧，因为他们可能难以区分不同的负面情绪，也很难区分正面情绪。对于焦虑症患者来说也是如此，某人可能有心跳加速的情绪反应——比如兴奋，但他们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一反应，并对体内变化产生恐慌。”
察觉身体变化的能力被称为内感受，这是人对自身内部变化的感知力。身体变化包括心跳、血涌、膀胱充盈和肺部扩张，等等。
不同的情绪会伴随不同的生理变化。比如人在生气时，会心跳加速，血涌上脸，拳头紧握；人在害怕时，心跳同样会加速，但脸会发白。一般认为，这些变化不仅限于某种特定情绪，所以场景也同样重要：如果你觉得心跳加速，且此刻你眼前有一只蜘蛛，那么你知道你正在经历恐惧，而非性唤起。
伯德及布鲁尔等人已经发现，述情障碍者部分或完全欠缺产生、感知或理解这些身体内部变化的能力。他们的IQ在正常范围内，可以像常人一样意识到自己正在看一只蜘蛛，而非富有魅力的潜在伴侣。但他们的大脑没有触发与特定情绪体验相关的生理反应，或者大脑其他脑区无法正常识别这些信号。
2016年，伯德、布鲁尔和伦敦城市大学的理查德·库克（Richard Cook）共同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他们将述情障碍的特征描述为“内感受的普遍缺乏”。这既是对情绪问题的解释，也是一大宣言，即对身体信号的感知对于常人的情绪体验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的日常用语已体现出这一概念：在英语中，要想诚恳道歉，须得“诚心诚意”；如果你爱上某人，得是“全心全意”；火冒三丈之时，便是“气血翻涌”；表达紧张不安，可说“胃中有蝴蝶”（应是消化系统血流量变化导致的）。
尽管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熟悉述情障碍，不过人们可能知道另一种涉及情绪淡漠和同理心缺失的障碍——精神变态（Psychopathy）。我们对其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其的厌恶。通过理解精神变态，我们能够学到更多关于感受的事吗？
利克·恩特杰斯（Lieke Nentjes）三十出头，苗条温柔，很难想象她能在小小的咨询室里和不受束缚的精神变态者共处无数小时。这些人中甚至有连环杀手。
恩特杰斯在我们的谈话中吐露真言，“一次，有个大块头坐在我对面，长发凌乱，他突然说（此刻恩特杰斯的声音抬高，从坐姿变为半站着）：‘你不怕我吗？’我很惊讶，我没想过他会说这样的话，于是我说（此刻恩特杰斯加重了语气，但没有加大音量）：‘为什么——你害怕我吗？’他坐下。然后他说他的治疗即将结束，自己正在‘重新社会化’，但没人会雇佣他，因为别人都怕他。他没有生气，他很沮丧。”
尽管精神变态的本质仍备受争议，但心理学家普遍认同精神变态包含同理心或愧疚感的缺失，情绪表浅，反社会行为——虐待他人，有时会参与犯罪。
有人推测一些精神变态者折磨他人或杀人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正常处理情绪，比如他们感觉不到恐惧，也不会从他人身上识别到恐惧。
恩特杰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在荷兰，如果罪犯被发现有导致罪行的精神问题，那么他们只需要对罪行负有部分责任。这些罪犯可能在被送往治疗中心之前会在普通监狱关上几年，也可能直接被送去治疗中心。
恩特杰斯决定评估这些治疗中心的罪犯，确定他们精神变态的程度（并特别关注精神变态的几个方面），了解他们的生活——成长过程和犯罪行为，并评估他们的内感受能力。
她说：“检查精神变态者时，最核心的评估方式是观察他们的情绪变化——或者是否缺乏情绪。那么，精神变态的罪犯是否不那么关注自己的身体？”
在采访中，恩特杰斯问了一些问题以确认他们拥有哪种程度的同理心，又对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感到多大程度上的悔恨。“有些人十分坦诚，直接说‘我不在乎’。有些精神变态者会说‘啊，但我很有同理心’。他们已经学会用一些词语准确描述感受，并可以谈论对他人的同情，但当你看到他们所犯的罪行时.......”恩特杰斯欲言又止。
她提及，“有研究显示精神变态的施害者可以用语言描述情绪，但无法从内心感受到这种情绪。”
评估一个人感知身体信号的能力非常困难，最常用的测量方法即为基于记录心跳速率的内感力测试。一种测试是叫参与者在不同时间段内（可能是25或50秒）数心跳次数。10%的人擅长数心跳，5%到10%的人极其不擅长，剩下的人处于平均水平。
在另一项测试中，研究者会给志愿者放一些和心跳同步或不同步的哔哔声，并让他们判断哔哔声是否同步。结果，有10%的人表现很好，而80%的人无法判断。
恩特杰斯把心跳同步测验所需的设备带进采访间，为75名罪犯做了测试。她发现了一种显著联系：罪犯的反社会程度越高，在心跳测验中的表现越差。这至少显示，不太能感知生理变化的精神变态者的情绪感知能力更弱，因此对他人的同情也更少。
精神变态的罪犯有时也被分成两种：一种是“白领”类型，他们通常犯下像欺诈罪这样的非暴力罪行；另一种是暴力犯罪类型。恩特杰斯和暴力犯罪者交谈时，经常被这个群体的相似性所震惊，尤其是和“白领”类型相比。
“养育他们的方式令我震惊，或者说并无育可言。情绪虐待、性虐待、忽视和身体虐待。我听过有人亲口说情绪对其来说毫无用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唯一情绪就是恐惧。”
斯蒂芬在孩童时期遭受过极端的情绪忽视。6岁时，他的母亲蓄意烧掉了他们在诺丁汉的家，当时母亲和斯蒂芬，还有弟弟及小妹妹都还在房子里。幸运的是，去上班的父亲突然想起来忘记带便当了，于是回了家。
回首往事，斯蒂芬说他母亲当时是患了产后抑郁症。但她没有去看医生，他说：“我当时所有的情绪只有焦虑和担心。”火灾之后，母亲去了监狱，而作为钢铁工人的父亲一直轮班工作。
“一个邻居联系了社会服务部门，后者让我爸妥善处理好这一切，否则就把我们接走。我爸的兄弟姐妹都不愿意收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群小混蛋。我们总是在惹麻烦，抢劫商店之类的。后来我们去了福利院。”
在接下来的童年岁月中，斯蒂芬在不同的福利院中辗转，直到那时，他记得的情绪唯有恐惧、生气和困惑。“过圣诞节或生日时，别人会突然对我好一下......我总是难以习惯，总是不舒服。我身体里面的感受像毛线团一样乱，而我总是无法正确理解，也无法正常应对。”
伯德说，述情障碍通常与童年时期的创伤和忽视有关。对于双胞胎的研究显示也存在遗传因素。此外，这一障碍还和某些种类的脑损伤相关，尤其是脑岛损伤，因为正是脑岛接收内感信号。
正如丽贝卡·布鲁尔所言，斯蒂芬所经历的那种焦虑在内感力弱的人身上很常见。苏塞克斯大学的雨果·克里奇利（Hugo Critchley）和萨拉·加芬克尔（Sarah Garfinkel）专攻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他们正在寻找改善内感受的方式以降低焦虑。
加芬克尔已经提出了内感三维模型，并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第一个维度是感知内感信号的客观准确性——比如数心跳的准确性。第二个维度是主观报告——感觉自己的判断有多准确。最后是元认知准确性——知道自己的判断实际上有多准确。
第三个维度非常重要，因为各种研究已发现，主观判断和事实之间的差距可能会预测焦虑程度，比如在数心跳任务中，认为自己数心跳的准确度和实际准确度之间会存在差距。丽萨·夸特（Lisa Quadt）是苏塞克斯大学研究团队的一员，在笔者撰此文之时她正在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以评估自闭症患者主观判断准确度和事实准确度的差距减小能否使焦虑减轻。
在一项实验性研究中，克里奇利、加芬克尔和理学硕士阿比盖尔·麦克拉纳坎（Abigail McLanachan）招募了一组学生，让他们来实验室进行6次训练。在每次训练中，志愿者在一开始会进行数心跳任务，他们安静地坐着，食指上套着一个脉搏血氧仪的橡胶圈，并报告他们数到的心跳数。然后麦克拉纳坎反馈准确度，以便他们知道自己数得准不准。
麦克拉纳坎接下来会让他们跳几分钟开合跳，或者在室外沿着陡峭山坡快走，以提升他们的心率，让其更容易被感知。（夸特解释说：“是因为有些人真的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比如我就不能”。）然后志愿者回到实验室，再次做上述测试，并像之前一样每次都会得到反馈。
这只是针对学生群体的实验性研究。但在三周之后，志愿者不仅在内感模型的三个维度上表现得更好，还降低了约10%的焦虑水平。
在主要实验中，被诊断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志愿者将完成同样的实验，唯一的区别是，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功能性磁共振仪器中完成任务。研究者可以借此监控他们脑岛的活动水平，并查看活动水平的变化如何呼应杏仁体与前额皮质之间联系的变化。
脑岛接收心跳信号，而杏仁体会探测是否存在威胁，前额皮质则会思考潜在威胁是否将构成真正的威胁、是否需要提升焦虑水平。克里奇利解释道，他们希望看到杏仁体和前额皮质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因为此前已有研究显示这能降低焦虑水平。
与此同时，牛津大学的伯德希望探讨这一观点：存在两种不同的述情障碍。第一种人不会产生足够的身体信号，因此无法构成情绪体验，所以苏塞克斯大学团队的训练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大。而第二种患者会有各种身体信号，但他们的大脑不会像常人那样处理这些信号，包括斯蒂芬在内的第二种人也许会从训练中受益。
伯德强调，尽管有述情障碍的人难以理解情绪，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他人。“对多数人来说，有述情障碍的人可以识别他人处于负面情绪状态，而这会让他们感到不安。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对方具体的感受，也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更不知道如何让对方感觉更好或减少自身的不安。我认为这很关键，因为述情障碍和精神变态是不一样的。”
斯蒂芬说，对他而言就是如此。从理论上来讲，他是乐于学习情绪训练技巧的。“我买了好几本关于情绪和感受的书，但它们用处不大，因为并没有透彻讲解你感受到的东西是哪种情绪。”
目前，考虑到缺少对述情障碍的治疗手段，斯蒂芬计划先利用从心理咨询中获得的新知识和新见解来加以改变。一开始，他说他希望心理咨询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我曾幻想之后的每一天都完美无暇、阳光灿烂......但我意识到这只是幻想。我的生命里会一直出现问题，一直都有。”
他说他受益匪浅。尽管他和妻子仍然分居两地，但他们经常聊天，现在他努力倾听妻子对于他焦虑问题的看法。“以前是‘不’，现在是我会倾听。我想着‘好吧，你知道情绪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所以我会听听你的看法，我会采纳你的意见或者找到解决办法。”他还打算换份工作去帮助滥用药物的人，因为他想从事能帮助他人的职业。
最重要的是，他决定充分利用述情障碍。“对于我来说，它让我更有力量——我现在了解了它，可以读相关的书。我会继续探索下去，还会找一些能够帮我战胜它的工具。”
没有述情障碍的人也可能利用这些工具。伯德已经发现，能敏锐察觉自己心跳的人会更好地识别他人的情绪，这是变得富有同理心的重要第一步。他打算研究心跳训练是否能够增加同理心。
至于那些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减轻压力和焦虑感，但又无法或不想改变压力源的人来说，他们可以改变身体信号。规律运动可以减少易被大脑解读为焦虑的各种身体信号（比如由心脏和循环系统带来的信号），因此规律运动也可以降低焦虑水平。
知晓身体信号是情绪基石的这一事实，可以让我们更有掌控感。现在，你感觉怎样呢？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life-without-emotions-alexithymia-intero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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