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梁再冰口述、于葵整理，编辑：王婧祎，头图来自：GQ报道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我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斯人已逝，光辉永续，梁思成、林徽因之女，前新华社记者梁再冰出版《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书，深情追忆父母。
在旁人眼中，梁林是名门之后、建筑大师，但在女儿眼中，他们是至亲至爱的慈父慈母，“从小到大，爹爹（梁思成）是我最喜欢亲近的‘老友父亲’，他总是耐心聆听我的感受，很少板起面孔训人。妈妈（林徽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和最贴心的朋友，她特别喜欢‘对小牛弹琴’，总是兴致勃勃、平等地同我们小孩谈天说趣。”
为了梁林纪录片的拍摄和相关书籍的出版工作，近些年来，梁再冰的女儿于葵女士一直帮助母亲整理资料，在多次和母亲的促膝长谈中，她也被外祖父母的人格魅力与精神追求深深感动。本文由梁再冰口述，于葵女士整理撰写。
引言
（于葵）
我的妈妈梁再冰平日里不大谈家世，很少主动提及她的父亲梁思成和母亲林徽因，祖父梁启超和外祖父林长民。妈妈一贯有着独立而普通的生活态度，对外大讲自己的“名人家世”本就不是她的风格，但是在她随口叙事中，总会不经意地“暴露”或“溢出”许多家中前辈的生动故事和鲜活的场景。
当她敞开心扉说起父亲母亲的往事，她也很像她那爱说话的母亲林徽因，也是满脸表情，滔滔不绝。她喜欢关注国内外新闻，大概出自她作为新华社记者的职业习惯，无论说到哪个地区，都要看看地图，最好外加一张地形地图，她总要“看图说事”，她说“这是爹爹（梁思成）说话做事的习惯，也是他教给我的本事。”
近年来，为了帮助年迈多病的妈妈撰写《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林徽因》一书，在与妈妈的促膝长谈中，我深深感到她心里有多么怀念她的爹爹妈妈。谈话时，她看着自己刚出生不久的照片——母亲林徽因抱着襁褓中的自己，她会喃喃自语道：“我的妈妈多漂亮啊。”说到外公梁思成，母亲瞥见桌上一碗红烧肉会忽然仰天大笑，她想起了外公的妙语“忠厚”（抗战时在李庄的饭桌上，总有一碗林徽因反复热过上桌的红烧肉，梁思成叫它“忠厚”——出自家常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妈妈笑道：“我的爹爹总是妙语连珠，我们无话不谈，他是我老爸，更是老友。”
1月9日是外公梁思成去世50周年纪念日，妈妈一早找出外公外婆的书信，在清冷的晨曦中，妈妈手捧这些书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在这位女儿眼中，她的爹爹一生中无论遭遇何种重创，从来都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是在这些信中梁思成所流露的催人泪下的情感，对家人挚友的炽热深情，令妈妈在读信时不胜唏嘘——
“宝宝（梁再冰乳名），今天我又这样叫你，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
这是在外婆林徽因去世后四个多月（1955年8月），正值妈妈梁再冰生日那天，她收到了外公梁思成这样一封信，
“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由医院回家后（梁思成指他自己出院后），在旧照片里我还发现了一张你还是大约二十几天的时候，妈咪抱着你照的照片，背面还有她写的一首诗，‘滴溜溜圆的脸’ ……”
说起外公梁思成，妈妈说他有着迷人的海一般的性格——“爹爹表面上看似水波不惊，但其海面下却深藏丰富内涵。每当遭遇风浪和危机时，爹爹总表现得处变不惊、从容镇静，自然之中带着他特有的自信与坚定。他的这种性格与定力，危机中给了我们全家极大的安慰和支撑，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是我日后战胜恐惧悲观的一种内力之源。”
说起外婆林徽因，妈妈特别感慨她“幕后的角色”——“妈妈尽管在人前十分闪亮，但‘幕后的角色’或许更实在。在与爹爹共同的事业奋斗中，很多有妈妈参与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工作，林徽因只是‘编外’人员，常常没有头衔也没名分，却又是父亲团队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灵魂人物。”“我觉得妈妈总是不惜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却心甘情愿做幕后英雄。妈妈林徽因对父亲梁思成一生坚守建筑事业给予了最坚定的支持。”
说起外公与外婆两人，妈妈说，“我觉得他们是一体的，很难将他们分开，他们是一对难以分割的学者伉俪。爹爹虽曾历经苦难，也曾遭受重创，但爹爹也是幸运的，他有母亲（林徽因）这样一位非凡的知音伴侣。
他们二人对建筑艺术与文化有着同样执拗的追求和痴迷，他们的建筑研究充满人文情怀，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表达——父亲可以用严谨的工程制图准确地为中国建筑图标解析，图说一部中国建筑史和辞典；而母亲林徽因热爱用优美的文字将建筑科学与艺术植入散文甚至诗歌中尽情地表达。尽管他们性格迥异，但却表现出高度的互补和高度的一致，他们在一起堪称天作之合。”
此前，我曾有幸参与央视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纪录片的制作，总编导胡劲草对我说：“你母亲（梁再冰）是一位‘稀有的’名人后代，她拒绝承认自己的父母是公众人物。” 的确，在妈妈心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她至亲至爱的慈父慈母，妈妈说，“从小到大，爹爹是我最喜欢亲近的‘老友父亲’，他总是耐心聆听我的感受，很少板起‘父亲的面孔’训人。妈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和最贴心的朋友，她特别喜欢‘对小牛弹琴’，总是兴致勃勃、平等地同我们小孩谈天说趣。”
在这位女儿的眼中，林徽因依然有着普通家庭“慈母手中线”的模样——“儿时她为我亲手缝制漂亮的布娃娃，是我最爱的伙伴。我的许多衣裙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直到我怀孕，她又为我孕育的孩子亲手制作小衣裳，她的一片慈母心温暖着女儿的一生；我的爹爹更是有着一双巧手，北平北总布胡同四合院家中，他为我设计了我最爱的‘儿童房’，所有的书桌书柜都是他亲手打造的。”
听妈妈讲外公外婆的故事，一幕幕鲜活的场景呈现。
(下文是梁再冰口述，于葵记录与整理）
北总布胡同的家园，欢乐美好的童年时光
1930年代，“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是我童年时代的美丽家园。从2岁至8岁，我的记忆从这里开始。
我们的家靠近东皇城根，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房间很多但都不大，有个很可爱的院子。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樱花树，有着开着白色或紫色花朵的丁香树。院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花坛，里面种着鸡冠花和喇叭花，夏末秋初，院中蝉鸣不止，许多红色的马樱花纷纷扬扬飘落在石板上。
在这个优雅的四合院家中，母亲（林徽因）喜欢坐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旁静静地写作……冬日暖阳透过中式窗棂照射进来，母亲在窗前摆上她最爱的梅花，屋内陈设随着阳光转动，色彩在房间里变换，女诗人的心绪灵感也随之跳动。享受着院中片刻的宁静，林徽因展开笔墨，在她喜欢用的毛边纸上，提笔写下千般交织的感受，她的字体颇有外祖父林长民之风——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
林徽因曾这样描述——
“此刻身处这个安静的世外桃源的院落，紫丁香绽放，桃花粉彩飘然落下，粉色的榆叶梅即将破芽（像是某位音乐人的灵感）。每个人都出去了，我静静地坐下来，清晨的阳光优雅地斜照在这里，在花园小径上投下‘树叶’的阴影，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却映射着我此刻涌上心头的万般心绪……我在这里正在诗意和情感中畅游…”
母亲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在这里写成，那时她坐在桌前写作，我就靠坐在她旁边，有时她写累了，或者看我太闷了，就拉着我的手在院子里踱步。我还记得在一棵大树下，母亲把着我的手第一次教我写下了“摇曳的树影”几个字。
也是在这个院子里，我和爹爹（梁思成）一起作画。爹爹把着我的手画着，他寥寥几笔，我的眼前便出现了院中的树木、花朵和美丽的房子，还有我的爱猫儿“明儿好”和我的“冰狗”也一同跃然纸上。置身这幅美丽的图画之中，靠在爹爹身旁作画，多少年过去了，那种甜美的景象始终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每当生病之时，我特别依恋母亲。我小时候常犯胃病，吃什么都吐，喝水也吐，母亲拿着一把小茶壶，一点一滴地喂我。夜里醒来发现母亲一夜坐在身旁听着我的动静。有旁人说起林徽因，似乎她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其实她是一位很会照顾家人孩子的好母亲，因为她很小就要照顾比她小很多的诸多弟弟妹妹。现在孩子每逢感冒发烧就要跑医院，我颇有些不以为然，我小时候，母亲很少带我去医院，她总是在咨询医生后自己护理孩子，在我眼中，她兼有医生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护士的细心以及妈妈的体贴。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中总是回荡着亲朋好友的欢声笑语。每逢周末，我们家里总是热闹非凡，“梁家下午茶”吸引着许多亲友来此欢聚。聚会上，妈妈总是滔滔不绝，不同于爹爹的平静和严谨，妈妈总是一边想一边说，思维轨迹清晰可见。谈话间，美丽的母亲神采飞扬，明眸闪亮，光彩照人。而爹爹梁思成常常笑而不语，耐心而有兴致地在一旁倾听。不过只要爹爹开口说话，他可是不言则已，出口则诙谐幽默，让人捧腹！
或许有些人喜欢注意来者为何方名流人物，但我更想说，这里是一处充满活力和趣味的思想交流园地，交谈中人们相互启发，从而引发更多的思考和学习。聚会上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主题——迫近的战局时事，艺术美学的鉴赏，专业探讨与交流……对着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朋友，邓以蛰伯伯带来名家画作，为大家讲述这些画究竟美在何处？胡适伯伯家房顶掉下一块墙皮，大家就开始讨论建筑装修材料，隔壁邻居家屋顶漏了需要房东维修，谈话的主题又去追溯清朝200年房屋契约的延续……
这个聚会其实伴随了父母的一生，战后来到清华大学的聚会上，吴良镛先生谈到“梁家下午茶聚会”的感受曾写道：“身临这个聚会，感觉仿佛被引进叙述殿堂的门厅，这个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觉可以从任何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广得很。”
随着长大，我愈发体会到，在这样一个求知好学、思想活跃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无论年轻年长，人们可以敞开心扉，开拓思路，感受求知好学的热情，参与者会情不自禁自然地融入其中，那些互不相让的争论会让人有更多的思考，面对神奇的世界，你可以永远年轻，因为你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父母那个很大的世界”，读妈妈的来信
中国营造学社是一家成立于1930年的私人学术团体，在短短十几年中，期间还经历了战乱的贫困和离散，这个“不起眼”的学术小团体，不仅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果，还开辟了建筑学研究的全新视野和方法，培育出一代业界顶级学术人才。多少年来，它的成果一直在滋养着中国建筑学界。但当年，我还真有点不耐烦介绍父母的工作单位，因为它太小了，我那时常常煞费口舌地解释，可是人家还是搞不明白——中国营造学社到底是个什么单位？
从我记事起，我的父亲母亲，乃至全家的大小事务，几乎无一不与营造学社息息相关。父亲每天早上总是开着一辆旧汽车去中山公园，学社的办公室就设在中山公园里靠东面的一排简单平房里。办公室内通透敞亮，长方形大房间中有很多画图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新奇有趣，人人都在使用丁字尺和三角板，铅笔削得那么漂亮。看到30多岁的爹爹站在一群20多岁小伙子中间，好像同他们的年龄所差无几，他看上去那样年轻，充满活力。
这个时期——抗战前的七年间（1931~1937），他们辗转十五省两百余县，实地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这也是他们建筑研究生涯中最富有朝气、硕果累累的一个时段。
那时，每逢父母外出古建考察，家中骤然变得冷清寂寞，我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院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回来。可好不容易盼到父母回城，他们不是忙着晒图绘画，就是埋头于图书文献中。那时照片中所见到的父母，不是在房顶攀爬，就是坐立于大梁斗栱之间。虽然爹爹和妈妈每次野外考察回家，总是特别亲近我们，但是我知道，尽管爸爸妈妈很爱我们，但是相比我们这个小家，他们还有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比我们这个小家要大得多的世界。我很小就有这个感觉，我们这个家只是爹爹和妈妈那个很大的世界的一个角落吧。
1937年夏天，爹爹妈妈又要外出考察了，这次他们要到山西五台山地区去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到的佛光寺。但是，对于当时十分需要妈妈的我来说，每次她同爹爹一起离家到野外考察，我都感到委屈和寂寞，也特别想他们。所以这次暑假，为了防止我闹情绪，在他们离开北平以前，妈妈请大姑梁思顺带我到北戴河同表姐、表哥们一起度假。
在北戴河，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尽量用小孩能看懂的语言讲述他们的考察行程。他们在6月26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区，一路上他们的考察小分队坐火车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母亲特别为我画了两张详细的地图，标识他们进出五台山的路线——哪一段坐火车，哪一段坐骡车，又是哪一段要负重步行爬山……字里行间中可感受母亲要告知我——他们为什么要去荒郊野岭寻找中华建筑瑰宝，他们又是怎样工作的，她也希望我去理解“爹爹妈妈那个很大的世界”绚丽多彩且意义非凡，同时也是异常艰难。
如母亲信上所述，1937年7月初，他们的小分队经历了崎岖山路与陡峻山崖的行进，在五台山中发现了佛光寺，这座唐代木构建筑。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伟大成就，这是当时被发现的一座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是营造学社战前古建考察成果的巅峰之作。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夕阳西下，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远看山景美极了，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然而就在他们为这个伟大发现惊喜不已的时候，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队打到了北平城郊。母亲在信中说，他们进入五台山区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家信和报纸。当他们兴奋不已投入到佛光寺勘测工作之时， 对“卢沟桥事变”和日军入侵，以及战争的全面爆发几乎毫无所知，直到7月20日，走到代县，有了报纸和电话，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当他们听说“到北平的火车——平汉路和津浦路已然不通车，这不知道多着急，好在平绥铁路没有断”，小分队绕道大同由平绥路回到北平。
母亲在信中特别鼓励我，“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她在信中的附图上，途径雁门关时，还特别标注了一行小字，“叫二哥给你讲讲雁门关杨六郎的故事”。在那个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之时，母亲走过雁门关，想起当年杨六郎跃马横刀，以数百奇兵，杀退数倍于自己的辽兵。今天再读这一行小字，愈发可以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情，她是在鼓励我也是对她自己说——要勇敢面对正在迫近的危机。
母亲信中要我知道，生活将遭遇前所未有的突变！一夜之间，他们的生活事业都将发生逆转，国破家亡顷刻之间到来。对年幼的我来说，舒适安逸的古城四合院生活将不再继续，带着童年美好记忆的家园也将失去。母亲在信中饱含深情，与八岁小女儿推心置腹谈自己的工作，谈家国情怀，她的确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母亲。
战火中西迁，更爱这壮丽河山
京城四合院的失去，这是父亲母亲继东北大学之后，又一次失去自己的家园。这一次他们被迫失去的又岂止是一座家园！那时父亲36岁，他朝气蓬勃，干劲十足，他们的古建考察事业正以全新方式展开，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因此而注入“新元气”，成为一门综合文化、艺术、科学与工艺等创新建筑学科，营造学社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国内外极大的关注和震动。正值如此关键的时刻，突然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打破了他们宁静舒适的生活，也让他们日渐辉煌的建筑考察研究事业突遭重创，命运之途忽然发生逆转。他们不能再犹豫，毅然抗起背包，踏上了极为艰难困苦乃至贫病交加的抗战西迁之旅。
抗战全面爆发，我从八岁开始随父母一路西迁，旅途艰辛万苦还常常险象环生，抗战的八年，也是我与父母朝夕相处，接触最为密切的时光。从八岁到十六岁，这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学习成长时段，我为有这样一对父母日夜相伴而深感幸运。他们少有大道理说教，只有身体力行。他们用自己做到的一切，告知儿女应该如何面对危机，如何面对生活的突变，如何坚守自己心中那份挚爱……
从天津到达长沙后，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家的生活已经完全变了样：没有四合院也不见了院中的花草树木，全家挤在车站旁的两间小屋，不再有厨师、保姆，爹爹和妈妈必须自己动手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对于不习惯、也不熟悉家务劳动的父母来说，生活一夜间变得非常清苦。母亲在给沈从文伯伯的信中写道：“我们太平时代考古的事业，现在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到苦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类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
在长沙的大轰炸中，我们一家人从炮弹下死里逃生，拥挤在破旧不堪的汽车上，从长沙向昆明进发。一路上，母亲还是忍不住欣赏着一路的美景，她还要我和她一同尽可能多看几眼沿途如画的风光；路过湘西，进入沅陵，母亲沉浸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景色中，想象着小说主人翁“翠翠”家乡的场景。随后，我们全家一起去了沈从文的家乡——沅陵，拜访了沈从文的兄长。沈大伯的书房嵌在半山之中，环绕在葱郁的万山重叠之中，仿佛置身于一片起伏的绿色海洋，那种感受真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纵使在这“逃难”的一路，美感还是不时掠过母亲心头，她描述着沿途所见，笔下的文字依然那样鲜活优美——“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发白的茅草、飘动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游动的渡船……”母亲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说，“眼下我们的艰难与牺牲，也为的是日后争出一个全新的局面。”
走到湘黔交界的晃县时，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几度昏迷，看着昏迷不醒的母亲，我感到紧张害怕，可是父亲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慌乱，他在这个浑噩杂乱的小旅馆里，每天支起小炉灶为母亲煮药熬汤，在床前照顾重病的母亲，在这个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我们全家老小的生活都靠父亲一人支撑。每到下午黄昏，爹爹看到我们两个孩子闷闷的，便带着我和弟弟去河边“打水漂”。那时父亲还年轻，很是清秀帅气。我还记得他跃起投石的漂亮姿态，他掌中似有魔力，一块小圆石从他手中飞向河心，那石头飞得又高又远，落在水面竟然跳起一二十下。我们跟着爹爹奔跑跳跃，一时忘记了这一路的狼狈和困苦。晚上回到旅馆，爹爹为我们描绘路线地图，教我们辨识这一路走过的城镇山川。所以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沿途许多地名、道路和地形，也从此养成了必看地图的习惯，这对我日后的记者生涯极为重要。
母亲发着高烧躺在晃县小旅馆里，她的隔壁是间小酒馆，有过路司机、军人、妓女和其他旅客的喧闹声；有年轻女老板同顾客的争执……她侧耳细听着隔壁发生的一切，用一种作家的细腻和幽默诙谐，体会观察着这小小县城中喧闹杂乱的生活。后来她写信将这里的场景绘声绘色描述给家人朋友。在那样艰苦无望的日子里，她竟然在高烧“迷糊”之中，还有心情去细品隔壁的各色人物和战时场景！她的笔墨依然是那般生动有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和炽热情感在支撑着她？！
昆明炮火中的移动家园，我在乡下的“快活日子”
来到昆明，我家住在城里巡津街的日子变得愈发不太平了，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大批西迁学者们整日疲于“跑警报”，母亲致信好友费慰梅：“现在我正在写作，我希望有一群秘书和高效的打字机声音，声音大到足以淹没我们每天必须听到的空袭警报和炮弹声音……”
1939年初，营造学社迁入昆明乡下的麦地村“兴国庵”小庙，战时的营造学社总算有了一座“大本营”。同时父亲、刘敦桢率队到四川、西康进行古建筑野外调查，母亲坐镇小庙和刘致平一起开始了学社日常工作，尼姑庵大殿成为临时的古建研究工作室，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成为自制的绘图台，工作台上面立着各尊菩萨，绘图桌与菩萨们共处一殿，照明采光全靠小窗里透进的自然光线。
小庙侧面的一间半小屋中，我们全家人暂时栖身于此。对着“鸽子笼”一般的小黑屋，妈妈像变魔术般改造着我们拥挤丑陋“鸽子笼”——她让建筑工人把窗台放低，加一块小玻璃，房间的采光立刻得到大大改善。我们入住的是一间一无所有，满地泥泞的小破屋，妈妈在墙上做了一个非常小巧的书架，她随手在书架里放了几本书，下面放上一个台桌，旁边设置两个坐凳。她还设计了一个很好看的门，我记得做好的时候正好是圣诞节，妈妈亲手自制了一个花环挂在门上。
当时我立刻感觉我们的小房子是那么温馨美丽，曾经破烂不堪的小屋立刻让人感觉很是舒心。我当时真佩服我的老妈，觉得她真神了，怎么一下子就能把这样一个“小破屋”搞得如此舒心可爱。我们虽然已是家徒四壁，但只要有一点点条件，妈妈就要尽可能美化一下自己的生活和环境。
父亲与学社同仁考察归来不久，我们家又搬到了附近的昆明龙头村——这里迄今还有一座历经劫数还依然健在的田园式小院。这是父母在战火硝烟中临时搭建的农舍宅院。当年他们在一块借来的土地上，两位建筑师一生中唯一为自家搭建了一座临时院落——几间白墙黛瓦的房屋，留空的青石板地基、土坯墙、瓦顶、木地板、花格窗……客厅里还有一座别致的小壁炉。这房子建于村边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上，当年这里曾是桉树成林、田畴水塘，这般景致在母亲眼中宛如一幅优美的图画。
为了这座小院，父母几乎耗尽所有，母亲在信中说，“我们的房子是最后一批建成的，我们因此必须为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甚至每一颗铁钉而奋斗。我们必须亲身投入具体建设之中，帮助搬运材料，参与做木工、石匠等各种活计。”
这所房子从它打夯土墙到上梁立柱，房屋建造的每个过程工序，妈妈都要我和弟弟（梁从诫）到工地去观察，以此了解中国房屋的建造过程。我和弟弟在父亲的指导下，亲手为新家小院建造了一条好看实用的甬道。父亲带着我们到邻近瓦窑村捡些遗弃的碎瓦、陶罐碎片，教我们使用木锤，学着苏州园林师傅的模样，拼出十朵八朵花饰，这条花纹甬道不仅好看，也减少了进院踩踏泥泞的窘态。
在昆明乡下，我母亲的家务劳动大大增加，生活水平直线下降，那时她一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父亲和营造学社同事们屡屡外出考察。妈妈不得不放下她热爱的文学创作，将全部精力放在家务事上。昆明乡下没电没有自来水，采购要等赶集日，妈妈常常一个人要用背篓将一周的菜全部背回来，做这一切家务是相当辛苦的。母亲虽然很是苦恼，但那时她做这些也是义无反顾的。因为她知道若不去做这些，我父亲梁思成就无法坚持考察工作，为此她必须承担起全部家务。
回忆儿时在昆明乡下的生活，我觉得有点“惭愧”，因为那段日子对父母来说无比艰难，对我来说却是童年中很快乐的一段时光。我和弟弟还有刘伯伯（刘敦桢）家的孩子们整天在外面玩得昏天黑地，妈妈给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回来就开始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我现在留下一段那个时候的童年日记，每篇日记的末了都是“我快活极了！”想想究竟是谁做的这些呢？当然是我妈妈林徽因，是她全力以赴，为我们全家做了这一切！
李庄的学术抗战，青灯苦卷中汇编《图说》
1940年12月13日上午，我们从四川宜宾坐小木船，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距宜宾约60华里的李庄，当木船靠近李庄时，我们几家的孩子们一起对着岸上大喊：李庄！李庄！
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其凶猛，连续几周高烧四十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早上起床后，我时常看到妈妈床边挂着许多被汗湿了的毛巾，看着她一天比一天虚弱，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感觉仿佛天塌下来一般，有时候我担忧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那时11岁，我为自己不能给妈妈任何实际帮助而焦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能减轻她的痛苦。母亲也是在这里从此失去了健康，成为常年卧床不起的病人。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维持家务，继续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她的身体日益衰退，我们家人的生活日趋艰难沉重。
1942年前后，在李庄这段日子里，爹爹和妈妈面临的不仅是困境甚至可以说是绝境。母亲大病未愈，又忽闻存放在天津银行地库的资料因为洪水遭到损毁，七年的学社研究成果几乎全部泡汤，营造学社陷入停滞，前途一片渺茫。学社的研究经费父亲经常跑断腿也难以“乞求”到；此外，我们从长沙、贵阳、昆明，再到四川宜宾李庄，我们一家人一路避险逃难，为盖昆明那座寒舍，几乎倾囊而出。而在李庄为了吃饭，家中值钱的物什渐渐典当干净，到这一刻我们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了。
我们家的美国朋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读着父母从李庄寄来的书信，他们发现这两位老朋友所用的信纸各式各样，很薄，发黄要朽，看上去像是刚刚从菜场包过一些肉或菜，信纸上的每一点空间都被用尽，绝不会为了分段或书写美观留下任何缝隙，信纸最后一页总是半张或三分之一，其余部分被裁去干别的了。很多年后费蔚梅感慨地说，当时寄信对我父母来说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那时美丽的妈妈几乎所有的好衣服都送进了当铺，她一夜之间从京城的大小姐，变成家徒四壁终日忙碌的煮饭婆。我们的生活日益清苦，每况愈下。母亲在信中说，“我们的两个孩子越来越像狄更斯小说中贫民窟里的难童……我正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 ‘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史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父亲也在信中这样描述李庄的日子：“很难向你描述我们现在的生活，或许很难想象：在煤油灯下，我们做着儿童的棉底鞋，点火做饭，买便宜的粗粮。我们回到了从前，过着像父母十几岁时一样的生活，但却从事着现代工作。”
面对生活的突变下沉，爹爹妈妈表现出了他们的“高度一致”——他们两人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仍然可以笑口常开，拌嘴和吵架也少有因为缺吃少穿，倒是常常为工作争得面红耳赤，典当衣物他俩互相调侃，一副苦中作乐的模样。每逢家中实在无米下锅时，父亲会带着我到宜宾镇上委托商行去典卖衣物，我们把派克钢笔、手表、母亲的好衣服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煞有介事地问全家，“我们今天把这只钢笔‘红烧’如何?”明天又问“这件衣服我们‘清炖’怎么样？”
走进李庄的抗战纪念博物馆，可以看到一幅当年父亲在李庄为友人孩子所作的“画‘汤’充饥”画作——一碗食色诱人的罗宋汤。父亲在上面还特别馋人地标注“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爹爹和妈妈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寒士精神，无论生活沦落到怎样的底层困境，他们那股子“精神头”却始终傲然而立，从不曾消失。
七年的考察图纸几乎都泡汤了，在李庄潮黑的小屋中，父亲母亲一起商量着如何重新汇编《图说》建筑史——他们将手中的古建考察测绘记录和拍摄资料重新绘制梳理，加以补充提升，使之形成中国古建研究体系图谱，同时这套中国建筑研究史图说体系还要以中英文写作说明，为战后走向世界做好准备。
父亲和莫宗江整天伏案绘图，在李庄的夜晚工作全靠菜油灯照亮，即使用了较粗的灯芯也只能得到如豆的灯光，这就是我们全家唯一的一盏可以提着走的马灯，也是爹爹干活时最高级的照明设备了。每到夜晚，爹爹提起他那盏“高级马灯”走向简陋的办公室。画图时爹爹哼哼叽叽地唱着歌，由于背疼的毛病，他的头几乎抬不起来，画图时他时常要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与此同时，母亲只要不发烧，身体勉强可以支撑，她也要大量读书做笔记，协助父亲做英文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等工作。那时母亲卧床休息的那张小小的行军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中外文书籍。
就是在一盏煤油灯下，他们完成了中英文版“中国图像建筑史”文稿，不过这本父母最期盼的《图说》一书是在他们逝世多年以后，历经许多曲折方才得以出版。当我看到这本印刷精美的大红封面的图绘史集时，我立即想起了爹爹和妈妈在李庄的日子，感觉这本书也是用他们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的。
结语
（于葵）
听妈妈说外公外婆的故事，越是靠近他们，越是会被他们所吸引——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堪称业界大师巨匠，开拓者、奠基人，但在女儿心中，他们依然是普通家庭中慈父慈母的模样。在炮火连天的绝境中，梁林二人犹如坚定的战士，坚守着他们挚爱的文化阵地；对于家庭，他们在贫病交加中，也扛起了为人父母的责任和重担。绝境中他们“满不在乎”的勇敢与坚定，让女儿在炮弹横飞，家徒四壁的日子里，依然心底敞亮，充满阳光，让她依然感受着世间美好的一切。儿时的梁再冰趴在潮黑的“鸽子笼”小屋里写着日记，在她保存至今的日记中，每篇结尾常有一句：“我今天快活极了!”
问及妈妈——外公外婆是如何教导她的？她不假思索而答：“最让孩子受教的是看父母怎么做，而不只是听他们怎么说。” 她耳闻目睹自己的父母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她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又是怎样去克服困难的。
如今外公外婆皆已远去，谈话中母亲的声音变得有些哽咽，“如今，爹爹和妈妈这两个曾经给我以生命的人都已经去世许多年，我的年龄已经远超过爹爹和妈妈在世的年龄，但回顾往事，心情仍不能平静，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在纪念外公梁思成逝世50周年的特别纪念日，听母亲梁再冰回忆往事，那些鲜活的场景一幕幕呈现在我们眼前。看着外公的神笔画作，读着外婆的美丽诗篇，如此的诗情画意……愿更多后学晚辈走近他们，聆听他们，愿两位前辈与我们同在，愿他们常与我们攀谈!
在此纪念前辈的特别日子，谨献上此文，致以晚辈最深切的怀念和敬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梁再冰口述、于葵整理，编辑：王婧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