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设计/黎立
文｜《财经》记者 张明丽
编辑｜王延春
经历两年疫情，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正进入新一轮洗牌期。
特别是在2021年，受疫情以来产能限制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出现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大连美投钢铁（MESCOSTEEL）主营钢材出口，客户涉及全球七大洲共计71个国家。总经理王铁亮告诉《财经》记者，2021年，上一年积压的需求不断释放，全球供应链虽经历一轮大洗牌，但不少中国外贸企业却借机加入到供应链中。一般而言，为保品质稳定，工业企业的传统供货渠道不会轻易更改，但疫情发生后，国外供应商难以满足高速增长的需求。中国供货商以备选姿态进入客户名单，却展示出物美价廉、交货及时的优势。去年，美投钢铁新签约了几家世界500强企业，成为它们的配套供应商。
大连美投钢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新兴综合性贸易企业。公司致力于提供以钢铁为主的工业原料解决方案，从事钢铁行业进出口贸易。
受益于疫情管控得力、人力物力充足、售卖价格较低等优势，在本轮洗牌周期，不少外贸企业脱颖而出。深圳普玛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一站式建材出口，总经理孟庆冰告诉《财经》记者，自公司2013年成立至疫情之前，公司业务情况很好。“那时还经常去国外参展，也会派业务员出去跑市场。”尽管疫情中断了出国旅程，但公司的出口额并没下降，甚至有所提升。
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客户价格卡得紧。“利润有所降低。”孟庆冰说。尽管如此，他预计，疫情之后，建材需求会出现一轮暴涨，而诸如美国总统拜登推行的“万亿基建法案”等也会为公司带来新的商机。
根据1月4日纽约联储的经济学家们设计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全球供应链压力仍然很高，但可能已经开始缓和。”该指数包含了对27个自变量的数据集进行估计，其中包括欧元区、中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等各样本经济体PMI指数、运输成本等相关指标。这与摩根士丹利公布的结论一致。在1月12日公布的一份研报中，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写到：“供应中断仍然是全球贸易复苏的制约因素，但随着企业产能扩张的继续，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
不过，在新一轮供应链与价值链的重塑中，有乐观的进入者，也有悲观的边缘人，加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因素，经济发展不能仅用经济视角看待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告诉《财经》记者，全球价值链目前已经发展到第三阶段，这一轮价值链的发展正在被政治等综合因素影响着。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邢予青告诉《财经》记者，疫情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实际上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叠加。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张雨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并非出于分工和贸易利益调整的需要，而是在于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以抑制中国发展。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世界各国推出的反倾销措施制造了不少贸易壁垒。为规避增加反倾销税生效周期，在去年一次运输中，美投钢铁将散货运输调整为速度更快的集装箱运输，一吨赔了将近200美元，但帮助客户规避了20%左右的进口关税。王铁亮说，在面临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构建带来的冲击时，中国企业需要应对更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解构与重构
在研究者看来，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或协作机构，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多位受访专家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以跨国建立分公司经营的方式，实现其公司内部价值链在全球的分布。
“在第一阶段，全球价值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告诉《财经》记者，冷战结束后，WTO作为全球性贸易体制被创建，贸易壁垒降低，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制带来资本空前的流动，加上利益驱动，跨国公司为最大程度降低成本而在全球布局。加之全球创新科技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全球价值链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机械、电子和交通等行业方面的全球价值链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以市场、创新、开放为推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它与国际工序分工高度相关。”张燕生说，国际工序分工又与经济全球化、IT革命、中美大国合作三个因素直接相关。国际工序分工是指，一个产品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生产完成，而且可以做到零库存和及时供货。每一个地区生产的工序和环节在价值链中增值的位置不同，有些地区负责研发与技术服务，有些地区负责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有些地区负责加工组装中间产品。而IT革命形成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大幅度降低了通信与运输成本，保证一个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零库存供货。例如，如果生产光刻机，中国可以不生产芯片，从美国、欧洲等地购买。这个阶段似乎有些浪漫主义，只关注效率、零库存，却没考虑过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等因素。
“上世纪90年代，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全球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网络当中，到了本世纪初，全球价值链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区块和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区块。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到2018年，全球价值链网络逐渐演化成为北美-欧洲-亚洲为核心的三足鼎立的区块。每一个区块的核心分别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王辉耀说。
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各核心部件仍然在发达国家生产，而中国则多负责组装程序。以iPhone为例，根据邢予青的研究，在第一代iPhone中， 中国企业贡献的增加值， 只有全部制造过程的3.6%。
可以说，彼时中国仅负责最基础的组装，芯片、内存、屏幕等核心零部件的增加值主要由日韩厂商及部分欧洲厂商提供，约占总增加值的1/3。而增加值最高的部分，比如研发、零售、客服等主要在美国。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在生产中的国际分工出现了位置变化。仍以iPhone为例，到了iPhone X时代，中国企业贡献的增加值已经达到了制造过程中增加值的25%，和韩国企业的水平接近。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入增价值相对较高，技术相对复杂的任务领域方面，已经有了明显进步。
张燕生认为，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这时出现了更智能的工具，传统的IT革命走向AI革命。AI革命与IT革命的区别在于，AI革命集中了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可以非常精准地了解个性化需求，小批量组织生产。
不过，张燕生认为，这个时代或许是全球化走向终结的时代，在这个阶段，价值链被赋予了复杂的价值观。例如，中美以前能合作，现在却不能，同一个产品，如果有美国的技术，就不能有中国的技术，有中国的增值含量，就不能有美国的增值含量。苹果公司就宣布，要在印度金奈附近的富士康工厂试生产其旗舰产品iPhone 13，2022年2月正式量产。而此前，苹果公司产品的大多数零部件由中国富士康生产。
在这个阶段，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在不确定中面临重构。邢予青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依然笼罩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上。疫情发生后，许多国家提出要加强本国生产基本医疗用品的能力，并鼓励企业把医疗用品生产线搬回本国。日本政府就提出，如果日本企业将与健康相关的供应链从中国搬回日本，分散到东南亚，或者南亚，日本政府就给补贴；如果日本企业在国内扩大药原料产能，日本政府可以补贴50%的投资。美国政府则在2021年6月发布报告：“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实现全方位的增长。”这个报告指出，美国87%药原料需要进口，这会导致美国在危机时出现药物短缺的危险，要求加强美国基本药物和药原料的生产，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下属机构在采购药品时，优先采购美国造的药。这些做法显然会导致以中国制造为中心之一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从而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因为贸易摩擦以及疫情的影响，原本应该更为互信的国际分工、企业合作的全球价值链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以及商品上，一些国家开始限制出口，保护本国经济，这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说。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企业也借全球价值链重构之机抓住了新机遇。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自身工业配套能力不足，正补齐国内工业配套，工业生产方面，国外迸发出更大需求。就像王铁亮所在的美投钢铁，捕捉到了这种信号，将产品从建筑用钢调整到工业用钢，以更好匹配国际市场的需求。
不过，自2021年开始的集装箱短缺和运费上涨等因素也成为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发生演变的另一因素。由于海运运费持续暴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运费高于货值的情况。按王铁亮的话来说，去年是“被抢钱”的一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及海运费的暴涨，很多企业来不及备货，来不及订舱，就已经将利润赔进去了。有实力、有信用的企业还会继续履行合同，但也有部分出现了合同纠纷情况。“海运费上涨，你本想等等看，结果却涨得更严重。”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更新》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贸易额约为28万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23%。《报告》认为，尽管全球贸易增幅在2021年下半年趋稳，这是由于疫情限制措施减弱、经济刺激方案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了2021年国际贸易的积极增长，但经济复苏放缓、物流网络中断及运输成本增加、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影响国际贸易的政策等因素，将使2022年的全球贸易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各国的贸易增长水平仍不平衡。
全球价值链3.0时代新趋势
接受采访的多位贸易专家的共识是，全球价值链进入3.0时代，价值链正在呈现区域化、微观化、多元化的新特征，并伴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全球价值链当前确实面临着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王辉耀分析，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因素很多。WTO体制面临的改革迟迟无法突破，全球正在形成以欧盟、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USMCA（《美墨加三国协定》）为首的四大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各个自贸体系的标准不一，对区域外经济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在区域自贸体系内的贸易和投资比在WTO框架下效率更高、收益更加稳定、风险更小等优势。因而区域内部的价值链贸易与投资将会持续上升。
“全球价值链趋于区域化，是因为目前在局部地区配置资源的优势会大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说，尽管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是最有效也是效率最高的。但眼下产业策划需求与国际供需关系已经改变，体现在，疫情之前，世界贸易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由发展中国家配套生产发达国家需要的产品，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壮大，对应的资金流、数据流、信息流都会调整，流向发展中国家。
新的贸易形态，特别是数字经济的贸易形态，其运行特征与传统投资贸易方式不同，对全球价值链分配和调整带来了不确定性。数字经济加速了价值分配从制造向服务转移，拉高了“微笑曲线”的两端，因此需要重新考虑在这一语境下，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问题，避免制造更多的不平等。
并且，周密认为，随着北美地区供应链的集中度上升，及东南亚供应链的竞争度加深，这两个地区的供应链会有改革。随之而来的风险是，改革后能否利用好原有的产能与资源尚属未知。毕竟每个地区的需求不一致，当一个新需求出现时，可能出现原有产能过剩的情况。风险还来自于部分国家产业升级，出现了新的绿色、低碳产业需求，这也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此外，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存在，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诸多供应链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部分国家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试图强行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布亦无法忽视。例如，美国试图引导制造业回流和美国优先的政策，频频使用“长臂管辖”打压他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较大的扰动，破坏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和安全。
张燕生表示，由于世贸组织改革分歧很大，地缘政治冲突激烈，大国之间战略博弈加剧，全球化的下一步，推手不再继续是多边体系、大国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体系推动，而将由微观推动，民间推动、周边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起步。
中国企业如何提升价值链地位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价值链变动新局？张燕生表示，价值链变得本土化、排他化、价值观化，更强调安全性与本国利益优先。所以，中国必须打造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注重供应链的韧性、弹性与多样性的培育。
基于本土化的趋势，王铁亮告诉《财经》记者，外贸出口利润比国内更高，但他考虑到美国等国家政策的不稳定性，今年将取消布局海外仓的计划，将资产放在国内，只通过外贸赚取利润。
由于世界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并不相同，利益分配上也存在差异。过往几十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生产与贸易网络为许多国家提供了上下游产品，成为世界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20年，中国商品出口占全世界的15.2%，进口占11.8%。
然而，“中国学者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国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简而言之，就是‘依托低端、挺近中端、遥望高端’。”王辉耀说，全球价值链并不是不变的，本身也在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国际分工模式由垂直分工转向要素分工。如果将产品从设计到消费分为研发、制造加工和营销三个环节，研发和营销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品溢价，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制造加工的价值处于最低。
因此，适逢全球价值链重塑阶段，对中国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有机会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跃升。
王辉耀建议，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应基于现实条件采取针对性对策举措。具体而言，应当摆脱从前依靠禀赋要素，以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等比较优势获取全球价值链有利地位的战略，更多通过制度性变革，依靠制度红利这一要素，鼓励创新，实现更多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促进产业升级，提升自身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对此，尽管近年来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冲击，中国决策层仍提出的“双循环”战略，不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加快自贸区建设和开放力度，推动RCEP生效，积极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致力于世贸组织改革。通过制度性改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使中国的跨国企业布局产业链。
专家建议，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供的资源、机遇和制度性的保障，加大在创新研发和品牌营销上的投入，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同时，企业也需要注意制造业的技术短板，不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需要利用当前数字技术空前发展和应用的机会，既要将目光放在国内市场，也应该积极“走出去”，积极做到合规，完成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周密认为，随着新一轮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实际会发展成链条与链条的连接，形成纵横交错的全球价值网，在这个网络上，每个参与体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且能在链条出现断点时在网上找到替代。他同时提醒，在新一轮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各国均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但价值链的提升不是“我强你弱”，在提升自身价值链的同时也要注重互利共赢。
孟庆冰说，疫情之后，他们的企业优化了供应链，不像此前仅依赖几家供应商，现在他们扩大了对供应商的筛选范围，有质有量，还要考虑供应商的服务与配合度。
供应链的新变数也让外贸公司加速营销变革。王铁亮说，海运费暴涨之后，交易付款方式变了，多数企业要求买方在货物装船之前付全款，结算方式也从CIF（到岸价格）转向FOB（离岸价格），实践中，外国买家基本被动更换结算方式。中国企业应该抓住这个历史契机，在国际贸易中抓住有利己方的付款条件。他说，欧美市场是高端市场，供应链打乱以后为中国厂商创造了很多机会，这两年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的“机会年”。
孟庆冰则确信，受益于美国拜登政府推出的基建措施，国外对建材需求还将迎来新一轮暴涨，他已经着手扩大产能与生产品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