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据统计，有近7成清华北大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2021年国考报名157万人，省考报名人数则达到了537万。为上岸，不少年轻人屡败屡考，直到35岁来临。35岁是公务员报考的年龄线。
本文主人公是一位超龄的公考人，有着12年考编生涯，却最终没能进入体制。在他生活的东北四线城市，公务员身份意味着面子、铁饭碗，以及父母亲戚的期盼。
以下是他的自述：
2008年4月份，我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在我12年的考公生涯中，这是成绩最好的一次。
考公这条路，是我爸给我安排的。他家兄妹六人，五个公务员，一个教师，全都在体制内。职级最高的是老大，曾担任这座东北小城的市委副书记。我爸在市卫生局干了大半辈子，到退休也只是个正科级。
如不是大伯后来落马，进了监狱，等我毕业，他给我安排一份工作，大概是件很轻松的事。
决心考公时，我还没走出校门，没什么杂事分散精力，学习状态保持得还不错。临近毕业，要上的课不是很多，我买了几本书，一有空就去图书馆，认真复习公务员考试。那次，我报的是省会哈尔滨的工商局，同一个岗位，竞争人数还不到一百。
家里有不少公务员，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光环，只当个就业出路而已。考不考得上，也完全不当回事。相比之下，我更想靠自己的专业电子信息工程，出去打拼一番。
可在我爸眼里，企业都是养小不养老，哪有体制内稳定，有职称、有编制，退休了，工资也有保障。官不用当多大，至少一辈子不用为生活奔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能在体制里岁月静好地度过一生。他常说，在机关单位工作，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国家，必须处处小心，这是规矩。
我觉得，他这种遇事就躲，从来不敢出头的性格，就是在单位里熬出来的。虽办不了什么事，人缘始终不错，谁也不得罪。这一点，我和我妈早就达成共识。
2008年，大众对考公的热衷度还不是很高，多数都抱着试试的心态，甚至有裸考的。考试当天，稀稀拉拉的考生陆续进场，神态松散，鲜有表情凝重的。门口发的宣传卡片，也没人会接过来扫上两眼。整个氛围如同来走过场，然后该干嘛就去干嘛。
放榜后，我以80多分的成绩考了第五名，差两名进面试。
2008年7月，我从本市一所普通本科毕业，恰逢金融危机爆发，大环境下，电子厂不是倒闭就是裁员。
我在南方转了一圈，好不容易才被苏州一家生产摄像头的工厂录用。从学徒做起，每月工资一千二。由于没有订单，工人们整天拄在流水线上打哈欠，工厂为了拢住人心，只得组织员工学习度日。
三个月后的一天，经理通知我们，厂子停产了，大家另谋生路吧。
我问过一些同专业同学，有人的厂子开不出工资，靠家里打钱硬挺；有人干脆回家，复习考研。毕业第一年，所有人的境遇都不太好，却很少有人选择考公。
春节期间家庭聚餐，二舅听说我就业困难，想通过关系帮我找份工作。过完年，我便前往青岛，在一家生产胶原蛋白的加工厂做电工。二舅是个老生意人，人脉广，家里大事小情总能帮衬一把。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正是二舅同学的妹妹。
原本我的专业是弱电，到了这，就开始跟着师傅从头学强电。几个月过去，主管跟我说：“别在这干这个了，跟我们去上海，带你见见世面。”于是，我从青岛调到了上海分部，做起销售。
我是北方人，一米八大个儿，长得也精神。去推销产品时，那些美容院的老板娘见到我，心情都特别高兴。打开产品一喝，直接笑了：“这味也太冲了。”她知道我们干这个不容易，出于礼貌，还是留了几盒。团队的员工全是厂子调过来的，有搞生物技术的，有搞电子的，就是没人懂销售。业务开展的并不顺利。
半年后，我只好从上海回到青岛，继续做电工。
我师傅是个干活很卖力的人，有什么技能也愿意教给我。一天，他因为工作失误，把手割伤了，向企业寻求赔偿。结果，厂长不讲一点情面，直接把他赶走了，连最低的留职养伤都没同意。那个厂长，原来就在三鹿奶粉负责生产流程，三氯氰胺事件曝光后，躲到了我们这。
我那时是个愤青，看不惯企业把员工当工具，兔死狗烹，索性辞职了。在外面折腾了两年，依旧没能找到合适的路子，我开始有了进体制的想法。至少，体制内不会遇事不管，随便把人开了。
我爸胆小怕事，为了给我安排工作，他还是动用了同事关系。2010年初，经家里建议，我自学了一个月财会，考下了会计上岗证，然后，被送进了某直属医院的财务科。
医院坐落在市周边的县城。那时，我对体制内没有太多了解，只知道自己终于有份正式工作了，一心想好好努力，争取把岗位定住。一进去，我就跟老财务学起了做账，同一批的三个新人里，我来得最早，也是唯一一个有会计上岗证的人。心想以后做账的活儿，肯定是我接了。
可一个月后，科长直接把活儿交给了另一个应届生，不是专业出身，也没有会计证。他家人是血站的站长，跟医院同属一个系统，关系更近。
对此，科长的解释是，一人做一年，轮着来。从此，我的工作变成了打杂，贴票子。等到第二年，她再没提过轮班做账的事。我想做的，科长始终没有交给我。我爸说：“你一个外来的受欺负很正常，都得从基础做起，让你扫地你也得去啊。”
科室的办公效率很低，有时候就要一个数，能足足拖上半个月。回头一看，这一个月好像就干了那么一件事，日子一天一天就这样磨没了。
回想在青岛工厂做学徒时，我每天工作起来很有劲头，知道有哪些知识需要掌握，也能看见那些高端工程师都会什么东西，清晰的目标就在眼前。到了医院，我感到整个人一直是悬着的状态，空有一腔热血，却不知该往哪洒。
那段时间，我经常急得晚上睡不着觉，琢磨着怎么才能让领导喜欢我，然后，把有技术含量的活交给我做，让我学点东西，实现点价值。
图｜东北城市的街道2011年，我靠自学又考下了初级会计证，科室里专业出身的同事都没我的分高。这依然没能改变科长对我的看法，她觉得我这都是死记硬背的，一个学电子的，再会考试也没有实践经验。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当科长之前，在医院受了不少气，现在翻身了，又把打压下属的习惯传承了下来。
没想到，她不给我活干也就算了，竟天天想着怎么给我使绊子。
2012年6月份，上面派人下来审计医院国有固定资产的账目，最后发现，国家拨了款给医院做房屋改建，老房子拆了，新房子却没盖起来，直接问责医院领导。科长走进办公室，指着我问道：“固定资产是不是你负责的？怎么回事？”
我知道这里面牵扯着很多利益，谁都不爱背这个锅，接做账的那个同事三番五次请我吃饭喝酒、洗浴，忽悠我接固定资产。我一直留了个心眼。
面对科长的责问，我当场否定：“活怎么能是我接的呢？我只是配合把数给做了，最后确认签字的人，还是那个同事啊。”科长和同事一听，愣了半天，脸一下拉了下来。她想把锅甩给我，面上又不能直接说，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件事得罪了科长，我在科室更加边缘化了，也经常被“穿小鞋”。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打游戏，意志一点点被消耗的一干二净。
本来我是个挺干净利索的小伙子，在医院待了两年，人变得越来越邋遢。每天上班看不到希望，提心吊胆，就怕科长找麻烦。即使不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她也会指使我，“那个你去吧”，语气就像在说“你也只配干这个”。
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跑到科长办公室，畅快淋漓地大吵一架：“你什么意思？逢年过节礼也没差你的，凭什么这么欺负我？要不是为了等个编，你以为我愿意在你这干吗？”
一帮同事闻声赶来劝架。结果就是，我从财务科被调到了器械科。
2014年12月份，按照流程，正是给我发放编制的时候。然而，就在这个节点上，财务科科长和人事科科长联合定了个条文——入职满五年才能发编，我刚好差一年。另一个比我晚来的同事却正常发了，他爷爷原来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我急得给我爸打电话，他的回答是：“政策每年都会变的。”
在医院待了四年，我明白一件事，所谓单位，就是人情大于做事，它不像企业，想着教你怎么把工作干好，而是看你背后到底是什么背景。关系不够硬，就别想舒舒服服躺平。
年末，我从医院离职回家，虚岁刚好三十。
对单位的失望，并没有完全浇灭我对公务员的向往。这源于我后来进工会时，被机关单位的氛围所吸引。
离大学毕业已有七年，我所学专业基本全都还给了老师，财会这门手艺，也没得到一点实践的机会。摆在眼前的，似乎只剩一条对专业要求不太高的路：考公。
2015年4月，我坐在大学图书馆环顾四周，至少有20人手里都拿着《行测》，学校周围也开始兴起专门针对考公的辅导班。中午吃饭途中，我时常能看见，100平米的门市里，黑压压坐满了学习考公的人，他们面向屏幕，目不转睛地听着讲解。
考公的热度，已然今非昔比。
报了班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已经把做题研究得如此透彻了。比如，有些数学题型根本不用像我之前那样，实打实地算，而是通过排除法，用最快速度找到正确选项。那年，我一共考了两次，一次省考，一次国考，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短板在于申论这科，只有40多分。
为了提高申论的写作水平，我特意考了市工会的公益性岗位，一边工作，一边锻炼写材料的能力。每月还能领一千出头的工资。
身处政府大楼，到处迷茫着融洽的气息，大家会刻意避免矛盾发生，有一种高素质的体面。我知道，这种和谐来自他们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你是公务员，我也是公务员，我们是一个体系的。
和谐只在食堂开餐时才被短暂的打破。大门一开，堵在外面的人便一窝蜂涌进食堂，抢着自己爱吃的菜，锅包肉、溜肉段、炖鱼、炖鸡、冷面、拌菜、馒头、米粥、水果……伙食相当不错。
大楼里还设有专门的羽毛球馆，只有公务员刷卡才能进入。在一次部门比赛当了回裁判后，我疯狂地爱上了这项运动，羽毛球是我不如意时，找到自信和排解情绪的出口。起初，我都由同事带着进馆，久而久之，看大门的以为我是正式员工，不刷卡也从不拦我。
一团和气的氛围深深吸引了我，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环境。因此，我更加坚定了考公的决心。
工会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性，性格和蔼，从不用命令的口吻和下属说话，没有一点架子。她十分支持我考公务员这件事，并允许我，不忙的时候可以拿出资料在办公室复习。下班后和周末时间，我就开着车，去大学图书馆做题，专心备考。
图｜我的考公复习资料
复习了三个月后，2016年12月份，国考开始，我报了本市的税务局，到这时，一个岗位的竞争人数，已经达到了二百多人。尽管我发挥的不错，拿到了120分的成绩，却只考了第五名，没进面试。
我真切的感觉到考公的题型正在变难。从榜单可以看出，前几名的分数都咬得很紧，不容半点松懈。
那时，知道公益岗位的人并不多，只要我说自己在工会工作，外界几乎都会默认，我就是公务员。在这座企业不多的东北小城，我逐渐体会到公务员身份带来的尊重和温柔对待。
有次我去人社局办事，询问窗口人员科长办公室怎么走，他手一挥：“你上后面排队去。”随后，我表明自己是工会的，来送材料，对方态度立刻温和起来：“啊，啊，这样啊，那个你从这上电梯，到五楼……”
还有一次，是去交警支队送开会用的红头文件，登记处保安得知我来找他们主任，警觉地瞅瞅我，强硬地扔出一句：“他不在。”
我说，我是工会的，他不在的话，你帮我把这个材料给他吧。
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一听，瞬间变了个人：“啊，他在呢，你给我就行，我保证亲自给送去，完了我让他给工会打电话。”
出于自我保护和自尊心，我曾一度以正式公务员的身份对外，并迫切地想把它变成事实。
到了2017年，考公的条件更苛刻了，不少岗位开始要求必须是党员，研究生还有特定的专业才有报考资格。相比之下，我这种计算机类的大专业，又是本科，竞争压力格外大。4月份省考，我报了哈尔滨的统计调查局，考了20多名。12月份国考，名次则更加靠后。
期间，我经常听父母提起，谁家孩子考公多年，终于成功上岸的消息。可对我来说，希望却愈加渺茫。
在真正考上公务员前，那层我给自己找来的虚假外壳，脆弱到一击即破。
在体育馆学羽毛球时，有个一起上课的学员，他听说我在工会工作，还是单身，说什么要给我介绍对象。女方是铁路局档案科的职员，专科学历，家境殷实，亲属是铁路局的领导。饭桌上，女生说自己也在考公务员，还报了辅导班，问我有什么考公的经验。
话里话外，我感觉出她不是那种学习的人，也不是真的想考公务员，只是想找个公务员结婚，觉得和自己的条件匹配。但我不是正式的。
饭后回到家，我以比她大8岁为由，告诉她，我们不合适。没想到，她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对我发起强烈的攻势。连续几天晚上，她经常主动给我打电话聊天，说年龄不是问题，如果我不喜欢她，她可以追我。我一直找各种借口推脱，再没和她见过面。
直到有一天，女生突然发消息质问我：“原来你不是正式的啊，我让我姐查了，没你这个人啊。”我脑袋一懵，心里抑制不住的愤怒：“我都说了不合适，你为什么非要刨根问底，戳人的痛处！”
最后，我们互删好友，再不联系。
在这之前，我向女孩提出一个请求，那就是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如果我不说自己是公务员，教练不会那么认真教我打球。
多次考公失败，我逐渐心灰意冷，复习也没了以往的劲头，精力全花在了打羽毛球上。这幅日本进口的球拍，是划我爸工资卡买的。亲戚们知道我考公多年，一直啃老，跟着发愁：“还考啊，都成范进了。”表弟也来给我出主意：“不行跟我学着开个会计事务所吧。”
我妈在县城做了十年兽药生意，2018年7月份，她看我年龄大了，工作和对象都没个着落，一狠心，把店兑了出去，专门回来解决我的问题。
她一共给我安排了十几次相亲，对方一听我不是正式编制，有连面都不见的，也有见的，见面后就只问家里条件怎么样。有个年龄跟我相仿的女生，刚刚考上县里的狱警，眼睛有一点斜视。得知我不是正式编制，只是在考公务员后，不屑地说了句：“我想找个跟我差不多点的，不能等你了。”
后来，我还是谈了个女朋友。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北漂多年后，考上了大连海关，副科级。我俩是在一场同学婚礼上联系起来的，异地的那几个月，我有空就跑到大连看她，我们商量好，等我考上大连的公务员，就考虑结婚。
为了能收获一份婚姻，我又重新燃起了考公的希望。
我重整心态，认真复习了三个月。12月份国考，我报了大连金州区的商务局，那次同岗位的报考人数，有三百多人，我考了第十名。
最终，我们没能走到一起。
眼看我在工会的岗位期即将结束，科长过来劝我，她说，别看我跟我老公都是公务员，俩人加起来不到一万的工资，一样为孩子的补课费发愁，一节课就好几百，这工作除了稳定，还有啥意思。我开始思考，公务员这份工作，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它真的适合我吗？
2019年4月份，我又考了一次哈尔滨调查统计局，依旧落榜。从此，我决定放弃考公，10月份，我离开工会，先后前往雄安和青岛，考察有什么赚钱的项目。
2020年初的一天，我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当初给我介绍对象的羽毛球学员发来的，他说：“原来你不是正式的啊？”看来，那个女孩还是没有帮我保守住秘密。
面对他的质疑，我的心中毫无波澜，那时，我们全家已经搬到了青岛胶州。这是我外出考察后做出的决定。
在青岛工作过，我知道这里的气候比东北好，冬天没有那么冷，不用穿羽绒服就能出门。另一方面，胶州区正处于开发阶段，以后做生意的机会也多。我们在这买了一套住宅和两个车库，准备长久定居。
到那之后，我应聘了一家私立医院的财务工作，想着先有份工作，在慢慢看有没有适合做的生意。本以为我之前在医院财务科干过，肯定能行，没想到刚去一周就出了问题。
领导让我做材料入库，需要汇总所有结算的票子。当初在医院，票子都是别人主动给我送过来的，并不知道得挨个打电话去催。眼看快到规定时间，不少人的票子还没送来，还有人送来的票子不对，急得我焦头烂额。最后，我自知手法跟不上，辞去了工作。
我已经35岁，一无所长，前路渺茫。
公务员考试规定，报考年龄必须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应届硕士和博士可以放宽到40周岁以下。既然适应不了专业性的工作，不如赶在超龄之前，最后再试一次，也算给这件做了很多年的事，一个交代。
山东是全国的考公大省，我深知自己不是山东考生的对手，权当碰碰运气。
疫情爆发后，大量企业倒闭，裁员，考公人数暴增。青岛城阳八中，入场时间一到，堵在门口的考生鱼贯而入，留下一帮焦急等待的家长，场面如同高考。这一次，我完全没有复习，山东的题型跟黑龙江也有所不同。拿到考卷的一刻，定数已经显现。
走出考场，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压在身上的重担，永久性的卸了下来。从此，考公再不会有我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