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叶承琪，责编：张希蓓，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尼尔斯·艾纳·格伦伯格（Nils Einár Grönberg）长着一张讨喜的圆脸，脸庞宽阔富态，带着点婴儿肥。如果脱下棒球帽摘下项链，这个打败艾德·希兰、成为2019年Spotify上瑞典地区歌曲播放量冠军的瑞典顶级说唱明星，看上去和说唱毫无关联。过去三年里，艾纳赢得过多项瑞典格莱美奖项，首支单曲、也是成名作“Katten i trakten”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直逼一千万大关。
艾纳死在了2021年10月21日这一天，年仅19岁。
三个多月后的今天，枪杀艾纳的凶手仍没有找到，而涉案的嫌疑人网络显示，艾纳一直活在恐吓、勒索和绑架的危险之中。艾纳歌词中频繁提及的犯罪、毒品和帮派，让他被一些批评者视为瑞典“帮派说唱”的代表人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死于帮派冲突之下。
这桩谋杀案给瑞典带来的巨大惊骇和恐慌，也还没有过去。瑞典人突然意识到，近年来泛滥瑞典的帮派暴力，已不再是新闻标题上的短短一行字。
——艾纳倒在了斯登哥尔摩的富人区，他的白人肤色、青少年标签和明星身份，都在提醒瑞典的中产阶级们，那些底层年轻人扎堆抱团而形成的帮派，不再是穷人、移民区和贫民窟的专属。它正在悄悄渗透瑞典的主流社会，甚至影响着听说唱长大的下一代瑞典人。
家长们忧心忡忡，指责沾染毒品、枪支和暴力的瑞典说唱歌手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政客和警察拒绝承认对帮派监管不力，称“外来移民才是瑞典帮派暴力泛滥的原罪”；说唱歌手们委屈不已，认为自己成了被政治家用来转移视线、家长推卸责任的工具。
“瑞典有多少个有名rapper？大概20个。”瑞典最先声名鹊起的帮派说唱团体Kartellen的成员塞巴斯蒂安·斯塔克塞特（Sebastian Stakset）说，“这地方有多少个带枪的孩子？成千上万个。这现象背后是更大的社会问题。”
斯德哥尔摩的冬天滴水成冰，利益团体之间的攻讦指责还在继续。曾以安全和自由著称的瑞典，正在失控。
“翻开每一块石头”
2018年2月的一个星期日，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瓦尔比加德地铁站附近。这是63岁的智利人丹尼尔·苏尼加移居瑞典的第33个年头。他的职业是健康助手，负责照顾患有严重残疾和阿尔茨海默症的病患。这天，在结束辛苦的夜班工作后，他和妻子结伴骑车回家。
街边的一个球状物体吸引了苏尼加的注意。他停下了，伸手把它捡了起来。
在那一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起，苏尼加的妻子万娜从自行车上被炸飞了出去。等她恢复神智时，自己已经趴在了地上，身上划进血肉的弹片和剧烈疼痛提醒她，丈夫捡起的是一枚炸弹。万娜费力地转过身去，想爬到丈夫的身边去，却被赶来的警察拦住了。
55岁的保卢斯·鲍里索当时正在15米外的烤肉店里，爆炸让店里的窗户都颤抖起来。他跑到外面，看到一根细长的黑烟柱正在上升。苏尼加躺在自行车道上，侧身蜷缩着，已没有了反应。
杀死苏尼加的是一枚M-75型手榴弹，是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战场上的常见炸弹，内部装有塑料炸药和3000个钢珠，很适合攻击敌人的战壕和掩体。苏尼加碰到手榴弹的那一刻，雷管被引爆了。
鲍里索来自黎巴嫩，曾当过黎巴嫩民兵突击队员，多年前促使他移民瑞典的原因正是家乡绵延不绝的战乱。“我难以接受，当我想到未来时，我很害怕。我为欧洲感到害怕。”鲍里索告诉当时前去采访的本地媒体。
言及欧洲或许并非鲍里索的一时恐慌。时任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的贡纳尔·阿佩尔格伦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图表，直到2014年之前，每年出现在瑞典的手榴弹数量仅有个位数，2015年，警方缴获了45枚手榴弹，还有另外10枚被引爆。次年，有55枚手榴弹被缴获，35枚被引爆。2017年出现了小幅下降，缴获了39枚，引爆了21枚。
阿佩尔格伦将这种现象称为“帮派之间的装备竞赛”。
在瑞典，一枚手榴弹的价格低至100克朗（约合69.5元人民币），直到2017年，手榴弹在瑞典还属于易燃品，而非武器，引爆手榴弹的刑罚因此非常轻微。连接着瑞典城市马尔默和丹麦边界的奥勒松大桥，给这些危险武器的输入和流出大开方便之门，因为瑞典当局没有足够的警力仔细搜查出入的车辆。
“之前，他们（帮派）向我们的汽车投掷石块和瓶子，如果我们不加以阻止，我们将看到更多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手榴弹进行的驾车射击。”这是三年前阿佩尔格伦对《纽约时报》发出的警告。调查苏尼加之死的警探拉斯·布罗姆斯眼看着本地街头帮派“瓦尔比加德网络”，在几年间迅速壮大并垄断了当地毒品贸易，他直言道：“给他们（帮派）20年时间，我们就会变得和洛杉矶一样危险。”
三年过去了，事情的确已经变得更糟。2021年，瑞典至少发生了342起枪击案，2020年的枪击案件量为366起，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还是25起。
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在2021年中旬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15年瑞典的枪击死亡率是全欧最高，大多数受害者是20至29岁的男性。该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瑞典已经从欧洲枪支暴力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变成了最高的国家之一。
瑞典的街头开始经常出现燃烧的汽车，飞车枪击和抢劫成了家常便饭，医院里出现了持械的武装对抗，学校里出现枪支和恐吓变得十分普遍。
在帮派问题最严重的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帮派成员公然在街道上设置起路障，控制民众出入。“羞辱性犯罪”开始流行，帮派成员会抢劫、强奸和折磨当地民众或竞争对手，以此羞辱和震慑瑞典主流社会。
2020年中旬，一个12岁的瑞典女孩被帮派交火的流弹击中；一年之后，死者变成了两名五六岁的儿童，这两个孩子仅仅是出门骑车玩耍，就成了帮派对峙混战的牺牲品。
2020年11月，《经济学人》在一篇分析帮派犯罪激增的文章中指出，尽管瑞典一般犯罪率确实很低，但正有越来越多的平民遭受无妄之灾，成为流弹和其他形式暴力的牺牲品。
一年以后的2021年11月，玛格达莱娜·安德松成为该国第一位女首相，她的第一次政策演讲就对准了帮派暴力：“我们将翻开每一块石头，以打破隔离——以及已经侵蚀到我们社会内部的暴力”
“地毯不够大了”
如果说在2021年10月之前，帮派暴力还主要发生在移民聚集的低收入社区，那么倒在斯德哥尔摩富人区Hammarby Sjöstad的艾纳，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艾纳不是移民，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由身为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院演员的母亲抚养长大，家境殷实。但艾纳自小逃学，在叛逆的青春期结识了一群“坏小子”。16岁那年，他在一首单曲中毫不避讳地“致敬”了斯德哥尔摩南部地区恩斯克达伦的一位被谋杀的帮派头目。
艾纳歌词里的暴力和血腥，并不能阻止他变成近两年来最火的瑞典歌手。他职业生涯发布的第三首歌让他一炮而红，登顶瑞典流行音乐榜。
——直到2021年10月21日这一天。
“我们听到了‘砰、砰、砰’的声音。”杜姆利说道。他是一个说唱歌手，也是一名已被定罪的强奸犯和一个名为“死亡巡逻队”的帮派的成员，那天晚上和艾纳在一起。在接受采访时，杜姆利透露，为了保命，他和艾纳四散躲藏，直到艾纳倒在血泊中。
一个当红明星的突然陨落，让瑞典家长们骤然发现，被称为“帮派说唱”的嘻哈文化正在蓬勃生长，占据瑞典青少年的生活。
去年年底，瑞典报纸Dagens Nyheter公布了一份对2017年以来因枪支犯罪被捕或起诉的嫌疑人的背景调查，数据显示，大约85%的人在国外出生，或者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在国外出生。约71%的人属于瑞典的最低收入群体，而该国大多数知名说唱歌手都有这样的背景。
仅需要一部能摄影的手机，或一辆汽车，或是一个挤满朋友的院子，这些底层年轻人就能录制自己的演唱视频，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介绍两个帮派“死亡巡逻队”和“Shottaz”之间冲突的书籍《直到每个人都死去》作者迪亚芒·萨里胡透露，随着底层出身的说唱歌手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残酷，这些歌手必须要选择自己的阵营，决定和哪个帮派为伍。如果这些歌手在作品中提及帮派成员，或在曲目和视频中纪念死亡或入狱的朋友，帮派之间的火药味会更浓。“Youtube、INS等社交媒体能制造明星，也能激化矛盾。”
正因如此，艾纳在死前曾频繁遭到其他帮派的恐吓、勒索和攻击。“瓦尔比加德网络”就曾两次意图绑架他，第二次成功了，他们拍下了艾纳的照片，相片里他满身是血，穿着女式内衣，脖子上还横着一把刀。该帮派向他索要300万瑞典克朗（约合208万人民币），不然就将照片公之于众，但艾纳没有付钱。另一位知名说唱歌手亚辛，后来被控参与了绑架艾纳的行动。
一轮轮你死我活的对峙和冲突，已经成为瑞典说唱生态的一部分。“这一切都成为说唱歌迷的一项观赏性运动，还产生了对街头犯罪感兴趣、甚至为此着迷的人。”瑞典说唱音乐资深记者和DJ彼得·哈伦说。一名化名毛克利（Moewgli）的歌手更直接：“我是为了钱，如果这些（暴力）内容有市场，我就会去做。”
艾纳死在了瑞典大选前夕，做出反应的不仅有瑞典民众和文化分析人士，政客们也摆出了姿态。时任瑞典内政部长的米卡尔·丹贝格（Mikael Damberg）告诉记者，艾纳代表的“帮派说唱”可能会让普通人也开始亲近帮派。温和派保守党成员哈尼夫巴利（Hanif Bali）在瑞典议会接受采访时说，广播电台应该停止播放任何被认定参与团伙犯罪的人的音乐。
但艾纳的导师、瑞典说唱文化的开拓者之一斯塔克塞特选择将矛头指向政府：“几十年来，各派政治家一直让郊区的社会问题不断恶化，教育和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移民越来越穷。”斯塔克塞特说道，“他们试图把一切都扫到地毯下。但在艾纳被杀后，地毯不够大了。”
短暂、肮脏和残酷
瑞典帮派暴力的最主要策划者是移民群体，这是多项数据和调查已经证明的事实，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仍然藏在地毯之下。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瑞典当局一直不想承认，移民真的和帮派暴力有很大关系。
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就将玛格达莱娜·安德松就任第一次演讲时用的“翻开每一块石头”的措辞，评价为“谨慎而大胆”。因为对于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即安德松所属党派）而言，承认移民和暴力的关联仍然需要勇气，这等于承认瑞典几十年来的自由主义移民政策的溃败，对移民疾言厉色，更是有违瑞典作为“人道主义国家”的长期定位。
2019年11月，在马尔默市一月内连续发生三起大规模爆炸事件后，反对派温和党领导人乌尔夫·克里斯特松直接指责时任瑞典首相斯特凡·勒夫文“甚至拒绝承认一体化失败和日益增长的团伙犯罪之间的联系”。
但《新政治家》指出，因为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再加上每天都有移民聚集的郊区发生暴力行为的新闻，迫使该党偏移了立场，也加强了语气。
一直以来，瑞典警方也避免在公开发言中将移民和暴力直接扯上关系，直到近期才将移民犯罪频发谨慎地归咎于“融合失败”，但没有选择更严厉的措辞。
而在承认移民问题之前，对暴力行为的惩戒不够有力，以及法律的软弱，一直是右派公开攻击社民党的话柄之一，也是该国暴力肆意泛滥的原因之一，比如上述提到对手榴弹和武器管理的忽视，对毒品问题监管的软弱等等。
2020年10月，在接受《每日邮报》的采访时，哥德堡警察局长埃里克·诺德坦言，他需要瑞典刑事司法系统的更新和完善：“这些犯罪团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的犯罪很难用警察的常规方法来处理。我们需要更多的警察，我们的法院和监狱需要得到加强，以紧急处理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变成黑帮分子的天堂。”
他也承认，警方正在打破往日的沉默。“两年前，如果人们像我现在这样把移民与犯罪联系起来，他们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
而在迪亚芒·萨里胡看来，这些边缘地区一边被当局谨慎对待，一边又确实被主流社会遗忘了。
他在《直到每个人都死去》一书中，用一个政府主导的反犯罪青年项目举了例子。该项目为说唱歌手提供创作场地，以帮助他们远离帮派。在运行阶段，该项目效果显著，但一旦短期项目结束，这些年轻人就不得不重新回归帮派以自保。
“因此，长期的资金和精力注入是必须的，暂时的项目只会产生暂时的结果。”《瑞典日报》指出，“他们（移民）只会愈发产生被抛弃和蔑视的感觉。”
以暴力问题最严重的哥德堡市郊区的希亚尔博地区为例，扶助弱势青年的“东方青年”组织成员安娜·比斯特罗姆第一次去到伦敦时感觉到很震惊，因为在那里，相对富裕的地区和贫困地区紧挨着，相比之下，希亚尔博与哥德堡市区之间完全被森林和山丘隔开，仿佛与世隔绝。
“一些年轻人认为，市中心或海边不属于他们。许多哥德堡人也将希亚尔博视为一个贫民区，一个他们永远无法亲身体验的平行社会。”比斯特罗姆说。
隐形的阶级鸿沟让一些瑞典大城市看似接纳移民，却无形之中将移民们排除在了中产阶级社会之外。曾任瑞典警察部队负责人的安德斯·索恩伯格2020年告诉《金融时报》，据瑞典警方估计，全国大约有60个“脆弱地区”，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口要么在国外出生，要么父母是外国人。
贫穷和绝望是滋生在这些边缘地区的病毒。“与我们交谈的许多人都没有想到会变老，他们没指望自己能活到30岁。”斯德哥尔摩警方全国行动部门的负责人约翰·奥尔森唏嘘道，“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是短暂、肮脏和残酷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环境。”
“那里的失业率很高，学校也经常倒闭。”索恩伯格说。这位旧日的警察局长紧接着的一句话，也许也印证了萨里胡“移民被遗忘”的观点：“严重暴力事件只是偶尔影响‘普通瑞典人’，大多数人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全。”
奥尔森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地理隔离、社会排斥和移民缺乏文化融合，为帮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不遵守他们父母那一代的规则，他们没有真正融入瑞典社会。所以他们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社会。”
与此同时，《经济学人》指出，过去十年帮派暴力的集中爆发，可能和警察的监管不力有关。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警力逐渐疏远了落后的边远地区，导致在一些移民集中的地区，社区警务已经分崩离析，整个社区被帮派接管。1980年，哥德堡市警察的谋杀案侦破率是80%；如今，这个数字是20%。
同样以希亚尔博地区为例，这里的约9000名居民几乎都是移民，近四分之三的人在国外出生。希亚尔博的帮派成员已经到了可以和警察面对面打招呼的地步，而警察也已经习以为常。
“现在我们相处得很好，见面互相会说几句话。这很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你会怎么和他们见面。在这里，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当地警察迈克告诉本地媒体。他刚刚和帮派成员莱洛打完招呼，尽管在不久前，两个人在庭审现场上有直接冲突。
并非警方意欲同流合污，在这个已完全被帮派接管的地区，此举变成了警方的生存之道。迈克的同事米娅也说，“如果发生任何事情，你可能会被25个左右的人包围。”
风险真实存在，而且可能致命。迈克和米娅接受采访的当天，哥德堡法院刚刚审理了一桩案件，一名17岁的青少年被指控于去年7月杀害了一名当地警察。毕竟，这里已经有7岁的孩子学会了帮毒贩子放哨，当迈克走近时，小孩子会吹起口哨警告，也会得到报酬作为望风的奖励——这就是一个罪犯犯罪生涯中的起步阶段。
索恩伯格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曾信心满满地表示，他预计到2024年全国将增加5000-6000名警察，警力壮大或许可以缓解帮派犯罪。但奥尔森提供了一个不太乐观的范本：艾纳死后，他的团队加大警力，逮捕了500多人，然而仅仅三个月，这些人在帮派空出的位置，已很快由新的年轻人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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