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按照大会规定，开幕式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自然更不可能有国歌。
但是中国代表团出场时，不可能直接在开幕式上开天窗什么都不奏唱。代表团经过紧急讨论，决定用《义勇军进行曲》来暂时代替，不过里面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引起了争议，“现在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
最后，郭沫若临时把这句歌词改成了“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
▲1952年12月，郭沫若（第一排左二）在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一个新诞生的国家没有国歌是不行的。1949年9月25日的座谈会上，各方都同意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但是老问题又来了：歌词到底要不要改？
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妥，我们用了14年时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时间打败了“蒋匪军”，当时的新中国欣欣向荣，怎么会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判断？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作为历史的产物，应该保持歌曲的完整性。
面对僵持不下的争论，周恩来最终表示：“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
毛泽东也同意这个做法：“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是，我们还要居安思危。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
事实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后美国轰炸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轰炸边境城镇，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面临严重的威胁。
说实话，中国刚刚经历了漫长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很难说清楚此时的处境跟之前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危险。就像毛主席说的：“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
但是这场战争又不能不打，就像毛主席说的：“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
战斗意志的高涨不能否定巨大到几乎令人绝望的差距，这场战争的危险在于，新生的中国遇到了最强大的敌人——二战后如日中天的美国。
这种差距最直接的体现，是原子弹。1945年8月，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人类第一次在现实中见识到了核武器摧枯拉朽的毁灭力量。
当时毛主席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个方针虽然非常正确，但也说明我们跟美国的差距确实巨大，如果条件允许，谁会想用手榴弹去对付原子弹？
问题是，谁能保证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不会使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甚至中国本土？
这不是杞人忧天，实际上，美国几乎在战争一开始，就打着用原子弹迅速结束战争的主意。
1950年7月，麦克阿瑟主张使用原子弹摧毁连接朝鲜半岛同东北和海参崴之间的桥梁和隧道，只不过这个方法在美国决策者内部并没有获得一致的支持，毕竟刚刚打完反法西斯战争，美国还顾及自己的国际声誉，当时的战况看起来也没有必要搞这么大动静，使用原子弹“从军事角度看是没有依据的，而从政治和心理的角度看也是有疑问的。”尽管如此，10架携带核弹头的B-29轰炸机在1950年7月底曾进驻关岛基地。
▲B-29轰炸机
美国并没有停止研究怎么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尼采（Paul Nitze）同国防部负责原子能事务助理部长洛伯（Herbert B.Loper）准将商量怎么用原子弹轰炸中国。
从战略上来说，摧毁东北工业城市沈阳、鞍山、哈尔滨、抚顺、旅大等，将杀伤大批平民，容易引起苏联的干预和亚洲各国的反对；而从战术上轰炸中国部队，很难确定目标，而且一不小心就把对面的美军也给炸了……美国决定继续观察战况再决定，但美国国务院建议，在常规武器无法取胜或虽能取胜但美军伤亡过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1950年美军进犯中国边境统计，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2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严斥麦克阿瑟及奥斯汀无耻谰言》
可以说，中国会不会遭到原子弹大规模轰炸，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国怎么想。
但是1950年末，随着美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利，使用原子弹不再只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而是迫切的需求，美国内部越来越多人支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麦克阿瑟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声称要把35-50枚原子弹投到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基地；在打击中国的进攻以后，沿鸭绿江铺设一条放射地带，以防中国再度发动进攻。
1951年4月6日，杜鲁门批准向空军移交9枚核弹头，并同意向冲绳基地进驻携带核武器的B-29轰炸机。1951年9月和10月，美国在朝鲜进行了模拟核打击训练。
到了1952年，美军不断进行战术核打击的模拟演习。在1952年初举行的为期17天的演习中，有11500名陆军和750名空军人员参加。5月举行的同类演习中，有1万名士兵参加。这些士兵被部署在越来越靠近核爆炸中心点的区域内，以检验核攻击的能力和效果，最近的一次离爆炸中心点仅有半英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麦克阿瑟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威克岛会晤
这简直像是一个悖论，志愿军在战场上战斗的越英勇，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冲动就越强烈。
而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已经开到了台湾海峡，蒋介石似乎看到了“反攻大陆”的希望：“我相信在联合国的海空军配合行动之下，台湾陆军的反攻大陆，可得到大陆上150万游击队的响应……然后韩国的局势便将根本改观”。
此时大陆内部还有大量国民党残余力量、地方武装和土匪在到处暴动和破坏。仅仅是1950年前10个月，国内就发生了816起试图推翻新政权的暴动。
当时大家满怀希望讨论国歌时，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几十年千辛万苦取得的革命成果，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面临从内到外各方面的严重威胁，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绝望从悬在头顶的原子弹一直延伸到战斗的每一次短兵相接，并在水门桥战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0年11月30日，在经过长津湖惨烈的战斗之后，美国陆战一师终于发现，再不撤退自己就永远不用担心撤退问题了，尽管师长奥利弗·史密斯还在嘴硬：“见鬼！我们不是在撤退！我们是在换个方向进攻！”
白天靠着飞机坦克的掩护，美军拼命向南突围，晚上志愿军就趁着夜色把白天丢失的高地和阵地再抢回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一天只撤退了500米。
关键点是位于古土里以南5.6公里的水门桥。桥的跨度虽然只有8.8米，但下面是断崖，水门桥是唯一一座可以通行车辆和人员的桥梁，也是美军逃出长津湖地区，向南撤到真兴里的必经桥梁。
这里就是双方必争的死生之地，而在《长津湖之水门桥》里，炸桥的任务交给了七连。
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近乎自杀的任务。在原著《冬与狮》里这样描述：“大部分时候，美军的一触即溃是假象，实则是为了拉开距离，以便展开他们压倒性的优势火力。而志愿军的应对就是紧贴，我没有优势火力，但我绝不给你发挥优势的距离。”
这简直是往敌人的枪口上冲，“七连的贴上去真是不打折扣，冲在最前的战士拼着以身饲弹也要制造一两秒的迟滞，然后就是接踵而至的手榴弹之雨，再随后就是迎着爆尘和弹片的步兵冲击。”
当然，这不是莽撞的牺牲。在影片中，观众可以看到战士们清晰的进攻策略和严密的方针：有人吸引注意力、有人对付火力点、有人负责最危险的炸桥。
为了展现这场战斗的残酷，剧组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雪景拍摄，导演与演员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天气中不分昼夜辛苦拍摄，甚至一度冻到在雪地上睡着，“无论是剧情展现还是从拍摄难度，包括后期制作，《长津湖之水门桥》比起前作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如果把两部电影长达5个多小时的故事连起来，经过《长津湖》的铺垫，水门桥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为了能够对得起整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长津湖之水门桥》在前作的基础上，对电影场面进行了全面升级，“几乎每一个镜头都要做特效，都要现代电影工业的技术支撑”，一切都是为了还原最真实残酷的战场。
用徐克导演的话说，相比前作，《长津湖之水门桥》“更寒冷，更热血，更残酷，更火爆”！
但历史往往更残酷。
战争已经打到了这个地步，惨烈的牺牲和装备的天差地别早就不会让人感到绝望，“最让他们绝望的是断桥：就这么会工夫已经从四五米被铺得就剩下三四米，这还是工程车把大把工夫用来打固定基座，有了基座，下回他们会快得多。”
战士们眼睁睁看着美军用一些他们没见过的先进机械，迅速修好了自己拼命炸掉的桥梁。
美国在这里不经意露出了自己更可怕的一面。1950年，美国的钢铁产量是8772万吨，而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60万吨；美国的工农业总产量2800亿美元，中国只有100亿美元。这是从工业规模到科技发展全方面的碾压。
如果说工程机械超出了战士们的认知，那么空投桥梁预制件已经突破了他们的想象。历史上，在战士们第三次炸毁桥梁之后，60师一名副师长亲自到悬崖边视察了一番，从中国人的观察角度，以中国人对科技与工业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半年的时间，美军休想在此处重新架设桥梁。
结果，美军空投下了8套M-2型钢梁，其中一套落入了志愿军阵地，一套落地后严重变形，其他6套，都被美军成功接收。第二天，一座全钢结构、可以通过包括坦克在内全部重型机械车辆的桥梁，出现在了被志愿军炸断的桥基之上。
▲陆战一师车辆经过水门桥
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的军长张翼翔曾说过：“在水门桥，哪怕只要给我一门重炮，就一门，陆战一师一个也跑不了！”
但是，偏偏就是一门重炮都没有。这种情况难受不难受？说不难受肯定是假的；憋屈不憋屈？简直太憋屈了。
影片里，战士们看到被炸毁的美军直升机时，不无羡慕的说，这是美国的新玩意，可以直上直下，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能有？说完这句话，他们又向下一个战场奔赴。
就是在这样几乎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也保护了新生的共和国和民族的希望。
他们也许不知道美国究竟还有多少先进的装备和机器，但他们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
但志愿军战士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却不是美国式的超级英雄，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每个人的父亲、孩子、哥哥和弟弟，是最可爱的人，所以观众才会被《长津湖》里千里和万里的兄弟情和战友情感动，经过上一部的铺垫，这种感情共鸣在《长津湖之水门桥》里更加令观众动容。
在影片里，哥哥看到弟弟的成长，在水门桥下对他说，“接下来你想怎么飞、怎么跑，你自己定”——残酷的战斗让弟弟迅速成长为一名战士，自己不能永远把他护在下面。
但是哥哥毕竟不放心，于是他握着弟弟手又说了一句，“手脚麻利点，手榴弹扔得越远越好。”
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弟弟上战场，但这些战士们也清楚，自己和兄弟、战友在战场上的牺牲，正是为了保护身后的祖国和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
中国究竟哪一年最危险？有人说是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有人说是1941年日本疯狂扫荡而苏联陷入苦战的时候；有人说就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面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甚至还有人说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从银河号事件、轰炸南联盟到南海撞机，中美不断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些说法，每一个都很有道理，每一次的处境也都很绝望，每一次都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总能一次又一次从绝望中挺过来。
这个问题相信观众们能在《长津湖之水门桥》中找到答案，因为，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