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邓宇（西泽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与政策），原文标题：《追随还是追赶？后发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叙事逻辑》，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受历史、社会结构以及要素禀赋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存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本文认为，准确理解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动态演进过程和内在逻辑关系极其重要。对此，发展经济学不仅应呼应和回答后发国家在后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结构性问题，而且应重点研究后发国家不同阶段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变化问题。
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经过艰辛探索与实践创新，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为其他后发国家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等具体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结合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中国三次比较有影响力的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争论，总结提炼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后发国家应聚焦科技自主创新与制度改革，以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发挥自身优势，促进后发国家内生性增长，进而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尽快补齐短板，加快探索适合国情特色、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本文建议立足后发国家的成败案例和不同模式，深化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比较研究，构建新的发展经济学范式与实证研究体系。
引言
后发国家（又称“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基本上延续了一条从学习模仿先进发达国家到逐步探索本国历史经验的路径。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通常特指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优势条件与不利条件。
经过历史的反复检验和实践证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相对性、结构性和周期性特征愈发突出，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自身的短板和发展瓶颈，并着手制定更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战略和规划，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激活内生性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作为后发国家的成功典范，中国就围绕内生性增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等具体举措，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更确立了科技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这表明后发国家的制度自信和自主创新正在不断深化，而中国的成功经验不仅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模式借鉴，而且增强了后发国家在推动自主创新和稳步推进改革方面的信心。
后发国家由于物质水平较低和资源相对有限，导致人力资本和制度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在工业化进程中往往面临诸多不利形势。本文探讨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不仅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以内生性增长为依托，而且与当前后发国家致力于建立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机制，推动先进理论与本土化实际结合紧密相关。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将后发优势潜能释放，成功开启了现代工业化进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历史经验。
但是，由于后发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差异，不同类型的后发国家具有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难点在于如何从历史经验出发，反思过去的发展经济学，着重就比较优势和本土优势提出新的研究路径。
一、问题提出与基本概念
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在不同阶段有具体的表现，随着工业化进程迭代，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也会逐步呈现。初步总结当代中国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三个讨论阶段，概述其中的主要论点，有助于更加明晰后发国家的未来路径选择。
1. 问题提出
一般而言，后发国家通常指的是工业化起步比较晚、追赶先进国家发展模式的落后国家。本文聚焦的主要是“二战”后如中国、越南、印度、巴西等典型的后发国家，其中也会涉及到包括日本、韩国等从后发国家转型为发达国家的案例。
于后发国家而言，后发劣势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技术、制度、资本、人力等因素的影响、演变密切相关。从中国、印度、越南等工业化与经济转型的案例初步可知，制度变革、技术创新始终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而每一次成功的改革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因此，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比较研究，应将其置于后工业化时期的新格局之下，以新的视角理解二者的关系。
从两个层面观察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第一，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范式对于后发国家的研究主要聚焦经济增长理论，其后演化为经济发展研究，尤其对波兰、越南、巴西等后发国家的个案研究逐渐丰富，通过案例分析解答后发国家存在的优劣势之分。
第二，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意识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不仅存在贫富差距加剧、过度金融化等缺陷，而且后发国家所倚赖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出基础研究不足、自主创新薄弱等后发劣势。经过数十年发展，国内外学者开始密切关注后发国家出现的后发劣势问题，并反思后发优势的结构性问题。
从比较研究看，摆脱过去的“二元结构”观念，深刻认识后发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经济转型经验，将有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创新，为后发国家转型提供理论借鉴。
2. 基本概念
后发国家在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时，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制度和管理方式，但也出现“水土不服”问题，致使经济转型受挫。另一些后发国家吸取了教训，主张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通过将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化而取得了成功。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问题的争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2004年）是关于后发国家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这一时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开始起飞的阶段。杨小凯与林毅夫两位学者主要围绕落后国家在技术引进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先后秩序、重要性以及具备的实施条件等进行了辩论，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后发优势在技术引进方面的作用，但制度变革对落后国家的影响更加深远。
第二阶段（2014-2016年）主要围绕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科技创新方面的研究讨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后，迎来了转型期。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学者重点讨论了产业政策的优劣之分，二人的争论焦点在于产业政策的“存废”问题。实践表明，许多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成功的产业政策实现了超越，重点在于“有为的政府”。
第三阶段（2019-2020年）围绕后发国家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本土优势展开的研究讨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发劣势问题开始凸显。以樊纲和刘培林等学者为代表，双方的讨论实质上主要围绕后发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逐步演变过程，会影响后发国家追赶目标的实现。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文献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对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成功经验总结仍相对匮乏，对于中国等在成功的发展经验总结方面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学与具体实践的结合范式亟待创新突破。
二、后发国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转型的经验
“二战”后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凭借后发优势和学习发达国家经验逐步发展壮大，中国、印度、越南等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转型，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初步完成工业化，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机遇，初步实现了经济起飞和追赶目标。
1. 通过技术模仿和学习推动工业化进程
后发国家有比较厚重的历史包袱，普遍存在被动融入全球化和开启工业化的过程。“追赶假说”理论提出者阿伯拉莫维茨（Abramoitz）（1989）认为，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
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以及“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均带有比较深刻的历史烙印。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前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技术发明、科技创新以欧美国家为主，后发国家大部分是被动参与或主动介入，这就决定了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客观存在的追赶现象。
由于技术门槛的限制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需要，早期后发国家的技术模仿主要集中于中低端领域，很难实现真正的超越。
经验表明，无论是早期英国、荷兰等开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法国、美国、德国等开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都是工业化的核心要素，以及后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工业4.0等，领先的科技水平都是工业化的先发优势。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通常依托两种路径：一是后发国家主动引进技术、学习先发国家制度和教育等，训练早期的技术工人，建立工厂制模式，搭建起较为初步的工业化体系；二是后发国家被迫打开国内（工业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接纳先发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转移，以原材料、劳动力资源或土地等发挥比较优势，进而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工业化基础。
表1：1920-2010年各国工业在世界工业总增加值中的比重（单位：%）：
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学习技术和引进先进设备，能够短期内缩小与先发国家的差距。但发达国家借助科技专利、国际金融体系不断巩固先发优势，而后发国家的技术依赖导致其处于全球化产业链底端，工业附加值极低，短期内超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不大。
后发国家的“劣势”在于中高端科技的创新瓶颈，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的周期长，使得后发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很难直接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而采取“追赶”战略则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早期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实施“赶英超美”战略，导致经济发展脱离实际，苏联时期与美国展开的“军备竞赛”消耗了大量国家资源，反而造成经济发展失衡。因此，自主创新和结构性改革就需要有更好的战略支撑。
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复兴、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奇迹，以及中国、越南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改革开放，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跃升。这些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仅善于捕捉机遇且实施开放政策的后发国家享受到了全球化发展红利，而且在产业转移和技术迭代上获得了极大的便利，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主要路径就是学习德国的先进技术，以举国之力发展现代工业化，率先成为东亚工业强国。“二战”后日本以欧美发达国家为目标，依托发达国家的技术进口、资金援助 ，以出口贸易、中高端产业为突破口，在国际分工中突出自身的后发优势，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崛起，到80年代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启动和追赶过程中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探索到逐步寻找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并最终实现从计划经济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从几次转型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身的国情历史，在异常复杂的内外部发展形势和环境中实现了逆风成长。
早期依赖苏联的援助开启工业化进程，随后开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探索，期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始终坚持学习和模仿国外先进的工业化模式，实现追赶目标。
从学习和引进苏联的技术设备，到学习模仿德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模式，将工业化不断推向新的高度，最终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为未来的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启动市场经济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
俄裔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1962）在总结了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在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国家追赶成功的经验基础上，提出后发优势理论，即通过现有的成功案例、可复制的经济模式以及经验来取得短期内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状，改善贫穷和落后的局面。
Alexander指出，后发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约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本国人才，利用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或者直接引进成套设备可以跳过研发阶段，为发展大规模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杨小凯（2001）指出，中国20世纪80、90 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
印度在工业化进程中同样采取了技术学习路线。20世纪40年代，印度宣布独立后，起初融入到社会主义发展阵营，仿照苏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20世纪70年代后，印度逐步转向开放，学习和借鉴西方民主制度，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加快融入市场经济。
印度一方面继承英国殖民建设遗产和计划经济时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建设，另一方面改革时期推动工业化进程加快，促进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
1990年代，印度开启全面经济改革，印度凭借“亲西方”的路线，将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等充分利用，吸引发达国家投资设厂，确立出口导向型经济，1992～1996年实现经济年均增长6.2％，1999年起实行第二阶段经济改革，逐步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价经济过渡。从最初的成套设备引进到本土技术研发，率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将后发优势释放出来，并提出了开发开放政策，设立经济特区，开展招商引资、技术引进和出口贸易。
借助比较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庞大的市场。中国逐步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四十余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9%以上，2020年GDP规模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14%，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樊纲等（2011）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97-2007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年均 1. 45 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 39. 2% 由市场化所贡献。因此，市场经济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腾飞的重要路径。
近几年，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后发国家重点围绕主创新加快制定本土工业化远景规划，扭转过去过度依赖技术引进的模式。2015年，中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旨在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并确立了确立“三步走”战略和长期发展目标。
实践证明，中国所推行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区别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经济，并在不同时期不断丰富市场经济的内化。
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探索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的道路。
2020年，中国就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路线，强调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 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实现追赶目标
全球化给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均通过融入全球化获得发展红利。
从两个层面看：第一，后发国家或者落后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质上是后发国家本能地对改变国运的迫切愿望，也是构筑后发国家政府正当合法性的根本基础。后发国家必须率先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建立起政府的威望，获得民众支持，促进国家工业化和经济转型。
第二，工业化快速发展，全球化网络逐渐形成，由此深化了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得以体现。发达国家所需的原材料、资源能源和市场，迫切需要向后发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后发国家谋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进而全球化成为后发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外部力量。
国富国穷不在于“先天”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或地理的差异，而在于“后天”创新能力差异（Erik S. Reinert，2008）。客观而言，后发国家的发展基础条件和内外部环境较发达国家更加复杂，某种层面决定了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转型要更加缓慢。
其中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是杨小凯曾提出的制度变革与后发劣势的问题，即后发国家不能仅依靠技术学习和模仿，必须同步进行制度变革，否则会处于落后阶段，并不能达到更高水平的增长；其二是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发展与制度改革的阶段性，即后发国家先通过技术引进和市场开放获得后发优势，具备了比较好的经济基础再择机推动改革，二者不必然同步，而是依据实践发展条件随机应变，更具有弹性。
实证角度看，一些后发国家逐渐认识到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相对性，即在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本土化实践。
越南采取“革新开放”政策，一方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了大门，吸引外资进入，形成出口导向经济特色，加快提升工业化水平，但另一方面制度层面仍保持独立性，坚持“一党民主”理念指导，逐步形成“党领导、人民作主、国家管理”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确立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由国家管理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的改革发展总路线，释放了经济发展潜力。
波兰在“东欧剧变”后经历了从“休克疗法”后逐步转向平稳改革的新阶段，在其他东欧国家纷纷采取“私有化运动”时，波兰却采取了第三条道路，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将公有资产合理分配给了工人等群体，以渐进性改革为基调，避免采取过于激进的改革路线，合理推动国有企业改制，而且通过逐步开放价格管制，建立自由竞争市场，以此推动私营企业大量兴起，激发了市场活力。
1992年底，波兰经济摆脱困境，同比经济增速达2.6%，自1995年以来，波兰成为世界上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2018年波兰经济增速达5.1%。波兰的经济发展奇迹印证了后发国家在自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特色的发展模式上有多种可能性。
全球化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实现飞跃的关键外部变量，中国在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正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熟阶段，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开启了新阶段的工业化进程。
在经历艰难的谈判后，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将后发优势进一步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的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33万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 14.87万亿美元，占美国的比重超过70%，保持了中高速增长的势头；全球经济占比从2001年的4%增至2020年的接近17%。
事实证明，中国成功抓住了全球化、工业化与科技革命的机遇窗口，将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制度红利充分释放，成为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
4. 通过自主创新谋求更加独立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部分优势已然在逐步丧失，经济层面高度依赖债务赤字，借助现代货币理论（“MMT”）工具实现政府债务大肆扩张，并不断超越债务额度上限，实施过度金融化政策，不仅造成“脱实向虚”和制造业空心化，而且导致经济陷入衰退，其脆弱性逐渐沉积，在面对突发性危机时很难抵御。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2021）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普遍放缓，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时期，自主创新的表现却差强人意，远低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证明了普遍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引擎的信息科技（IT）行业和技术并未体现更为强劲的创新活力。
部分发达国家倚赖金融业繁荣，忽视实体经济发展，放弃了本土基础制造产业，如芝加哥“铁锈带”，使得发达国家所具备的创新动能丧失，长期陷入“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恶性循环。
美国经济学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2019）认为，要解决增长困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根除西方民主的短视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分工、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 却往往遗留着旧结构经济学的进口替代战略所造成的诸多扭曲政策（林毅夫，2010）。
后工业化时期，后发国家也在着手制定科技发展计划，印度《“印度十年创新路线图》（2010～2020）、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2019）、越南《至2030年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2021）等战略规划旨在提升越南生产率，进而为解决后发劣势问题而及时作出调整。
过去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不顾要素禀赋结构的实际情况，拔苗助长去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企图以此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并不可取（林毅夫，2020）。中国在经历数十年改革开放发展后，主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13年“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论述首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经济形势会议上提出；2017年中国明确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开启全新的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阶段。
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经过四十余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发展模式，近年来更是以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两个层面看：一是经济数量的增长是发展的物质基础，最终经济增长都应置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经济高质量应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均衡发展，更加关注社会民生。
近年来，中国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生态环保，由此提出了“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强调兼顾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更加注重民生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了一条过去发达国家工业化所完全不同的可持续、绿色发展道路。
三、后发国家经济转型中出现的后发劣势问题剖析
后发优势短期内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绩效，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后发国家的科技创新不足、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逐步凸显，后发劣势凸显。同时，后发国家的外部依存度过高，加上激进改革以及追求经济金融自由化，陷入发展瓶颈甚至陷阱。
1. 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缺乏经济自主性
与发达国家的殖民扩张路线不同，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主要存在两种路径：其一是独立自主的艰难探索。起初，中国、印度、越南等以计划经济为主，优先发展重工业，但缺乏原始资本和技术要素，只能利用有限的援助和自主探索，初步形成早期工业化项目成果，启动了早期工业化进程。
但是，该路径模式过于倚赖计划模式，衍生出低效、高成本等问题，而且产业布局并不合理。
其二是依托发达国家经济与技术援助。“二战”后美国为扶持欧洲国家复兴主导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在中国“一五”时期给予了156个重点项目援助均属此类。由于该路径受到地缘政治关系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如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二五”计划受挫。日本、韩国等过度依赖发达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军事保护，丧失了部分独立性。
长期以来，后发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产业政策近乎“迷信”，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了许多弊病。后发国家要在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首先要形成“生产能力”，但一定要避免为了获得“生产能力”而使本国的制造业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张海丰，2020）。
同时，在某一时期，南美洲以及亚洲等部分国家过分推崇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采取比较激进的民主选举政治等，在经历短暂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后落入“中等收入发展陷阱”。如上世纪80、90年代委内瑞拉、墨西哥等贸然推动金融自由化政策，实行利率自由化和商业银行私有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后发国家的发展短板在工业化后期开始出现，一味采取西方的民主制度，意图融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如苏联和东欧国家效仿西方民主制度治理模式，放松金融监管，冒然采取私有化，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终酿成了“苏联解体”和“东欧悲剧”，很长一段时期陷入到衰退和发展混乱的边缘。
过去发展比较迅速的后发国家如巴西、希腊等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也因放弃自身的发展独立性。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货币政策失灵，社会治理失效，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国际收支逐渐失衡，因而陷入到中长期的衰退周期，很难走出困境。
因此，许多后发国家也在反思依附发达国家的教训，并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问题，谋求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力量。
2. 内生性增长动能不足，经济增速趋于放缓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曲折且艰辛探索的演化过程，其中既有失败的案例，也有相对成功的案例，进一步映射了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优势与方面难度非常大，而且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越南等）在工业化进程方面付出的成本代价远高于过去的后发国家（如日本、西德等）。
林毅夫（2003）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代表技术差距大，利用技术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非常大。实证角度看，技术研发周期通常比较长，后发国家在起飞阶段经济基础条件相对薄弱，缺乏原始积累，劳动力人口素质整体不高，特别是对于原材料和能源资源为主的后发国家而言，缺乏制造业能力和科技竞争力，很难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后发国家如果长期依赖于出口贸易获取比较优势，不仅会损害本国的贸易价值链的提升效率，牺牲较多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制约未来技术创新的潜力开发，始终居于国际贸易低端产业链，附加值偏低。
许多后发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抓住有利时机进行自主创新，如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依托于丰富的资源能源出口获得更多外汇储备，但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能明显不足、外部性依赖又过重等问题，可持续增长动能随着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发展而减弱。
后发国家的发育程度和分工程度均较低，微观创新力量更为孤立，弱化了它对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潜在贡献（张海丰，2020）。事实上，一些摆脱落后状况的后发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后发优势开始减弱，包括劳动力成本抬升、人口红利消退以及产业衰退等。
一般经验认为，后发国家在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时，既可以较快地启动初级产业发展，如早期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纺织服装等），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同时也能够利用国际贸易分工获得比较可靠的外汇，进而为扩大生产和深化国际贸易提供原始资本。
再往前看，日本、韩国早期均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实现起飞，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分工的优势，很快就促进了经济增长，并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重要链条。但在此过程中，日韩等国并未局限于出口贸易，而是在技术学习基础上谋求自主创新，在半导体、汽车以及高端制造方面发力，积蓄了更大的发展潜能，扭转了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
因此，后发国家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应紧跟前沿科技革命和工业化发展进程，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挖经济增长潜力。
3. 结构性改革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有所失衡
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制度变革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现实的困境在于如何把握技术模仿与制度学习的取舍问题关乎到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与社会稳定。
杨小凯（2003）认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却很难。从一些后发国家的案例来看，技术模仿和学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市场方面和体制机制方面的约束就开始出现，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传统的政企不分或政府职能边界不清晰等制约了后发优势的发挥，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
后发国家由于制度改革基础不深厚、发展条件不具备，制度改革的薄弱环节也逐渐暴露，如地方产业过度竞争、要素市场流通不畅等。
初步总结看，后发国家主要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全盘西化的路线，以东欧国家和南美洲国家为主要代表，在工业化时期，这些后发国家不仅彻底地放弃过去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转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如选举政治、多党制等），存在改革过于激烈、脱离经济发展实际和国情等情况。
另一种是中间路线或渐进式改革，通过局部的改革调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规则接轨，如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既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制度文化，也吸收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成分。但是，这种模式也有着一些短板，如改革不彻底、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很难取得更大的突破，反而衍生为发展劣势。
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也存在本质差异，关键仍在于后发国家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
事实上，后发国家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缓和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福利和生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却忽视了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和民众选择。
后发国家在遇到经济金融危机时，一些政府政党往往选择通过激进的改革来达到各种利益的平衡，要么是全盘否定过去的有效路径，如委内瑞拉、巴西等，造成了民众思想混乱、经济改革寸步难行，甚至采取去国有化运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加剧了政局不稳定性。
实行激进转型的国家挣扎于缓慢的增长当中，相对于其它后发国家并未体现出任何优势（施祖麟，2016）。后发国家的制度变革必须依托于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成熟的经济基础，否则任何的改革都缺乏稳固的土壤。
与此同时，在后发国家出现的后发劣势问题方面，一些案例表明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实践证明，如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南非等过去发展比较快的后发国家由于忽视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民生事业投入明显不足，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了社会底层的不满，最终演变为政治经济危机。
数据显示，拉丁美洲国家在“二战”后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现在绝大多数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者更多。
深究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这些落入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大都忽视社会制度改革和民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严重，不仅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而且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快，引发货币贬值和汇率激烈波动，很难走出发展“泥潭”。
4. 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后发国家自主创新遭遇瓶颈
考虑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问题，不能脱离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后发劣势的的形成往往具有很强外溢效应，由于全球分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限，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后发劣势。
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的比较优势较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通过关税壁垒、绿色壁垒、贸易歧视等各种形式限制后发国家的发展。
“逆全球化”思潮下，发达国家制定了严厉的专利保护与产业竞争政策，使得后发国家在自主创新层面很难实现更大的突破，遭遇发展瓶颈。
表2：2010-2018年美国、日本、中国、印度、越南有效专利数（单位：万件）：
近二十年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成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如美国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产业链回迁计划、欧盟的产业链重构计划以在六大战略领域减少对中国等其他国家的过度依赖等举措，旨在通过政府力量提振发达国家竞争力，扶植新兴产业发展，不可避免会冲击到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
后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开始回归“再工业化”进程，在科技创新方面投入更大，并采取出口技术管制等挫伤，以此抢占工业4.0（Industry4.0）的主赛道，强化其科技竞争优势。后发国家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长期形成的技术依赖短期内难以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失效，很难实现“弯道超车”。
表3：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在关键竞争力驱动因素方面的表现（单位：分）：
由此可见，过去后发国家倚赖发达国家技术引进和模仿学习的路径已经出现了各种挑战，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导致后发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岌岌可危”，而短期内又很难在芯片、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等高科技创新领域实现创新，后发国家的优势产业也面临创新停滞和衰退风险。
同时，一些发展迅速的后发国家内部的产业升级较慢，全要素生产率偏低，体制机制层面的障碍增加，演变为后发劣势。因此，后发国家除了加强本土技术创新外，还应从制度创新层面花大力气，寻求新的突破，否则很难保持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速。
5. 盲目照抄照搬发达国家模式，脱离本国国情实际
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其视角也多以发达国家为主，忽视了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差异和后发劣势问题。
一方面，后发国家照抄照搬的发展模式未能兼顾到后发国家的制度结构和基础条件，如东欧国家贸然采取的“私有化”，放弃了原有的经济制度，南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过快放松金融管制，忽视基础性的金融制度与法律法规建设，陷入发展误区。
另一方面，从一些比较成功的后发国家实践来看，通过融合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增长理论，逐步探索出符合自身经济结构，并能将要素禀赋发挥到更大绩效的发展路径。由于历史原因，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后期不可避免出现后发劣势，这就是杨小凯曾提出的制度改革比技术模仿更难的缘由。
自“二战”以来，后发国家在学习发达国家的模式时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平衡，而是选择过度追求单纯的追求经济数量增长，不仅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造成高污染和高能耗，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后发国家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一些资源型国家更是在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遭遇越来越的风险，后发劣势十分突出。
显然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根本无法解决后发劣势问题，反而步入发达国家的“后尘”和老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
中国经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深刻意识到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弊病，强调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未来发展远景目标，除了重视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外，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民生发展，由此发展成为新时代的经济社会理论创新成果，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
一些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后，由于在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和开放等领域缺乏自主创新，一味迷信发达国家模式。由于部分后发国家无视本国和地区实际，倡导激进改革，追求盲目创新，最终在追赶进程中出现战略失误和思想混乱，最终演变为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和民众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曾经的“金砖五国”之一南非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高峰期后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人均GDP甚至出现了下滑，这恰恰是由于当时的南非采取激进改革、错误的经济社会政策，并贸然推进金融自由化，经济发展失衡，产业竞争力被削弱，金融被国外资本控制。
因此，落后国家在制度改革方面应吸取经验教训，采取渐进式改革的路线，优先发展经济和产业，而非放任激进的政治改革和过度金融自由化。
四、后发国家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
后发国家的重点仍在于发展经济，除了利用好后发优势，应着力推进自身的结构性改革和科技自主创新，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应在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基础上，将普遍性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避免脱离实际而误入歧途。
1. 坚持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在短期的赶超进程中暴露出了短板和缺陷，更加聚焦长期的战略规划和自主创新的政策选项，未来仍应坚持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具体来看：一是要注重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和出发点，后发国家一方面要吸取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从技术、市场、制度和管理等各个层面批判性地吸收，也要汲取其中的失败教训，少走弯路。
另一方面应从国情历史出发，坚持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提炼总结，并上升为经济发展思想和理论，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并根据内外形势变化推动制度变革，用以指导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是应坚持统一领导和统一思想，形成社会共识和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集思广益，发扬人民民主精神，要注意在不同阶段发挥后发优势的同时，着重关注后发劣势问题，锻长板、补短板，持续完善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设定具体的路线图，实现对经济发展的统筹管理。
三是后发国家的社会文化、民众教育水平和制度变革需要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和基础，重点推进本国和地区的教育文化、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价值观重塑，应在时机成熟时推动制度变革，并聚焦结构性问题，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思路、现实条件和内外部发展环境进行优化调整。
此外，应避免政策“朝令夕改”和激进改革，平衡好经济发展、制度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促进经济平稳转型和社会稳定，以及促进渐进性改革。
2. 稳步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后发国家要实现制度变革必须具备比较充分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从现阶段看，后发国家除了发展市场经济，应着重推进结构性改革，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和障碍，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着重稳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等结构性问题，建议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稳慎推进金融改革，注意经济发展、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的关系，促进要素市场改革等举措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空间。
二是发挥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定位、功能作用和边界，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效能提升，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为促进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市场主体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奠定基础，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三是既要抓住全球化重塑与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期，突出发展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的产业行业，推动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价值链延伸，又要加快补短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紧跟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前沿，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过打造各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布局形成多头并进的发展引擎，并依托产业园区、区域发展战略和资源集聚效应，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升级。
3. 扎实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实现产业链价值链提升
由于后发国家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价值链，科技自主创新较为薄弱，竞争优势逐渐丧失，面临“卡脖子”等问题，未来仍需从三个层面扎实推进科技自主创新，从而实现实现产业链价值链提升。
一是抢抓第四次科技革命启动的重大机遇期，从过去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加快转向科技创新驱动，通过构建比较完善的基础研究体系和精细化的科技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和本土市场重点打造以新基建为重点的几大特色科技创新行业产业，形成科技创新研发、生产和成果转化的基础性科技工业体系。
二是探索从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产业和专精特新行业入手，结合自身的科技资源、研发实力和市场需求建立一批在区域内和国际上有发展潜力的科技产品体系，重点突破关键零部件、新材料以及新兴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借鉴早期日本、韩国在发展半导体产业、原材料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拳头科技产品和产业维度。
三是进一步探索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传统信贷等方面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力度，创设与高风险、高回报以及高投入的科技创新行业的投融贷债模式，建立起从基础研发、生产上市到成果转化等各个环节相匹配的融资结构，形成科技-金融链，重点推进科技金融体系建设，发挥金融机构、金融要素市场的各自功能作用，强化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构建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科技产业和科技企业。
4. 重视经济社会与生态均衡发展，促进民生福祉建设
一些后发国家之所以出现衰退和“掉队”的情况就是忽视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均衡发展问题，民生发展“欠账”太多，对此应从三个层面给予纠正和完善。
一是平衡好经济、社会与生态建设的关系，避免因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与生态问题，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传统模式，扭转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逐步推进经济发展从增长的量转变为增长的质量上来，逐步引导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行业转型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
二是更加重视民生事业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重点围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教育公平与加强医疗保障等综合举措着力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通过完善税收调节和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降低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三是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以及制度扶贫等各方面政策构建脱贫扶贫的体制机制，不仅要关注区域发展、城乡发展和群体的收入分化问题，持续推进脱贫工作，促进社会更加平等，而且应通过综合举措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政府帮扶、社会帮助和慈善捐赠等，提升民生事业发展水平。
5. 强化国情特色研究，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本土学派
后发国家因资源禀赋和政治文化制度各具特色、各有差异，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模式迥异。尊重国情和历史文化的延续极为重要，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本土学派尤其关键。
一是强化国情研究的重要性，将普遍性的理论范式与具体实践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各国在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深度挖掘后发国家在技术创新、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积累的多样化经验和模式，拓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和格局。
二是除了总结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模式外，应更加注重发展经济学不同本土学派的培育和扶植，关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等历史经验，结合数百年工业化进程中不同时期后发国家的路径，以本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研究，编写基于本土实践的经济学、财政、金融等学科教材，推动发展经济学本土学派研究成果的应用和传播。
三是更加注重跨时序和跨国别研究，对不同类型的后发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开放、制度改革以及创新发展等经验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系统阐释具有特色的本土学派的理论建构目标、价值和意义，并就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深化发展经济学的国际合作交流，拓展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
五、结论与展望
许多后发国家依托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土地等资源，承接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转移，完成了工业化的基本使命，逐步改善经济发展落后局面。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后发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后发劣势问题愈发突出。
研究表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明显差异，而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和对立。
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并未陷入后发劣势，而是通过将后发优势最大化，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稳步推进结构性改革，稳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相适应，强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释放出新的人力资本红利和新的后发优势，因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
一些后发国家结合自身的实际国情，不再盲目迷信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转型，更加验证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可行性和适应性，同时也表明后发国家在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应着重于从内生性增长出发，通过发挥后发优势构建比较竞争优势。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一些过去发达国家所“引以为傲”的模式正在遭遇困境，更加印证了部分后发国家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的优势。
实践证明，一些过去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或地区未能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或改革的步伐过快、过于激进，或无视现实条件贸然创新，导致金融自由化、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发展失衡等问题。
无论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最终都应回归到内生性增长和国情实际，而不是照抄照搬所谓的发达国家经验模式。中国的成功经验表明，后发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围绕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法治等打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另一方面则依托科技创新引领解决后发劣势问题。
未来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应聚焦中国、越南、印度、波兰等一些比较成功的后发国家案例应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巴西、墨西哥、南非等出现的失败教训进行总结。
本文认为，发展经济学仍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不同国家的道路选择，其落脚点仍在于解决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社会发展问题，更加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均衡发展，而高质量发展才是未来的主流选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邓宇，本文原文发表在《西南金融》2022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