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原文标题：《赵建：深圳的“原罪”》，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我们在谈论深圳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是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的中国奇迹；是制度实验最为成功的改革开放排头兵；是贸易战中一个街道代表国家技术亮剑对垒的创新阵地；还是成就无数个创业梦想和财富神话的时代红利见证者？
以及，金钱永不眠的不夜城，青春永不散场的应许地？“走，一起到深圳搞钱去”，成为一个时代叙事中关于深圳最有煽动力的一句口号。在众多的“信仰”中，赚钱、一夜暴富、逆袭，成为一代中国人最有意义的事业。带有淘金梦想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人，像朝圣一样涌向市场经济的圣地，就像穆斯林涌向麦加，基督徒涌向耶路撒冷。
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一个古老的中国，五千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古文明，因为深圳变得年轻起来。拳怕少壮，一个城市和国家的竞争，也要看代表未来的年轻人。深圳就这样平地而起，带着荣耀与梦想，带着荆棘和坎坷，见证了中国几千年来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也是赚取这个时代红利最多的幸运儿。有人说，最直观和形象的人口红利，就是深圳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尤其是那些离开这个城市却带不走的那一部分。
深圳是个在特殊时间内塑造的特殊空间，所谓的特区。然而当初的特区不止一个，为什么深圳最为成功？改革的紧迫性，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谁不改革谁下台，春天的故事.......用特殊的空间来成就一段特殊的时间。再过一百年人们重读这段历史，改革开放的光荣年代，深圳所创造的中国奇迹。制度经济学的奇迹。可以在一片蛮荒之地迅速创造最繁荣的现代文明，然后向全国讲述商业、市场和自由的力量。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996，过劳死，失业的中年人，疯狂的房地产，过度的金融化，深房理炒房，年轻人逃离等等，多次将深圳置于舆论的中心。人们不禁要问，深圳怎么了？
有人说，深圳发展到今天，终于暴露出了市场经济的缺陷。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抱着“搞钱”的原始信念披荆斩棘，利用“看不见的手”开天辟地，终于造就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商业神话，那么在已经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今天，一个旨在构建更加和谐成熟的现代中国的今天，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深圳？
资本或许有“罪”，但那是他的本性：狂热追求利润与财富，无暇顾及弱小和公平。只要能赚到钱，资本其实并不在乎是不是过度金融化，是炒房炒股投机取巧赚的钱，还是立足产业、支撑就业、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国家竞争力赚的钱。在这个意义上，深圳代表的是效率，在那个追求绝对公平的年代，没效率是最大的不公平。那么今天，是否可以说，不公平逐渐成为最大的没效率？
这里说的公平可以理解为机会公平。当有些人只靠房子收租，存款收息，股东分红，虚职领薪，就可以过着财富自由的生活，大部分年轻人看着房价和工资梦想成灰哀莫大于心死的时候，当产业资本被租、税、费等刚性成本压的喘不过气来但金融投机资本却可以年年赚的盆满钵满的时候，“搞钱”的动力是否还像过去一样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激发要素的积极性而成就一个非凡的深圳？
先富带动后富，效率促进公平的初心，是否还真的有效，还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一切只是危言耸听还是未雨绸缪的警世恒言？这可能是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纪之问”。走在十字路口的深圳，也是同样处境的中国。
工业革命的初级阶段，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今天人们开始反思深圳的问题，是否也隐含着同样的堕落和腐朽？因为这个城市，可能是现代中国转型的最终方向。从起飞经济体到成熟社会，从只懂得辛苦劳作追求财富和搞钱，到学会平静友善的享受生活与构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这不仅是深圳，是整个中国面临的一次全方位的深刻转型。
这个充满激情梦想和青春荷尔蒙的城市，不应该沾上中年人的那种圆滑、世故和油腻。深圳的问题是走的太快忘记了如何出发，是停止了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步伐，是从一个纯粹干净的少年，变成一个油腻冷漠的中年。这其实不仅仅是深圳，而是整个中国在走向成熟大国中遇到的问题。
中国当前面临的和深圳一样的问题，所谓的“罗斯托之问”：一个高速起飞的发展中经济体，体量无比巨大的超级规模经济体，如何实现从高速度到高质量“软着陆”。也是当蛋糕在人口老龄化、资源受限，外部环境变化、环保加强等“要素负债”约束下无法再快速做大的情况下，如何分配利益以保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所谓高质量发展。
一、流放之地：在计划经济包围中破土而出
从人类历史新旧力量变迁的规律来看，新兴崛起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是旧时代新生力量的“流放地”。那些在旧体制和旧势力容不下的新生力量，会被迫流放到新的地方，这个地方一般为蛮荒之地、处女之地，没有多少条条框框。这些与传统旧时代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在流放之地充分发挥出自身潜力，最终推动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兴起。
基本上，新兴地区或国家，都是某种形式的移民带来了新的力量。这是一种真正的人口红利。
美国靠全世界的移民，中国靠落后地区尤其是乡村的“移民”，成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奇迹。
历史的视角再长远一些。17世纪的荷兰，大量不堪忍受中世纪天主教神权压制的商人涌入，成就了闻名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的英国，大量在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中不堪压迫的清教徒，穿越大不列颠海峡涌入英格兰，以一种崭新的力量成就了雄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末开始崛起的帝国美国也是新教徒的流放地。
深圳，作为一个经济特区，也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年代，为那些不甘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愿意为梦想“流放”的人们，提供的“制度飞地”。大量追求商业和市场自由的年轻人，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涌入这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特区，去寻找实现自身价值的容身之地。深圳的成功首先就是她是一个移民城市。
事实证明，只要给予一定的自由空间，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聚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那些为梦想走出传统体制，那些在过去计划经济中自由本性被长期抑制的人们，以一种“流放”的形式走向深圳，去寻找人生的某种可能性。于是一种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破茧而出，最终绽放并辐射全国，成就了经济增长史的奇迹。
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体现的是一种用空间置换时间的制度变迁设计：划出一块体制飞地，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虽然市场化改革在全国已经展开，但是由于没有充足的经验，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形式，也就是渐进式改革。相对于一蹴而就的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的风险固然低，但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传统体制的束缚，路径依赖和历史惯性。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计划体制意识浓厚的地区“摸石头”，显然大概率是摸着熟悉的石头转圈，最后兜兜转转改革无法突破。因此当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按照他革命时代在“旧体制”势力的包围下建“红色根据地”的经验，想出了经济特区的思路。希望在这些地区点燃改革开放的火种，然后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因此深圳以一个蛮荒之地、处女之地的姿势，接纳了当时来自全国其它地区的“流放者”。这个地方没有传统宗法，没有地方势力，没有历史包袱，没有条条框框。大家都是外来人，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不用在乎别人的脸色和别人的指手画脚，放开手脚奋斗就行了。因此，制度空间的神奇力量开始出现，一群在传统宗法社会不甘平庸的流浪者，在深圳变成了一群拓荒牛。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城市。
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上，深圳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特别像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
二、梦想之都：金钱和市场经济的神奇力量
市场经济的力量，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物质财富的原始动力。这种力量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是绝对普世、世俗化的，是不需要培训每个人就能轻易理解的（相比之下计划经济要复杂的多，比如人民公社的考核计分），超越了所有的文化、宗教、语言与意识形态。而其它的形式，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等，都不具备这种普世的动力。人本质上是生理性的，超越物质违反马斯洛需求梯次的教化运动，都不可能太持久。
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反市场、反世俗化运动，最后都走向了失败。这些乌托邦运动，目的虽然都是美好，都是打着人类大同、走向彼岸的旗帜，但采用的手段是心智改造的社会运动，而非尊重人类需求梯次的市场经济手段，无一不遇到挫折遭受失败。深圳的成功，不过就是遵从了释放人性基本需求的客观规律，是常识的回归。
市场经济是一种要素动员机制，看不见的手——价格是一种手段，最终激发的人们发家致富的渴望。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部分中国人是羞于谈“赚钱”这回事的。甚至，富裕成为了一种罪恶，贫下中农成为一种“通行证”（比如上学、就业、升职等）。即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过去意识形态的强烈束缚和历次运动的严重后果，都让大部分中国人不敢放开手脚去发财致富。社会依然处于集体争做贫农的逆向选择中，生产力遭到生产关系的破坏。因此首先的问题是打破心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如果市场化改革是一场思想革命、“宗教”革命，那么那些最先相信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并内心里对金钱充满渴望，对发财致富产生“信仰”的人群就可以看做是在计划经济下产生的第一批“清教徒”。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广并不容易。在这种改革举步维艰甚至要倒退的情况下，中国急切需要一个没有受到污染的“处女地”，来接纳那些最先得到市场经济启蒙的“市场信徒”。经济特区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而其中最成功的是深圳。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并没有多大的秘密，深圳的崛起也没有多大的秘密，不过就是释放了中国人被压抑已久追求金钱，实现自我商业价值的基本人性需求。而新中国前三十年提供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随时可供耕耘的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放大了这个效应。在这个巨大的商业化浪潮下，深圳就像一方新的圣地，她没有传统宗法的束缚，没有计划思维的禁锢，没有意识形态的条款，没有原地居民的压制，她就像当初的荷兰、英国、美国一样，以一种移民城市、百无禁忌的姿势迎接所有怀揣财富梦想、信仰商业主义的信徒们提供了尽情发挥的空间。
直到现在，深圳依然保留着“小政府、大市场”的传统。
三、沧浪之水：为什么五大特区只有深圳最成功
中国当初成立了五个特区，进行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实验，为什么深圳最为成功？
流行的答案有很多，总结起来有五个原因：
1. 深圳是设立的第一个特区，国家寄予了极大的厚望，也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倾斜支持。如果说东北是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代的“长子”，深圳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时代的“长子”。
2. 特有的区位优势，沾了香港经济腾飞的光，被看成是亚洲四小龙的第五条龙。不可否认，毗邻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借助香港的资金和产业转移，深圳坐享近水楼台之便。珠三角地区与香港形成的“前店后厂”模式，为“世界工厂”的腾飞奠定基础。
3. 历史包袱最少，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没有原居民文化的束缚。五个特区中，只有深圳是由一个已撤县设市的特区，可以说是从一片处女地上开始建设。深圳80%的人口是外来人口，大家都是新人，没有外来歧视，没有传统舆论的束缚，可以大胆的创新创业。有学者比较了原居区域与移民区域的优劣，发现移民区域更容易实现经济腾飞。
4. 特有的拓荒文化，敢为人先、敢于创新、不怕试错。从一开始，深圳就以“改革试验田”为己任，即便面临重重争议，仍旧创下了无数个第一：从在全国第一个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到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从建立中国第一个出口工业区和科技工业园区到敲响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从成立中国内地首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到开出中国大陆第一张寿险保单……这些“第一”，是深圳“敢为人先”的体现，也是深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关键所在。
5. 一些偶然性因素。
可以说，深圳的发展崛起是完全抓住中国经济各种红利的结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s，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搞活，以满足进出口和国内贸易需求为主，出现一批发财致富的“倒爷”。此阶段，中国经济正在积攒“起飞”的动力。
第二阶段：1990s，改革开放前期，公开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正名，公司法等法律颁布，各类交易所建立，商业银行独立运营......中国开始正式按照国际标准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短暂曲折后外资开始涌入。深圳抓住香港的外资外贸窗口，经济开始起飞，制造业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准备起飞阶段。
第三阶段：2000s，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加入WTO，抓住全球化浪潮开始进入高速飞行阶段。深圳作为世界窗口也越飞越高，以外向型制造业为主，带领整个珠三角快速发展。这时期《物权法》颁布，房地产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2010s，次贷危机、货币大宽松、债务大爆炸与全球金融化时代，深圳在外循环塌缩的背景下加快转型（次贷危机时，深圳房价大跌，断供现象严重），走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道路，主要的标志是成为众多上市公司的聚集地。这些上市公司本质上就是产业资本金融化。
第五阶段：2020s，大疫情之后，全球再次大放水，再货币化、再金融化和泡沫化时代开启。深圳继续发挥“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作风，抓住中国央行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货币宽松政策进行“金融创新”，导致房价非一般的飙升，引起社会震动和中央震惊。加上对网络数字平台垄断开始管制，深圳诞生的数字平台独角兽比如腾讯也遭到罚款。中国进入房地产资本和数字垄断资本双管制时代。
四、爱恨之城：偏离初心
深圳的发展从宏观上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宏大叙事，但从个体来看不过是带着梦想的去搞钱、去发财。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强大之处，也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所在。因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总是促使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搞钱和发财的渴望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是看不见的手，但是有时会“不择手段”，体现在深圳这个城市的历史上，就是偏离初心。
我在《历史正在进入“马克思时间”》里提到“制度周期”。与技术周期一样，由于不同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熵增，导致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灵”、“偏离”和危机。根据当前的认知，我们知道是计划经济失败了，市场经济在全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回到一个世纪前，美国1929年发生大萧条，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市场失灵”，胡佛总统继续采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反而加重了萧条和失业，当时美国的悲惨情形并不亚于计划经济失败时的情形。美国走出大萧条，最后还得归功于罗斯福采取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
而且，二战后的三十年，苏联采用计划经济推动的工业化如日中天。甚至西方资本主义采取的很多缓和劳资矛盾的举措，都迫于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压力。尤其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失效，自由市场经济陷入低迷。因此我们应该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即任何体制模式都有生命周期，关键是看自身的纠错能力和更新能力。总得来看，市场经济是比较高效的制度，是代表未来先进生产关系的制度。这是被历史证明过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
但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直接的表现就是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破坏性的表现就是经济和金融危机。其背后的机理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利润分配极化、债务过度和过度金融化、虚拟化，对弱势群体缺乏关照等，最终导致以危机的形式爆发。这似乎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局。深圳作为中国自由市场经济最极致的代表，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在巨大的繁荣外表背后，也隐藏着种种令人忧虑的地方。
首先是过度金融化。什么是“过度”，其实很难精确的量化。但是当前深圳的主要产业早已不再是制造业，而是泛金融业（包括房地产）。
其次是产业空心化。这个与过度金融化其实是硬币的两面。主要的原因是非生产性的超级地租占有了大部分的利润，制造业成本因为过高的房价和人力成本（很多也是因为高房价和金融业高薪酬带来的挤出）不堪重负，大量制造业搬离深圳。当然，乐观的学者说这是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业，但我认为并没有这么乐观。
第三，创新异化。过去的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现在的创新停留在金融层面。与十年前我在深圳的时候，周围朋友讨论的创业都是实体经济项目相比，最近几年讨论的主要是房地产旧改、二级市场、量化套利、炒房方式等项目。虽然目的都是为了“搞钱”，但是缺乏实体产业，带有浓厚投机色彩的搞钱，并不利于深圳的稳健发展。
第四，对普通年轻人越来越不友好，越来越缺乏吸引力。996，高房贷负担，失业，缺乏升职机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等等，深圳已经不再是过去年轻人奋斗创业的乐园。
第五，食利阶层、收租者越来越多，富贵病开始显现。得益于高房价，大量创业企业上市，深圳的有钱人、收租者越来越多，财产性、分配性收入越来越多，有能力的人慢慢失去了奋斗创业的斗志。这并不是深圳特有的，大部分发达市场国家也经历了这个阶段。只是深圳演进的比较快一点。
实际上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深圳的每个阶段也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成长中的烦恼，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关于如何现代化转型而不落入各种陷阱的重大方向型问题。
五、时代之问：深圳向何处？中国向何方？
今天的深圳仍然有一股“拓荒牛”精气神，只是这头牛今天有点迷茫、有点疲惫。因为，今天的深圳已经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而且率先进入了以金融资本（上市公司、房地产金融、金融创新等）为主的高级阶段。下一步如何走，其实内心并不清楚。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主要处理的是人如何发挥最大价值的问题，现在面对的可能就是如何抑制资本无序扩张、人与资本如何保持和谐（劳资关系）、实体产业与虚拟资本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个国家、地区、城市在富起来以后都不可避免遇到的问题。
再简单一点，就是效率和公平关系的问题。过去拓荒阶段，时间不能等不能靠，先干了再说，完全以效率为主。因为缺乏效率，人的价值被浪费，是最大的不公平。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不公平”的问题、结构失衡的问题，正在不断的损耗效率——不公平、游戏规则有问题，是最大的无效率。
一架飞机，最难操控的是起飞和降落两个阶段，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两个阶段。深圳和中国已经高速飞行了四十年，要素老化、资源环境和外部环境，已经很难再支撑这样的速度型发展。中国经济要想平稳着陆，需要完成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转型，成为不再那么焦虑、学会平静生活、各方面良性互动的成熟消费型社会。
在这方面，深圳可以继续发挥出先行先试、敢为人先的作用。中央定位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个名称里已经没有了“市场经济”， 更加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在文件指示里也重点提出了解决社会公平，法治建设，创新，向高质量转型的主要精神。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停止市场化改革。恰恰相反，深圳当前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不平衡、公平效率矛盾问题，反而需要更加深入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的配套体系，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比如下面三个重大的“硬骨头”：
1.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用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问题，保住扶贫攻坚战的成果。
2. 现代财政制度。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直接税的征收。将间接税转换为直接税的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财政体系的现代化水平，逐渐减少贫富差距。其次是正确处理好央地关系，债务削藩，解决房地产泡沫和超级债务问题。
3. 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构建服务型、专家型政府，加快数字技术下的智慧政府建设，为市场经济提供游戏规则和保驾护航。
现代社保、现代财税和现代行政，本身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深圳在这方面也领先其他地区，可见市场经济搞的好的地方，配套体系也自发建设的好。所以面对深圳当前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市场的缺陷，而是因为富有了，因为金融和房地产赚快钱的诱惑而停下了改革的步伐，忘记了当年的初心。
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的历史时刻，深圳需要再一次挺身而出，发挥出敢为人先、敢想敢干的“拓荒牛”精神，从赚快钱的诱惑中走出来，为现代中国的转型再一次提供改革模板和精神力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