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求其
拜登的一句粗口，近来成为热点新闻。当地时间1月24日，在一次会议前福克斯新闻的记者问他怎么看通胀的问题，这位被很多人认为年纪过大的美国总统，回答时爆了一句“愚蠢的xx （SOB） ”，由此引发一场公关灾难。
拜登的脾气和口无遮拦素来闻名。前《纽约客》资深记者乔治·帕克曾经从拜登的政治助理杰夫·康诺顿口中得知，这位民主党人任职参议员时特别喜欢骂脏话，而且愤世嫉俗。
拜登生气也有迹可循。美国选举观察网站“538”1月25日的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他的认可度已经从上任之初的55%左右下跌到41.5%，比其他总统的历史同期明显偏低，仅高于同期的特朗普。如此低的支持率，以至于“2024年希拉里将对战特朗普”的选举预测又冒头了。
相比失言和支持率低迷，拜登的政治道路更大的挫折是——无法推动改革。
民主党陷内讧，拜登新政梦碎
这位78岁入主白宫的总统，一到任就在椭圆形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挂上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画像，大有向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政”改革致敬的意味。拜登试图证明自己能够锐意改革，重整美国，力挽狂澜。
然而，上任一年以来，尽管 他 努力实现了许多承诺——比如重返气候协议、1.9万亿的新冠救济法、《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等。 但许多改革计划推行不顺——提高最低工资的设想没能付诸现实； 对亿万富翁征收“富人税”的计划没有进展……就在近期，拜登政府极为看重的两项改革计划 均 前景不佳。
这两项立法，分别是有关气候变化和家庭福利政策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 （Build Back Better Act） ，与投票权相关的两项法案：《约翰·刘易斯选举权促进法案》 （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ct） 和《自由选举法案》 （Freedom to Vote Act） 。前者是拜登“重建美好未来”大规模基建和社会开支计划的最后一部分，涉及拨款超过2万亿美元。后两项选举法案，则是针对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大选，以阻止某些改变选举法则的行为 （诸如缩短邮寄选票时效、撤换选举官员、选举日不设置假期等） ，这些手法被认为对共和党有利。
简而言之，通过这两项重要法案，拜登意欲开启自己比肩新政年代的基建和社会福利愿景，并阻止共和党在2024年通过修改选举规则“夺权”。
上述法案，均已在众议院过关，只需在参议院 （民主党对共和党51票比50票） 通过即可生效。然而，在共和党人集体反对法案的同时，两名以“中间派”自居的民主党人——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 （Joe Manchin） 和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希尼玛 （Kyrsten Sinema） ，成为关键的反对者。
2021年12月19日，曼钦明确反对已经修改得差不多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提出只有满足了“包括大幅削减法案预算在内的要求后”才会予以支持，拜登与其多次谈判未果。而此前，关于选举权的法案，在参院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冗长辩论”阻拦，民主党试图修改议事规程，进行强行投票，但曼钦与希尼玛两人同时反对议事规程修改。
中期选举临近，参议院很可能易手给共和党控制，拜登推动自己改革计划的“窗口期”已经不多，而这两位“保守民主党人”，依旧无法被说服。
民主党人，尤其是进步派民主党人的口诛笔伐，此刻已经扑向他们的两位同僚——希尼玛的部分政治捐款人表示，下一次初选中将支持她的对手；而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等人，都纷纷号召或暗示下次党内初选时要将这两人“选下去”。
不过，这些讨伐或威胁，无法在此刻拯救拜登的政治泥潭——除非两名“中间派”民主党人“回心转意”，否则拜登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梦想，在第一个任期才刚刚过半时就面临破灭了。
衰败的不是民主，是政党体制
如果剧情照此发展，那么就会是民主党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此前，关于“美国民主衰败”的“警世预言”，还都是围绕着共和党继续“特朗普化”和2024年大选迎接特朗普“回归”的某种气氛。
就在一月初，《大西洋月刊》还刊载了一篇重磅长篇报道，称《特朗普的下一场政变已经开始》。文中不仅强调共和党控制的一些联邦州正在修改选举制度以狙击民主党，还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有可能发起下一次暴力行动。
今年1月，是2021年激进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的“政变”周年。如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仍然坚定地表示2020年的美国大选是一场“舞弊”选举，并且将邮寄选票的开票时间差理解为拜登“作弊”的证据。这一被民主党人称为“大谎言”的政治论述，让特朗普拥有了继续控制共和党，并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民意基础——公共宗教研究所在2021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2%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被窃取了胜利果实的选举获胜者。
于是，在“国会山骚乱”一周年之后，自由派和进步派的美国知识分子或媒体人，纷纷撰文警告“民主衰退”的风险。一向以宣传美国自由民主制著称的学者拉里·戴蒙德就认为，“世界民主”的未来寄托于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在内部摇摇欲坠的超级大国”。他认为，美国的选举机制没有足够制度保障，而改革非常缓慢，试图保障选举制度的投票权法案在参议院也没有得到共和党人支持。
戴蒙德的观点被很多类似的公共知识分子宣扬，比如纽约巴纳德学院政治科学教授亚历山大·库里 （Alexander Cooley） 和乔治城大学教授丹尼尔·内克松 （Daniel H. Nexon） 在2021年底发表于《外交政策》的文章中，就提出美国要和“非自由”的力量战斗，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重整自由民主制”。
平心而论，美国自由主义知识界也许高看了美国政治制度在全球的关键程度。尤其是，“自由民主制”并不见得因为在美国遇到了危机，就真的在全球范围内衰退了。比如，2021年结束的德国大选，宣告了长达近16年的“默克尔时代”结束。在这个节点上，德国实现了又一次政党轮替。这次醒目的是，绿党支持度的大幅上升。
追溯历史，绿党起源于1968年反对欧洲战后秩序的社会运动，受到美国民权运动乃至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深深影响：他们既反对“老欧洲”的保守主义，也反对亲苏联的传统欧洲左派。略微夸张地说，绿党的兴盛，意味着美国出产的政治文化即使在美国衰落，也依旧在很多地方继续发展。
但在美国自身的语境下，与其说“衰败”的是“民主”，不如说是两党制的美国政党体制。“衰败”，是两党制在过去四十年里积累的压力与张力无法再被继续消化的产物。这一政党体制，极难从已经定型的、难以为继的政策道路和互动模式中突围，也无法再为改革提供足够优质的选项。
实际上，民主党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同盟，对于成员的“背叛”，民主党无法用政治资源或其他要素去“收服”，也无法以内部协调方式改变他们的想法。民主党议员的权力来自于初选胜利和当地选民的投票，而非来自全国委员会或其他党内机构的指派和部署。党内的意识形态也五花八门——既有强调正义和种族议题的进步派，也有希尼玛和曼钦这样认为自己是中道价值维护者的中间派。
目前，共和党在“反对民主党”的路线上显得更一致。在拜登时代，共和党更加围绕着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团结起来，对抗拜登的种种“改革计划”；而民主党则在内部缺少动员力和足够凝聚力，关键时候被两名“党内不同意见人士”拖住阵脚，深陷泥潭。
两党的政治文化和组织方式大相径庭。这是美国两党体制的多年习惯，也即社会学家迈特·格罗斯曼所说的美国政党体制的“不对称性”。所谓“不对称”，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交锋，而是在不同的维度上拉拢自己的基本盘，以期赢得选举——所谓进步和保守、多元和传统、大政府路线和小政府路线的对抗，只是某种表面现象。
在选举中，美国选民的整体意识形态支持保守的小政府理念，因而共和党不断加强自己的保守意识形态以迎合选民的意识形态偏好；另一方面，就算是保守理念居多数的美国选民，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也倾向于更高政府支出和赤字，从而民主党不断把自己打造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倡导者，去迎合选民的现实考虑。这样，两党都在自己的维度上获得了选举胜算。
乍看这似乎反常识，但回溯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政治经济走向，这种模式其实毫不意外——里根政府一边大规模减税，一边推高政府债务赤字；克林顿和奥巴马时代增加了更多政府职能，却没有能够落实一直主张的为富人加税的政策；特朗普时代一边减税，一边将联邦政府支出推到历史新高——近四十年来，共和党政府都没能在任内成功缩小政府的支出规模，民主党政府也没能在任内成功为富人增税。前者在“低税收低福利”中只用力追求低税收，后者在“高税收高福利”中只努力实现高福利。
美国近四十年来的两党政治的核心传统，其实是“二者兼得”——既崇尚“小政府”意识形态，又实际上扩大政府开支规模，而两党又互相封锁对方的另一条选项——共和党狙击加税，民主党阻止削减开支。对民众来说，这意味着政府既看上去“无为而治”，又实际上在各种地方照顾到居民 （当然主要是中产阶级） 的福利需求，何乐而不为？而在财税层面上，这意味着不断推高的国家赤字水平。
任何试图走出这个循环的努力，都会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增税填补赤字，触犯了“小政府”禁忌；减小政府开支，动了选民福利的蛋糕。两党制下的“美国梦”，其实是“既要……也要……”的——既要政府小，也要政府管得好。
两党看上去长期对抗，其实也是另一种“长期合作”——把“减税并增加赤字”的路线在两党争斗中钉得死死，让“加税削减开支”的选项从里根时代就从美国的政策工具箱里清除出去。
“美国梦”或“美国例外主义”的魅力，也恰恰来自这“既低税率，又高赤字”的两党共识。看似“不可得兼”的两种政府性质，通过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和美国的全球霸权得到了不断的缓冲。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两党制“向两边拉扯”的效果就此绵延多年。
拜登如何突围？
不过，它看似越成功，带来的极化问题就积重难返，寻找政策“中间道路”的空间也就越逼仄狭小。
拜登政府，正需要面对这个政党体制所带来的僵局。在当下，从拜登的角度来说，最当务之急是将民主党整合为一个更团结更有行动力进行政治动员的组织——共和党的镜像。
但在近几十年的选举中，民主党都依靠针对不同群体的社会福利议题来动员，分散为各种各样的身份和族群议题——黑人、拉丁裔、性少数群体、城市居民、全球化获益者……
拜登如果想拥有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民主党，就必须围绕着意识形态上排除一些群体，这也意味着丢失一些优势——比如，他们愿不愿意得罪支持他们的“蓝州”富豪，强行推动对富人征税？而保留这些动员上的抓手，民主党就一直会出现曼钦和希尼玛这样不同步的“内部异端”。
与此同时，指望共和党能够分流出温和派的人们会失望地发现，当共和党的政治在两党制中只能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是减税政治） 绑在一起时，试图寻找政策上中间道路的声音都会被快速边缘化。
这又是两党制的美国政党政治传统带来的另一个问题：要么像民主党那样，把一些相互抵触的政治议程塞在一个“大帐篷”下，要么像共和党那样让自己越来越“纯洁化”。
因为只能存在两个政党，那么任何政党都一定要为了某种可以带来多数票的竞选纲领而牺牲那些“不那么重要”又其实可能很重要的议程。这种问题在很多国家通过比例代表制或其他选举制度得以缓和，但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尤为突出，且难以克服。
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都无法摆脱这结构性的困境。在他们眼中，特朗普只不过是个疯狂的变态；而拜登无法推行改革施政，是因为两党的激进派都放弃了“中间道路”。其实，对当前制度下的美国两党来说，激进化恰恰是当前选制下利益最大、最“理性”的选择。
这种理性造就的体制，为拜登的“改革”打造了一个难以突围的边界。
在未来，更大的可能性是：两党的极化政治还会扩大下去，而从里根时代开始的政策路线难以发生变化。危机还将继续加深，但它也可以呈现为别的形式——也许是更激进的美国对外政策？或许是更难以预料的美联储？
李求其系国际新闻资深媒体人。原文标题为“就职一年后的拜登，困在美国政党体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