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凤凰卫视记者 陈其蔓
我赶到葵涌邨时刚过中午12点，社区内没有什么异样，居民进进出出，有的刚买菜回来，有的背着包正要出门。
当我穿过中心的休憩花园时，看到立法会议员陈恒镔正和同事一起举着喇叭向楼上的居民广播：非必要请勿出门；当前检测人数较多，大家稍后再下楼排队；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快速检测包，投递到每户的信箱中了，有需要请自取……
直到抵达我们采访目的地逸葵楼的楼下时，我依然没有太紧张。彼时，同一座大厦内出现16例感染新冠病毒个案，分布在11个不同的楼层，被专家形容为“超级传播”……但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很平静：逸葵楼外的社区篮球场被改为临时检测站，居民在排队等候采样，大家很安静，队列秩序井然。
一位妇人推着轮椅上的老母亲来到检测点门口，却犯了难：进入篮球场要先下四级台阶。这里竟然没有设置无障碍通道，我和同事一起为他们想办法。这才发现，检测点没有工作人员负责指引，门口只有一名维持秩序的保安，对行动不便人士的特殊安排一概不知。最后，同事发现篮球场的后门有一道斜坡，这对母女绕路顺利进场。
这时，特区政府还未正式宣布围封逸葵楼，只要求大厦居民接受强制检测，随后可自由活动。但不少专家已发声，建议立即让大厦居民居家隔离，或全部撤离到检疫中心隔离。
整座逸葵楼有超过2500名居民，需要这么做吗？政府有没有能力做到？我的疑问很快得到了居民们的“答复”。在我采访到的逸葵楼居民中，没有一个人不赞同专家的话。他们甚至主动说，居家隔离也许还不够，能去检疫中心隔离最好，自己一定全力配合。
-“这样不会给你们日常生活造成不便吗？”
-“可是万一我身上真的携带病毒，肯定要远离社区啊，人不能那么自私的。”
疫情让社会面临难关，我却看到了身在其中的市民的担当。
采访工作按部就班进行着，现场连线、采访、写稿，没有什么波澜。直到下午两点50分左右，那个女孩出现了。
我和同事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新闻连线做准备，突然，一个20出头的女孩跑到我们跟前，一开口就问：“你们是记者吗？”下一秒，她突然崩溃大哭，颠三倒四地说着：“我们家对面有两袋垃圾，没有人理我们，我们真的很绝望⋯⋯”我条件反射地想去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先冷静下来，结果，我刚伸出的手，她就后退避开了：“你不要碰我，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
原来，这个女孩家对门的邻居早前确诊新冠肺炎，已经被当局送往医院。但邻居放置在门口的两袋垃圾，一直没有人来处理。前一晚也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场，将确诊邻居的家人接走，送往检疫中心，但两袋垃圾还在原来的位置，确诊者的住所也并未消毒。
女孩一家5口提心吊胆，害怕对门“残留”在垃圾中的病毒会蔓延到自家来，尤其自己家里还有体弱的婴儿。女孩致电过两个相关部门，又与大厦保安反映，但近一天过去了仍未得到处理，焦急之下，她只好趁着下楼检测的机会向媒体求助。
在接下来的直播连线中，我将这件事复述出来，希望相关的负责人能看到。这也是我能为她想到的第一个解决办法。
结束直播后，我联络了一位熟悉地区事务的同事，请她一起想办法。她想到有立法会议员专责跟进公共卫生议题，且当天下午正在与特区政府卫生部门开会议事，立即向其反映了情况。同时，我们也联络了本地政党在当区的社区主任，为女孩提供紧急支援。
两个多小时后，女孩发短讯告诉我，垃圾已经被清走了，并且正在等待专人来对单位进行消毒，我和同事才放下心来。
随着越来越多消息传来，从要围封逸葵楼三天到五天；从楼内16例个案，到至少20例个案⋯⋯再加上与女孩的接触，消息接踵而至，让我们和同事后怕了起来：初抵达时，我们没穿防护服，还到处找居民采访，是否太松懈了？香港此前稳定安逸的一大段时间，也许真的让太多人都放松了警惕⋯⋯
连我们都怕了，身处其中的居民能不怕吗？
晚上，特区政府正式宣布将围封逸葵楼五天，全部居民需要禁足家中。
“逆行者”也出现了。首先是大批警察和工作人员来到楼下，拉封锁线、布置增设的采样点、为禁足居民准备晚餐⋯⋯一位协助检测的护士，已经一天一夜没合过眼了，早上换班回家休息了一会儿，逸葵楼有需要，又来值班了。
居民们也在“逆行”，白天在外上班，傍晚下班得知自家要被围封，没有逃避，去超市买好大包小包的生活物资，然后从容地回到逸葵楼下，走进封锁线，上楼锁门。
一切都是无声的，但是却让旁观者的思绪无法平静。
结束现场采访的第二天，我也去做了检测，阴性。
经过这一天，我已经明白，当我以为我们已经战胜了新冠病毒时，它卷土重来，提醒人类在它面前是多么渺小。
现场也确实也看到了一些差强人意的安排，但是我也认同有位议员接受访问时的一句话：事情已经发生，没必要再过多指责，人永远要关顾未来。
我并不是唯心主义者，但这一次，我还是愿意相信人的意志更强大，大象有力，而蝼蚁亦有慧，我相信香港市民的担当，我相信香港特区政府的进步，毕竟——希望在明天啊。
作者：凤凰卫视记者 陈其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