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关不羽，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发文《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引发强烈的反响。报道的主角岳先生窘困的处境、不幸的遭遇，令人唏嘘。尤其是长子生死成迷，岳先生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寻子的情节，催人泪下。
事件的进展很迅速，央媒发声、警方通报接踵而至。1月21日，威海警方通报其子已离世，警方通报的信息与报道中的叙述大相径庭，可是争议并未到此结束。舆论场上又一次发生了从催泪到“催命”的大反转，耐人寻味。
一
最初阅读这篇报道时，我是有所不满的，因为太感人了。
新闻报道不是文学创作，不应该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反转”后有评论者批评作者对岳先生的语言进行了再“加工”，未为无据。因此批评作者“煽情”不算冤枉，作者或许并非有意如此，仅仅是个人情感不自觉地流露，但是实际效果确实过于调动情绪。可以比较《河南日报》和财新的后续报道，高下立判。
这些年看多了“卖惨体”，经历了太多的“反转”，很多读者不仅产生了免疫，甚至有些过敏，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仅仅因为后来警方通报中的信息与报道的信息并不一致，就对媒体记者施以网暴，这就不是过敏，而是过激了。
这篇报道只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岳先生的说法，属于单一信源。做得更客观一些，应该联系采访警方，在报道中予以呈现。那样会让事件呈现得更完整，增加可信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话访谈就是错的。这种形式的采访报道在新闻报道中也是很常见的。
目前看来，中国新闻周刊的这篇报道并没有歪曲岳先生的意思。报道中岳先生对警方处理不满意、不认可儿子已经去世等等，都和警方通报中的信息一致。至于是岳先生的叙述真实，还是警方通报信息更准确，读者大可自行比较判断。还有媒体也在跟进报道，新的信息也会陆续出现，不妨多留意就是了。
因此，对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提出批评，不认同文章的观点，都正常。“喊打喊杀”的除之而后快，就很莫名了。媒体报道没有“盖棺定论”的威力，不过是让已经发生的事进入公众视野中罢了。
事实不会自动浮现在公共视野中，总是在反复追问、争论中一点点呈现的。这应该是社会舆论的基本常识了。要求媒体报道“完美”——动机纯良、信息完全准确、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观点等等，恐怕就没有新闻报道了。
反之，认同警方通报的信息、质疑对岳先生的评论者，也不应该受到“诛心”的指责。在争议事件中，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带有不同的倾向，持有不同的观点，再正常不过了。观点的碰撞有助于事实真相的探寻。
对这类热点事件的争论应该聚焦在事实层面，而不是“你欺负底层”、“你污蔑警察”的菜鸡互啄。拿着自己认同的叙事，去砸对方的动机，鸡同鸭讲、一地鸡毛，有什么营养？
遗憾的是，我们舆论场上的争论经常就是这么跑偏的。这是多年以来的常态，很是令人失望。吵来吵去，都在原地踏步。“舆论监督促进社会进步”，越来越停留在纸面。舆论总是在互相“监督”，无暇他顾，只会导致舆论的退化，耽误正事。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中岳先生长子的生死成迷，是颇有代表性的公共议题：生死事大，每个人都需要有个过得去的交代。
二
旁观是旁观，亲历是亲历，处境不同，心境也不同。
比如说，即便警方没有第一时间启动监控去找人，我作为旁观者是可以理解。监控定位的使用管理肯定是有审批流程的，如果随便申请了就能用，那是很可怕的。岳先生的长子是个成年人，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按照失踪调查处理的。但是，站在岳先生的立场上，所有道理都抵不过爱子心切的天伦之情。
警方严格按规范流程处理无可指摘，那么相关的程序也可以讨论。接报成年人失踪后，多久警方可以启动正式调查，调用监控又有怎样的审批流程。山东警方应该不会故意拖延，只要符合流程制度，那就没有责任。那么，可以讨论的是这些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打补丁，等等。
争议事件的真相，并不是非要去责备谁、惩罚谁。“无责任事件”同样会暴露出系统性缺陷，这对改善公共治理水平更有意义。
争议最多、目前看岳先生和警方叙述差异最大的验尸环节，就涉及死亡认定程序的不足。死因争议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警民之间、医患之间，甚至亲属之间的死因争议，时有耳闻。
这样的争议很容易陷入两面各持一词的局面，成了无解的僵局。最终要么强势者以力服人，要么弱势者死缠烂打。争议以这样不讲理的方式“解决”，没有赢家，只有高昂的社会成本。
并不是每一次这样的争议都会成为公共事件，也不是每一次公共舆论的介入都能探明事实真相。在程序制度中寻求低成本的解决之道，比如说起源于英国的“死因裁判法庭”，就是可以借鉴的办法。
死因裁判法庭是一种特殊的司法程序，死者亲属、司法机关对死因抱有怀疑，都可以向死因庭要求裁判。死因庭的权限仅限于判定死者的死因，而不涉及其他司法审判。
这样中立、专业的第三方介入，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持局面，对争议双方的保护——既避免了受指责的个人或机构蒙受不白之冤，也帮助了岳先生这样的死者亲属释怀。
社会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把思维局限于行政系统的“内部解决”。
三
生离死别，人间至痛，每个人都值得一个最后的交代。
岳先生的遭遇被新闻媒体公之于众，也把死因争议的解决机制问题抛到了公共视野中，这就是新闻报道的公共价值。“站队”媒体也好，“站队”警方也罢，都不应该沦为意气之争，搞得和粉圈一样乌烟瘴气。
山东警方的通报没有一处指责岳先生的狠话，非常克制。其实，担心警方被误解冤枉的，大可不必过于紧张。中国公安系统发展多年，流程管理制度、文书档案体系已经很完备。如果岳先生的叙事不实，警方完全可以进一步用证据澄清事实。
尊重司法部门的权威，就要信任司法部门的能力，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不会轻忽一个年轻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至于为此付出一点司法成本，也是应该的。所谓司法，本来就是为了追寻事实真相而存在。人命关天，于个人、家庭，失去至亲之痛，需要用真相来抚慰。对于公众，这更是关乎司法公信力的大事。
总而言之，是以理服人，还是以力服人，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舆论场上的争议，靠嗓门大、拳头大赢得“胜利”，都是野蛮得寸进尺。
在社会热点争议中，参与者不应该被同情心模糊了判断力，也不应该为了维护公安部门的权威而失去讲理的耐心。争议不是站队的二选一，而是从个体的立场出发，形成寻事实真相的合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关不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