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李琳，责编：陈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最后一周，随着华山北院正式并入，华山医院在上海将拥有5个院区，还在福建开了1个分院；
2021年10月13日，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正式开院，省内省外，打着华西名号的“分院”已增至两位数，有当地医生戏称“现在全四川都是华西的分院”；
2021年10月初，“宇宙第一医院”郑大一附院收编河南省省立医院，在郑州市享占“一院四区”，床位达12000张；
2021年12月6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启用，浙医二院在杭州拥有5个院区，其版图在省内也拓展至多个县域，分院达两位数；
2021年12月5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郸城分院揭牌，在河南省与多家县医院共建，分院达11家；
2019年，安徽省立医院投资70亿建滨湖院区，院区增至7个，按计划，2022年安徽省立医院床位规模将达1万张，占地1158亩，自称是“大象的舞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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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自建自营还是托管，抑或是接过当地政府的“交钥匙”工程，与属地医院合作共建——大医院设分院、建院区的趋势，早已持续多年。
跨省办医，跨市办医，不再是“中山系”、“北大系”、“华西系”的特权。任何一个盘踞当地、具有能力的大三甲医院，纷纷伸出触角，努力向外延伸。
是优质扩容，还是大院垄断？是区域均衡布局，还是基层抽水？唯一可确信的是，三甲医院的“大分院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告诉八点健闻：“我去的大医院里，没有一个不在异地建分院的。”
这不难理解。十四五开局之年，三甲医院被要求“高质量发展”，内向的精细化发展也迈至举步维艰的深水区。存量时代下，一方面医院管理者仍然渴望增量，难抑扩张本能；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的另一种理解可以是“复制优质医疗资源”，这比“挖潜”要更容易——因此，建设分院成了头部玩家们默契的共同选项。
在《2019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位列前十名的医院中，仅人财物一体的分院，平均每个医院就设有3.5个院区。
用“连锁”和“加盟”去阐释一院多区的概念，也许略显草率，但这个比喻依然生动。
在大分院时代里，既有人财物一体的“连锁院”，也有技术支持、输出管理、参与分红的“加盟院”。
“连锁”和“加盟”双管齐下，大三甲的版图越变越大。
十几天前，在一场行业会议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疗机构处处长胡瑞荣透露，公立医院一院多区建设发展相关文件即将出台。新政将孕育出的“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解决单一区域发展不均”等美好愿景不由让人憧憬。
宛如一把新柴，必将“大分院时代”的发展热潮，再次推至更高处。
一、告别“暗渡陈仓”
“上海一直没有放开多院区建设，直到2020年政策才有了松动。”2021年年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公开表示，感受到了政策风向的转变。
在2021年年末，一场关于“一院多区建设”的院长交流会里，数家大医院的院长、书记，在交流中，把近两年浮出水面的政策背景，纷纷写进PPT里，以显示政策对分院建设的支持。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政策风向变化的助燃剂。
2020年5月，武汉疫情平息，时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像武汉同济、武汉协和医院等，都是一个主体多个院区。在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时，可以快速征用一个单独院区，把它转换成重症患者收治的定点医院。”
焦雅辉当时指出，公立综合医院将探索单体多院区的模式。
此后，这段话被认为是国家卫健委首次公开支持“一院多区”的建设发展的信号。
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这被认为是“一院多区”发展的官方指引。
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有近20个地区，102家三甲公立医院开启了分院建设潮，新增床位数12.8万，投资金额高达1800亿。
政策风向的变化，让不少三甲医院院长感到始料未及。
在年末那场交流会上，院长、书记们一致又刻意地强调政策面的支持，无外乎因为大医院的分院扩张，经历过一段“暗渡陈仓”的年代。
正面，大三甲医院出于扩张冲动建设新院区，充满欢喜地迎接“家里添丁”；背面，控制公立医院规模扩张的呼声从未停歇，当分院建设与规模扩张划上等号时，院长的压力不小。
“跑马圈地”，是分院大肆建设时，被指摘的常用词。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在市县一级有4个院区。”医改观察者、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告诉八点健闻，大医院院长最早是偷偷扩张单体规模，政策控制了医院的单体规模后，医院开始到院外发展；后来，医联体建设又给了大医院一次伸长触角的机会。
在医联体建设的那些年，不乏大三甲医院被县地方政府抛来的“橄榄枝”，引入当地，反客为主。
但问题不言而喻，医院到基层“挂牌”，在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同时，也打通了患者引流通道。因此，时常能看到关于“大三甲医院到县域建设分院，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跑马圈地”、虹吸病人的讨论。
徐毓才说，他所在的陕西省山阳县，西安交大一附院在山阳连续十多年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即使未在当地开设分院，也会把70%的上转病人，都引流到西安交大一附院。这就意味着，如果医院能把自身分院搭建，或加强与县级医院开展对口支援等交流合作，与全省医疗层级网络相一致，患者来源就不愁了。
而今，虽然虹吸患者的情况依然普遍，但是“跑马圈地”的质疑正在褪去。一场疫情让大型公立医院的信誉度再次捧上峰值：优质的公立医院是值得信任的。
二、分院的医疗水平几何？
要试图理解这一轮“一院多区”的发展，还需要回到“高质量发展”的起点。
202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里，关键词在于“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三甲医院建设分院，究竟是争夺病人的存量市场，还是高质量发展？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的要求，让近两年在多院区布局的医院，院长们越来越喜欢地把“同质化”挂在嘴边，以彰显其“扩建”分院的初心——不为自身变大，只为区域发展做贡献。
在城市中心城区，守住高质量的主院区；在城市新区、城市之外，建设一家“同质化”的分院区，均衡资源。
“医院要做的是优质资源扩容，而不是稀释摊薄。”这也是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局面。
但“同质化”终究只是政策制定者描摹的理想图景。即便打着大三甲的旗号，杀入一个全新的地域并不容易，老百姓看病还是认医生。尤其在“跨省建院”时，“同质化”更显艰难。
早在2017年8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在厦门开业后，为了保证分院医教研及管理水平的“同质化”，分院临床及医技辅助等业务科室负责人，都由复旦中山医院各学科资深专家派驻；上海总院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也担任厦门医院相应职能部门的第一负责人。
而且，为了确保医疗水平和总部在一个水平线上，在厦门工作的医生，每两周还要回上海上两天班，上海总院的重要会议和培训，医生们也需要通过远程视频参加。
即便在同处一城，市区与城郊的奔波也不容小觑，不少本部的工作人员需要起早贪黑到分院去上班。
一位华西医院的内部人士告诉八点健闻，在天府医院运行之后，工作调整为4天在天府医院，只有1天在本部，通勤时间由原先的走路10多分钟变成驱车70公里。一位华西医院的临床人员，同时兼任教学任务和华西空港医院的学科主任，一周五天工作日，分别是总院门诊、华西临床医学院教学、空港医院各一天，余下2天在华西的另一片分院区。
在关于“一院多区建设”的交流会上，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表示，他也经历到过类似的“疲惫”。即使，华山医院的4个院区都在上海。在分院起步发展时，为了“同质化发展”，医院在每个分院里，都设置了呼吸科，每个分院十几张床位。但运行了一段时间发现，运行的效率太低，“我问科主任，你们累不累，他们说蛮累的。”
马昕跟呼吸科的科主任说，“不要这样做了，我在总部给你们一层楼，五十多张床位，其他几个分院都停了，就在北院和总院开设呼吸科的业务。”
马昕的设想是，不能为同质化而同质化，在同质化的大方向下，不同的院区“错位发展”也很重要。
即使如此，在地域性极强的医疗行业内，分院是否真能实现“同质化”，也依旧要打个问号。在更大的维度上，一些院长还需面临分院的来源多样性，通通纳入麾下后，如何统一管理的问题。
新建分院的体量，大过母院——这种情况在“大分院时代”的建设里，并不罕见。
一些迎合了现代化医院发展的需要。一些医院囿于曾经狭窄的环境，在规划新院建设时，自然希望能更适合现代化医院发展，更加宽敞明亮。比如，在2021年9月投入使用的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洞堡院区，新院区在贵阳新城区，有近1300张床位，远超更富盛名的老院区。
分院比母院大，有些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鼓励。
过去6年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1个增至3个，还有2个分院正在建，相加将有6700张床位。这是因为，按照2015年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每千人口床位数达6张。但彼时，在江西省每千人口床位数仅有4张。
“当时，江西省委省政府就在省内选定5家医院，让我们选址建分院。”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曹力看来，医院在不到十年里，发生了巨变。经过5、6年的建设，2021年4月，政府整建制交付的高新院区600张床位，自建的象湖院区3200张床位，东湖院区2900张床位。
在山东青岛，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陆续建起了5个院区。5个院区既有自建传承的老院区，也有购买兼并后改造的院区，还有政府建成之后的交钥匙工程，甚至有企业医院改制后跨部委的医院。“功能定位差异化，岗位管理、动态管理以及信息化支撑等等，都是考验。”副院长蒋光峰说。
建一个分院，意味着有更大空间来扩展、调整，对于院长们而言，起初确实如家里添丁般的欢喜；但到了具体实施，把扩张的“增量”，变成高效率的“高质量”，成本不小，难题也不少。
会是又一轮扩张的开始吗？
“要避免一种舆论炒作，不要被外界说，大医院又要新一轮的规模扩张了。”
年末“一院多区建设”的交流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疗机构处处长胡瑞荣提前向多位院长透露，近期将出台一院多区建设与管理指导性文件时，似乎有意把大医院的一院多区与规模扩张的界限，再次划清。
这份“有意”透露着一份普遍的担忧：大分院潮流如果演变成一场公立医院扩张的“全民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倒退与问题反复。
他也对当场的多位医院管理者表示，这一轮公立医院分院建设，目的在于提高优质医疗的可及性，最终的落脚点是分级诊疗的区域分开。
但，政策往往只能起到指导作用，具体到每个医院管理者，势必会聚焦在自身医院发展的个体利益上。而真正引导市场发展的，是一个个在当地作为领头羊的大型公立医院。
两相矛盾的双方能否统一，多大程度统一，也决定了这场分院建设潮能否落脚到预定的轨道之上。
“高质量发展”只能算一份暂时被接受的“回答”。
当“巨无霸”乘政策之风扶摇直上，底下的众分院建设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马昕说，一院多区到最后还是要步入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因此也经历过各种管理的难题。比如，一个分院的独立性很强，不同的分院互相竞争，而非相互支持，实际上这样并不利于多院区的发展。
“曾经有医院的分院，因为是独立法人，母院把副院长派去管理，但新的分院发展很好，不跟其他的院区沟通，最后慢慢独立出去了。”马昕坦言，这种极端的情况对每个建设分院的医院来说，会非常受伤。
不管是“连锁”，还是“加盟”，“大分院时代”来临后，在医疗资源不发达的城市或省份中，是否形成医院集团的话语权变大，而带来垄断，导致医疗质量飘忽？疫情之后、集采重创之下，公立医院普遍亏损的情况下，扩建后的分院能否快速低成本、高效率运行，而不成为母院的负担？
这些都是“大分院时代”，留给时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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