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大厂梦，似乎在2021年底一夜幻灭。
996式的内卷、35岁年龄线、大小周、薪资倒挂、非升即走等固有问题的争议还没散，时不时弹出的裁员消息、不断降级的年终奖扯下了大厂最后一块遮羞布：收入高。
曾几何时，互联网大厂的高年薪、好前景，驱使着年轻人争相走进大厂。如今，走出围城和进入围城的人打了个照面后，得出了一个共识：互联网人过得并不幸福。脉脉数据研究院《告别氪金时代：人才吸引力报告 2021 》显示，互联网人的工作生活平衡、整体工作幸福感、职业成就感都低于平均值。
清华大学发布的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清华大学有大约七成签三方就业毕业生进入体制。进入大厂的人群在总数上甚至没有统计学意义。
就业选择从来都是双向的，部分年轻人开始主动逃离大厂：他们有的放弃几十万年薪offer选择考公；有的挤破头进大厂，在疯狂工作16个小时后，彻底认清大厂真相；有的却在大小厂的反复横跳中，患上了所谓的“大厂后遗症”......
该不该进大厂的争论、选择、纠结的背后，可以确定的是，大厂不再以财富自由神话的面目出现，而是在不断祛魅的工作中回归普通工作的面貌。且这份工作的优点越来越模糊，缺点却越来越鲜明。
被16小时工作强度劝退
人人都想找个钱多活少的工作，可是谁都知道没这样的好事儿。
西北女孩佟莹本科毕业于国内一所211大学社科类专业，2020年11月，又拿到香港某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证。“课业差不多在上半年结束，因此我7月份开始出来实习和找工作。”佟莹说，在2021年7月入职珠三角某传统媒体前，她投过不下100家公司，包括互联网大厂、跨国公司、国企等，多家国内头部互联网公司已进入面试环节。
佟莹笑称，大厂招生开始得比较早，虽然大家喊着大厂苦、大厂累，但又都想试一试，“去不去是一回事，拿不拿得到大厂offer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某些大厂会一边将市场上所有及格线以上的简历都招进来，让竞争对手无人可招；一边设立较高的转正门槛，将技术好、肯听话、能吃苦的“卷王”留下。
“进大厂确实难，我基本上是在大厂面试第二轮、第三轮被刷掉的。”佟莹回忆称，外界只看到大厂高薪招人极具诱惑力，从暑期实习生到秋招再到次年春招，甚至全年招聘，但它的业务盘子就那么大，巨量的应届生不过是用来“卷”的炮灰。
进入2021年，佟莹明显感受到的变化是，身边很多同学选择了考公上岸：“2019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很多人不怎么会考虑公务员这种一眼望到头的工作，现在，曾经说一定不考公的那群人，纷纷走上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公之路。”
佟莹曾拿到国内某头部电商大厂的offer，年薪21万元左右，但最终放弃。
“听在那边实习的同学说，工作强度很大。举个例子，‘双十一’大促前，他们提前一个月进入备战状态，晚上加班到凌晨1点，第二天9点到岗。”佟莹称，在8小时的下班时间中，通勤1小时，吃饭、洗澡1小时，睡觉时间只剩6小时，还不算工作压力带来的焦虑失眠。这样的工作状态让她望而却步。
“在挣钱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我再搭上自己的健康，以后再花更多钱去为健康买单，这肯定是不划算的。”佟莹内心盘算着，自己毕竟还年轻，家人也健康，可以再任性几年。
在佟莹看来，大厂的业务发展已经从高速扩展进入平稳维持的状态。“它还需要创新，但未必需要大规模创新，很多工种的可替代性极强，就像以前的纺织工人，只不过是把纺织工厂换成了格子间，把纺织机器换成了电脑。”
华为天才少年、美团北斗、腾讯技术大咖、阿里星、百度AIDU……过去半年，互联网迎来史上最大校招季，与此同时，互联网大厂裁员消息也频出，有大厂直接宣布，未转正员工全部裁减。
“像我这样社科类专业背景的，去企业干运营工作，说白了谁上都行。”佟莹说，现在挤进去了，到时候裁员也可能被不留情面地裁掉。
“拿个大厂offer保底考公”
手握5个知名互联网公司的offer，总包年薪可达四五十万元，985高校计算机研究生白昱仍想搏一把，考个公务员。
985理工科研究生进大厂不难，白昱参加过七八个互联网校招，命中率超六成。相比之下，考上大城市的公务员比进大厂要难得多。白昱参加过选调生考试和公务员省考，前者已经被刷下，后者还有面试希望。
“公务员省考我准备了大概3个月，准备更长时间可能也没效果，一般大家笔试分数会非常集中，有同学笔试低一分名次就跌了6名，最终能否进面试有运气成分。” 白昱表示。
据白昱介绍，即便专业对口，互联网大厂也不再是所有程序员的理想归宿：“不少同学拿了大厂offer保底后准备考公或面试国企，不少本科生选择升学，等一等再出来找更好的工作。”
白昱的考公执念来自于其自身的生活规划：他个喜欢规律作息的人，不想卷进互联网公司高强度工作，也不想面临35岁的中年裁员危机。
在白昱看来，成为公务员好处多多：：一是大城市部分技术岗公务员薪资不低，广州不少公务员岗位年薪高于20万元，深圳不少公务员岗位年薪30万元左右，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二是公务员生活作息规律，早起上班、傍晚下班，可以自由把握晚上时间，不像很多互联网公司“早上10点上班、晚上9点后下班，回到家洗个澡、玩一下手机，差不多能睡了”。
今年频频传出的互联网公司裁员、裁撤业务的消息，也让白昱觉得进入大厂的风险在增大。
“前几年互联网高速发展，各个公司为了抢市场鼓励员工加班，讲求狼性文化，公司和员工都能赚很多钱。随着市场饱和，接下来工资可能不会那么高了。互联网业务也有风险，例如猿辅导等互联网教育公司之前还给应届生开很高工资，今年突然垮掉。”白昱表示。
如果上岸失败或没考上心仪的岗位，白昱决定去一家有实实在在产品落地的互联网公司，而不是某些看起来不靠谱、不赚钱的所谓互联网公司。但他仍表示，到30岁、35岁等节点前，会选择再考公务员。
白昱想寻求一个安稳，“现在有很多程序员呼吁，能不能把考公年龄限制从35岁再往上提一些，这样如果被裁员了，还可以继续考公，给自己留条后路。”
当程序员也离开大厂
无意义的加班和开会，成为刘略这样的新人程序员“跑路”的理由之一。
“别说996了，007在特定时间已经是常态。”没来大厂之前，刘略从未想过自己也能这么卷。99年的刘略毕业于一所二本院校，曾在某一线大厂实习了几个月，亲眼见证内卷之可怖。
几万行代码，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需要高度的精神集中，耗神又费力。大厂程序员的工位上，人手一杯凉透的咖啡；刘略实习时带他的许多老师，在连续熬夜后，隔天就住院了。“实习生们也不得不跟着熬夜，打鸡血一样积极接活儿，回家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一行行代码......大家都担心被比下去。”刘略说。
写程序再辛苦，多少能在其中精进自己的技术。最让刘略感到折磨的是形式化加班：”一般来说，七点就是下班时间，但基本晚上九点半以后才会开始有人走，有的甚至加班到十点半到十一点。”在刘略看来，这样的加班只是为了显得热爱工作，“十分钟能开完的会非得说半小时，全是听不懂的大厂黑话。”
刘略打心底里抗拒这种风气。在转正的前一天，刘略决定放弃机会，重新回到春招大军。“说实话，这需要勇气”。他承认羡慕大厂的高福利、高薪资，但他无法想象导师们的影子未来投射到自己身上。
大厂之外的生活却没有刘略想象中美好。
离开大厂的刘略辗转加入一个小厂准备“养老”，但同样是互联网行业，待遇却是天差地别。
小厂人少，基本没有内卷问题。“那时候刚从大厂出来，应付起小厂各种编程问题信手拈来，公司也对我挺信任，起初还挺有成就感。”刘略说。
这种成就感被月底工资卡里的数字和花呗的欠费提醒击碎。刘略找到老板，对方却理直气壮地回答，公司账上没钱，再争取搞多两个项目，甚至为此承诺，明年年底一人一辆特斯拉。“4000块月薪，狗看了都摇头。”刘略渐渐发现一个事实，能在35岁之前把钱赚够的程序员寥寥无几，想在开始这几年想拿高工资，只有进入金字塔尖的大厂。“我们经常自嘲，程序员是一份能改变世界的职业。”但在刘略看来，自己只是在不断填前人埋下的坑、重复前人走的路。在二三线城市当底层程序员，面对的是无休止的debug：熬夜、报错、查论坛、复制、粘贴，不断循环往复，几乎没有什么未来。
图源：镝次元
经过大厂生活的刘略，实在是难以适应程序员市场价和老板的画大饼。他又一次产生了动摇：“程序员这一行，20岁能耗、35岁能熬，再大一点就只能趴在键盘上敲代码了，干不了一辈子。最后还不是为了管理岗。”
今年7月，刘略入职一家国企从事管理职务，一方面图它清闲，有着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有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这是一份不需要经常呆在电脑前的岗位。
一个月前，有朋友找上刘略，告诉他想打造一个新的旅游产业，让他负责app和后端的制作开发。“一个月找个5天时间敲敲代码就能跟上进度。”刘略最终发现，自己还是享受把软件做出来、在手机上运行，那种小小的窃喜。
“人嘛，就是不断在妥协中寻找自我。”刘略已经多了些许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