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境刀客（ID：beijingdaoke2020），作者：北境刀客，头图：器官移植协调员，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熟悉的机场，熟悉的到达口，熟悉的救护车已等候多时。
等我们把东西安放妥当，才发现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
心脏移植，是个大活。
原因不仅限于手术的缜密步骤，和患者病情的危重。
还在于心脏的来源仅仅依靠捐献，但捐献的数量远远比不上等待移植的患者需求。
心脏稀缺，所以我们医院始终有工作人员，随时关注着全国器官分配的消息。
这个系统的全称：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这个关注的人，我们可以叫她监听员。
一
我是一个每天早晨4点50分起床的医生。
清醒、洗漱、咖啡、果腹；
然后5点半准时开车出门；
6点不过10分时即到医院。
完美地避开所有可能堵车的时段，以及行色匆匆的上班人群。
黑夜里上班，黑夜里下班，每周只见一次阳光。
逢年过节，亲友们都会夸我长得白。
应该诚不欺我。
二
3年前的一个春日早晨，已近7点。
我，早起的鸟儿，像往常一样，在病房里游走。
手机突然来电：今日外地有捐献，你能否去？
有捐献，说明监听员获取到消息，有一颗适配的心脏，给了我们医院……
能进入心脏移植的等待名单，本身就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
这份名单的首要标准，必须是已经绝对意义上的晚期心力衰竭患者，
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总之如果不做移植，则活过一年的概率不到五成。
其次，它需要合适的身体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但不仅限于：
年龄：心脏宝贵，要找一个剩余寿命尽可能久的新主人；
肺循环：有些心力衰竭往往合并长久的肺淤血，肺内的血管阻力已经发生很难逆转的升高，即使换了新的心脏，右心系统在肺阻力面前也会面临灾难性后果；
脑、肝、肾等其他器官功能：移植的最终目的是让病人活下去，如果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已经不堪重负，做心脏移植也未必有活路。
然后，还有体重：体重代表了全身的循环负荷，也对应着尺寸合适的心脏，巨无霸和极小的新生儿，合适的心脏更加稀有，甚至没有。
全国有心衰患者800多万，哪些需要移植，哪些又进入了名单？
全国每年的心脏移植例数仅600例左右，需求和供给必然面对巨大的差距；
巨大的差距面前，告慰百姓的，惟有公平。
电影《误杀2》渲染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魔幻现实，成功的把特权至于了百姓的死活之上。
而真实的现实是：
器官分配系统，需要一个时刻守护的监听员；
哪些患者适合移植，需要一个多学科构成的委员会共议；
心脏移植前后的药物及辅助治疗，需要一个专门为移植准备的病房和专家团队；
心脏替换的手术，需要若干名外科专家、麻醉专家、以及体外循环灌注师。
有合适的供体时，则需要一个全国各地奔忙的空中飞人赶去评估协调。
初步评估可用，则需要派出一个团队出趟差，去把心脏带回来。
三
3年前，我也是那个轮班出外勤的团队成员之一。
前一秒还是准备查房和手术的病房大夫，后一秒立即转为出差模式。
地点，在武汉。
原则上只要没有不可抗力，出外勤取心脏的任务便不可推脱。
器官捐献时间在下午，具体未定，各单位到齐后开工。
实际上，在我接到消息的同时，手术室团队已经开始打包整套手术器械和其他物资，联络员同志也已经开始预订机票和车辆。
必不可少的，还有一封备好的介绍信，盖着庄严的公章。
信上写明了这一干人要办的差事，尤其要证明行李箱内那些明晃晃的刀剪作何用途，请安检同志放行。
航班9点，正值早高峰，需要立即出发。
出差小队的其他成员都是老熟人们：
取心脏的主要操刀者，“主取”W哥；
一个肌肉满分的手术室男护士，H老弟；
还有空中飞人，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联络员，Z同志。
除了必要的随身物品，我们的行李还包括：
一个标识着“人体器官转运专用”的手提盒；
一个便携式冰箱，装满了提前冻好的冰块；
一个巨大的黑色拉杆箱，装满了全套手术器械，里面还有一把电锯。
电锯是开胸必备的，电池也必须有备用；如果运气实在太差，电池都趴窝，那就用带的凿子把胸骨凿开……
机场办理超规行李的小姐姐自然是见多识广，但看到我们的阵仗后还是禁不住多停留了几眼。
四
将近下午1点，落地武汉。
飞机上的鸡肉饭和牛肉饭，省去了额外的吃饭时间。
彼时，这座江城永远也不会预料到，再过9个月，这里的千万人会经历一场天地动容的考验。
我们当然更不会知道。
我们所体会到的，仅仅是从起飞的春日微寒，骤然到落地的炎炎初夏。走出机场，迎面的是长江湿润的风。
定位好目的地医院，钻进约好的商务面包车，我们盘算着今天的时间是真充裕啊。
约定3点半开始器官获取，今天最后一趟回北京的航班是7点半。
1个小时怎么着也能干完活，赶航班也不用那么急。
然而，高德地图没有告诉我们，对方医院也没有告诉我们，今天的器官捐献地点，是在一个尚未完全投入使用的新建院区。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对方联络人告诉我们，坐电梯到达六楼后，会看到一个空中花园，花园旁边他们的办公区，也就是碰头地点。
但当我们拖着行李到了六楼，看到的却是吱吱嘤嘤的小儿科病房。
还没等我们懵逼多久，医院保安第一时间从监控里看到了我们，立即通知了护士长出来查看。
四个陌生男人，拖着一个足以装下整个人的旧行李箱，在儿科病房门口探头探脑，我都觉得不像善类。
善良的护士长告诉我们走错了。
距离这里十几公里，是新建的院区，的确有一个空中花园。
此时已经下午2点半多，原先时间充裕的错觉荡然无存。
五
重新约车，赶紧下楼！
此时是武汉一天最热的时候，路边等车的我们，一手攥着各自的拉杆箱，一手抓着脱下的的外套，焦急如斯。
路边随处可见基建工程，长江的风混着工地的灰尘，吹到我们汗涔涔的脸上。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终于见到了心心念的空中花园。
以及，那个无言的捐献者，一个32岁的清瘦男子。
提前到达的还有附近医院的其他器官获取团队，囊括了肝、肾、以及角膜。
诸位兄弟显然已恭候多时。
我们则立即开始收集有关他的病历信息向北京大本营汇报。
信息包括了捐献者的发病情况，以及最近的化验指标，和心脏功能状态。
器官捐献的底线，是患者已经判定脑死亡。
什么疾病能让一个人脑死亡，而与此同时心脏和其他内脏器官尚且完好？
最多见的，往往是年轻患者突发的脑出血。
脑出血可能来源于过高的血压，也可能来自先天就存在的脑血管畸形。
还有可能，像今天的这位捐献者——外伤。
车祸造成的脑损伤，以及工地上的坠落。
不管是哪种，都是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和这个世界的告别。
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曾是努力生活的年轻人。
转瞬而来的灾难，不仅毁灭了他的全部，也打碎了家人对余生的期盼。
那种窒息般的痛苦我们想象不到。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普通人毕生的抉择中，让已经离世的家人把器官留下，不次于最难的一种。
伤痛、惊愕、恐惧、非议、遗憾、自责……
岂止是舍与不舍那么简单？
一面是悲剧的深渊。
一面是艰难的抉择。
而他们选择了接受，也选择了拯救。
原本只要平凡的芸芸众生，这一刻的善举，超越了医道与人道，也超越了唯物和唯心。
六
最终，我们有了器官分配系统里那个新增的份额。
这条消息，如同从红岸基地发出的那条电波，在浩瀚苍穹中倔强地穿行，等待监听员的捕获……
与三体世界一样，肩负使命的队伍即刻出发。
我们的使命，就是完好地切下这个32岁捐献者的心脏。
然后护送他一直到千里之外的另一个手术室。
捐献者已经平稳转移到手术台上。
在他此生最后的一刻，手术室全体向他鞠躬致敬……
护士H老弟终于打开了那个黑色行李箱，之后刷手，打开内部的无菌包裹，开始码放明晃晃的刀剪镊子和针线。
联络员Z同志开始配制令心脏停跳的托马斯液，之后打开那个便携冰箱，挑出依旧坚硬的冰块，拆给H老弟。
我和W哥正式刷手穿衣。
手持柳叶刀的W哥与获取腹腔器官的团队点头示意，之后胸、腹一同被切开。
是一颗完好的心脏，大小适中，搏动正常，手指所及之处没有明显的冠脉斑块。
在心脏移植的语言里，我们习惯把自己医院叫“家”。
一切顺利，我们会说：通知家里，心脏可用。
大本营的专家看过视频，示意继续。
随着回血和泵血的大血管逐个被阻断，托马斯液开始向他的冠状动脉灌注。
这个时间点叫阻断时间，是我们的每次要记录的参数，
其实也是32岁的他，生命真正停止的时间。
托马斯液之后是UW液，它能够让这颗心脏维持约6个小时的保质期。
完成灌注后的心脏浸泡在剩余的UW液中，用塑料袋包裹、捆扎，放进一个饭盒一样的冰桶。
外面继续加三层包装袋，每层之间都用冰块彻底覆盖。
最后放进器官转运箱。
天色已晚。
捐献医院贴心地准备了救护车送我们去机场。
武汉已经迎来了晚高峰，拥堵的快速路上，救护车在车流中左右穿梭。
夜色的霓虹在车窗中不断闪过，寻常而飘渺，沉默而温馨。
我忽然想到，今日的那名捐献者，不知生前是否也常在通勤的车上，像现在这样望着窗外，等待回家。
但此刻，这一切已经和他无缘，只有他的心脏即将随我们远行。
七
返程的飞机上，我们安坐在经济舱，而那颗心脏享受了头等舱的礼遇。
飞机降落时，乘务长用广播向乘客们解释，本趟航班上有运送人体器官的医务人员，他们赶时间。
由此我们得以在所有舱位的人之前下了飞机。
按照家里的惯例，飞机落地，他们手术正式开始。
等心脏到手术室，正好赶上供心缝合的步骤。
我们落地时，距离心脏缺血时间已经5个小时。
H老弟和Z同志留下等托运行李，我和W哥需要先行一步将心脏送回医院。
自家的救护车就在门口等着，从下飞机，到心脏进手术室，可以无缝衔接。
但当我们钻进救护车，开始查看路线耗时的时候，才发现遇到了大麻烦。
道路管制了！
当日正值一项重大国际会议的开幕前夕，各国政要的航班也在这个时段抵达。
整个机场已经被停驶的车辆包围。
我们的救护车终于从应急车道踽踽前行到高速入口，却发现入口也已经封闭。
而且前后左右都是车，谁都动弹不得。
已经近夜里11点，心脏缺血时间又过去了20分钟。
再这样拖下去，一颗完好的供心，很可能会因为离体超时出现大问题。
这颗心的新主人也未必能活下来。
绝境中，我们绞尽脑汁又无可奈何。
曾几何时，电视上，手机里，有直升飞机呼啸着飞过整个市区运送器官，甚至还有交警开路争取时间，无不适彰显着人间大爱和生命的尊严。
而此时此刻，身处这瘫痪的车堆中，我们的直升飞机在哪儿？谁又来为我们开路？
我和W哥说，要不咱们豁出去吧。
山穷水尽之时，只能自己去破冰了。
我一路跑到封闭的高速口，在把守的辅警面前，掏出自己的工牌，解释说我们是XX医院的医生，我们的车上有一颗准备做移植的心脏，医院里还有个患者在手术台上等它救命……
辅警同志苦笑一声，指着堵在我们前面的那些车辆：你要能让那些车挪开，我就给你们放行。
算是答应了？
我于是继续抓着工牌，向早已堵的不耐烦的司机们，挨个解释，请他们慢慢侧移。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貌似还是刚入职那会，用自己的医生身份做兑现，请求各路工匠来廉价的出租房解决 bug。
头脑一片空白，却又感慨万千。
随着一辆辆车挪开一点点，终于有了一条狭窄的生路……
空荡荡的机场高速上，除了不断闪过的值守警车，只有我们在疾驰。
虽然司机师傅已经极力发挥，心脏送进手术室时，缺血已经6个半小时。
心脏的包装被一层层打开，两个素不相识的生命，距离只差一米。
缝合完毕，心脏复跳，欢腾而有力。
那个远方的年轻生命，终究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了延续。
在午夜回家的途中，都市的霓虹依稀。
星空万里的暗夜，还会有新的消息流转，等待属于它的监听员捕获。
明天的第一缕阳光，也将见证一个崭新的生命醒来。
而我也始终无法淡忘，曾有一个努力生活过的人，在今天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32岁的他，心脏独自踏上了远途，此刻依旧在跳动。
希望他的灵魂，在今夜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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