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现“蚩尤是黄帝之子”之说,有助揭示“巫蛊之祸”真相》最近公布的《清华简·五纪》中的一句话,才让人豁然开朗:“黄帝有子曰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 (ICphoto/图)

晚年汉武帝是个什么形象?尤其是,汉武帝和卫太子父子冲突,一场大战杀得长安城里“僵尸数万”的巫蛊之祸,真相到底什么?

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就在汉武帝身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但《史记》基本什么也没写。

班固作《汉书》的时候,面对的就已经是好几种不同立场的史料了。结果《汉书》倒是写了,但写得很模糊。

直到一千年后的《资治通鉴》,才提供了一份首尾完整,逻辑严密,情理圆融,冲突强烈,细节丰赡的叙述。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雄才大略但比较残暴的父皇,和不那么有才能但很善良的太子的冲突。汉武帝希望在自己生前,把最棘手的事情都做完,留下一个需要休养生息的国家交给儿子去治理。这样刚好是最完美的组合。

但是,那些专门帮助汉武帝去执行残暴任务的人知道,一旦太子即位,自己就完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去破坏这个计划,这里面最凶恶的,就是那个江充。汉武帝一次次希望和儿子达成谅解,但是奸臣和小人们却一边把太子往绝路上逼,一边传递给汉武帝错误的信息。终于大祸酿成。知道真相后,汉武帝惩办了奸臣,作思子宫,表达了对太子的思念。

这是个非常动人,还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这几年关于“制造汉武帝”的话题有些争论,争的是这个汉武帝形象,究竟是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原创的,还是以讹传讹转发的。但《资治通鉴》的说法并不可信,应是没多少疑问的。

尽管汉史的记录有限,但可以看出:太子“仁恕温谨”“敦重好静”,这个形象不是事实;“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这个局面,也并不存在。

司马迁提到太子的老师石德:石家祖上,能力才学不行,就是做人谨慎的品德很厉害,等到石德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家“孝谨益衰矣”。离说石德一无是处不远了。还有李广的孙子,“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被太子宠信的李禹,在司马迁眼里是个庸俗的财迷,更是他敬爱的飞将军李广的不肖子孙。

《汉书》说得更直白: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太子身边聚集着一大批绝不安分的人。强有力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太子的团队行动能力相当强。觉得要被汉武帝的使者陷害,立刻就能做出反应,能抓的抓,该杀的杀,一点也不含糊。

然后组织武装力量也算相当有效率:太子抢占了长安城的武库,武装自己的宾客;调动皇后卫子夫居住的长乐宫的力量;再释放长安城的囚徒颁给武器。此外长安城里还有两支重要驻军,也差点被太子夺到指挥权。

要不是早就对起兵造反做过预案,对长安城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做过深入全面的调查分析,有详尽的计划周密的部署,恐怕很难想象有这样的行动效率。

汉武帝平叛的军队,应该是以郎中令、卫尉的精锐为骨干,配备着汉朝最尖端的令匈奴也心惊胆战的各种类型的弓弩,加上三辅的地方部队,可就是这样也大战了五天。

总之,反应之敏捷,行动之迅速,作战之强悍,都表明卫太子不是人善被人欺的角色。和多少年来都传说要造反却束手无策的淮南王刘安相比,刘安真应该发明一块豆腐把自己撞死。

班固还对太子作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评论:“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就在这一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开始了,太子出生了。之后仗一打就是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再然后就是这场京城里的大战乱。所以“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

这段话提到“蚩尤之旗”,是指天上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古人认为这是兵戈灾祸的象征。

本来读这句话,也只是让人觉得,班固在暗示:太子代表战火和杀意。最近公布的《清华简·五纪》中的一句话,才让人豁然开朗:“黄帝有子曰蚩尤,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

班固明明是在说,太子就是蚩尤的化身。

众所周知,汉武帝特别崇拜黄帝,许多行为都在刻意模仿黄帝,也正是因为他造成的这种时代氛围,司马迁才改变了《史记》的起始点:原计划从尧舜写起,却改为从黄帝写起。

既然蚩尤是黄帝的儿子而反对黄帝,那么汉武帝晚年的这场父子大战,虽然是人间浩劫,却反而证明汉武帝更像黄帝了。

《史记》载田千秋上书说:“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当年王子今先生曾分析说:“或许说明了当时蚩尤传说尚有今人已经不能确知的其他情节”,今天则可以肯定,这果然是安慰老皇帝极高明的话术。而《汉书》这段论赞,自然也是根据这个蚩尤传说所作的发挥了。

(作者系历史学者、大学教师)